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中的文本”：晚清時期新報中的京報

徐明濤 周光明

【摘要】晚清時期京報并沒有因新報的出現而趨于消失，反而成為新報中不可或缺的文本，出現了“文本中的文本”的獨特現象。從文本理論的視角切入，發現新報之所以文本化京報，有吸引讀者、培養讀者群體層面的考慮，但京報自身所蘊含的政治權力，及其側身其中的晚清社會和歷史語境或更具決定作用。在華外籍報人將京報視為最權威的消息來源，通過將京報文本化為新報文本，而漸趨建立新報的權威;中國本土報人則通過將京報置于新報報首等方式，表明其中國性與合法性，在辦報理念和實踐上踐行著一套尊王話語。通過與新報之間的互文作用，京報漸趨完成了從官方消息到大眾化消息的蛻變，使讀者從單一的官方權威解讀中解放出來，跳出京報所定義的天下，進入新報所定義的世界。

【關鍵詞】文本 京報 新報 互文性 晚清

【中圖分類號】G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687（2021）2-095-10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2.014

翻開晚清時期的新報，①一種獨特的現象映入眼簾，即京報②在新報中占據著很大版面與篇幅，出現了“文本中的文本”的獨特現象，且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清亡，有近一個世紀之久?？v觀晚清時期中國報業狀況，中西相遇、新舊交替、教俗并存、報刊不分，有意思的是，文本化京報是形形色色的新報共有的一種現象。

文本理論研究中，將一個文本出現在另一文本中的現象稱為互文性或文本間性?；ノ男允?966年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對話理論基礎上提出的，后經不斷發展與豐富，廣泛運用于文本分析之中?；ノ男缘谋举|在于強調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對話性，以及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1]同時還關注文本自身的開放性，試圖將文本從過去的封閉空間中解放出來，為此羅蘭·巴特重新界定了“作品（work）”和“文本（text）”的概念：作品是一件完成了的、可以估量的、占據一定空間的物品，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而文本是一個方法論的場域，具有無限的開放性，是流動未定的，也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結構。[2]從這個層面來講，互文性不僅是對文本之內意義的考察，也關注側身其中的社會和歷史語境。

本文以互文性理論為切入點對晚清報刊史中“文本中的文本”獨特現象進行解析，重新審視晚清時期新報與京報之關系。文章將京報、新報視為具有開放性的文本，不再是已完成的封閉作品，京報以互文本的角色與新報文本形成對話性文本?！盎ノ谋臼侵踩胛谋緳C體內的‘異物，這個‘異物會使文本機體產生異常反應或建立新的生命機制”，[3]從而激活當前文本的生命力，創造出新的歷史。京報之于新報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異質性，使新報在更為開放的晚清社會中產生新的意義。同時，在京報與新報所編織的互文空間中，新報通過互文功能移植了京報所蘊含的意識形態。

一、“文本中的文本”：晚清報刊史中的獨特現象

晚清時期的新報，大多都有“京報”“京報全錄”“京報選錄”“京報摘譯”“京報節譯”或“恭錄諭旨”“恭錄上諭”“宮門抄”等欄目，出現了“文本中的文本”的獨特現象（見表1、下頁表2）?！熬﹫髢叭怀蔀楫敃r新報新聞版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盵4]（27）

最早摘譯京報的英文新報是《印中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1年共摘譯40余則，因其出版地在馬六甲，故未將其列入。系統地摘譯京報是由裨治文主持的、在廣州發行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摘譯多達143則?！侗比A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開辟“京報”（Peking Gazette）專欄摘譯京報，該欄目從《北華捷報》1850年創刊伊始至1865年結束，歷時16年之久。后來的《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則開辟“京報摘要”（Abstract of the Peking Gazettes）專欄摘譯京報，這一欄目從1865年3月開始直到1900年9月才終止，長達36年之久，共計摘譯京報內容15 280余則，每年多達400多則，即每天都會有京報摘譯?！皯{借《字林西報》這一平臺，《京報》譯本完成了從精英讀物到大眾讀物的轉變?！盵5]且自1890年起，該欄目還特別標識“《字林西報》獨家翻譯（Specially translated for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樣，足見《字林西報》之重視。

