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尋找伯林

王前

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1909-1997）。2018年，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伯林早年的著作《卡爾·馬克思》，伯林主要著作的中譯本至此大體出齊。

河合秀和發表在日本《國際交流》雜志上的紀念伯林的文章。

日本《思想》雜志2021年6月份的伯林專輯。

★在評價伯林的整個貢獻時，河合說伯林既繼承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又結合了他對歐陸思想的興趣——包括重視思想對實踐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偉大的思想家。難怪后來有人評論說讀伯林的思想史論文，就好像坐在漆黑的窗邊看歐洲思想世界被燦爛的煙火照亮一般精彩。

伯林與日本

看到這個題目，讀者朋友肯定會懷疑筆者是不是哪根筋搭錯了：寫《自由論》的伯林跟日本水米無干，你尋找伯林，怎么如此南轅北轍？　如果嫌去伯林的故鄉拉脫維亞首都里加不方便，至少應該去伯林住了幾乎一輩子的英國嘛。的確，伯林跟日本聽上去八竿子打不著，這位哲人雖然主張價值多元論，跟他研究過的赫爾德一樣都提倡文化多元論，但從他一生的工作來看，亞洲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就像他在那篇耶路撒冷獎獲獎致辭里說的那樣，他一生的三條主線是俄國元素、英國元素和猶太人的身份。但據筆者所知，日本大概是最早譯介伯林的國家，收入《自由論》的那篇“二十世紀的政治觀念”出版后沒過幾年就由著名政治哲學家福田歡一(1923-2007)翻譯成日文。福田是戰后新制東京大學第一任校長、著名政治哲學家南原繁的得意門生，也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師弟，他倆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去牛津訪學期間，跟伯林成為朋友。要說留學生的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起就有日后成為知名歷史學家的萩原延壽(1926-2001)去牛津留學。緊接著六十年代初有后來成為著名政治學家的河合秀和也去牛津深造，陪同丸山聽過伯林的課。

伯林最著名的作品《自由論》1969年成書，兩年后就有了日譯本。后來萩原和丸山等人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推薦，邀請擔任英國學術院院長的伯林訪日，給他和太太艾琳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日本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學界的精英幾乎全部出動，由福田歡一和河合秀和領銜主編，大名鼎鼎的巖波書店出版了世界上除英國之外的第一套《伯林選集》(四卷本，1983-1992)。1997年伯林去世后，出過《自由論》和《伯林談話錄》等書的著名學術出版社美篶書房在該社月刊《美篶》(1998年2月)上發表了一組追悼文章。

“結識”哈蒂

筆者剛來日本留學時，在法政大學圖書館看到《伯林選集》，如獲至寶，因為留學前讀過三聯書店1987年出版的布萊恩·麥基編寫的《思想家》一書，對第一個出場的哲學家伯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想讀他的書。托日本西書店買書方便之福，讓我得以陸續收齊。還記得在神保町北澤書店看到那本TheSenseof Reality(Chatto&Windus,1996)精裝本后，窮學生猶豫良久才咬牙買了下來。后來去圖書館再一查，發現日譯本除了《自由論》和《伯林選集》外，《刺猬與狐貍》《卡爾·馬克思》和《維科與赫爾德》等也早已有了譯本。沒過幾年，哈蒂整理的《北方的博士》《浪漫主義的根源》也有了日譯本。作為翻譯大國，一直到本世紀初，日本學界翻譯伯林的著作的確走在了中國學界的前面。

隨著伯林的去世，原以為伯林的書出得差不多了，沒想到進入新世紀后，哈蒂編輯的《伯林書信集》第一卷(2004)出版了，令我大喜過望?？粗税夙摰木b本一大冊，著實被哈蒂這位既有學識又能干的伯林專屬編輯的認真勁兒給震撼了。當時還不知道最終會出幾冊，稍微讀了幾封，就覺得這是了解伯林乃至二十世紀思想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好書，因為伯林交往的朋友實在多，上自總統女王，下至年輕學子，三教九流各個領域都有。說得夸張一點，光看書信集就幾乎可以整理出一本二十世紀世界名人錄來。翻到書信集的最前面時，看到了哈蒂寫的呼吁信。他在信里請伯林信件的持有者向他提供消息，讓他能夠編輯更加完整的伯林書信集。當時就想，這可真是浩大的工程。

