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謂”與“稱呼”的概念局限及“身份指稱”術語的建立“稱謂”與“稱呼”的概念局限及“身份指稱”術語的建立*

金志軍

(華東師范大學 上海 200062)

從傳統的“同志”“小姐”到流行的“驢友”“月光族”“打工人”等等，近年來，表示人的個體或群體的詞語形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爆發式發展，這已經成為當代漢語語言生活最顯著的特點之一。特別是隨著電腦和互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新詞的創造、流行、記錄、篩選、穩定、通用和重現等等不再是個別機構和社會人群的“專利性工作”，全民參與“語言勞動”的時代在科技引領的社會背景下全面開啟。

截至2020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9.40億，互聯網普及率為67.0%①。這個數字不但遠超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也幾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一定漢語寫作能力的人口。借助電腦和手機的語言表達，不但已成為中國人當前書面語言生活的主要形式，而且更反映了當代中國語言生活的最新發展。

據金志軍2017年的調查報告，截至2015年1月2日，有多達13292個的表示人的個體或群體的詞語形式被采集②，其中包括二字格的6528個，三字格的6764個，未有四字格及以上的報告[1]54。如此巨量的表示人的詞語形式的存在充分顯示了當代社會人群識別與指稱的空前多樣性和復雜性。而且，金志軍2018年的調查報告同時發現了數量高達500多個的指人詞語的“詞語?！盵2]141。如此高量且具有極強能產性的詞語模的存在，也預示了指人詞語總量在未來繼續大規模膨脹的可能性。

語言作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其主要功能可分解為指稱、陳述、描摹，其中指稱可以說是最基礎的功能[3]29。指稱有對人的，也有對物的。在對人的指稱中，有指人的社會角色的，也有指非社會角色的。語言的基本功能和指稱的關系可以由圖1直觀表示。

圖1 語言的基本功能和指稱關系示意圖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社會交往的首要問題可理解為“我是誰”“你是誰”“他是誰”的問題。對于人的指稱詞語(“指人詞語”)的解釋和討論不僅可以闡釋和建構社會個體和人群在社會語境中的社會經歷、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也更可以記錄整個人群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活以及表征整體和細節性的社會變遷。

對此，中國語言學界一般都是在“稱謂語”或“稱呼語”的概念框架中加以討論。

一、稱謂(語)與稱呼(語)的概念內涵和邏輯關聯

《現代漢語詞典》定義“稱謂”為“人們由于親屬和別的方面的相互關系，以及身份、職業等而得來的名稱，如父親、師傅、廠長等”，而定義“稱呼”為“當面招呼用的標識彼此關系的名稱，如同志、哥哥”[4]163。在它的定義中，“稱謂”和“稱呼”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其主要的區別在于“稱呼”為“當面”招呼所用的“名稱”，而“稱謂”并沒有強調出其“當面”的概念內涵。除了《現代漢語詞典》以外，《辭源》[5]2312和《漢語大詞典》[6]4773-4775則均以“稱呼”代指“稱謂”，認為它們是“表示被招呼對象的身份、地位、職業等等的名稱”?！胺Q謂”和“稱呼”在它們的定義工作中被統一為一個概念，去除了《現代漢語詞典》中定義“稱呼”中的“當面”這個概念內涵，增加了《現代漢語詞典》中定義“稱謂”所沒有的“地位”這一內涵要素?？梢钥闯?，由于“稱謂”和“稱呼”概念存在較大的重合性，《辭源》和《漢語大詞典》對于它們分類的定義進行了回避。由此，我們所能發現的是中國經典類的辭書對于“稱謂”和“稱呼”的定義各有自己的主張，“稱謂”和“稱呼”在它們的定義中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它們對于這兩個概念的認定存在著分離現象。

