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理論的短板及其“哥白尼”式轉向

王天楠

[摘 要]政治文化理論因論證數據靜態化和無法解釋政治變化等問題長期遭遇詰難。這是由于傳統政治文化理論建立在四個基本假設基礎之上，即取向先于行為、取向可變性、社會化和文化累積性，而各個假設都明確導向持續性預期，因而無法對政治變化進行有效解釋。為彌合政治文化理論的持續性預期短板，必需改變以往以固定的理論假設解釋變化的政治現實的傳統模式，即顛倒解釋對象與理論范式的位置，來一場"哥白尼"式的轉向。艾克斯坦構建起模式維持型政治變革的文化解釋、趨向靈活性政治變遷的文化詮釋、社會中斷的文化解剖、政治轉型的文化主義四種理論模型。雖然其自身的基本觀點、概念的界定和政治文化的權重亦成為新的批評對象，但這一理論以強大的沖擊力突現在政治文化研究復興運動的圖景中，使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政治理論和政治分析的中心舞臺。

[關鍵詞]政治文化理論;政治變遷;艾克斯坦;文化主義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0X（2021）04-0040-11

現代政治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帶著強大的沖擊力凸顯在政治科學的認知圖景。政治文化力圖用“取向”詮釋政治行為背后的內在機理，認為“政治文化作為一整套態度、信念和情感的集合體，為某一政治過程提供秩序并賦予內涵，同時為管理政治系統中的行為提供隱形假設和規則”[1]（ P218）。政治文化理論似乎回答了諸如“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獲得了成功而有些卻失敗了”[2]（P1）等重大現實問題。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行為主義發展的重要標志與催化劑，因為政治文化完成了兩項基本目標：一是證明人們的政治態度、取向是可以通過實證的方法測量的;二是標志著政治科學領域得到最終擴展[3]（P5）。經歷短暫的贊譽之后，政治文化理論很快陷入備受批評的境地，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指責其實證數據的靜態化無法解釋政治的變化。羅格夫斯基認為政治文化無法為政治變遷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為了使政治變遷納入其解釋框架而對材料隨意使用[4]（P128）。

然而，“理性選擇理論在分析特定體系內的短期變動時是有效的，這時它將文化和制度的因素視為恒定的。但實際上，這些因素并非恒定的，它因民族而異，因時間而異。流行的理性選擇理論由于忽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因而不能解釋在制度的基本目標和性質方面的長過程的變化”[5]。

新一代的政治文化學者承襲了公民文化研究的邏輯理路，其中以帕特南為代表的社會資本進路使用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社會參與度、社會信任、互惠規范等概念從宏觀層面推動政治文化研究的發展;以英格爾哈特為代表的價值觀研究者基于世界價值觀調查和歐洲價值觀晴雨表所搜集的數據，展開長期跨國的政治文化、社會變遷與民主發展研究，力圖克服前期研究的理論缺陷。上述研究雖然在數據采集上實現了長期跟蹤與動態采樣等技術性突破，但仍然沒有從解釋模式上克服政治文化理論無法詮釋的理論短板。哈里·艾克斯坦作為這場研究熱潮中的重要學者，擔負起提升政治文化理論解釋力的重任，在總結傳統政治文化理論隱含的四種預設并揭示其短板的基礎上，探索一種能夠詮釋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開啟了政治文化理論的“哥白尼”式轉向以往政治文化理論試圖用一套理論假設解釋各種政治變革，而艾克斯坦根據政治變革的不同類型構建解釋這些變革的文化理論，這種研究對象與解釋模式位置的顛倒猶如哥白尼由日心說取代地心說，開啟了政治文化解釋范式的革命。。

一、現代政治文化理論的認知圖景：既定性假設與結構性短板

現代政治文化理論的研究是沿著孔德、涂爾干、韋伯和帕森斯的“社會-行為主義”路徑發展起來的。阿爾蒙德傳承了“社會-行為主義”的研究傳統，開創了政治文化研究實證主義路徑，進而奠定了現代政治文化理論的基礎?，F代政治文化理論在將政治文化界定為“行為取向”的基礎上延展出四個基本預設。一是取向先于行為假設，即持有文化理論的人通過一般性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傾向來加工和處理行為實踐;二是取向可變性假設，

即取向具有可變性，在不同社會及不同社會構成面前是不同的;三是社會化假設，即取向模式的變化不是完全出于社會環境或結構的改變，而在于文化規定的學習過程，人們的取向通過社會化獲得;四是累積性假設，即人們早年的學習規制了成年后的學習，學習就是一個追求取向的連貫性過程[6]。這些假設是艾克斯坦繼續探索解釋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的基礎。艾克斯坦發現，政治文化理論的各個假設都明確導向持續性預期，甚至在政治行為的客觀條件發生變化時也是如此。文化被看作一種具有連貫性的、可預知的“先驗性”事物，因而不能對不斷變化的政治現象作出靈活的、適應性的解釋。在政治文化理論各個假設中，這種持續性預期展現得非常明顯。

