《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 全紫紅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成因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受“左”傾錯誤以及“大搬家”式行動的影響，中央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經過慘烈的湘江戰役之后，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余人。在不到50天的時間里減員5萬余人，平均每天減員在1000人以上，這一殘酷現實使部隊干部、戰士產生了“懷疑”和“不滿”情緒，3個問題開始引起大家的重視和思考：引領紅軍向哪里去的戰略方向問題；怎么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結束錯誤路線，指明前進方向的問題。這3個問題在紅軍隊伍里的醞釀，為后來結束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提供了歷史和現實基礎。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恭城書院召開緊急會議，參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毛澤東等，會上就紅軍行動方向和作戰方案等戰略問題進行了討論。盡管革命隊伍遭受巨大損失，但博古、李德仍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為了擺脫頹勢，避免遭受巨大傷亡，毛澤東從敵人兵力部署實際情況出發，客觀分析形勢，認為北上是自投羅網，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毛澤東變“北上”為“西進”的進軍路線主張得到了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多數人的贊同，并被會議通過。在紅軍進入貴州后，博古、李德仍然堅持中央紅軍必須“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繼續對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進行討論，議題中心還是“北上”與“西進”進軍路線之爭。毛澤東基于敵我形勢客觀事實主張繼續西進貴州，建立川黔邊根據地，這一主張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人的贊成。1935年1月7日，紅一軍團第二師占領了黔北重鎮遵義城，中央紅軍控制了重慶和貴陽之間的交通要道，在遵義得到了近兩周的休整時間。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會議的決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高級將領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為了傳達會議精神，陳云主持編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盡管這是一份有關遵義會議的重要歷史文獻，但其被史學界所熟知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

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作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載入史冊，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遵義會議因為其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而被史學界所關注，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有關會議的相關情況并未能留下完整的資料，其神秘面紗一直未能揭開，一些重要的情節在黨史研究和宣傳中也存在說法不一的情況。如，遵義會議究竟有哪些人參加？各人到底持何種態度？其間又經過了怎樣的醞釀？為何會期長達3天之久？為了進一步揭開遵義會議的神秘面紗，在慶祝遵義會議召開50周年之際，1981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同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對遵義會議開展一次專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中央檔案館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文件——《（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份檔案已經靜靜躺在檔案館里長達20余年之久，極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存于莫斯科，1956年蘇共中央決定將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移交給我黨。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接收回1922年至1943年間有關中共中央的檔案幾百箱，存放進中央檔案館?！叮ㄒ遥┳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便是其中一份。直至1981年，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才被史學界所熟知。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中的一份，原標題即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為藍色墨水鋼筆書寫，用的是長20.1厘米、寬14.4厘米的活頁紙，沒有作者署名，也沒有成文時間，從21頁至28頁共計8頁，每頁約600字，共計4600余字。無論是從手稿首頁所標明的（乙），還是從頁碼來分析，顯然這份文件只是原稿的一部分，至于（甲）是什么，至今仍不得而知。但從文件記載的內容來看，是一份有關遵義會議的珍貴史料。為了弄清楚這份文件的“身份”，中央檔案館將這份手稿的復印件分別呈送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陳云、楊尚昆和聶榮臻辨認，經陳云核實，這份手稿是他的筆跡，后經胡喬木的考證，手稿成文于2月中旬至3月上旬。至此，手稿的“身份”才得以確認。

1983年8月，陳云的手稿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入《中共黨史研究資料》第六輯，編者刪除“（乙）”字，加“傳達提綱”4字，將標題改變成《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編者附了說明：“《（乙）》是陳云同志為向中央縱隊傳達遵義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的手稿的一部分。手稿形成于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現存中央檔案館。這份傳達手稿記述了遵義會議前后的有關歷史情況，其中對遵義會議醞釀的過程、會議的主要內容，尤其是中央的組織變動情況等重要史實都有明確的記載。手稿保留了許多尚未公布的歷史資料，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瓕ε遄窳x會議的許多關鍵問題，幫助黨史學界深入研究遵義會議，具有重大的意義?！?985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央檔案館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被全文收入，所作的題解為：“這是一九三五年陳云同志傳達遵義會議情況提綱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時間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體日期尚難確定?！?985年1月17日，《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全文公開發表于《人民日報》。后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將此文收入1986年編輯出版的《陳云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并特地聲明：這是近期收集到的陳云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編在本卷之末，“待再版時進行調整”。所收文本的名稱正式定名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時間也初步定在1935年2月或3月。

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

4600余字手稿解開遵義會議的疑團

有關遵義會議的醞釀過程、召開時間、出席人員、討論過程等情況，此前缺乏相關史料予以論證，而《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發現，則為相關問題的釋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佐證資料。且與其他歷史文獻相比，目前，《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是關于遵義會議決定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組織調整情況的唯一詳細記載，這對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中國共產黨人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下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過程、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重大意義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在歷史轉折點所彰顯的歷史擔當等意義深遠。

遵義會議召開的原因?！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指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绷攘葦嫡Z，再現了自湘江戰役始，經通道、黎平，一直到遵義，中央紅軍領導層在圍繞“北上”與“西進”的爭論史實，并在此基礎上對召開遵義會議的原因進行了介紹。此外，手稿還介紹了博古、李德與毛澤東等人所持有的兩種觀點的斗爭過程：“這種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p>

遵義會議的召開時間。作為一次偉大的歷史事件，確定具體的時間，更有助于我們理清事件的發展歷程以及發掘事件所承載的偉大歷史意義。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被史學界所知悉之前，我們僅能從周恩來給李卓然、劉少奇的一份電報中得知遵義會議的開始時間為1935年1月15日，電文記載：“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于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钡珪h究竟開了多久，我們無法得知?！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問世，為我們確定會議時間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撐?！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會議經過三天，作出了自己的決議?！庇纱?，史學界得以確定遵義會議開始于1935年1月15日，結束于1月17日。

遵義會議的參加人員?！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庇纱丝纱_定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張聞天、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林聶、彭楊”“李總政治主任”“劉參謀長”（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劉伯承），再加上李卓然、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以及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20人。

有關會議精神的情況。遵義會議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轉折點，有關組織上的處理問題是遵義會議的關鍵所在。我們能從《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對相關問題有較為詳盡的了解：“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盇，即李德；博，即博古；周，即周恩來。長征時，A、博、周所組成的“三人團”是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機構。同時，《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睋丝芍?，遵義會議在組織上終止了博古、李德對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重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也正是從《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我們得以知曉，遵義會議之后中共中央的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這對于我們更好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成果意義重大。

一份歷史文獻的意義，不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更在于其所承載的歷史厚重感。將遵義會議置于中國共產黨100年的奮斗史中，其歷史地位毋庸置疑。對此，《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明確指出“擴大會議指出黨內對于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事實也是如此，遵義會議的結果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對于這一結果傳達到廣大紅軍戰士中所引起的歡欣鼓舞，劉伯承回憶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