丸山真男與伯林

那時我正好在讀剛出齊的五卷本《丸山真男書簡集》，第二卷里面有談伯林訪日的一封長信。丸山在這封長信(1977.5.30)里，介紹了當年4月份伯林訪日的緣起，說是他跟萩原延壽商量，與其請一些研究日本的沒意思的外國學者，不如請對日本一無所知的世界級學者訪日更有意義，所以向國際交流基金建議邀請伯林訪日。丸山以略帶自嘲的口吻說，這一建議就脫不了身了，于是就一起草擬了伯林夫婦三周訪日計劃，定下省去日式過度招待的原則，盡量讓伯林夫婦有一些自由時間。其中一周安排到京都、奈良等關西一帶觀光交流，除了跟政治思想史專業的學者交流外，還特地安排伯林跟漢學大師、京都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對談。丸山說這是為了讓伯林關注完全不在他視野之內的中國古典。在東京舉辦了兩場演講，一場談烏托邦思想，另一場談民族主義。丸山說伯林說起話來像機關槍一樣快得跟不上。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學，伯林也有一場演講，談的是浪漫主義。

在東京期間，丸山不僅親自陪同伯林夫婦一天，還請來了他的好友、對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國思想造詣很深的大評論家加藤周一(1919-2008)一起陪同。丸山覺得光看觀光客通常去的桂離宮和東照宮等無法真正了解日本，所以親自陪同伯林夫婦去充滿庶民風情的淺草寺一帶玩，還請客人欣賞了淺草木馬座的“安來節”(島根縣地方民謠)，想讓伯林夫婦體驗一下日本老百姓的娛樂。雖然丸山向來以現實感銳利著稱，出乎他意料的是，計劃不太成功。丸山說伯林對淺草寺的觀音、五重塔等文化古跡和自然風光幾乎一點興趣也沒有，只是在看到著名的雷門的雷神和風神時說這是“瓦格納的世界”！途中聊天時也都是談他喜歡的赫爾德等西方話題。丸山請伯林夫婦在一家叫巴拉萊卡的著名俄羅斯餐廳吃飯，據說伯林吃得很開心，還哼起了俄羅斯民謠。丸山說自己被戲稱為日本三大侃爺之一——另兩位是著名法國文學專家桑原武夫(漢學大師桑原騭藏的兒子)和以研究法國哲學著稱的哲學家森有正(明治時期駐清朝公使森有禮之孫)，可跟伯林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丸山在這封長信的后半段提到伯林回國后曾寫信向他致謝，我判斷伯林這封致謝信應該收藏在東京女子大學圖書館內的丸山真男文庫里，因為丸山去世后，夫人丸山由加里按照丸山生前的安排，把幾乎所有藏書和手稿等都捐贈給了這所大學。于是我就給哈蒂發了封電郵。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說請我幫這個忙。既然正式受托，第二天我就給負責整理丸山文庫的一位學者發了電郵，他回信告訴我丸山文庫的所有手稿都還在整理，無法對外開放。我追問何時可以整理完畢，他說不知道，也許很久。我不死心，就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按照丸山書信集里的地址給丸山夫人寫了封信。過了大約一周左右，出乎意料，竟然收到了丸山夫人的親筆回信。她說因為書信等都已經捐給東京女子大學，家屬無法介入，非常抱歉。那封信寫得非常親切，對我這樣一個外國人的冒昧打攪絲毫沒有責備的感覺，讓我感到很過意不去，畢竟那時她已經是耄耋之年了。那以后每年都收到丸山夫人的賀年卡，上面有時還寫著對時局的評論，筆鋒之銳利，難以想象是出自高齡長者的筆下。

幾年后，我在《未來》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寫中國學界如何介紹丸山真男、伯林和本雅明等外國思想家的隨筆，寄了一本給丸山夫人。丸山夫人回信說把雜志供在丸山的靈前了，讀了一陣感動，真是讓我終生難忘。夫人還隨信寄來了一本鶴見俊輔等人對丸山的訪談《關于自由的七個問答》作為答謝，于我而言是書架上彌足珍貴的禮物了。十年前我的第一本日文書《西方現代思想在中國》(講談社，2011)出版后，里面有一章提到丸山和他研究過的福澤諭吉在中國的影響，我也寄了一本給丸山夫人，依舊收到如沐春風的文字。孰料四個月后看到她去世的消息，很遺憾緣慳一面。