1837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四月號的“新聞”欄中，轉載了原刊于京報上的《奏為鴉片》，[6]由此開啟了近代中文新報轉載京報內容的先河。[4]（11）接著五月號、六月號也轉載《奏為鴉片》，共計3則。而系統地摘錄轉載京報，則始于《遐邇貫珍》。之后，《上海新報》從1862年7月8日至1872年12月31日，都設有“京報”專欄，最初在報紙第一版，1868年改為第二版。這一時期的香港三大中文新報，也都設有“京報全錄”或“京報選錄”等欄目，經常轉載京報?！度f國公報》1874年第301期至1881年第630期，設有“京報全錄”“京報選錄”“恭錄諭旨”;1893年第48期至1905年第192期，設有專人負責“恭錄諭旨”專欄?！蹲至譁麍蟆?882年8月10日至1897年10月19日，設有“京報全錄”欄目，多在報紙的第三版至第六版;1882年8月10日至1899年6月23日，設有“上諭恭錄”或“諭旨恭錄”欄目，在報紙第一版?！缎侣剤蟆?893年2月18日至1903年2月8日，設有“京報全錄”欄目，多在報紙的第十版以后;1893年2月18日至1909年3月9日，設有“上諭恭錄”或“諭旨恭錄”欄目，在報紙第一版?！洞蠊珗蟆?902年6月23日至1912年2月12日，在報紙第一版報首，首錄“邸抄”，初為“宮門邸抄”專欄，1905年8月20日改為“邸抄”;1902年11月3日至1911年11月4日，在第一版“邸抄”后摘錄“上諭”，初為“上諭恭錄”專欄，1905年8月20日改為“上諭”。

《申報》是轉載京報最多的中文新報，多達14 000余則，可以說每一期都有轉載，從未間斷。1872年4月30日至1905年4月30日，設有“京報全錄”專欄，1882年3月8日之前主要在報紙的第三至五版，之后調到九版以后，以附頁形式出現，免費贈送。1875年2月4日《申報》開始設置“諭旨恭錄”或“上諭恭錄”欄目，直至1907年2月2日，最初在第一版報首，后為第一版中間。1902年2月12日設置“電傳宮門抄”，在報紙的第一版，該欄目至1907年12月11日終止。

19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很少有新報全錄或選錄京報，這與電報的開通有著莫大關系，多數改為電傳上諭。19世紀80年代，津滬、長江、滬粵三大電報干線建成，電報網逐漸在晚清社會鋪展開來。電報的出現使信息的傳播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1882年1月16日《申報》托京津友人將京報中所刊上諭，以電報方式傳至上海，刊出了新聞界第一份“電傳上諭”。[7]《申報》憑借著雄厚的資本，后將上諭全部改為電傳，且在報紙上刊出“本館自己接到電音”的告白，可謂“風光一時”。之后京報在《申報》中以附頁出現，免費贈送。電傳上諭出現之后，“恭錄上諭”或“恭錄諭旨”成為新報中不可或缺的欄目。

新報為何文本化京報？顯然是值得深思的問題。首先，與晚清新報初創時期新聞的匱乏有很大關系?！渡陥蟆吩缙谥鞴P雷縉曾言及早期《申報》其實沒有什么“新聞”可言。[8]初期《申報》上，每期新聞不過三四條，且出現了新報互相轉載新聞的現象。戈公振也指出：“當時南方報紙，均以轉載京報為唯一材料?！盵9]（35）公開發行的京報，成為當時唯一可以獲取的來自北京的官方信息源。故而文本化京報，新報編輯有著填充報紙版面的考慮。[10]（208）

