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料的基礎與限度

魏華瑩

摘 要：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在理論和方法層面成績顯著，但也面臨著具體研究成果跟進不足的問題。文章結合寫作實踐，從史料研究的基礎和限度出發，討論史料發掘的可能性與客觀性，及通過新材料的發現進一步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提升與深化，形成史料與文學史敘述的有效互動。

關鍵詞：文學;史料;基礎;限度

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規范化，近年來一直是學界的熱點問題，許多學者從方法論和實踐層面推動研究。關于當代文學史料的會議和學術文章越來越多，專家學者也在不斷查找問題，完善研究范式，如洪子誠突出“材料的差異性”及“眾聲喧嘩的互證”，程光煒“搶救當代文學史料”意識及當代文學史“下沉期”的界定，吳俊“從專業學術、社會發展現狀、國家政治、網絡技術”的多重探討，楊早重視“氛圍性史料”的研究與使用，王秀濤討論“當代文學史料的等級問題”，付祥喜提出的應警惕史料“窄化”問題，等等。有學者認為這是1990年代以來強調學術規范與學科建設的結果，從而讓史料的發掘與呈現逐步建立起有序的、有效的過程。

近年來，筆者一直在跟隨師輩做當代文學史料的研究，也在反省學界聚焦和自己遇到的種種問題。關于史料研究的合法性、方法論已提出很多，但一些具體工作仍處于曖昧不明的狀態。筆者嘗試結合個體研究，就當代文學史料的基礎與限度問題，談談淺顯的認識。

其一，史料的基礎問題。

許多學者多注重史料的基礎工作，包括大型工具性與專題性研究史料的編撰和出版，近年來成果豐碩，如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叢書》，吳俊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程光煒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資料叢書》，丁帆、朱曉進主編《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程光煒、吳圣剛主編《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等等，基本涵蓋了當代文學的重要現象，展現大量豐富的歷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還有當代作家的年譜寫作，較為集中推出的《東吳學術》系列欄目，已經成為該刊的標識。選擇的作家，多有充分的創作實績來支撐年譜的寫作。年譜的簡編能夠勾勒出作家基本的人生圖景，具有重要的史料意義。但存在的問題普遍是對作家童年、少年時期進行細密考證，不少還做了口述史，寫得較為鮮活和有趣，但中年之后，隨著作家聲望日隆，更多成為作品年表和個人活動史，不免顯得生硬、機械。雖然有“尊者諱”的成因在，但研究者史料和史觀有待加強也是不爭的事實。有些作家重要作品的考證也存在問題，如《畢飛宇文學年譜》中對于茅盾文學獎作品《推拿》的創作成因書寫，與作家多次的創作談出入較大，缺乏客觀的考證。王堯曾指出，相關作家與文學思潮、文學事件的敘述顯得單薄。在年譜中，作家是鮮明的，時代是薄弱的。

程光煒曾提出相較文學制度、會議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史料研究還顯薄弱。近年來，他率先垂范，對莫言、路遙、賈平凹的作家作品考證，以及“干校系列”的研究等等，都是如此。作為學生，我們在后面緊追慢趕，節奏也沒有完全踏對。前幾年，程老師還經常會給大家發幾篇主題為“好文一讀”的學術文章，某大年初一早上我收到郵件還很激動，但老師也逐漸加強對我們的“同情”和“理解”。好在他自己一直擴大再生產，刷新著學術研究新視界。包括他對于路遙招工、兄弟失和、與林虹關系問題的材料發掘，在路遙的史料研究公認較為扎實和豐厚的基礎上，有新的發現更顯敏銳和可貴。

我個人準備在寫《賈平凹研究史》的時候，發現這位和新時期文學史緊密聯系的作家，從1978年第一篇評論文章開始，40余年來一直與文學批評纏繞在一起;對賈平凹的研究史呈現出批評家和作家共同成長的特征，也可以發現當代批評在不同年代的方法、路徑和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但具體到史料研究仍很匱乏，到現在，很多還是借用賈平凹作品中的前言與后記自述，以及新作問世之初媒體記者的采訪，進入學術層面的并不多，可能與作家旺盛的生產力有關。孫見喜一直做賈平凹史料的追蹤研究，從1980年代就開始寫傳記，多年來持續在更新、接續。去年夏天，他專程到河南某縣尋訪《帶燈》的原型——一位女基層工作者，因對方扶貧還等了兩天才得以相見。據悉，兩人交談甚歡，互贈詩畫，還拍了一些僅供內部參考的照片。人物原型很是低調，從不接受媒體采訪，也是第一次和文學圈內人討論該作，是很大氣、爽朗之人，和書中描述的有出入，和我們想象的詩性也有差異。但也有材料披露有批評家見過原型給賈平凹發的信息，優美且充滿詩情。多重講述與考證也豐富了作品研究，在序跋之外多了旁證，也許以后會成為打開這部作品的符碼。孫見喜作為傳記寫作者一直堅持去現場查證材料，這使我想起程光煒所強調的田野調查，在開掘式的基礎上才能夠深入研究。這也是很多書齋里的學者需要補課的環節。如果沒有孫見喜從1980年代以來持續的收集、跟進，現在的賈平凹研究會少了很多基礎性的依據。