“邂逅”施米特

那時我還想到了一位大學者，就是福田歡一先生。這位繼承了南原繁的衣缽，一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大家，雖然名氣不及師兄丸山真男，但在其領域絕對是泰斗。有一次去京都開會，福田先生也來了。我在發言中提到了伯林，休息時福田先生對我說伯林是他的老朋友，讓我倍感親切。那之前就讀過他給日本的《伯林選集》寫的解說，對伯林思想之把握極其到位，絕對不輸給伯林原版文集寫序的英美學者。雖然在尋找伯林給丸山的書簡一事上碰了壁，還是斗膽給福田先生寫了封信。過了一周左右，收到了回信，結果同樣很令人失望。福田先生說是有一些伯林給他的信件，但年月已久，已經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兩次碰壁，我也就只好作罷。不過我從哈蒂那里還接受了另一項任務，就是向他提供日本和中國研究伯林的相關信息，因為那時他已經在編輯伯林網站Isaiah Berlin Virtual Library，也收集世界各國研究伯林的資料。

丸山真男去世后，他的學生和好友也在收集整理他的文字，除了著作集和書信集外，還出版了講義錄、座談集和“話文集”等書。我看了一下書信集的索引，有多處言及伯林。除了上面提到的伯林訪日以外，還有談到伯林的多元主義的。伯林多次說過自己的多元主義不是相對主義，但丸山讀了伯林論邁斯特的長篇論文后，在給一位晚輩的信里說，他認為要區分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很困難——這點倒是跟伯林的好友、西方古典學大師莫米利阿諾的看法很接近。丸山說日本也有提倡文化多元性的人，批評西歐文化一邊倒已經成了一種共識，可日本哪里真正有過全盤西化?他反駁說，如果要擁抱多元論，那么不同文化間的比較如何可能？因為你要比較，就一定要有共同的標準作為前提。丸山感慨自己一向對此有疑問，可是日本的學界和論壇都不太討論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也許是跟學界和論壇充斥著對進步史觀的批評有關。丸山一直被批評是進步主義者，被認為是持進步史觀的代表人物。他說自己承認進步史觀是有問題，但是對把進步史觀一鍋端的批評很不以為然。很明顯他讀到老友伯林的多元主義時，聯想到了日本思想界的狀況，似乎有點擔心多元主義會被濫用。

所謂“話文集”，就是把未收入丸山著作集和座談集的訪談和集外文稿等編成集子，一共出了正續七本。沒想到這里面也有跟伯林有關的文字。比如在一篇根據錄音整理的題為“論騎士精神——韋伯·尼采·丸山”(1988.5)的長篇座談記錄里，就有丸山提及伯林的部分。丸山在這個座談里先是談到了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研讀的卡爾·施米特，他說施米特雖然是自己思想上的敵人，但是學問很了不起，思考問題非常銳利，讓他不得不佩服。丸山提到在牛津訪學時伯林來跟他見面，聊天時伯林說“我跟你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視施米特為可尊敬的敵手”（honourable enemy）——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伯林也讀過施米特，那之前只有在史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做的伯林訪談里看到過關于施米特的幾句話。那大概是公開出版的英語文獻里僅有的伯林提及施米特的文字，但也是點到為止。伯林只是說最后要跟施米特一樣作出決斷。我因為研究丸山真男而接觸到施米特的思想世界，一直對他抱有濃厚的興趣。所以當知道伯林也讀過施米特時，當然覺得好驚訝也好有趣——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也讀二十世紀頭號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書！

不久以后，又得到一個線索，一位也研究伯林的日本學者告訴我，萩原延壽在1970年代初出的書評集《書書周游》里有一篇寫《自由論》的書評，里面也提到施米特。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記得那是2012年夏去首爾參加韓國舉辦的伯林研討會時得知這個消息的，回到東京后馬上買了這本書。在那篇題為“對思想充滿敵意的浪潮”的書評里，萩原提到他有一次在牛津見到伯林，老師跟他談到了那時正在研究的浪漫主義。在近代以來歐洲思想史的大背景里談浪漫主義時，伯林說在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人的人生基本價值從真理(Truth)轉變為真摯(Sincerity)，他還提到了施米特的《政治浪漫派》的問題。但到底說的是什么問題，萩原沒有寫，給后來者留下了一個謎。

我把上面這些消息都告訴了哈蒂，他知道后也很吃驚，說不知道伯林讀過施米特的書，伯林留下的藏書里也沒有施米特的著作。幸虧除了丸山真男的證言，還有萩原延壽的引述，并非孤證，更何況我們如果采取內證法去考察一番，那么會很容易發現伯林跟施米特盡管政治立場截然相反，但是他們所關心的那些思潮大有重疊，甚至他們熟讀的思想家里也有相同的人物，比如邁斯特，比如索雷爾。對浪漫主義的關注和研究不用說是最主要的一致之處。施米特早年寫了《政治浪漫派》，獲得史學大師邁內克的極高評價。伯林則是在后半生對浪漫主義傾注了巨大的心血，是他研究的反啟蒙思潮的重點，也是他的多元主義的思想源泉。當然，施米特研究政治浪漫主義其實是為了批評自由主義，兩人的出發點大不相同。

