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華》報：緣何第257期有兩個版本

2018年，贛南興國縣某鄉村土坯房拆遷，在房屋磚縫里偶然發現了一張1934年12月27日出版的第257期《紅色中華》報。該報雖有殘損，但內容基本完整，為四開四版鉛印，報頭印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機關報”字樣，頭版頭條標題為《粉碎敵人清剿斗爭中的群眾游擊戰》。而翻開1982年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第257期出版的日期分明是1936年2月19日，報頭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頭版頭條標題為《熱烈拿出錢來幫助抗日經費》。為何同一期的《紅色中華》報會出現兩個版本，而且時間還相差一年多呢？

在瑞金創辦機關報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會議開幕當晚，紅色中華通訊社成立并發布新聞。同月，中央蘇區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關于提高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加強新聞出版工作等任務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谶@個決議，擬創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12月11日，由王觀瀾任主編的《紅色中華》報第1期和讀者見面。創刊的宗旨非常明確：“要發揮中央政府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p>

《紅色中華》報為鉛印報紙，四開四版。初期（第1期至49期）為周刊，后改（第50期至147期）為3日刊，自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以后又改為雙日刊?！都t色中華》報在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不斷發展壯大，成為蘇區最具影響力的黨報。蘇區的讀者親切地贊譽它是“我們蘇維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現”“全蘇人民的喉舌”。該報主要編輯人員先后有王觀瀾、周以栗、沙可夫、瞿秋白、李一氓、任質斌等，并在黨、政、軍和群眾團體等系統中組織了400多名通訊員。此報設有社論、要聞、專電、時評和關于紅色區域建設、工農通訊以及《紅色小詞典》《工農民主法庭》《突擊隊》等專欄，新聞寫作堅持通俗化方針，要求蘇區的“每一個紅色群眾都能聽懂、看懂”。

蘇區時期的《紅色中華》報配合蘇維埃黨政中心工作，特別是在為保衛紅色政權、開展反“圍剿”斗爭中起到了積極的宣傳作用。高峰時期，該報發行量達4萬余份。至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在瑞金出版的《紅色中華》報?？?。據統計，自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紅色中華》報在瑞金共出版240期，10月3日為最后1期。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在瓦窯堡復刊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離開瑞金，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在歷經千辛萬苦后，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作為紅色政權的喉舌，《紅色中華》報亦于1935年11月25日在陜北瓦窯堡復刊，仍沿用蘇區原來的報頭和期碼，從241期編發。毛澤東十分重視它的復刊，不但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還撰寫了題為《毛澤東同志斥蔣介石荒唐無恥的賣國辯》的文章。在陜北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初為每月逢一、六出版，后改為每月逢三、六、九出版。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6年2月19日第257期實為陜北版的《紅色中華》報。

陜北版《紅色中華》報繼承和發揚了瑞金版《紅色中華》報辦報的黨性原則和群眾辦報的風格，充分發揮了紅色政權的輿論宣傳作用。從1936年12月8日第314期開始，毛澤東為《紅色中華》報題寫了報頭。因時值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緣故，1937年1月25日《紅色中華》報（第324期）?？?。29日，《紅色中華》（第325期）更名為《新中華報》出版。

留守蘇區編委繼續辦刊

主力紅軍和中央機關離開中央蘇區后，《紅色中華》報在中央蘇區并沒有?？?，而是繼續發行。新中國成立后，據當年任《紅色中華》報編委委員的韓進等老同志介紹，紅軍長征前夕，《紅色中華》報社有5個編委，即瞿秋白、任質斌、徐明正、韓進、謝然之。紅軍長征時，任質斌、徐明正兩人隨主力部隊長征，謝然之叛變投敵，報社編委只剩下瞿秋白和韓進兩人。時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為了報紙能按時發行，廢寢忘食、帶病工作，使得紅軍長征后《紅色中華》報仍能每周編2期到3期出版，由于環境不斷惡化，最后改為每周出版1期，并按原期數從第241期繼續編發。報紙發行主要依靠各地蘇維埃政府機關人員負責，發行對象仍是中央蘇區軍民。

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軍加緊向中央蘇區腹地逼近。1934年11月10日，敵東路第10師搶先占領瑞金縣城，“赤都”失陷?！都t色中華》報印刷廠被迫從瑞金縣遷入會昌縣白鵝鄉梓坑村的深山中，編輯部則設在中央分局駐地于都縣黃麟鄉井塘村。因征稿困難，報紙的宣傳內容主要是以擴紅、征糧、開展游擊戰爭、保衛蘇區、揭露國民黨罪行等為主。因中央蘇區大多淪陷，所以報紙發行量銳減，最后每期僅發行兩三千份。為了保守秘密，對于紅軍主力長征的消息，《紅色中華》報始終只字未提。

1935年2月，堅持在中央蘇區斗爭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留守的紅軍部隊，被敵人圍困于于都南部狹小的地區內，形勢十分嚴峻，黨中央給中央分局發電報，要求立即改變斗爭方式，將機關人員和部隊分散到各地去打游擊。這時報紙已不能再繼續出版。根據分局部署，報社工作人員將機器填埋后，于3月4日從于都南部地區進行突圍。突圍中，大部分工作人員犧牲或失散。瞿秋白則在2月上旬就離開了中央分局駐地井塘村，同何叔衡、鄧子恢一道經瑞金縣武陽鄉往福建省長汀縣突圍，24日抵達福建省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逕村牛莊嶺附近時被敵人包圍。在突圍中，何叔衡犧牲，鄧子恢脫險，瞿秋白被國民黨軍俘獲后英勇就義。

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就不難理解《紅色中華》報第257期為何會有兩個版本，且時間相差1年多了。那是因為：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留守蘇區的瞿秋白從第241期起繼續編發了《紅色中華》報，而中央紅軍1935年11月在陜北復刊《紅色中華》報時，由于通訊困難，不知道瞿秋白還在繼續編發著《紅色中華》報，所以，陜北版的編委們仍然是按照離開蘇區時的編號從241期開始編發，從而導致了期號的重復。

據悉，自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到1935年1月，《紅色中華》報在瞿秋白的主編下，至少出版了24期，即從241期到264期。目前，已發現的紅軍長征后，中央蘇區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僅有5期，非常珍貴。這是一段在中國革命史上永遠不可磨滅的悲壯歷程，同時也在中國革命新聞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摘自《中國檔案報》202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