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擴張與企業稅收規避

劉穎

摘 要：2015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券在規范管理的同時融資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本文根據新《預算法》實施后地方政府債券相關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債券規模擴大與企業稅收規避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分組檢驗顯示，對于融資約束強的企業和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兩者關系更為顯著。此外，當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越大，下一年企業稅收規避傾向越高。筆者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及金融市場發展形勢提出了控制地方政府債券邊際增量、建立地方稅收與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動態平衡機制和優化金融市場相關稅制結構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稅收規避;融資約束;市場化程度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1）08-0092-09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2015年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以下簡稱新《預算法》），地方政府開始通過“自發自還”方式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六年時間里，在完成存量地方政府債務[根據1994年《預算法》，我國地方政府不得直接負債，所謂“地方政府債務”多以銀行貸款、城投企業債券或信托等多種非標準化形式存在。根據2015年新修訂的《預算法》及系列相關規定，地方政府開始通過債券市場以標準化債券形式置換各類經審計確認的政府性債務。2018年，地方政府完成債務置換后，各地方政府債務主要以債券形式存在，即“地方政府債券”。本文在回歸分析中的研究對象為，根據新《預算法》要求標準化的“地方政府債券”。]置換的同時，通過擴大債券發行規模，彌補財政收入不足。截至2020年底，按新《預算法》標準，地方政府債券存量規模超過25萬億元。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量達到6.4萬億元，為歷史最高，平均債券發行期限拉長至15年，為歷史最長。在地方政府債券存量與增量都達到歷史高點時，全國稅收收入下降到13.7萬億元，在“減稅讓費”政策背景下稅收收入不僅同比凈減少，而且占GDP比重下降到15.2%，相當于我國2003年左右的水平，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比值最低。橫向看，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政府債務[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政府債務形式多樣，其中，地方政府債務的形式既包括標準化的債券，也有銀行貸款、借款等。因此，本文在梳理國外相關文獻中統稱以“政府債務”或“地方政府債務”。]

規模近十年來也都在高位運行，并在新冠疫情下快速擴張。為應對就業壓力，拉動經濟增長，各國紛紛出臺刺激政策，根據IMF 2020年9月數據，除德國外，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與日本的一般政府債務率[根據IMF統計口徑，一般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類機關在內的所有政府部門舉借的債務。]全部超過100%，幾乎全線超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時期的水平。

按IMF標準，我國政府債務率約為60%。雖然和世界發達經濟體比還處于相對較低水平，但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增長較快、地方融資沖動較高，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根據經典經濟學理論，政府債務問題根本的解決方案需要通過資本的增殖實現，即通過財政收入、稅收收入的增加得以化解。本文嘗試以地方政府債券規模擴張與企業稅收規避關系為切入點，通過對經典經濟學理論各學派觀點的回顧，主要從地方政府債務與稅收關系、政府行為與企業稅收規避關系兩方面進行了文獻梳理，根據新《預算法》標準分解到地市級的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和所轄企業的稅收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進而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梳理與研究假設

基于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初期的現實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1]提出，政府債務“不過是資產階級增加稅收和滿足資產階級掌握政權所造成新需要的一種新方式”。恩格斯[2]也指出，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政府債務將作為賦稅的方便的補充。

（一）文獻梳理

隨著經濟現實與政治需求的變化，西方經典經濟學流派對政府債務與稅收關系大體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謹慎態度。在金本位貨幣體系下，基于非生產型政府假設，Ricardo[3]提到在戰爭或特殊背景下，短期內稅收與政府債務是等價的。公共選擇學派Lutz[4]提出了“財政幻覺”問題，并建議在加稅前就限制政府債務規模。布坎南[5]認為，政府債務將由未來的納稅人承擔。另一種是相對積極態度。這類觀點隨著金本位體系的崩潰和時間的推移顯得越來越積極，直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最具代表性的是Keynes[6]認為政府擴大財政投資將可以提高稅收收入和收費，從而增加財政預算盈余，來為政府債務買單。比較激進的如Musgrave[7]提出，政府從未被迫在市場上借款或維持和償還債務，因為政府總是可以選擇將債務貨幣化。