其次，出于吸引讀者、培養讀者群體及商業策略的考慮。京報（邸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擁有較為穩定的讀者群體。特別是京報在晚清時期被商業化經營后，其讀者群體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有史料載京報的日發行量高達10 000份。[11]章清通過對晚清四位士人的日記研究發現，京報是他們獲知信息最重要的方式，且至20世紀初期仍有大量的京報閱讀記錄。他們的閱讀方式經歷了從京報到新報的轉向，吊詭的是，其閱讀新報關注的重點依然是京報的內容，[12]（698-730）這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據卓南生研究，香港早期三大中文新報之所以“競相以最快速度、最詳盡、最完整地呈現京報內容”，[4]（26）也是為了爭取京報的讀者。汪康年主持《時務日報》之時，未錄諭旨，讀者便紛紛來函要求補登，“惟未錄諭旨，似屬未妥。滬上各報，無一可觀，所以流行者，半藉諭旨而已。請以后一一照錄，以弁報首”。[13]不僅如此，新報還利用了京報的發行渠道與銷售網絡?？涤袨樵约啊度f國公報》①的發行：“乃與送京報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紙墨銀二兩，自捐此款?！盵14]由于京報發行網絡發達，短短一個多月，銷量就高達

3 000份。[15]（544）后來的《中外紀聞》亦是“托售京報人隨‘宮門抄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發行月余，每日居然可送出二三千冊”。[9]（124）王修植在與汪康年討論《時務報》的銷售時，言及如有京報人經手，“于貴館推廣銷路，最為相宜”。[16]《申報》也曾一度借助京報房的發行渠道。[17]

就晚清讀書人閱讀發生的轉向，章清認為：“最初出現的報章都以‘恭錄上諭或‘京報全錄的方式，刊載類似于邸鈔的信息，而且還易于獲取?！盵12]（698）如《申報》《萬國公報》《循環日報》《新聞報》等一再強調其不僅包括全部京報內容，還有其他更為廣泛的信息，且較之京報便宜且迅速。②從這個層面來講，京報之于新報，是其爭取讀者群體的傳統媒介資源，也是新報主動介入晚清帝制時代生活的一種方式。

但晚清報刊史中“文本中的文本”的獨特現象，不僅僅是出于新聞匱乏和爭取讀者群體及商業策略的考慮，京報自身所蘊含的政治權力，及其側身其中的晚清社會網絡和歷史語境或更具決定作用。

二、作為權威消息來源的京報

西方人對京報的認知最早來自18世紀的耶穌會士，他們對京報進行譯介。這些耶穌會士中記錄了閱讀體驗的當屬法國傳教士龔當信和俄國人伊·羅索欣，[18]龔當信的記錄較多，且較為深入。1725年12月15日龔當信在致耶穌會愛梯埃尼·蘇西埃神父的信中描述：“中國的邸報上只刊登給皇上的報告或者皇上的旨令。誰都不敢添加一字，即使他們本人的意見也不行，否則受到杖責……中國邸報幾乎包括了這個遼闊帝國的所有公共事務，它刊登給皇上的奏折及皇上的批復、旨令及其施予臣民們的恩惠”，[19]（242）“通過這些邸報可以了解到中國的風俗，他們如何治理國家，至少邸報上的事實是真實可信的，都是摘自奏章、調查報告、頒發全國的皇帝的訓示和旨令”。[19]（267-268）

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在龔當信眼中京報真實可信且極具權威性：“中國的邸報對于治理國家非常有用，在歐洲，有些地方此類報告充塞了無稽之談，惡言中傷，造謠污蔑，而中國的邸報只登與皇帝有關的事情”，[19]（190）“我向您承認我從未想到讀這種邸報竟會對一個傳教士有如此大的用處。我后悔在中國過了二十年沒有去讀它”。[19]（241）龔當信的信件被法國權威雜志《學者雜志》（Journal Des Savants）轉載，引起一時轟動。

杜赫德在其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第2卷的“中國的政體”一章羅列了中國政府防治貪腐的各項措施，發行京報被列為六類措施之一。[20]法國重農學派代表人物魁奈，因受到龔當信的影響，在其1769年出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亦提到了京報：“公報忠實、具體和詳細地報道了帝國內的一切事務?！盵21]馮·約斯蒂在政治著作《比較》中就如何避免官員腐敗，加強政府管理與監督，向歐洲政府推薦了中國的三年考功、發行邸報（京報）、任官回避本省等做法。[22]孟德斯鳩在1748出版的名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也提及京報的兩位編輯者因篡改文字而被處死。[23]