（一）取向的“三棱鏡”：取向先于行為的短板

取向相對于行為的先在性是政治文化理論的基本假設，其他假設都由此衍生而來。行為者并不直接對“客觀情況”作出反應，而是把某種一般性的主觀取向作為外部情況與主體行為之間的中介，人們透過取向的“三棱鏡”折射出現實情況，再由一般性取向引導采取行為。這里所謂的取向是行動者在各種情況下、按照特定方式采取行動的一般性傾向，這些一般性傾向規定了行為的方向和方式。如果行為者沒有取向或者取向是畸形、不連貫的，那么行為者或者無所適從、毫無規范或者隨心善變、任意而為。由此可見，取向相對于行為處于決定性、先導性地位。取向這一概念來源于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它不是簡單的一次性“刺激—反應”的結果，而是作為主觀中介反復介入環境體驗和反應中，用以處理外來的客觀環境。政治文化理論正是建立在作為主觀中介的取向影響政治行為的“刺激—反應”模式基礎之上。因此，探索政治文化理論的關鍵就在于深入到作為主觀中介的取向層面，使取向既切實可信，又可靠有效。

艾克斯坦區分了取向與態度的關系，即態度是特定的傾向，而取向是一般的傾向。雖然態度可以通過自身的模式發現取向，但態度本身來源于取向并表現為取向。此外，艾克斯坦尖銳地指出：“從行為的形成方式上看，行為的作出是人們通過取向的引導而對某種刺激產生的反應，這種反應不是建立在‘環境—行為的直接聯系之上，而是建立在‘環境—取向—行為的間接聯系之上。行為不是對客觀狀況的直接反應，而是通過取向把既定認知和已有規范注入到行為中?！盵6]由此可見，強調取向相對于行為的先在性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進而持有一種文化決定論的立場。

韋伯等強調文化論的學者亦是普遍把文化作為社會進步、政治發展的決定要素，認為文化先于政治行為、支配政治行為。然而，這一假設囿于政治行為持續性預期的窠臼，難以對政治變化進行有效解釋。因為行為者根據早已注入的認知、規范和特定情感作出具有持續性預期的行為。

無論外界的政治環境如何變化，人們總是依據既定取向作出可預知的行為，形成行為的路徑依賴，文化主義的解釋便陷入“以不變應萬變”的僵化思維之中，難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政治現實。

（二）不先在的“先在”：取向可變性的誤導

取向的可變性是對政治文化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它是政治文化變遷的前提。如果沒有取向的可變性，那么我們只需知道初始條件（情況、結構）就能解釋行為，將永遠停留在一個刻板的、行為主義的世界里。如果行為是超結構的，我們僅需知道客觀情況，就可以判別行為的方向。取向可變性假設預知了政治文化的變化，使導向性行為具有意義。這一假設認為，取向是可以變化的，它并不總是客觀事物在主觀方面的直接反應，也不是通過“成本—收益”的計算形成的，而是有著自身形成、發展、變化的規律。這一假設看上去賦予取向以靈活多樣性，然而，作為主觀的中介活動的取向卻被置于行為之前，是“先在”于行為，并成為決定行為的主導要素。取向被作為獨立且先在的存在，持續性亦沿著其自身的軌跡發展。

這種取向可變性解釋沒有跳出持續性預期的窠臼。該假設顯示出取向對經驗處理并不是一模一樣的，而是依據作為中介的主觀活動的變化而作出。這樣，取向本身的持續性預期就依然存在，因為取向作為一種自變量按照主觀活動的規律承接先前的取向，我們可以由先前的取向預知后面取向的變化軌跡。政治實踐中，人們政治行為卻并不一定伴隨取向的變化而變化。這樣具有持續性預期的取向不能解釋變化著的政治行為。

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變遷理論不但揭示了價值觀變遷的規律，而且隱含著將取向作為獨立的、先在的、持續的理論的批評。

代際價值觀變遷理論認為：作為政治文化核心的價值觀的變遷與人口的代際更替相一致。英格爾哈特經過數十年對世界多國價值觀跟蹤研究發現：“在戰后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背景下，西方人的優先價值觀正在出現由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的轉型。在個人層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優先價值觀出現了規模巨大、持續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則反映兩者早期不同的生活經驗;在社會層面，一代人隨著代際更替代替另一代人，社會整體的價值觀發生變化?！盵7]因此，價值觀的變遷并不是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及時變化，

而是具有時差性，即人們的價值觀反映的往往是兒童時期的客觀環境，這種兒童時期的價值觀或將伴隨一生，而價值觀的變遷要遵循人口更替的規律。由此，價值觀代際變遷表明價值觀變遷相對于客觀環境并不帶有獨立性、先在性，而是具有時差性，進而揭示取向持續性假設的誤導，呼應了艾克斯坦對取向可持續性假設的批評。