1990年之后，歐美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強勢話語權和歐美經濟體通過金融方式轉嫁本國內部矛盾情況下，也不斷積累政府債務。Green[8]由熊彼特的稅收國家的危機理論出發，提出當債務規模/財政收入比例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時會引發危機，并容易形成路徑依賴。這可以從近20年來各主要經濟體不斷抬升的政府債務率中得到證實。經歷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后，皮凱蒂[9]提到政府為其開支籌措資金主要有兩種手段：稅收和政府債務，從公平和效率上講，稅收要遠勝于政府債務，并建議通過征收私人資本特別稅的方式來消減政府債務。2019年底世界銀行發布了《全球債務浪潮—成因與結果》[10]提出二戰之后的各國政府債務危機都以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收場。前三次政府債務危機中，發達國家通過金融手段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后果。第四次政府債務浪潮開始于發達國家，目前尚未結束，而且將可能面臨無從轉嫁的局面。

政府債務作為政府管理工具伴生于西方近代國家制度，移植到我國后有了不同的發展路徑。特別是基于我國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實際情況，我國政府債務理論與西方經典理論出現了不同的政府債務理論。

1.宏觀層面，地方政府債務與稅收關系的相關文獻

錢穆[11]評論我國古代經濟制度時提到，漢代朝廷賣爵，其性質有如近代國家之發行政府債券。梁啟超[12]基于晚清及北洋政府舉債案例，同時調研了西方各國經驗后認為，政府債券的本息最終是要通過政府的租稅來償還，兩者之間關系緊密，而且應該是互相促進，短期急劇的需要通過發行債券來解決，而最終要通過政府租稅增收來償還政府債券本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東北三省和江西曾經少量發行過地方政府債券。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政府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直至1998年中央財政重啟中央政府債券發行。鄧子基等[13]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提出根據發債所籌集資金用途不同，對于能以貨幣計量出來為償還債券而交納的稅款，應該遵循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對于不能以貨幣計量出來的部分，“在社會資源向國家轉移過程中”加重了國民的真實負擔，且從“富裕階層”向“貧窮階層”轉移。這一觀點與皮凱蒂[9]類似?？荑F軍和張海星[14]基于我國地方政府雙重主體角色，根據公共選擇學派關于財政外部性理論，指出在財政風險金融化的過程中，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外部化引發的風險危害可能更大，并提出了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之間邊界、規范政府融資渠道等建議。

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后，徐占東[15]用省級層面的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來衡量地方政府支出對地方政府債務的依賴度，并由此分析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通過實證分析提出，短期內，通過延長償還期限和實行“借新還舊”，長期則需要通過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改革事權與調整支出結構等來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呂江林和沈國慶[16]從公共選擇視角發現，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擴張對地方稅收收入增長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但這個影響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增加而遞減，且有明顯的地區差別和規模差異：一是地方政府債務促進了地方稅收增長，且主要是促進了地方稅種的稅收收入增長; 二是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地方稅收增長的促進效應是趨于遞減。汪金祥等[17]將2008—2017年城投債作為地方政府債務的統計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城投債對所在地的上市公司負債規模與負債成本形成了一定的擠出效應。毛捷等[18]基于北京市全口徑政府債務數據進行研究時發現，2008年企業所得稅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增大進而刺激了地方政府債務的擴張，且這個效應具有滯后性與持續性，即在次一年開始顯現，并在之后數年內持續存在。Huang等[19]將我國城投企業所發行的債券作為地市級政府債務數據基礎發現，地級城市政府債務對國有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型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比較明顯，2008年的政府投資拉動加劇了這種擠出效應。Huang等[19]指出，如果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政府債務增加不僅會消減未來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也可能會引發像歐洲那樣的主權債務危機。

以往此類文獻的不足之處在于，所使用的地方政府債務數據或是以城投企業債券或是以財政收入中相關數據進行的估算。如呂江林和沈國慶[16]是根據市政領域固定資產投資支出—預算內投資—土地出讓金收入中用于投資的資金—被投資項目盈利現金流入。這些數據與2015年新《預算法》之后財政部發布的地方政府債券相關數據，在統計口徑和具體數值上存在一定差距。