18世紀耶穌會士對京報權威性的認知，影響了19世紀來華的新教傳教士。[24]1807年，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輾轉美利堅合眾國，于9月7日抵達廣州，開啟了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新歷程。自抵華伊始，馬禮遜便非常注重京報的搜集、翻譯與閱讀。從他的日記來看，最早的京報閱讀記錄便是其來華僅一個月后的1807年10月29日，緊接著是1808年1月1日，[25]之后京報便經常出現在馬禮遜的日記或信件里。[26]由此可知京報在馬禮遜心中的分量。在對待京報的態度上，美國傳教士衛三畏指出：“京報經常地被翻譯并在上海報紙上登載，對于通觀施政概貌具有很高價值?！盵27]馬禮遜次子馬儒翰認為：“通過對這些文件認真、定期研讀，對于了解中國政府的機制和政策有許多啟示?！盵28]他依據京報整理出中國官員人事變動的名單。[29]裨治文認為京報是“獲取中國信息的最主要的來源”，“我們有必要閱讀這類無趣的事情，以免我們錯過更有價值的東西”，[30]“盡管它們自身并不想引起人們的興趣，卻值得審視，以便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或機制”。[31]在中國生活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傳教士李提摩太也認為：“政府的機關報——京報是一千年來在首都的唯一出版物?！盵32]

另外，京報的權威性還被延伸到外交領域。19世紀60年代以后，在各國列強的強迫下，清廷與外國達成的有關條約、法令、文件、道歉公告等刊登在京報上，漸趨成為一個慣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未按協定將《天津條約》的內容公開發布，引起英法兩國極大不滿。英法兩國認為清廷不守信用，在隨后的《北京條約》第八款和第九款中明文規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諭京外各省督撫大吏，將此原約及續約各條發鈔給閱，并令刊刻懸布通衢，咸使知悉?！备鞯亟拥街I旨之后，方可撤兵。[33]這里的發鈔即為刊登京報?！昂推綏l約的條款一在北京城張貼公告以及在首都的報紙上刊登，聯軍就完全撤離了北京?！盵34]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對京報的權威性是極為認可的。再如在“馬嘉里事件”中，英國公使威妥瑪其中一項要求就是：“朝廷應降旨責問岑毓英對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責問岑毓英等諭旨，須明發并在京報上公布?！盵35]自此以后，西方列強經常強迫清政府在京報上刊登道歉公告。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在1885年的一份電報中一再申明：“京報是一個外來的空泛叫法，指代屬于個體投資商所有的幾家獨立報紙。用來報道朝廷備忘錄和公告復制本。京報并非政府公報，內容很少包含真正重要的公文。公告或者布告必須由皇帝作出決定或者發出指令來頒布，通常由朝廷吏部進行記錄。公告必須取得皇帝的授權才能予以發布和記錄，而無須刊登在所謂的京報上?！盵36]這種澄清與申明恰好從側面說明了當時在華西方人對京報權威性的認知。

西方人對京報權威性的認知，還表現在其編撰的中英字典之中。如馬禮遜、衛三畏、麥都思、羅存德、盧公明等都將京報對譯為西方權威的政府公報gazette。[37]

傳教士對京報權威性的認知必然會影響在華外籍報人對待京報的態度，認為“京報比歐洲國家公報更具公信力”。[38]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傳教士兼具報人身份，如米憐、郭實臘、裨治文、麥都思、林樂知、李提摩太等。