（三）文化傳遞中的惰性：政治社會化導致的取向持續性預期

文化的社會化假設闡發的是政治文化的發生機理。它表明取向不是以某種自動的方式獲得，而是行為者從有形的外部社會化機構或無形的社會環境或有意或無意獲得的。人們全部的政治認知、情感和評價體系必須通過文化的社會化載體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傳遞。所謂直接方式是由“老師”，即文化意義上不同的行為者實施，如在某些教育場所，教師向學生傳授如何搜集和使用信息;而間接方式是通過各種文化體驗潛移默化地完成。由于政治社會化具有彌散性、間接性和隨意性特點，它不但承擔使人們獲得政治認知的功能，而且承擔著培育政治情感和政治認同的功能。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實現代際傳遞的主要方式。它不單是一個個體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群體化的過程。個人通過政治社會化的熏陶、洗禮由自然人成長為政治人，政府通過社會化獲得更多的合法性與政策支持。對于政治社會化，政府需要做的是把人們履行社會角色的技巧不斷傳遞下去，把政治理念輸送到人們的頭腦中。然而，政治社會化并不總是執行統治者的意志，因為政治社會化的要義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不受控制且不可控制的過程。無論統治者怎么努力，他們總是發現還是不能控制社會化過程或內容。因此，就性質而言，社會化的作用在于復制現狀。作為結果而言，社會化有時變成一種穩定化的力量，有時卻成為有計劃變革的主要阻礙。這也就是為什么外部的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而行為者的取向并不隨之及時地發生主觀改變，之前的社會化而形成的政治文化規范了行為者的取向，而這些取向影響著行為者的行動，這源于人格形成的特有規律，即青少年時期形成的文化人格對于成人后的社會化具有過濾功能，進而產生文化人格的惰性。

艾克斯坦認為，社會化的這種特殊性質導致了取向的持續性預期。一方面，我們只要了解人們青少年時期的文化人格就可以預判這個人未來的行為取向;另一方面，社會化提供了后人對前人的學習與模仿的機會，只要預知前人的文化特征就可以推斷后人的文化傾向。社會化的兩種傳遞方式同樣導向持續性預期。直接傳遞方面，社會化使取向在代際間持續性傳遞，形成社會化結構，一代人的政治取向傳遞到下一代人身上。間接傳遞方面，間接的經驗同樣是前人行為取向的延續，社會氛圍的形成既有傳統文化的影響，也包含大眾心理塑造，這些導向可持續預期。由此，無論哪種情況，上一代人的喜好往往會深刻影響下一代人，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這就形成取向的惰性。依照取向的社會化假設，帶有持續性預期特征的社會化假設所能夠解釋的只是文化的惰性導致的行為惰性，而無法解釋不斷變化的政治現象，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理論的又一塊短板。

（四）首因原則與深度習得：文化的累積性及其短板

文化的累積性假設規制了政治社會化過程。這是文化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的不同之處，因為理性選擇理論同樣贊同社會化，但它輕視童年的初始社會化，重視成年后的學習與再社會化。文化理論的社會化累積假設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首因模式，即雖然學習是貫穿生命始終的，但孩提時期的習得是一種“深度習得”，童年的學習為理解成年階段所獲得的信息提供了框架，是后來學習的過濾器。派伊認為，亞洲文化中權力建構的基石是對集體性的忠誠。出于歸屬的需要，出于將個人的自我融入團體認同之中的需要，人們對集體絕對忠誠，這構成亞洲文化所形塑的權力。這種對集體的歸屬和融入源自童年時期家族制的經歷。二是累積性假設，這意味著社會化總的趨勢是通過點點滴滴的學習將認知、情感、評價逐步地進行匯合，形成一個連貫的、一致的、和諧的整體文化取向。學習的累積性也表明行為者在社會中要滿足兩個基本需求，即行為精簡的需求和互動關系中的可預知需求。所謂精簡需求是指取向模式幫助節約人們的決策成本，如果一個人的每一個行動都要考慮所有相關信息和細節，那么即使可能，生活也變得不堪重負。所謂可預測需求是指取向模式幫助我們對行為者的行為作出預判，如果不能可靠地預知他人的行為及他人行為對自己行為造成的影響，那么社會生活將難以為繼或混亂無序。這種行為的不確定性將導致權力的專斷。由此可見，文化理論的累積性假設帶來行為的精簡和互動關系中的可預測性，這避免了個人和社會團體行為的異常和不合邏輯。有了精簡和預知，個體的行為將不會變得乖戾，團體也將獲得穩定的集體良知。當然，艾克斯坦并沒有因此把文化理論作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解決方案，他承認理性選擇理論同樣可以帶來行為精簡與社會的可預知性。行為精簡能夠借助理性策劃、強制實施的契約或者普遍性的法規來獲得，只是與文化理論的內在機理有所偏差。

然而，社會化的累積性假設同樣導向持續性預期。因為該假設認為早期學習規定了后期學習，有了取向的累積性，雖然容易理解成人在社會化和再社會化中為什么尋求取向的一致性，但這個假設從個體層面產生取向的惰性化趨勢，它使點點滴滴的取向變化不容易內化，進而造成變化的不和諧。