2.企業層面，政府行為對企業避稅行為影響的相關文獻

曹越等[20]與趙萌和葉莉[21]認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對企業避稅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不確定性越大，企業避稅行為越顯著。陳德球等[22]認為，官員的晉升與更替也會增加企業的避稅行為，特別是在征管強度相對低、法制環境相對弱的情況下，效應更顯著。不同企業產權性質其避稅行為也有分化，吳聯生[23]研究了我國國有股權與企業稅負之間的關系，認為企業國有股權比例越高其實際稅率也越高;對于享有稅收優惠的企業，作為政府部門保護的對象，所承擔的額外稅收負擔相對少。代彬等[24]研究了國企避稅行為，認為金字塔層級增加提高了地方國企的避稅程度，而且在市場競爭環境下，企業避稅行為更激進。譚光榮和黃保聰[25]認為在財政分權程度提高背景下，非國有企業的避稅意愿更強。此外，關于企業避稅行為是否有利于提高企業自身長遠發展和涵養稅源，劉行和葉康濤[26]通過研究1999—2010年上市公司的數據發現，企業避稅活動降低了投資效率，投資效率的降低主要由過度投資所引起，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的治理能力可以有效緩解由于過度投資所導致的效率降低。程小可等[27]認為，企業避稅對于提升企業價值并不明顯。王雄元等[28]提出通過控股股東進行股權質押與企業避稅是正相關，但主要是在非國有企業和東部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表現明顯。

（二）研究假設

基于宏觀層面，以往經典經濟學理論對政府債務的相關論述，特別是新冠疫情這樣的特殊時期，政府通過發行債券在短時間內募集到大量資金，短期看政府債券規模與稅收之間有比較強的替代關系;長期看政府債券最終是要通過提高投資回報率或是提高稅率，而通過稅收來償還，且在長期的償還負擔中容易出現財富由窮人到富人的轉移。2021年1月耶倫在就任美國第78任財長之初也表示對K型經濟形勢的擔心。

基于企業層面，地方政府債券的大量發行對企業規避稅收有比較大的影響。就短期而言，地方政府發債融資使得政府減小了對稅收的依賴;從長遠來說，地方政府通過舉債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或者其他公共項目投資，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從而促進稅收增長。一方面，從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角度看，當地方政府以發行債券方式募集資金，在資金需求上的壓力會減輕。在對企業稅收征管上，更多是要激發地方經濟活力，通過“放水養魚”期待未來企業發展能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因此在地方政府舉債時，往往給予地方政府轄區企業更多的稅收優惠，從而給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更多的空間。另一方面，從企業稅收規避角度看，當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時，企業預期當期地方政府稅收壓力減輕，這為稅收規避帶來可能性。從必要性而言，地方政府債券增加帶來了外部融資成本上升的風險，稅收規避則可能是企業應對這種風險的一種選擇。陳德球等[22]研究發現，地區核心官員變更導致政策不確定性會增加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原因就是官員變更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讓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增加，從而使企業外部融資的風險和企業經營的現金流發生變化，而稅收是一種現金流出，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恰恰能夠增強企業在面臨融資成本提升時的應對能力。汪金祥等[17]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債券規模通過價格機制推高了上市公司債務成本。Goh等[29]認為稅收規避是管理者傾向于使用的重要內部融資手段。因此，面對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增加帶來的擠出效應，所在地企業融資成本上升，企業會通過稅收規避行為主動增加現金流以應對未來的融資需求和經營風險?；谏鲜龇治?，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行為正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選取的地市級地方政府債券數據主要來自萬得資訊，根據新《預算法》標準，樣本時間期為2016—2018年?？紤]企業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與真實性，本文以上市公司相關公告數據作為企業相關數據的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樣本;剔除四個直轄市的上市公司樣本;剔除實際所得稅率大于1和小于0的異常樣本;剔除息稅前利潤小于0的異常樣本;剔除樣本期內被解釋變量以及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經過上述處理后，形成了地市級非平衡面板數據，用于回歸的樣本為192個地級市（不含四個直轄市）3年1 330家上市公司共2 359個樣本觀測值，為了緩解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在1%和99%水平下對連續變量數據進行了縮尾處理。