在對稱謂(語)和稱呼(語)的研究中，孫維張對于它們的定義更為直接：“稱謂就是稱呼，就是人們在交際中怎樣稱呼別人和自己”[7]114。這一定義以更大的概念域涵蓋了“稱謂”和“稱呼”的所有，它以社會人群的基本關系(我、你、他)為基礎內涵，取代了如“身份、地位、職業”等對于“稱謂”和“稱呼”的具體舉例性描寫，從而對這兩個概念作了更為抽象的概括。孫維張對于“稱謂”和“稱呼”的定義雖然與《辭源》和《漢語大詞典》對于它們的定義有異曲同工之效，但不可否認的是，“稱謂”和“稱呼”在其產生的時刻已經具有的區別特征在他們的定義中均被回避刪除，作為配對存在的“稱謂”和“稱呼”本身的概念特征折疊在了一起。針對這種狀況，曹煒和么孝穎試圖重新定義“稱謂語”和“稱呼語”，前者認為“稱謂語”是相對于“稱呼語”的存在，“從理論上講，稱謂語著眼的是人們相互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等，是人們彼此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及所擁有的身份、職業、地位等在詞匯中的具體表現”，而“稱呼語著眼的是人們的當面招呼的言語手段，是‘在直接的語言交往中指稱某人的方式’[8]7”[9]。并且，“稱謂語”具有“靜態”的“系統性、穩定性，社會性、全民性、書面語性”等特點，“稱呼語”具有“動態”的“非系統性、靈活性、特殊性、個性化、口語性”等特點。他的例子更為鮮明，“‘老曹、小黃、秋娟、奇奇、錢理、吳漢江’等等，它們只是‘當面招呼用的’，是稱呼語，而不是稱謂語?！焙笳哒J為“稱謂語是標示人們相互間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等的一套名稱系統”，而“稱呼語是指在言語交際中，處在一個言語事件兩端的講話者和受話者，通過一定的渠道(口頭、書面或電訊)交際時直接稱呼對方所使用的名稱”[10]。并且，“稱謂語”和“稱呼語”在指稱功能上表現相異：前者是“詞匯與現實世界中非具體的人之間的抽象的指稱關系”，是“非語境性”的；而后者是“(詞)語和現實世界中具體的人之間的指稱關系”，是“語境性”的。從他們的定義中可以看到，“稱謂”是對人們社會關系進行描寫的“名稱系統”，而“稱呼”則是“當面”和“直接”的指人名稱，“稱謂”與“稱呼”概念的主要區別除了在其語義內外，更在其語用內涵的“當面”和“直接”與否。

與此同時，曹煒和么孝穎又認為，“稱謂語”和“稱呼語”均存在一定的交叉。發現“稱謂語中的那部分既反映人們彼此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及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又屬于當面招呼用的言語手段的，如“老師、同學、老伴、老公、太太、爸爸、媽媽”等，就既是稱謂語，又是稱呼語。如此看來，兩者存在著一種交叉關系：部分重合，部分相離”[9]。么孝穎發現“雖然稱謂語僅用來表示被稱者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角色，類屬于語義范疇，但部分稱謂語卻可在語用時稱呼社會人群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角色。這部分稱謂語就兼有了稱謂的語義和稱呼的語用這雙重特征，部分進入了稱呼語的類別系統”[10]。

由上觀察，我們可以從《現代漢語詞典》對于“稱謂”的定義中析出其三個呈并列關系的關鍵詞“關系”“身份”“職業”，以及其定義中未指明的與“身份”“職業”對等的概念。由此可以推斷，“關系”“身份”和“職業”等是“稱謂”的幾個獨立性狀的定義內涵，由這些內涵所外延出的“名稱”集合成為了“稱謂”的所有。而從《現代漢語詞典》對于“稱呼”的定義中，我們可以析出其定義的兩個呈并列關系的關鍵詞“當面”和“關系”?？梢酝茢?，“當面”和“關系”是“稱呼”的兩個獨立性狀的定義內涵，由這些內涵所外延出的“名稱”集合成為了“稱呼”的所有指向。曹煒和么孝穎對于“稱謂”和“稱呼”的定義關鍵不出其左。

從《辭源》和《漢語大詞典》對于“稱謂(稱呼)”的定義中，我們可以析出其定義的三個呈并列關系的關鍵詞“地位”“身份”“職業”以及其定義中未指明的與“地位”“身份”“職業”對等的概念，還有其上位詞“對象”。由此可以推斷，“地位”“身份”和“職業”等等是其“稱謂(稱呼)”的幾個獨立性狀的定義內涵，它們在“對象”概念下集結成群，外延出“稱謂(稱呼)”的所有指向。孫維張對于它們的定義雖然更為概括，但是在表達“稱謂(稱呼)”的基礎性“我、你、他”關系的“對象”上，其定義的概念內涵仍不出《辭源》和《漢語大詞典》其右。