二、“哥白尼”式轉向：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構建

彌合政治文化理論的持續性預期短板需要改變以往以固定的理論假設解釋變化的政治現實的傳統模式，即顛倒解釋對象與理論范式的位置，來一場“哥白尼”式的轉向，圍繞政治變革構建一套全新的文化解釋模式。這是因為行為者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制度結構在不斷變化，這些變化使行為者已有的傾向、習性難以應付。而無論是宏觀的集體還是微觀的個體都會頻繁地遭遇新變化的挑戰，而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文化解釋模式適應政治的變化。如果政治變化是短暫的結果，那么就不需要文化上的調整;如果政治變化延續下去，那么就需要某種文化模式適應這些變化并作出相應調整。由此，艾克斯坦結合政治變化研究政治文化，他把政治變化分為兩類：一是來源于環境和結構條件的自然變化;二是來源于人們有意變革政治結構和行為的人為變化。由此根據政治變化的類型構建四種文化解釋模式。

（一）對模式維持型政治變革的文化解釋

模式維持型變化針對的是一般性的形勢變化及短期政治變革的反應。它采取兩套方案：一是類型的維持方案，即通過文化的變化適應變動后的政治結構和形勢，但仍然保持原有文化類型和文化主題的存在與和諧;二是用固定的解釋模式來處理陌生的經驗，以便通過模糊認知和規范意義上的變化來詮釋政治變革。

第一套方案可以概括為“舊瓶裝新酒”。文化的變化要適應變化的結構和形勢，而這種變化須同文化理論的四個假設相吻合，并且保持原有的文化類型和主題，即在原有的文化形式中增加新的文化內容。艾克斯坦引用了英國的例子，認為保守黨對英國工人階級投票者和利益團體進行讓步，但前提是維持保守黨的主導地位，其辦法是盡可能多地維持“青年英格蘭黨”所認為的、封建主義的道德，服從一個人較為善良的一面，較為優越的人以下層人的名義采取行動。這個做法既適用于英國選舉權的改革，也適用于解釋歷屆保守黨政府在英國福利國家演進中所起的作用。這樣保守黨既維持了政府的主導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福利事業的發展。

文化類型和文化主題的維持并沒有改變文化理論四個前提的持續可預期導向，但文化的內容發生了細微而深刻的變化，由此適應政治結構和形勢的轉換。

第二套方案是用“知覺的扭轉”應對政治的變化。這種方案采用較為固定的解釋模式應對變化著的政治結構和形勢。當個人對新情況出現認知上的不適應時，常常出現知覺的扭轉，也就是用原有的解釋模式去解釋新事物。尼日利亞北部的政黨選舉起初就被認為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酋長選舉的翻版，即“候選人”局限于少數幾個嚴格圈定的合法人物身上，而當地人用酋長選舉的思維方式解釋政黨選舉，以適應突如其來的政治變革。尼日利亞人的酋長選舉傳統比其他沒有這種傳統的人們更容易適應政黨選舉。這就是知覺扭轉式方案對于政治變革的文化解釋。這種解釋方案同第一套方案具有近乎相同的優點，但其弱點也很明顯。知覺扭轉到什么程度才能適應陌生的環境是一個未知數，而且這種扭轉本身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受到行為人已有的認知模式的嚴格限制。此外，知覺的扭轉往往伴隨知覺誤解或知覺上的牽強附會，即用固有的解釋模式去理解僅僅是形式上的相似性，而對于內涵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政治現象就出現了政治認知的混亂和政治行為的偏差。

從上述兩套方案可以看出模式維持型的特點是保持原有的文化不變，具有三種優勢。一是適應人們已有的傾向、習性，這種文化的變化能夠較為容易地為大眾所接受。二是容易在整個社會達成妥協與共識，進而維系社會的穩定。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能在這種模式中得到滿足。保守派因為文化類型和主題的保留而能夠獲得心靈的歸屬，激進派能夠從文化內容的變化中尋找到文化變革的希望。三是具有較為穩健的特征。這種隱形的文化變化既適應了政治變革，又對人們原有政治的情感沖擊較小，進而避免人們之間政治價值的斷裂與隔膜。其缺點是對于一般性的、短期的形勢變化的解釋有效，而對于深刻的、長期變化的解釋無效，后面的文化解釋模式就是針對長期而深刻的政治變革設計的。

（二）趨向靈活性政治變遷的文化詮釋

艾克斯坦把趨向靈活性變遷解釋為適應高度現代社會的文化模式。這是由于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行為者和行為者集體越容易經常性地遇到新情況。

現代的交通通訊工具、瞬息萬變的科學技術、龐大的社會關系網絡、更具流動性的人口、日益復雜的政治結構和政治形勢都可能引發社會結構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人們不能指望文化像環境和結構那樣輕易發生變化，因為任何傾向上的變化都可能產生負面影響，而文化的嬗變會降低其賦予政治行為意義的效果，使行為精簡和執行互動關系的預期功能下降。由此，作為相互聯系的群體，每個人都應該懷抱模式維持型的文化變化預期，秉持具有普遍性和靈活性的文化要素，而文化模式應該從原有規范的嚴格性中松弛下來，使文化能夠適應更高程度的社會流動性。