盡管丸山和萩原提供的證詞并不多，卻給我們了解伯林的思想發展提供了一條很有意思的線索。伯林對反啟蒙的研究頗有影響，他研究哈曼和邁斯特等反啟蒙的思想家，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尊奉的價值觀有哪些脆弱的防線，如何才能經受住考驗。就像他在跟盧克斯的訪談里說的那樣，閱讀同一陣營里的人寫的書沒勁兒，只有讀敵人的書才過癮，因為敵人知道如何突破防線，可以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點倒跟他不太看得起的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一樣。同樣應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來日本訪問過的阿隆跟施米特有過不少直接交流，他對施米特的評價甚至還要高于伯林對施米特的評價。盡管有這些差異，但很顯然他們都跟丸山一樣，都重視施米特，并沒有看輕這位智力超群、學識深厚的敵手。如果沒有日本學者的證詞，我們也許就永遠不知道伯林還熟讀過施米特的著作，甚至視他為“可尊敬的敵手”。

?下轉第24版

王前

伯林弟子、日本政治學家河合秀和（1933-

）。

伯林友人、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

(1914-1996)

。

?上接第21版

日本弟子筆下的伯林

2004年我聯系過的日本學者里還有一位就是《伯林選集》的另一位主編河合秀和，他當時回信說他手頭的伯林信件大都是跟翻譯出版有關的事務性內容，不值得收入書信集。不過那時得知他剛剛發表了一篇回憶伯林的文字,立即去圖書館復印來了。是他在2003年7月1日出版的國際交流基金會刊《國際交流》上發表的回憶伯林的長文，題名為“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回憶以賽亞·伯林”。這位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去牛津留過學的著名政治學者是最早翻譯伯林的日本學者之一，那本談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的《刺猬與狐貍》就是由他翻譯的，現在已經收入專收經典作品的巖波文庫。在筆者看來，河合寫的這篇文章是日本學者寫伯林的最佳文字，跟萩原延壽寫的書評堪稱雙璧。河合的文章干貨很多，提供了跟歐美學者不太一樣的角度，交往跨度也長，對我們了解伯林很有幫助，我就詳細介紹一下吧。

河合在文章開頭就說，去國外留學能在大學者身邊學習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還能陪同老師到自己國家訪問，親承謦欬，那更是幸何如之。他說因為他自己不是專攻哲學的，也不是伯林的嫡系弟子，因此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做到這點。他當年一到牛津就選了伯林的一門課：浪漫主義的誕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第二次去留學時身份變為客座教授，在伯林待的萬靈學院成了老師的同事。河合說一邊品味著學院的美酒，一邊聆聽伯林的談話，是無上的知性享受，包括他在內的年輕研究人員都為了能夠就近聽伯林說話而暗中搶椅子。

伯林作為哲學家有世界性知名度，作為老師評價又如何呢？河合說伯林的一些學生告訴他，伯林是非常好的老師，擅長發現學生身上那些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優點，循循善誘，發掘學生腦子里的精彩思想，能令學生發奮向上——關于這點，伯林的學生、以研究俄羅斯思想史知名的艾琳·凱莉在回憶老師的文章里也提到過。但河合說伯林對那些在他看來沒有什么發展前途的學生則會背過身去，甚至破門！——頭一次知道伯林會這么嚴厲。