比較《現代漢語詞典》《辭源》和《漢語大詞典》，以及其他代表性研究者對于“稱謂”的定義，我們發現其概念內涵聚焦在人與人的“關系”及“關系”所具象化的“身份”和“職業”等的詞匯表現。而比較它們對于“稱呼”的定義，我們則發現“當面”和“直接”的表達人與人之間“關系”及“關系”所具象化的“指稱名詞”是其概念內涵的聚焦。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稱謂”與“稱呼”之間所存在的邏輯關聯，其一為：“稱謂”與“稱呼”均以“人際關系”為內聯，是“人際關系”基礎上的詞匯性表達；其二為：“稱呼”是“當面”和“直接”表達“人際關系”的詞匯系統，是以“我”為中心的對于“我”“你”和“他”的詞匯表述，其詞匯系統大多被涵蓋在“稱謂”詞匯系統之中；其三為：“稱謂”是一種“他者”命名系統，它以“客體”的“身份”，詞匯性描摹了人類社會的“人際關系”，它的部分詞匯可以被“稱呼”詞匯系統利用來“當面”和“直接”表達“人際關系”。

二、稱謂與稱呼的概念錯位和邏輯矛盾

如上所述，《現代漢語詞典》定義“稱謂”為“人們由于親屬和別的方面的相互關系，以及身份、職業等而得來的名稱，如父親、師傅、廠長等”，而定義“稱呼”為“當面招呼用的標識彼此關系的名稱，如同志、哥哥”[4]163。此二者似乎是兩個獨立的概念。然而這樣的概念內涵無法框定“稱謂”和“稱呼”的跨界使用，例如“同志”可被作為“稱呼”中的“社會通稱”使用，也可以被當做“社會關系”中的“工作身份”使用，如“他是我們單位的好同志?！薄胺Q謂”和“稱呼”的這種概念錯位曹煒和么孝穎均有討論，并在討論結果中確認了“稱謂”與“稱呼”交叉存在的語言事實。這種“稱謂”與“稱呼”交叉存在的語言事實又反向證實了這兩個概念內涵交錯而存的狀態。

除此而外，我們從《現代漢語詞典》對于“稱謂”的定義中析出的三個呈并列關系的關鍵詞“關系”“身份”“職業”中可以看到，在此定義中，其概念內部也存在著內涵錯位現象?！瓣P系”在其定義中指的是“人和人或人和事物之間的某種性質的聯系，如“拉關系、關系戶、夫妻關系等”[4]477；“身份”在其定義中指的是“自身所處的地位”[4]1152；“職業”在其定義中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中所從事的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4]1672，透視其關鍵詞的定義，“聯系”“地位”和“工作”等成為了“稱謂”內涵的關鍵具體描寫，以此來看，“廠長”到底是“聯系”、是“地位”、抑或是“工作”呢？“父親”呢？是“聯系”抑或是“地位”呢？或者，“廠長”跟三個關鍵描寫均有沾邊，“父親”也與兩個關鍵描寫部分重合。由此看來，《現代漢語詞典》對于“稱謂”的定義并不能清晰框定我們語言生活中對于“指人詞語”的界限，這也造成了“稱謂”定義下部分“指人詞語”逃離至“稱呼”概念的框架之下，反之亦然。

除了“稱謂”與“稱呼”的交叉存在和相互“逃離”之外，李明潔根據言語行為的基本功能，選擇言語行為的實現對語詞的要求作為解釋的功能依據，定義了語匯中凡為完成表述功能而具有指稱作用的為“指稱語”，“指稱語”中指人的那部分為“稱謂語”，“稱謂語”中具有描述功能的為“面稱語”，不具備者為“背稱語”，“面稱語”中具有“導入-維持”功能的為“稱呼語(或對稱語)”，不具備者為“自稱語”?？梢钥闯?，她的研究定義將“稱呼語”下降為“稱謂語”的下位概念，“稱謂語”直接涵蓋了“稱呼語”的整個系統詞匯[11]。顯見，李明潔的研究完全拋棄了《現代漢語詞典》對于“稱謂”與“稱呼”的定義，也與曹煒和么孝穎對于此二者的定義完全相左。她的定義很好地解決了“稱謂”與“稱呼”矛盾性存在的情況，也以頗為決斷的方式對于傳統的“稱謂”與“稱呼”的內涵重新進行了定義，這似乎也解決了“稱謂”與“稱呼”的內涵錯位及其邏輯沖突的情況，但是，傳統定義中所能涵蓋的“零稱謂”仍然逃離了她的“稱謂”與“稱呼”的概念內涵。作為傳統“稱呼語”存在的“零稱謂”，既進不了李明潔所定義的“指稱語”中指人的“稱謂語”，遑論進入“稱謂語”下位概念的“稱呼語”了。因此，就李明潔的研究而言，如果不拋棄原有的“稱謂”與“稱呼”這兩個術語模式，那么她的重新定義所能獲得的僅僅是“稱謂”體系下的部分語言事實。