艾克斯坦將文化的普遍性和靈活性趨勢看作是一種維持文化模式和文化主題的方式。隨著社會可變性增加，文化的抽象性和靈活性越來越強，文化要素日益成為能夠容納各式各樣內容的形式[6]。文化的這種趨向靈活性的變化模式成為適應現代化變革的文化模式之一。

一是社會流動性需要理性化的行為傾向，這種傾向導致了一種普遍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文化特征。所謂的理性化，韋伯曾概括為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是指某些終極價值為人類理性所共許，對于這些價值人類應該無條件地接收，而不能計較得失。所謂目的理性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徑去實現某種目的。文化模式中的理性專指目的理性，因為目的理性有利于適應現代的經濟發展、行政組織變革和宗教意識改變?，F代社會的理性化趨勢克服了宗教主義與地方主義的僵化、狹隘與偏執，使文化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二是艾克斯坦對是否尋找到普遍性和靈活性的文化表示擔憂。

現代社會中存在兩個相互沖突的趨勢，即文化的靈活性和文化的穩定性，兩者的沖突矛盾是導致現代人焦慮的根源之一。因為人們總想在文化的靈活性與穩定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尋找一個合適位置。個人缺乏靈活性的文化作為行為的導向，

而文化并不具有普遍性。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的論述充分展示出西方文明在擴張過程中所遇到的反抗與抵觸，由此我們對于文化的普遍性持懷疑態度。文化對于意識的指導也必然顯得一般而松散，以至于不能適用不同人們行為體驗的特殊性要求。高度現代的社會從本質上是非文化的、變動不居的，容易受到文化代用品的影響，尋找一種具有普遍性與靈活性的文化是困難的。三是文化的靈活性預期既應該適用于所有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也應該適用于建立在嚴格教義基礎上的政體。在現代社會中，因為存在著舊文化抵制新教義的情形，所以文化慣性的期望是成立的;因為人們往往用舊模式解釋新事物，所以知覺扭轉模式也是成立的。人們應該期望，隨著文化在現代社會逐漸變化，它將趨向于更加靈活，新的教義也將用原有的觀念重新進行解釋，高度現代的文化將變得更加靈活。這種模式的優點是賦予文化極大的普遍性、靈活性與適用性，與結構復雜、瞬息萬變、高度流動性的現代社會相匹配。其缺點是以犧牲文化內容的獨特性、規范性換取文化形式的靈活性;無法解釋大規模的、斷裂式的社會突變現象，因而，對于現代化的解釋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社會延續性和較為舒緩的社會變化作為前置條件。

（三）社會中斷的文化解剖

社會背景的變化有時是大規模的、高速度的，甚至引發社會中斷，這使模式維持型文化模式和逐漸放松文化僵硬性的靈活性文化模式都難于詮釋文化斷裂現象。一些文化理論學者回避社會中斷性變化或者把它簡單地歸結為“異常性個案”，這使文化理論的局限性顯露出來。很明顯，社會中斷引起的文化后果不同于社會背景維持原樣的穩定狀態，也不同于較為和緩、較為短暫的變化。社會中斷產生的邏輯后果是難以預期的，如二戰后德國的民主化轉型，以及其后幾年迅速培育的民主文化;還有后殖民地時期分散的部落迅速形成統一的民族意識，并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些都突破了文化理論的一般假設，即這些假設絕對排斥社會中斷后行為者迅速的再次獲得取向。再取向的邏輯表現為，社會動蕩克服了文化慣性，并使行為者置身于一種集體的童稚狀態。

行為者通過重新學習或者再社會化將經驗轉化為可認識的、規范性的取向，進而完成政治文化的再造。然而，與社會中斷相一致的政治文化變化最初顯示的是相當程度的“無形式”狀態，表現為文化喪失了內在的結構、變得高度散亂無序。這對于個人而言意味著取向的迷失和文化的中斷，對于社會而言意味著文化在連接個人和集體身份、賦予政治合法性方面功能的減弱。文化無序不可能涵蓋一切，否則模式化的行為或互動關系將不可能存在。因為任何情況下，社會中斷都不是徹底的斷裂，一些關系密切的社會單元將存續下來，如家庭，而且相對年齡較長的人也會顯示出較強的取向慣性。政府權威有時在文化中斷時也會存在下去，甚至可能變得更加強而有力。于是，人們試圖采取更多的文化機制將習慣性的意義注入行為體驗之中，以適應社會中斷。