河合回憶跟伯林討論問題時，他常說“我是哲學家，我只對哲學感興趣”。要知道伯林自己都說過二戰后他轉向了思想史研究，因為一次跟哈佛哲學系的邏輯學名家謝弗的聊天而下定了決心?？珊雍系倪@句話證明伯林從來沒有放棄過哲學，跟寫過《伯林傳》的葉禮廷說的一樣：伯林只不過是換了種方法做哲學，他強調的是要歷史地做哲學，而非一味從抽象到抽象，他想要知道思想產生的脈絡和時代是什么。給伯林的哲學文集寫序的分析哲學名家伯納德·威廉姆斯也是這么看的。河合說他猜也許是因為自己是專攻英國政治的，聊天時話題會很容易轉到歷史和政治上，所以伯林才會那么說。不過他引用伯林對知識的分類來說明伯林為何如此。伯林說一種是數學和邏輯等跟經驗完全無關的形式性知識，另一種是歸納觀察和實驗的結果而產生的經驗性知識，哲學則有不屬于這兩大類知識的問題。而歷史學和政治學都有光靠經驗性知識無法說清楚的部分，所以跟哲學是分不開的。按照河合的理解，伯林說只對哲學感興趣是始終想回到哲學這個原點，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伯林需要更關心政治和歷史，他感興趣的對象進而擴大到跟人類有關的所有領域——這真是對伯林那一代大學者的準確觀察和精彩概括。我們知道伯林是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出身，跟分析哲學的主要哲學家都很熟，以奧斯丁為主，包括艾耶爾和漢普夏爾等人在內的那個哲學討論小組里就有他。但是二戰時駐美工作的經歷改變了他，讓他對現實世界尤其對政治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形成了強烈的現實感，從而把自己的研究領域擴大到政治和社會思想。但恰如河合所分析的那樣，他本質上還是哲學家，河合說跟他聊日常的話題時這種感覺越發強烈。

在這篇長文中河合也分析了伯林的主要思想貢獻，比如多元主義和伯林對反啟蒙思潮的研究。到底是親炙過伯林的哲學，又參與翻譯出版《伯林選集》的主編，河合雖然謙稱不是哲學家，但他對伯林思想的把握非常準確到位。在說到為何伯林花那么多精力研究浪漫主義等反啟蒙思潮時，河合說那是因為伯林想以新的眼光重審被啟蒙思想忽視乃至否認的各種思想和觀點，諸如以理性的名義被忽視的個性，特別是作為民族個性要求的民族主義，被線性進步主義所忽視的歷史主義，要求從理性的控制中解放想象力的浪漫主義等。盡管如此，他說伯林的立場并非反啟蒙。這樣的理解跟伯林在那本伊朗哲學家做的訪談錄里談的完全一致。

在評價伯林的整個貢獻時，河合說伯林既繼承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又結合了他對歐陸思想的興趣——包括重視思想對實踐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偉大的思想家。這個評價筆者也覺得很獨到。比如伯林對維科、哈曼和邁斯特等歐洲大陸思想家的研究，在西方學界也產生了影響。當然，也擴大到了日本和中國。借用丸山的話來說，不管伯林寫什么，什么題材到了伯林手上都能寫得很精彩——這是丸山讀了《約瑟夫·德·邁斯特和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后給美篶書房寫的年度推薦書目里的話，雖然他對伯林說邁斯特是法西斯的始祖這一條有保留。不可否認的是，由于伯林的出生背景，多重文化身份，使得他具備了極其開闊的視野——據說他在讀中學時就學習了西方古典語言和法語，通過閱讀俄羅斯文學經典鞏固了俄語水平。在牛津讀書期間他也以對外語的掌握和對歐陸思想的熟稔而在同學中很出名。所以難怪后來有人評論說讀伯林的思想史論文，就好像坐在漆黑的窗口邊上看歐洲思想世界被燦爛的煙火照亮一般精彩。

河合的這篇紀念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應該是寫他陪同伯林訪問日本時的一些見聞。在東京談烏托邦主義時，是福田歡一親自做的口譯。因為伯林不喜歡被打斷，所以在講完后，福田花了約二十分左右的時間以概括式的方法簡明扼要地翻了一遍，其功力之深令河合佩服不已。而在同志社大學談浪漫主義時，伯林講完一段后說：“當然，我講得很夸張?！比缓笳f，“如果不夸張就無法打破那些被通常的看法塑造的固定觀念?！薄獡f他的這番解釋引來聽眾一片笑聲，氣氛一下子變得輕松活躍起來了。河合說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那樣的場面，談哲學的話題能夠那樣深入聽眾的內心世界，他覺得聽演講的人們肯定對伯林的哲學的深度有了最真切的理解。