其二，史料的限度問題。

不同學者就當代文學研究的材料使用，提出很多問題，如闡釋和提煉不足，有與事實出入過大的“孤證”問題，還有重文獻、輕實物和口述史料的問題等，都是制約研究有效性的多重因素。我曾寫過《廢都》的系列文章，緣于程老師講《廢都》是座富礦，被視為知識分子大分野的標志性事件，我就想重新清理歷史，在整理與研究中逐漸發現1990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以及該事件如何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心結。2020年賈平凹本該出版的長篇小說《醬豆》，是“賈平凹”寫《廢都》的故事，雖因種種原因現在還沒有面世，也說明作家本人在嘗試解開這個心結。

其間，我倒是做了很多口述史，拜訪田珍穎、費秉勛、賈平凹、孫見喜、韓魯華等親歷者，他們對于《廢都》事件做了很多的細節講述，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幫助我打下了學術研究的基礎。這個過程很愉悅，我在親歷者的講述中彷佛回到歷史現場，多重講述可以較為客觀地呈現問題，而且能夠使我吸收多方面的知識。我知道田珍穎、費秉勛1990年代初都是“神秘文化學會”的骨干力量，費老師更是通天地精神的易學大師，在交談中我很是感佩他的智慧，很想請他幫我看看且透露些玄妙的天機，但擔心損耗先生內力，擱置了。

后來在長春參加《文藝爭鳴》當代文學史料會議時，丁帆老師在會議茶歇時找到我，講述他所經歷的《廢都》事件，很多細節讓我獲得新的歷史認知。丁帆和賈平凹在1980年代作為批評家和作家就有良好互動，他對賈的創作很熟悉，并且是1990年代《廢都》事件的在場者，他的講述又提供了另外的角度，讓我很是感動。還有學者跟我講北京出版社相關同仁也有話要說……我才意識到《廢都》仍是一個無窮盡的問題，既有的史料收集雖然還原了當時的批判話語、創作周邊和大的文學場，但對知識分子內在的、表象之外具體心理狀況的發掘，席卷整個知識界的眾多參與力量，甚至“市場經濟時代”突然到來時圍繞一本書與市場的整體關系，當事人秉持的不同話語立場，等等，還有很多史料亟待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

在程老師的鼓勵下，我還寫了“二王之爭”“顧準熱”的文章。在讀那些慷慨激昂的論辯文章中，我漸漸明白真誠捍衛人文精神和自由討論公共話題的可貴。之后，人文知識分子經歷了從廣場到書齋的身份轉向，迄今用近20年的時間退而結網，積沙成塔，回到學術的本心，多年的耕耘也逐漸確立起各自的學術根據地。后來，在一次廈門的學術會議上見到王彬彬老師，之后的游船活動時就端端正正坐在我對面，談不上嚴肅，面色平靜安詳，但就是不說話，我很想請他講講當年“二王之爭”時的風采，但沒好意思，也擔心舊事重提惹人不快。畢竟，王老師近年來圍繞高曉聲研究等做了大量史料工作。當時，同行的接待方很是厚道，帶領我們駛向離臺灣最近的島嶼，大家的心情都被浪花美景激蕩，還要提防周圍隱蔽的炮臺，在家國情懷、人身安全面前，“再回首”有些不合時宜，于是擱置了，我內心還挺遺憾。這也使我意識到既有的研究仍是未盡的話題，也會隨著材料的不斷更新，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整體來說，基礎和限度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體兩翼，基礎決定了地基的深度，限度決定搭建的高度。當代文學史料仍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間，不斷挖掘、補充材料才能帶來學術新發現，不斷更新的發現亦會使得史料研究一直在路上。這也促使我們始終保持開放性心態，不斷為作家作品研究、文學制度研究和文學史敘述提供補充或改寫的史料。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