艾克斯坦把社會中斷情況下人們的政治行為取向分為三種。一是政治行為順從權威型。在文化中斷的情況下，人們仍然有可能順從權威，這種順從表現為禮儀型順從和自利型順從。禮儀型順從是過去高度服從的政治文化慣性的結果，是對權威統治的路徑依賴，表現為一個人只做規則或統治者規定的事情，并不問及此規定的原因和內容，它類似于阿爾蒙德所定義的臣民文化。自利型順從采取機會主義和雙重道德兩個標準，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服從權威。它讓規范和規則服從于私人利益，是一種理性主義的順從。兩種順從權威的方式動機不同（一種出于文化慣性，另一種出于私人利益），但行為的方式與結果相同。二是政治行為回返型。在文化中斷的情況下，人們更愿意從陌生的大規模社會退縮到更小型、更熟悉的環境，如家庭、村落、社區。在這種小型世界里，退縮往往表現為自我強加的孤立傾向，或者退隱山林，或者沉浸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或者兩者兼之。

地域性政治文化認為，只有在更加緊密的熟人社會才能找到安全感與歸屬感，以對抗陌生世界安全的不確定性與精神世界的茫然。三是政治行為對抗型。當文化崩潰時，人們的反應可能是反抗權威和頑固地抵制權威。許多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動蕩之后民眾的政治暴力是對抗型行為方式的表現，如法國大革命。這種行為方式可能是代價高昂并且需要極大能量才能成功的，通常情況下，人們更可能退回到狹隘的世界中，特別是在權威較強的地方。

此外，社會背景和文化發生中斷的時候會出現另一種情形，就是文化類型和文化主題的再生。因為無論對于個體還是集體，行為精簡和互動關系的預期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需要在斷裂的文化廢墟上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文化。一是艾克斯坦討論了文化再造的時間問題。新文化主題和文化類型的出現是緩慢的，甚至需要付出高昂代價，其原因在于粗野的權力、人們的退避、因退避引起的被迫社會流動及由此出現的抗拒心理。這樣，政治文化的再生過程就會拖長。如果地方性團體避開了社會、經濟或政治斷裂的沖擊，仍然是未受觸動的避風港，那么文化再造的時間還會拉長。

二是人們對于新政治文化的反應是不同的。老年人往往固守長期形成的政治傾向，而年輕人的適應能力相對較強。在文化再生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與年齡相關的巨大代際差異。在社會中斷的情況下，年齡可能成為政治亞文化分化的主要依據，老年人偏保守、中年人趨穩重、年輕人顯激進。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理論與此持相同觀點，認為不同年齡段的人具有不同的優先價值觀，而文化的更替源于人口的自然更替。三是艾克斯坦提到既成文化中的一些“邊緣性“團體。如牧師，這些人盡管依舊分享著傳統的特權，他們在現代政治機構剛剛誕生的時候起著特殊的作用。這些邊緣性群體的利益并不固定，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很容易順應新型文化模式，因而他們也最容易充當動蕩社會再取向的先鋒。由于社會中斷是一種長期的、劇烈的、深刻的社會變化，因而人們的行為方式與適應變革的文化模式也是較為復雜的。

（四）政治轉型的文化主義模型

政治轉型是人為驅動的根本性政治變革，是現代革命的典型目標，也是軍事征服者、民族國家締造者及其他實現現代化任務的人們的目標。艾克斯坦把轉型定義為“運用政治權力和技能，從根本上設計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從而帶動文化模式和文化主題的變化，轉型使社會和政治體制走上新的軌道，邁向前所未有的目標”[6]。在各種導致政治轉型的運動中，革命提供了最為明確、最為戲劇化的范例。因為革命不同于單純的反叛或者對抗權威，而是包含著強烈的現代性目標。這種現代性表現為從根本上破除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由神而定或由傳統習俗而定的觀念，并且堅信政治和社會將朝向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發展。因而，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被看作現代革命的濫觴。然而，革命本身是重大的社會中斷現象，所以人們對于社會中斷的各種預期都適用于政治轉型。當然，轉型過程畢竟不僅僅關系到人們必須順從不可避免的東西，而且涉及人為設計的重大變革，需要從文化理論的視角發現和觀察轉型過程，并且探索關于轉型的獨特假設與預期。

艾克斯坦對于轉型的第一個假設是關于短期革命性轉型。他認為，這種轉型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雖然人們期望革命朝著自己公開宣稱的目標正常運行，但革命帶來的混亂與社會中斷將導致文化處于無形式狀態，以至于人們在短時期內難以完成再取向。即使發生了再取向，也不會像革命前的文化那樣無所觸動。革命將帶來更多的背離轉型期權力的地域性逃避行為，或者出現更多抵制這一權力的制度性中心。由此，革命擾亂了政治生活的傳統規范和實際措施，需要一種新的力量取代傳統的、已經內化的舊文化秩序，進而使社會和體制恢復秩序。

用粗暴的權力或者外在的法律禁令取代內化取向用以指導行為顯然是暫時的、不穩固的，也不足以完成政治轉型;回避、選擇性參與、逃避、有限度的懲罰、大規模的抵抗同樣是暫時的應急措施。這就需要合法主義幫助適應大規模的文化中斷，協助順利完成政治轉型。合法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往往被定義為一種法律規范，成為一種廣為人知的文化，這些規范將代替司法制裁和禁令而被廣泛地應用，由此證明政治立場或政治決策的合理性。在合法主義文化中，法律以極其詳盡的方式調節社會互動關系，并且逐漸受到人們嚴格的遵守，法律行為成為處理沖突和爭端的正常形態。