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開辟“時事政事”（Journal of Occurrence）專欄節譯京報，“這個專欄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國內事務的一個最可靠的、最基本的信息源”，[39]（78）以幫助讀者“獲取中華帝國和周邊國家現狀最為準確的信息”。[40]《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認為京報是“最權威的知識庫”，各方面都非常重要，以至“每個宗教團體都有它的副本”。[41]《上海晚郵》（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認為京報“最能反映本國人（中國人）的想法”，《字林西報》也表達出類似的看法：“要探知文字的真實意思，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察京報的用詞，那才是權威的?！盵42]《上海新報》指出：“中國京報即外國新聞紙，貴在信實無欺……未見有人說起中國京報不可信?！盵43]1874年林樂知將《教會新報》更名為《萬國公報》后，決定全錄京報，“因為它是中國新聞最好的來源”。[44]1872年《申報》創辦伊始便言及：“本館因京報為皇朝象魏之書理，宜全遵頒發，故逐日全刻，概不刪節?！盵45]在稍后的告白中進一步強調：“本館京報、上諭、宮門抄、奏折選單，俱逐日全冊遵刊，并趕寄本京第一等快報，諸君光顧者祈留神對讀可也?！盵46]其實，無論是“京報全錄”還是“京報選錄”，外籍報人創辦的新報很長時間離不開那些來自北京的消息，以致在介紹新聞紙這一新生事物時，他們最初覺得newspaper不如“加西打”，他們可能看中了gazette的權威性。[47]

在華外籍報人對京報權威性的認知偏向，影響了19世紀西方社會對京報的認知觀念。西方社會普遍將京報視為獲知中國消息最權威的來源。早在1816年美國費城的《宗教備忘》（The Religious Remembrancer）就曾刊載過馬禮遜的京報譯文。[39]（78）1824年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刊載了馬禮遜關于京報1822—1823年的譯文，將其作為了解中國禮儀和行政管理狀況的權威材料。[48]甚至整個19世紀《泰晤士報》都將京報視為中國“官方唯一機關報”。[49]權威期刊《亞洲期刊》（Journal Asiatique）于1833年12月開辟專題報道京報的編撰方式，[50]英國的《倫敦評論季刊》（London Quarterly Review）曾就京報召開研討會。[51]《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認為京報“代表了中國三億六千萬人口中幾乎所有的報紙”。[52]《蓓爾美爾街報》（The Pall Mall Gazette）1877年刊載的一篇文章言及：“京報是國民意識的反映，因此值得反復被閱讀。誠如谷?？偸锹裨谝淮蠖压葰ぶ心菢?，中國普羅大眾的真正想法也總是深埋在無數奇怪的習俗以及多變的國家政策之下，而京報卻總是能提供一把鑰匙，讓人們能打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的想法?！盵5]在西方人眼中，京報不僅是“中國的官方媒體”，且較之“成百上千的小道消息可靠得多”。[53]如鴉片戰爭期間，京報甚至成了英國議會議員在對華政策上辯論的依憑。據統計，1873年英國《泰晤士報》共刊出以中國為主題的新聞報道24則，其中援引過中方資料的有3則，全部取材于京報。[42]

可以看出，晚清時期在華外籍報人創辦新報過程中將京報視為最權威的消息來源。同時，通過與京報的互文，移植了京報所蘊含的權威性，建立起自己的權威。梅嘉樂分析道：《申報》《新聞報》等通過京報式的語言、風格、格式以及帝國語氣、官方熟悉的體裁等，將這種代碼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新報因此獲得了京報的語言權力，從而使京報的權威轉化為新報的權威。[10]（209）那么，晚清中國本土報人在創辦新報過程中是如何認知京報的呢？

三、作為尊王話語的京報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去世，《申報》在報首用藍色字體刊登了皇帝去世的消息。1月28日便有讀者就將皇帝去世的消息置于報首的事情責問《申報》：“貴報之設，于今三年矣，其中錄列京報，皆載之于各項新聞之后，今大行皇帝哀耗，乃列冠于報章之首，且改用藍色刷印，是果何為歟？若謂尊王之意，則京報亦應列于報首，方足以昭貴館之虔敬。并聞常有人與貴報館言及其事，而貴館不肯改移?！薄渡陥蟆坊卮穑骸柏M有不知尊王之意應當首列京報。然報而名之曰申，是所重者應在申江各新聞也……若又改將京報冠于報首，其報果京報乎？果申報乎？……至于今之大行皇帝哀耗，此固中國最大之要事，亦實申江最重之新聞，故不敢不列于報首也?！盵54]