前面提到丸山為了改變伯林對中國古典的無知，安排他到京都大學跟漢學大師吉川幸次郎等文學教授座談，河合說兩人其實聊得并不投機。筆者后來偶然在吉川的隨筆集《文弱的價值》里發現了他自己的敘述。吉川對伯林說中國文學并不像西方那樣重視虛構的作品，比如小說和戲劇，也沒有史詩，但是很重視歷史作品和歌詠日常生活的抒情詩，歷史被看作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吉川說他是想修正一下近代以來從西方引進的始于亞里士多德的文學觀念，因為西方的文學觀念過于重視虛構的作品。伯林聽完就說,那樣很難產生偉大的作品。吉川也不甘示弱，說那就應該修改一下什么是偉大作品的標準了，中國和東亞的確沒有荷馬和莎士比亞，但是西方也沒有司馬遷和杜甫?？赐昙ǖ臄⑹?，筆者就想如果三年后訪問京都大學的錢鍾書先生在場就好了。吉川固然是一代漢學大師，并非頑固排斥西方文明的學人，但對西學并不是很精通，而伯林則對中國和日本文明基本上很無知，要讓兩人聊得盡興，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京都和大阪外，河合還陪同伯林夫婦去了志摩半島。他回憶說，美好的記憶太多無法一一道來，但是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伯林的深刻的洞察力和毫無城府的感受性。他還加了一句――如果不怕誤解的話，可以說是孩子般的感受性。這點跟哈蒂在三年前出的InSearchofIsaiah Berlin里說的完全一致。哈蒂說伯林內心始終年輕，身上有一種一生都在追問哲學問題的孩子氣(childishness)。

河合在文章里還講了一個乍聽有點摸不著頭腦的話題。他說伯林夫婦剛到東京，他去賓館見他們，還沒有寒暄，伯林就對他說道：“十八世紀以前沒有承認敵人長處的思想?！甭牭嚼蠋熯@么一說，河合就說日本從十一世紀以來就有記錄戰斗的軍記物語這種題材，里面常有“雖是敵人也敬他是條漢子”這種說法，也許這是因為日本沒有很強的宗教信仰，也沒有宗教引起的戰爭，更加重視軍事價值的緣故——學生給只知道西方文明的老師上了一課。

在參觀伊勢神宮時，因為接待方知道是英國學術院院長夫婦來訪，就允許他們到神宮內殿參拜。伯林那時說了句讓河合大吃一驚的話：他說除了基督教的神以外什么神都參拜。然后跟著河合行了二鞠躬二拍手再一鞠躬的禮。就在伯林夫婦行禮的時候，神宮外面有很多觀光客看著他們。里面有一群人沒戴領帶，襯衫領口敞開著，伯林說那是以色列工黨黨員的制服，于是就走上前去跟他們聊了幾句。河合說他不懂希伯來語，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些什么，似乎是那些觀光客里的女士們想知道為何他們跑到神宮內殿里面去了。伯林回來后告訴河合，說那些人以為他瘋了。

伯林在政治哲學家里素以現實感強著稱，他跟許多政要有過交往，據說在古巴危機的時候肯尼迪總統還跟他通過電話。但即便是伯林那樣熟悉政治世界運作的高手，偶爾也會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河合說他們談到了兩年前(1975年)當選為保守黨主席的撒切爾夫人。伯林說她除了自己的信念以外什么都不在乎，預言她不會當上首相。后來這位牛津畢業的鐵娘子證明昔日的老師看錯了。據說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后請伯林作客時曾對老師說，以賽亞，你要多寫啊——看來伯林寡作的名聲果然傳播得很遠，一直到哈蒂出現才漸漸扭轉。

河合在文章里并非一味贊美老師，也有一些好玩的吐槽。他說在京都看日本傳統藝術“能”的時候，伯林把“能”的伴奏跟格里高利圣詠的旋律相比較時，他跟不上老師的節奏了。在大阪，伯林把人形凈琉璃跟意大利歌劇相比，也讓他一頭霧水。河合也提到了丸山陪同伯林去淺草游玩的“失敗”。對此他引用跟伯林很熟的英國政治學家伯納德·克里科(Bernard Crick)的話說，伯林被稱為思想史家，但他對思想的前史和知識社會學幾乎沒有興趣，在這點上跟丸山完全不一樣——也許歸根結蒂還是因為伯林本質上是哲學家吧。

驀然回首

就這樣彈指一揮間過去了近十年。2013年秋偶然看到海報，得知我很喜歡的一位研究德國文化的著名學者要在東京女子大學演講，于是就慕名去聽了。聽完后我忽然想起伯林書信的事，于是就抱著屢敗屢戰的心情，決定去闖一下丸山文庫。進去后見到了文庫研究員山邊春彥，向他說明了來意。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說丸山收藏的書信文稿已經初步整理完畢，可以幫忙找伯林的書信。聽畢大喜過望，忽然有功夫不負有心人的感覺。山邊君告訴我需要哈蒂的委托書，然后可以交給我復印件。于是當晚就給哈蒂發了電郵，過了兩天又去了一次丸山文庫，收集到了四封伯林信件的復印件?；丶液笙葤呙璋l給哈蒂，然后用EMS寄到牛津。