艾克斯坦關于轉型的第二個假設是關于革命的長期前景。他認為，革命轉型的長期后果將在很大程度上偏離革命設想的目標，并更加接近革命前的社會狀態。這一假設并不是說掌權者或者獲得的特權沒有變化，而是革命預設重建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主題遠遠偏離革命的設想。同時，從舊社會、舊政體的文化模式角度看，革命前后的差別并不大，而前面提到的預設都會導致這一結果。一是所有社會中的文化都必須在一個廣泛的范圍內習得，因而革命教育難以取代狹小的地域性團體的社會化作用。二是教育者或各類角色不會全都變成丟棄傳統、沉溺于革命教義的邊緣人，也不會對革命的前景抱有太大的信心。三是在革命衰退過程中一系列文化模式都會發揮作用。諸如純粹的文化慣性，模式維持型變化趨向，逐漸普遍化、抽象化和靈活化的現代趨向、社會中斷時出現的禮儀型或自利型順從等。事實上，人們設想中的轉型的短期后果小于長期后果。在動蕩時期做成的事情遠遠少于生活重新安定時期做成的事情。

艾克斯坦認為在長期過程中，點點滴滴的變化要比激進的革命轉型完成更多的事情。在構建傳統社會通向未來的橋梁時，人們要投入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

三、對批判者的批判：對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的三方面質疑

艾克斯坦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有力地回應了行為主義、理性選擇理論對以往政治文化理論無法解釋政治變革的批評，在揭示傳統政治文化理論短板的基礎上，圍繞政治變革構建起一套文化理論解釋體系，進而開啟了政治文化理論“哥白尼”式轉向。

“艾克斯坦的這種政治變化中的文化理論，把政治文化連續性理論框架同社會變革和革命過程結合起來，在承認政治文化可變性的同時，證明了政治文化的穩定性”[8]。

然而，艾克斯坦的理論并非無懈可擊，在基本觀點、概念的界定和文化與政治的權重方面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關于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基本觀點的質疑

第一，“累積性社會化”作為政治文化理論的前提經不起推敲。早期學習成為日后學習的過濾器的觀點來自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本人已經受到后來學者的眾多質疑。目前為止尚沒有證據表明幼兒時期的經驗對后期行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人格發展過程中也沒有明顯的階段之分[9]（P75）。羅格夫斯基的研究不僅對早期學習在多大程度上制約后期學習進行了質疑，而且懷疑早期學習的持續性和連貫性[10]（P112）。此外，關于哪些文化價值是持久并且基本的，學習得來的行為是否能夠同其他行為區分開，文化規范與價值是否需要與政治體制強調的規范與價值相一致等，學者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第二，“現代社會比傳統社會更趨靈活，從而更易于促進環境和結構變化”的觀點遭到質疑。沃林是對艾克斯坦批評最為激烈的一位學者。沃林沒有簡單地把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進行區分，而是重視背景的作用，把背景作為促進環境和結構變化的原因。他將這個問題還原為現代化還是現代性更能促進環境和結構的變化。一般而言，現代化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為者所面臨的背景不斷轉換，這對政治結構和人們文化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F代社會是一個現代性充分展現的社會，社會背景趨于穩定，因而具備現代性的社會的環境和結構并不易于變化。

二戰后，快速的西化過程使得非洲和亞洲的民族主義迅速崛起;而城市化、資本的全球流動、大眾政黨體系和技術進步都大大影響了非洲及亞洲傳統文化的變革。但是，同時代像美國和英國這些現代性完備的國家的文化趨于穩定，發達國家的文化的靈活性并不比發展中國家強[11]（P184）。由此，沃林指出，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促進了各個國家文化的嬗變[12]。

第三，關于轉型速度的觀點同樣值得推敲。艾克斯坦認為，政治轉型越迅速，其后果越容易變成負功能，并且越容易導向政治極端主義、禮儀上的順從、退避行為、反叛行為、拒絕合作、走回頭路等預期之外的結果[6]。沃林對此提出了反證，認為在東亞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特別在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而又現代化進程迅速的國家，大規模的文化轉型并沒有明顯地引發人們行為的負面功能[13]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是韓國經濟起飛和民主興起階段，雖然有過一些政治動蕩，但沒有災難性的文化中斷發生。東亞國家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而且最大限度地使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沃林列舉的這些例子說明轉型速度與結果的負功能并不總是正相關的關系。轉型的負功能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國內力量對比、國際環境、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自身特征等，因而沃林認為艾克斯坦關于轉型速度的觀點并不準確，他所構建的文化理論的解釋力也大打折扣。