從李明潔對于“指稱語”和“稱謂語”的討論看，我們發現國外學者Eleanor Dickey對“稱謂(address terms)”的探討值得關注。他認為我們在進行稱謂行為時對詞語的選用是有潛在的社會意義上的考慮的，比如“加油站值班員”這樣的詞不適用于稱謂，但如“先生”這樣的詞只用于稱謂，其原因是名詞性稱謂形式的社會意義不一定與其字面意義緊密聯系[12]。舉例來說，“Jane Smith”可被稱為”Jane”或“Mrs. Smith”，這兩種名詞形式都可被認為是稱謂語，因為“Jane Smith”被稱為”Jane”或“Mrs. Smith”更多地由社會決定，所以這兩種形式都具社會意義。但是，例如“夫人(Madam)”可以用來指稱一個妓院的看守人，因此在這個義項上它不是稱謂語，而同時，“夫人(Madam)”在它的社會意義上卻具有“禮貌”的表達功能，因此它又具有一定的稱謂意義，是個稱謂語。雖然Dickey對“稱謂(address terms)”的探討植根于英語語境，他論證中的例子不能很好地回應中國語境下對于“稱謂”和“稱呼”的探討，但是從他的討論中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以下幾點，1.他的“稱謂”包含了中國的“稱謂”和“稱呼”兩個概念。2.“稱謂”概念的背后應該有其社會語義和語用的存在。3.存在某一類“指人詞語”，因其不具備社會意義上的使用效果，它們被排除在“稱謂”的概念域之外。Dickey對“稱謂(address terms)”的探討給了我們一些啟發，“稱謂”雖然涵蓋了具有社會意義的大量“指人詞語”，但也存在大量的“指人詞語”因沒有進入社會意義角度上的社會語用而被排除在“稱謂”之外。以漢語語料作為例子，現代中國網絡語言中大量存在的社會事件性“指人詞語”如“扁擔男”“霸飛女”等，因其目前只具“指稱”效果而未進入社會人群的實際“交互”使用狀態，因此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進入傳統的“稱謂”和“稱呼”語的概念范疇。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獲得如下的推論：1．“稱謂”與“稱呼”交叉存在的語言事實又反向證實了這兩個概念內涵交錯而存的狀態。2.傳統研究對于“稱謂”和“稱呼”的定義不能有效框定各自的語言事實，“稱謂”和“稱呼”內涵的邏輯矛盾造成了各自概念域下的語匯存在互相逃離的現象。3.傳統的“稱謂”與“稱呼”概念與“指人詞語”存在聯結的斷層，有大量的描寫性“指人詞語”未被“稱謂”與“稱呼”的概念內涵所覆蓋。4.對于“稱謂”與“稱呼”的重新界定雖然改革了“指人詞語”的系統性描寫，但是也帶來了語料涵蓋不全的體系性后果。

三、社會語言學視角下“身份指稱”概念的建立

從傳統的經典類辭書如《現代漢語詞典》《辭源》和《漢語大詞典》對“稱謂”和“稱呼”的界定，到近期的學者如孫維張、曹煒和么孝穎對它們做的重新探討，我們仍舊無法統一“稱謂”與“稱呼”交叉存在的語言事實。雖然李明潔從言語行為的基本功能出發重新定義了“稱謂語”和“稱呼語”，在她的體系下解決了“稱謂”與“稱呼”的部分沖突性存在，但是她的體系也因此遺漏了傳統“稱謂”概念下的部分語料。并且，由于“稱謂”與“稱呼”術語的千年傳承，內涵重新界定的這一概念由于影響有限，很難改變他人對“稱謂”與“稱呼”業已固定的觀感及其背后固化的內涵和外延。如若沒有全新的概念術語去界定“指人詞語”，那么學界的研究仍然會在“稱謂”和“稱呼”的糾結中打轉。換句話說，我們在“稱謂語”和“稱呼語”概念角度下很難定義且關照到所有與人相關的“指人詞語”，這樣的情況會給我們對于“指人詞語”的研究帶來極大的影響。也即，學者對于“稱謂語”和“稱呼語”這兩個業已存在的“指人術語”的討論存在如下的問題：一、既然“稱謂”與“稱呼”存在交叉關系，則是否存在不用“稱謂”的“稱呼”或不用“稱呼”的“稱謂”？二、在“稱謂”與“稱呼”之上，能否有一個更為明晰的概念去捕捉人類言語生活中全數據的“指人詞語”，能否用這個明晰的概念去表達人群與社會的指稱關系？