后來哈蒂把其中最長的一封收入2015年出版的《伯林書信集》第四卷，就是丸山在伯林回國后給一位晚輩學者寫的信里提到的那封。在信里伯林說他和太太在三周里好像在一個高貴而連貫的夢境里不停地移動，那個夢境美麗卻又顯得有點陌生。這次訪日宛如一次超驗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堪稱他所經歷過的最強烈的文化沖擊。伯林也提到盡管日本的城市和經濟大規?，F代化，但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事實上保存得很好，相比之下英國和美國——尤其是后者——看上去就顯得無秩序，不精致，等等。有意思的是在信中伯林還提到了中國。他說他覺得也許對西方人而言，中國比日本更好理解，因為中國跟西方打交道的歷史更長，文明更有連續性，改變的幅度也更大。伯林說他認為日本歷史上跟外界的隔絕是令人驚嘆的現象，因為一種謹慎的退卻對某些藝術創造和精神上的自我防護是很有必要的，否則到處都會變成一個模樣。信中再三感謝丸山和他的兩位學生，因為他們才有了他一生中極為愉快的旅行。

牛津之行

2014年初我接到哈蒂的郵件，說3月份牛津大學沃爾福森學院要舉辦一個關于伯林的啟蒙觀的研討會，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當即答復：一定去捧場。筆者雖然研究伯林有年，歐洲還沒有去過，所以有了這么好的理由，怎能不去？于是連忙著手辦理去英國的手續，在3月份踏上去英國的旅程，到向往已久的牛津參加了伯林研討會，終于見到了通信十年的“網友”哈蒂。剛到牛津的那天晚上，他陪我參觀了學院，帶我去了放滿資料和書籍的工作室，還讓我挑選幾本新出的跟伯林有關的書籍帶回去。至于第二天開始的研討會，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那就是“炮聲隆隆”，令我這樣初來乍到的外人一時摸不著方向了，因為絕大多數登壇發言的人都對伯林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而為伯林辯護的主要是他的傳記作者葉禮庭。具體會議的內容，我已經寫過文章，在此就不再贅述了。會議論文后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Isaiah Berlin and the Enlightenment,2016)，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

對筆者來說，除了在伯林擔任過第一任院長的沃爾福森學院聆聽了兩天激烈而精彩的討論外，也到墓地參拜了樸素的伯林墓，一償夙愿。在茶歇時見到了BBC《思想家》節目的主持人麥基也是此行一大收獲。他編寫的那本《思想家》反復看過幾遍，至今仍覺得那是最好的一本哲學入門書。每一個接受他訪談的都是國際哲學界的頂尖人物，能夠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把哲學問題講清楚，既不降低專業水準，又要讓觀眾能夠理解，這是何等功力。見到麥基后，跟他聊了他的這本在中國很有名的著作，表示了一個中國讀者對他的由衷感激。那時他雖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依舊精神矍鑠，還在研討會上提了幾個問題。

去牛津前我就問過哈蒂，他管理的伯林文獻里有沒有丸山寫給伯林的信件，他說找過了，很遺憾沒有。在牛津時我又問過哈蒂，畢竟禮尚往來，有的話我也可以回去感謝丸山文庫。這一次還是否定的回答。我忙著開會，根本沒時間去看舉世聞名的“飽蠹樓”收藏的伯林檔案，留下了這次牛津之行的一個遺憾。

伯林給萩原的信件

回到日本后不久，我收到丸山文庫山邊研究員的郵件，說伯林的學生萩原延壽去世后留下的資料里可能有伯林的書信，他的藏書和資料捐贈給了橫濱開港資料館，建議我去那兒試試運氣。聽到這個消息后，我立刻給資料館去了電郵，敲定了訪問的日子。跟收集伯林給丸山的信件一樣，這次也很順利，到了橫濱開港資料館后進入了圖書館，看到了萩原捐贈的書籍，里面有好幾本伯林的著作。在館員的協助下，很快就復印好了伯林給萩原的信件，長短一共七封，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寄給了哈蒂。雖然我覺得最長的那封信絕對可以收入書信集，但不知何故，最終一封也沒有收入。前些日子我因別的事情跟哈蒂聯系時，提到萩原的那些信，哈蒂就重讀了最長的那封，回信說他也很后悔當時沒有把這封放進去，說寫得很有意思，于是連忙編輯，編進伯林書信補編里，還加了幾個注釋，發表在伯林網站上。