從這一問一答中，可以看出其間新聞觀念的差異?！渡陥蟆芬罁鞣浇鷪罂砟?，視新聞價值的大小決定排版的位置，且為上海地方報紙，故而首重上海新聞。而在晚清士人觀念中，“報館之體例，第一在于尊王”，[55]將京報置于報首是尊王之意的表現，無論其他新聞重要程度如何，當首列京報，以示尊王。

就晚清中國本土報人創辦新報的思想觀念，如“庶人清議”“文人論政”等，多有學者論及，而尊王話語卻鮮有學者提及。其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一役，西方夷人用堅船利炮撞開中國國門之后，尊王思想便在晚清社會活躍起來。①不僅是中國，包括日本、朝鮮等在內的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尊王攘夷”便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思潮之一。于報刊領域，在表達尊王話語之時，京報成為中國本土報人創辦新報實踐中可資利用的傳統媒介資源。

晚清官紳士人中較早與新報打交道的林則徐，在廣州禁絕鴉片之時，“密為譯出”新聞紙，是為了尋求“制馭準備之方”以制夷，[56]但“制夷”本身即包含尊王之意。如前面《申報》問答所言，將京報置于新報報首，視為尊王。在此則問答中，還提及國人自辦的第一份日報，即王韜的《循環日報》，“非比《循環日報》可以首列京報者”。[54]以“華人資本、華人操權”標榜《循環日報》的王韜，被譽為“中國第一報人”也著實不為過。特別是其“庶人清議”的辦報思想，多有學者討論。而在“庶人清議”辦報思想之外，尚有一辦報理念值得注意。王韜曾在《上潘偉如中丞》一文②中言及創辦《循環日報》的目的：“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闕，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區區素志，如是而已?！盵57]可以看出，王韜創辦《循環日報》的目的是試圖通過日報，以立言的方式，踐行尊王的理念，“強中以攘外”，表達其“忠君愛國之念”。[58]其尊王的辦報理念在《循環日報》的排版上多有體現。首先將“京報全錄”或“京報選錄”置于報首。如香港早期幾家中文新報一般都設有“京報選錄”欄目，如《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等，但一般都將該欄置于其他新聞之后，位置多不固定。唯有《循環日報》將京報置于版首，且多年不變，顯非偶然，而是王韜踐行尊王理念的著力體現。另外，《循環日報》在各欄目安排次序上，也多有講究。首“京報全錄”，次“羊城新聞”，最后香港及國內外各地新聞。這與早期其他幾家報紙的排版顯然有著極大不同。如此排版，基本上遵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次序，顯然王韜非常注重官方的、正統的政治格局，“突出京報，實際上就是突出朝廷和皇帝”，[59]由此在排版次序中踐行著尊王話語。

王韜作為晚清國人辦報最早的實踐者，其尊王話語也多為后來者所繼承。說繼承稍有不妥，或許尊王話語本身即為晚清本土報人自身不自覺的實踐，而非繼承。如1874年在上海由容閎發起創辦的《匯報》，內容首列“京報全錄”，次為“兩江督轅事宜”，最后為上海和中外新聞。1874年9月1日，改名為《彙報》，報館主人兼主筆為英商葛理，排版隨之發生變化，“京報全錄”“督撫轅門抄”等從原來的報首移到各類新聞和文藝稿之后。1875年7月16日，改名為《益報》，主筆由中國本土報人朱蓮生擔任，《益報》在版面上再次調整，上諭、宮門抄、奏疏等轉錄京報的稿件重新置于報首。[15]（329-330）從這份新報欄目排版的調整中，可以看到，京報置于報首對晚清本土報人意義之重大，為其必要之舉，以表明中國性。1880年由陸驥純創辦的《維新日報》，體例與版面安排均模仿《循環日報》，欄目依次為“京報選錄”“羊城新聞”“中外新聞”。[15]（324）而由晚清士人李杕主持的天主教耶穌會中文新報《益聞錄》，尤值得注意。李杕是擔任外國教會報刊主編的第一個中國人，其在《益聞錄》弁言中言及：“故是錄始以諭旨，示尊王也?！盵60]翻開《益聞錄》可以看到，“恭錄諭旨”或“京報全錄”是其每一期報首不可或缺的欄目，可見李杕在辦報實踐中踐行著尊王話語。