我們認為，社會有種能力，它能將社會問題表現為某種規則并將其投射到語言中去，因此語言作為其規則的組成成分能動態地呈現社會問題。既然如此，站在社會語言學的立場，我們的分析，就不能不既考慮與語言學的邏輯聯結，又考慮與社會學的理論聯結。

在這樣的問題性思考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身份指稱”這一概念術語。

所謂“身份”，按照《辭?！返亩x：“身份是人的出生、地位或資格”，并引《顏氏家訓·省事》一例：“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份也”作為具體的例解[13]1973。在社會學中，身份則進一步被定義為“在文化語境中人們對于個人經歷和社會地位的闡釋和建構”，并且“從語言與身份的關系來看，社會建構理論家認為語言不僅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社會的產物和社會現實的有機組成部分。語言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動態形式，它建構社會身份、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對世界的理解”[14]。而“身份(identity)”在英語中包含兩重意義，其一為“身份”，其二為“認同”?！吧矸荨笔敲~性的標識，是靜態的；“認同”是動詞性的過程和結果，是動態的。社會學意義上完整的“身份”意義應該是“身份”和“認同”的融合，也即“身份”建立和形成的過程和結果，是動態的時刻化靜態表現。張淑華等認為身份是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標識，而其在“身份認同”框架下則具備了主客觀的融合性、群體差異的辨別性、社會建構性及多重性等特征[15]。

對“身份(identity)”的認識從歷史角度上看經歷了“自我工程(project of the self)[16]18”、“社會化的產物(identity as a product of the social)”[16]33和“話語互動構建(constituted in discourse)”的過程[16]137。由此而看，“身份”是“自我”和“他者”的共化重合體，“身份”中體現了“自我”的認識、社會化的浸潤以及“自我”與“他者”共建的結果。也即，“身份”概念之下有“自我”，也有“他我”，更有“社會化”的“我之個體”。傳統“稱謂”概念下某一個體的多重社會角色下的多重“稱謂”在“身份”概念下能夠得到很好的體現。我們可以由此解構“身份”的內涵，它包括1.社會的2.動態的3.多重的4.互動的5.語境的6.語義的(人的出生、地位或資格)等特征。

對于“指稱”的討論，王玨認為它是語言的指稱、陳述、描摹三大基礎功能中最基礎的一項。陳靜認為指稱是語言表達式和所指對象之間的關系，是用語詞指出現實世界或可能世界中的某個對象，也是一個人用一個語言表達式“指出”或“選出”想要談論的某個人或事物[17]6。國外學者弗雷格、羅素、斯特勞森、唐奈蘭到克里普克等對于“指稱”概念有過熱烈的討論，他們的討論可以歸結為“意義媒介論”[18]96-97，104，243“直接、間接性指稱”[19]、“語言表達式使用論”[20]及“指稱名詞歷史因果論”[21]2，其討論聚焦在語言表達式和指稱對象的“意義對照”“邏輯式表達”“語境決定”“語詞使用”及“指稱名詞的歷史因果決定因素”。指稱有對人的，也有對物的；在對人的指稱中，有指人的社會角色的，也有指非社會角色的。我們從學者對“指稱”概念的討論中可以將其同樣分解為靜態的名詞性固化的語言表述和動態的動詞性行進中的語言描寫兩部分，并將其內涵解構為：1.社會的2.動態的3. 行為者因素(人為的)4.語境的5.語用的6.語義的(對于指稱的人和物的描摹和直陳)等特征。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社會交往的首要問題可理解為“我是誰”“你是誰”“他是誰”的問題。這個“誰”是一個社會性“存在”的個體概念，是一個作為“客體”存在的社會之人，也即“他者”的社會性存在概念。結合“身份”和“指稱”的概念描述，我們認為用“身份”+“指稱”的語匯形式也就是“身份指稱”將可以更為準確地展開我們對于“指人詞語”的社會語言學分析?！吧矸葜阜Q”不是“身份”和“指稱”內涵的簡單相加，它是“身份”和“指稱”內涵的融合和新生，它具有社會的、動態的、行為者的、語境的、語用的及自身語義的特征內涵，我們由此也可以將“身份指稱”定義為“社會言語生活者對自身和他人在社會語境中個體活動類型的動態性語匯表達形式”?！吧矸葜阜Q”概念不僅表達了人們在社會語境中對于個人的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社會價值的闡釋和建構，它作為人類語言生活的重要形式，也是社會變遷的一大表征。