這封信是1977年1月寫的，長達五頁，主要跟萩原討論訪日的事情。里面有些內容很能體現伯林的為人處世風格。比如他特地提到因為自己要演講，最好能夠給夫人安排一些去看美術館博物館、逛商店的時間，說夫人喜歡大自然的美景。同時他又不忘關照萩原，希望不要給他添過多的麻煩。在談到飲食時，伯林說到他們夫婦雖然筷子用得不熟練，但希望在日本訪問期間都是吃日本料理。伯林還提到自己不喝酒，不是因為什么原則，而是他的體質拒絕飲酒。他還提出來非常想跟他極其佩服的建筑大師丹下健三見面，因為他認為丹下是當代最偉大的建筑天才。在提到住的賓館時，伯林說聽一位牛津的同事說皇宮飯店比大倉飯店更有日本特色，所以想選前者，但如果費用超支的話，會自己來負擔。對比之下，我覺得這封長信比伯林給丸山的那封寫得更好，到底他跟萩原認識得更久，彼此是師生關系，說話更加隨便，內容也寫得很感人。有興趣看全文的讀者，可以到伯林網站上去瀏覽一番。

就在我收集到伯林給萩原的書信后不久，收到了福田歡一的太太良子夫人的一封信，那時福田先生已經去世好幾年了。良子夫人告訴我，在整理福田先生的遺物時偶然發現了幾封伯林的信，就隨信寄給我了——此時距離我給福田先生去信也有十年了?？上Р纸o福田先生的信基本上都是事務性的，比如約定幾號在他的辦公室見面等等，沒有太多內容，也就沒有收入書信集。不過良子夫人跟丸山夫人一樣，和我這個名不見經傳、來自異國的晚輩通信聯系很講究禮數，有詩禮傳家的風范，讓人感到一種真正的教養。

伯林對當下的意義

這些年日本學界研究伯林也出了一些成果，有幾本研究伯林的著作相繼出版，雖然翻譯的勢頭因譯林出版社的努力而被中國趕超，但研究正在深入。百年老店巖波書店出版的《思想》雜志今年也滿百歲了，今年6月份出版了伯林專輯?！稁r波文庫》也將推出文庫版四卷本伯林選集——是從《伯林選集》中精選篇目、重新編輯的，這些何嘗不是昭示伯林對當下的意義呢？畢竟伯林關注過的那些問題并未真正離我們遠去。

筆者最近剛剛協助哈蒂翻譯完萩原延壽1972年為伯林《自由論》寫的書評。萩原在書評里除了介紹伯林的生平和評點《自由論》外，還講了自己跟伯林接觸時的一些印象，跟河合的大同小異，但他的一些話令人難忘。在評點完《自由論》后，他問了一個問題，就是伯林提出的解決方法似乎是沒有什么新鮮味，看上去有點陳腐的處方。尤其對蔓延著對新奇事物的“刺激渴望癥”的日本知識界來說也許更是如此。因為伯林在《自由論》里說過，“盡管現在擁有技術與心理學的新知識和巨大的新能力，但除了人道主義的創立者們——伊拉斯謨與斯賓諾莎、洛克與孟德斯鳩、萊辛與狄德羅——所倡導的老處方，即理性、教育、自知、責任——特別是自知以外，我們還能找到什么解決方法？對于人類，還有別的希望，或曾經有過別的希望嗎？”萩原說，如果有人覺得伯林的這些建議太陳舊了，那么請他們想想兩個問題。第一點，自由這個問題既舊又新，對人類來說是永遠的課題。第二點，不斷重新思考這種既舊又新的問題，這不正是一種新的態度嗎?最后這位親炙過伯林思想的日本弟子還說，從當代的角度來看，新的東西永遠只有作為舊的才能存在。這句話聽著有點拗口，我想這是萩原對一味求新的追風提出的忠告吧。盡管這篇書評是半個世紀前寫的，筆者前些日子為了協助哈蒂翻譯成英文時又重讀數遍，感覺似乎還沒有過時。正如當今美國著名人文學者馬克·里拉所說，伯林對啟蒙理性和多元主義等我們時代也面臨的問題富有深刻的洞見。在筆者看來，伯林跟阿隆和丸山一樣，不僅對二十世紀的歷史有深刻的洞察，他們的思想遺產對我們思考當今世界的問題依然富有啟示。伯林最后的一篇文字就是為中國讀者而寫的，當今中國有那么多他的讀者，就是他的思想遠沒有過時的最好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