第四，緩慢的文化變遷是正常的、有益的，而迅速的文化變革是反常的、難以持久的、也是危險的。一般而言，面對急速的政治變革，迅速的文化調適是必要的，因為高速的社會經濟開發往往遭遇嚴重的文化障礙，這種障礙有時甚至是不可逾越的，只有對文化進行迅速調整，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各個民族的行為是由各自的文化傳統決定的，如拉丁美洲的超自然信仰、權威主義、腐敗、缺乏信任與合作、世襲社會關系、排斥法律等民族文化使其與現代文化差異甚大，只有對這些文化進行及時調整，才能為現代化發展鋪平道路，而緩慢的文化變遷難以適應政治與社會結構的迅速變革，會出現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的脫節，不但使政權缺乏合法性，而且使現代化進程缺乏文化要素的支援。由此，艾克斯坦關于文化轉型速度的觀點受到多方面質疑。

（二）關于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中一些概念的批評

第一，關于文化中斷。艾克斯坦懷疑文化中斷導致革命性文化轉型的可能性，認為德國的民族性格中帶有權威主義人格特征，而這正是納粹主義興起的原因。事實上，德國從20世紀30年代的整體國家觀轉變相對于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取向是一個特例。面對二戰后法西斯的倒臺和國家被徹底改造，聯邦德國人民迅速放棄法西斯專制主義文化，迅速接受了民主文化。在美國等移民國家，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迅速的文化變革并不一定需要一場政治革命，人為的改造也可能迅速完成文化的轉變。這里涉及文化本身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并不總是客觀環境的反映，按照文化形成、發展、培育的自身規律可以對文化進行人為改造。

第二，文化理論通常把文化看作“持續性的社會行為方式”，而在社會行為產生的原因及促成文化產生各要素的重要性上并沒有形成一致性意見，也就是說文化來源于意識形態因素、社會經濟因素、歷史因素抑或政治因素并沒有定論，而且各種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也不確定。由此，文化成為一種無所不包的解釋方式，它也就失去了針對如國家發展等特殊問題進行確切解釋的價值。這也是政治文化理論無法解釋諸如日本文化在日本近現代發展中作用的原因。

這些事實是艾克斯坦單純地把政治文化作為實現行為持續性預期功能所無法自圓其說的。

第三，關于政治與文化的定義。艾克斯坦將政治理解為個體和集體之間的沖突與競爭，將文化定義為社會通過規范調節行為的一系列特有的、變動的方式。這種方式對待政治，沒有把政治置于合適的位置，僅僅看到政治運行過程中主體之間的相互競爭，忽略了政治行為所需的規則、指導、裁判、參與方面的共識等。政治的概念是非常豐富的，政治理論作為一種知識架構對于人類而言具有普遍性、整體性的意義，因而，艾克斯坦對于政治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按照艾克斯坦對于文化的理解，領導人的行為也是不確切的，按照這個定義將無法解釋為什么某些領導人既受社會的指引，也能操縱社會。

（三）政治與文化孰輕孰重

政治變遷的文化主義理論中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政治與文化孰輕孰重的問題。艾克斯坦強調文化對于個人行為的規范與引導作用。他認為，文化能使人們的行為精簡且在人們的相互關系中滿足可預測的需要，文化的進步也能夠推動政治發展，而文化的落后將成為后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道路上難以克服的障礙[12]。但是，有些情況下，政治的作用不比文化小。

如世界銀行項目運行評估處對1988年的對外援助進行評估顯示，74%的農村開發項目失敗的原因是項目設計和執行的低效，而不是文化的要素。

1979年～1983年的五個財政年度中，有23%的項目因缺乏政府支持而失敗，而不是由于文化的要素[13]（P20）。

由此可見，雖然文化對于發展的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政治的作用比文化更大。只要某些如政治關系的一些政治軟件的性能發揮好，就能推動制度結構等政治硬件正常發揮作用，并且促進政治的發展。

政治的作用在一些情況要大于文化，如在如何保障政府的高效運轉方面，權力的分配結構、精英的作用、懲戒手段、政治參與、責任制等方面，政治的作用要大于政治文化。一是集權與分權的結合是政府高效運轉的必要條件。政府的效率需要通過集權的方式讓下級服從上級，并且保證政令暢通。

同樣需要分權來改善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和等級化控制，并且保障規則的靈活實施。二是政府的高效運轉需要保證政治精英在政治中發揮作用。在不削弱領導層對于政治決策的結果負有最終責任的條件下，需要保護領導者的權威。對于各類專家也必須適當地組織、支持、動員、監督、保護和控制。

三是政府決策的有效實施需要軟權力與硬權力相統一。即領導人在執行政策時必須合理使用勸說、刺激、鼓勵等軟權力，減少使用強制、懲罰、威脅等硬權力，盡可能使軟權力與硬權力有機結合起來。四是政治穩定需要賦予政治合法性。政府通過擴大政治參與，避免社會和宗族的歧視來擴大政治的合法性。

五是政策的實施需要政治行為的靈活性。在實施政治行為時，要使用各種方法實現某些政治目標，鼓勵創造性，提高實施能力，同時不削弱預見性、責任制。這些“政治軟件”是保證政府正常運轉，維系政治穩定的關鍵要素，一旦“政治軟件”的要求得到滿足，政治文化也就會迅速和有效地發生轉變[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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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梅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