使用“身份指稱”這一概念來界定我們的研究范圍，既有語言學的意義，也有社會學的意義。就語言學內部而言，其一，傳統研究在“稱謂語”和“稱呼語”的界定中，對于“身份、地位、職業”三類概念是割裂思考的。這樣的割裂性思考帶來的問題是：諸如“黨員”究竟是“身份”還是“地位”，“國家主席”是“身份”“地位”還是“職業”的問題。反過來說，在“身份指稱”概念中，我們可以僅用“身份”一個概念就可以涵蓋“地位身份”和“職業身份”等所有的“人們在文化語境中對于個人經歷和社會地位的闡釋和建構”，這就可以用更為概括的內涵獲得與各類社會身份相關的“稱謂”和“稱呼”的語料；其二，這樣可以不糾纏于“稱謂語”和“稱呼語”的交叉性存在問題，不用為這個或那個指稱到底是屬于“稱謂”還是“稱呼”而糾結不定。其三，可以為我們的研究確立了一個更確切的語言學基點：即從分析人類語言“指稱系統”出發，到分析“身份指稱”這一子類系統，來獲得其傳達出的社會語言生活的信息。

而就社會學而言，使用“身份指稱”這一概念將有助于我們直接展開與社會學的理論對話?！吧矸荨笔巧鐣W的基本范疇之一，由此派生出“身份認同”“身份糾結”“身份代入”“身份變化”“身份固化”“身份沖突”等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命題?！吧矸葜阜Q”的界定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語言與社會的聯結關系，讓我們真正從社會語言學視角進入“指人詞語”的研究，也即，從人類語言的語匯子系統的“身份指稱”系統進入到對于人類社會的社會表征的解讀，從而具象地聯結人類的社會語言和社會問題、社會焦點等社會表征訊息。

四、結語

中國的“稱謂”“稱呼”語研究歷史悠久，若僅從描寫和考證角度而言，戰國兩漢時期成書的《爾雅·釋親》就有了開篇之作。其后如唐劉知己《史通》、明方以智《通雅》、清翟灝《通俗編》等等均有對“稱謂”“稱呼”語的記載。而最為豐富和詳盡的著述應數晚清梁章鉅的《稱謂錄》，全書32卷，類目138個，收詞5424條，收詞之多實屬罕見。但縱觀諸多此類研究，“稱謂”“稱呼”之辯則未見其詳。

考慮到“稱謂”和“稱呼”所具的獨特內涵及其交叉使用的現實狀態，為了避免這兩個概念的交錯重疊，我們在對“稱謂”和“稱呼”的基本內涵和功能作了分析之后，提出了“身份指稱”這一兼具社會學和語言學考慮的新的指向“指人詞語”的術語。同時，在對“身份指稱”內蘊的“身份”和“指稱”作了概念內涵的特征解構后，我們將“身份指稱”定義為“社會言語生活者對自身和他人在社會語境中個體活動類型的動態性語匯表達形式”?！吧矸葜阜Q”的這一概念內涵不僅囊括了所有人類社會語言生活中的“指人詞語”，更將傳統的“稱謂”和“稱呼”研究框架中的語言文化內容包含其中。不僅如此，“身份指稱”還同時聯結了社會學的社會語言和社會問題等研究課題，讓我們能夠直接展開與社會學的理論對話。而這，也將能夠開拓“指人詞語”相關研究的全新領域。

注釋：

①數據來自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9/t20200929_712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