隨著19世紀80年代晚清電報的開通，加之新報版面篇幅的限制，電傳“恭錄諭旨”或“恭錄上諭”便成為新報報首不可或缺的欄目。1895年《強學報》創刊號《開設報館議》一文給出了當時新報的排版標準：“其體有六：一紀諭旨奏折，二紀京師掌故時事……”[61]這并非康有為、梁啟超等士人的獨創，而是當時新報的普遍做法。1897年3月23日創刊的《中國商務報》便言及：“首錄諭旨邸抄，尊王也?！盵62]《湘學新報》在其開辦章程中有著更為明確的表述：“報首隨時恭錄諭旨及新學一切章奏，使儒者曉然于斯，舉原本尊王之義，與私家撰述不同?！盵63]1897年11月創辦的官報《秦中官書局匯報》在其創刊號《凡例》中指出了當時官報的普遍做法：“向來官書局體例，首錄諭旨，所以尊天章也。京師官書局匯報印本此例，茲秦中官書局匯報，謹當取法。首條恭錄諭旨，宮門抄、科抄亦按日照錄?！盵64]晚清時期中國報人創辦的新報，無論是民營的還是官方的，無論是地方新報還是中央新報，報首全錄、選錄京報或“恭錄諭旨”都是當時新報的普遍做法。即使后來影響較大的1902年創辦的《大公報》亦是首錄宮門邸抄、諭旨。1904年創刊的《東方雜志》也是“首列諭旨，以重皇言”。[65]晚清中國本土報人在新報欄目設置與排版次序中，踐行著尊王話語，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正確”的一種表現。而將京報中的書儀平闕式導入新報的排版規范之中，也是踐行尊王話語的一種方式。

書儀簡單來說即為書寫禮貌。①書儀中重要者有二：“避諱”與“平闕”。關于“避諱”了解者較多，“平闕”由于多存在古代公私文獻中，特別是現代書寫格式中很少提及，故鮮有學者注意?！捌疥I”即為在漢語書寫形式上遇到尊敬或表示敬意需要時，將所尊敬的人、物、事平頭另起一行，或者在同一行中闕出若干格。②官方文書中，特別是遇到與皇帝相關的詞語，平出或闕出須嚴格執行，以示尊王。有清一代，京報雖非官報，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有著半官方的性質。特別是京報的內容“上諭”“宮門抄”“奏折”本就源自官方，故而京報在排版中嚴格地遵循著書儀中的平闕式。翻開在華外籍報人創辦的新報，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雖較多受到京報影響，但平闕式排版卻很少看到。而翻開中國本土報人創辦的新報卻大有不同，其受京報的影響較大，京報中平闕式排版影響了新報的排版。更或許平闕式經過長期的滲透，像“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樣，[66]早已內化于中國人的思想深處。在新報的排版中，遇到尊王的詞語，如天子、天恩、朝、本朝、朝廷、皇上、上諭、旨、諭旨、特旨、旨允、飭、旨飭、朱批、圣朝、圣恩、圣鑒、欽定、奏、詔、國、國家等，便平出或闕出不同字格，以示尊王。需要指出的是，平出或闕出以及不同字格數，都代表著不同的尊敬程度，但在新報中為排版的方便遇到尊王詞語時多為闕出兩格。通過平闕式排版，以顯示皇帝在“紙面空間等級秩序中格外尊貴”，由此，在新報版面空間內 ，“皇帝都成為書寫者自覺‘跪拜的對象”。[67]

或許對于晚清中國本土報人而言，京報的意義已越出物質實體，其象征著皇權政治權力?！皩﹫蟮姆?，不僅僅是一種報業策略和為讀者考慮計，而且是報紙編者自身對皇權政治秩序認同的一種體現，作為租界地或殖民地的報紙，也借此來表明其‘中國性”，不僅如此，讀者也不是庸常的“看報”獲知消息，而是帶有一種“如朕親臨”的“瞻仰心態”。[68]通過互文作用，在晚清報律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一定程度上新報也移植了具有合法性京報的合法性。

結語

在中國近代媒介變革與轉型之際，京報無疑是不可被忽視的傳統文本資源。以往晚清報刊史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遵循線性歷史觀，認為新舊報刊是對立的雙方，將京報（包括邸報）視為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新報依據進化論的方式取代京報，故而在很多報刊史著作中，1815年以后京報處于全場缺席狀態，中國近代報刊史也就成為中國新報史，這就忽略了中國本土媒介資源的活力，遮蔽了現代性傳統的延續。而從文本理論的視角切入，透過京報文本再生產，中國近代媒介變革與轉型恰恰發生在傳統與現代的勾連之處，而不是在斷裂與對立之處，為我們審視現代性傳統的再生產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切口。在晚清報刊史中發現京報的同時，也便發現了新報之意義。

從媒介史的角度來審視，美國學者Jay David 和 Richard Grusin將一種媒介出現在另一種媒介中的現象稱為再媒介化。通過再媒介化，新媒介依賴于舊媒介而獲得正當性和安全的立足點。[69]晚清時期新報不僅通過再媒介化京報，移植了京報所蘊含的意識形態，獲得了權威性、中國性、合法性，且新報自身也得以在晚清社會獲得正當性與立足點，從而創造出新的意義。

新舊媒介交替之際，新媒介并非要在物質上消除以前的媒介，只是改變了舊媒介所承載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功能。[70]晚清時期京報并沒有因新報的出現而趨于消失，卻因新報的文本化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新報日益明顯的現代性消解了京報的神秘性和權威性。被新報文本化的京報，雖在內容上還是上諭、宮門抄、奏折，同之前的京報一樣，但已不同于之前的京報，而是一份現代化標準的京報，從根本上改變了京報的性質。

其一，被文本化的京報。被新報文本化再生產的京報，特別是選錄、節錄或者摘譯、節譯京報時，已改變了京報的形態，加之新報在印刷時難免有字體錯誤、印刷模糊之處，為突出某些消息，甚至采用粗體印刷，有時在轉載之前還會有編者的評語，由此，新報讀者看到的京報已經是新報編輯眼中的京報。

其二，被欄目化的京報。在現代化編輯標準下，京報僅僅是新報眾多新聞中的一個欄目，與其他新聞一起被刊載在報紙版面上，有時還排在其他新聞之后或最后，這就消解了京報的唯一性與獨特性。

其三，被大眾化的京報。作為現代化的新報，需要盡可能快地向公眾傳播，其所面對的讀者群體也是廣大普通群眾，隨著新報中的京報唾手可得，人人盡可閱之，其神秘性也漸被消解。

其四，被符號化的京報。電報的發明使信息傳播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也改變了人們對待京報的態度。電傳上諭、電傳宮門抄等“所有的文字都被轉化為四碼或三碼的數字，至少在電文傳輸過程中，它們原本的能指與所指一道隱身起來，皇帝與他君臨的萬物，都變成了收發兩端的滴答聲，再經電報機的電磁震在紙上形成整齊劃一的點劃組合”。[67]這些都逐漸消解了京報的神秘性和權威性。

作為清政府統治系統的一環，京報的神秘性和權威性被消解，也意味著清廷權力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通過與新報間的互文作用，京報完成了從官方消息到大眾化消息的蛻變，其意義趨于多元化，從而“使讀者從政府公報的正統解讀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10]（241）跳出京報所定義的天下，進入新報所定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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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 within Text"： Jingbao and Xinbao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Ming-tao， ZHOU Guang-mi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ngbao did not disappear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Xinbao. Instead， it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text in the news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 why Xinbao textualized Jingbao was to attract readers and cultivate readers， but the political power contained in Jingbao itself， as well a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might play a more decisive role. 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regard Jingbao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Xinbao by textualized it. Whereas， the Chinese local journalists supported its Chinese and legitimacy by placing Jingbao at the top of Xinbao， and practiced the discourse of respecting the King i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running the newspapers. Through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 Jingbao and Xinbao， Jingbao had gradually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official news to popular news， which freed readers from the single interpretation of official authority， went out of the world defined by the Jingbao and enter the world defined by Xinbao.

Keywords： text; Jingbao; Xinbao; intertextuality; the Lat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