（二）研究模型與變量定義

為了研究地方政府債券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的關系，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ETRi，t=α0+α1LDEBTi，t-1+α2SIZEi，t-1+α3ROAi，t-1+α4LEVi，t-1+α5CAPINTi，t-1+α6INVINTi，t-1+α7INTANGi，t-1+α8MTBi，t-1+α9SOEi，t-1+α10GDPGi，t-1+α11GDPPi，t-1+α12PFRi，t-1+α13PERi，t-1+INDi+YEARt+εi，t（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上市公司和年份。參考汪金祥等[17]與吳聯生[23]的方法，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稅收規避，用實際稅率即所得稅費用/息稅前利潤來衡量;解釋變量為地方政府債券，用各地級市的政府總債券余額/該地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并控制了影響實際稅率的上市公司以及地區層面的因素，同時控制了行業、城市、年度等虛擬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所示，上市企業稅收規避平均值為0.153，與吳聯生[23]的分析結果相近。地方政府債券均值比值為10.2%，考慮近幾年新增加的專項債券，地方政府總債務率與汪金祥等 [17]研究結果相似。

（二）基本回歸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非平衡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FE）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為控制了公司行業、所在地城市和年度的虛擬變量的結果，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債券（LDEBT）與所在地的企業稅收規避（ETR）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54（t=-1.849），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列（2）和列（3）則是加入了公司控制變量與城市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債券（LDEBT）與所在地的企業稅收規避（ETR）之間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57（t=-1.946）和-0.064（t=-2.120），并分別在10%和5%水平上顯著為負，即地方政府債券余額水平對所在地上市公司稅收承擔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說明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越大，當地上市公司下一年的稅收承擔水平越低，即上市公司的稅收規避程度越高。研究假設得到驗證。

接下來，本文從企業融資約束、市場化程度等角度來驗證前文所提出的假設。對于企業融資約束指標，參考Hadlock和Pierce[30]、鞠曉生等[31]以及孫雪嬌等[32]的做法，本文采用SA指數作為衡量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的指標。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SA=-0.737×SIZE+0.043×SIZE2-0.040×AGE（2）

其中，SIZE為企業總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AGE為企業成立年限。SA指數為負數，一般以SA指數的絕對值來代表企業融資約束程度，SA指數絕對值越高，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高。本文根據SA指數絕對值的中值將企業融資約束劃分成兩組：高融資約束組和低融資約束組。

表4（1）欄中報告了高融資約束組和低融資約束組的分組檢驗。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債券（LDEBT）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ETR）之間的關系在高融資約束組中系數為-0.109（t=-2.295），并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具有較強融資約束的企業受到地方政府債券擠出效應更大，即在地方政府債券規模擴大時，將給企業帶來更高的融資成本，當企業融資約束越強，則越有動機進行稅收規避，這個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設。本文在提出研究假設時指出，發行債券和稅收收入都是地方政府資金來源的重要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較高，在企業稅收征管上，政府應更多地通過減稅降費、涵養稅源，爭取未來有更多的投資回報提升與稅收收入增加。因為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地區，通過稅收渠道刺激企業投資的效果可能更明顯。所以本文期待，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行為的正相關關系，在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地區更為顯著。表4（2）欄報告了不同市場化程度的分組檢驗。市場化程度根據王小魯等[33]的市場化總指數中值分為高、低兩組。分組檢驗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債券（LDEBT）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ETR）之間的關系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系數為-0.117（t=-2.489），并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即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地方政府債券規模越大，當地上市公司下一年的稅收承擔水平越低，企業稅收規避傾向越高。

本文在前面的回歸中自變量用地方政府債券總規模，是一個存量概念，接下來本文用當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券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表5報告了回歸結果。檢驗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債券當年的增量與所在地企業稅收規避（ETR）之間的關系為-0.694（t=-2.404），并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即地方政府當年新增債券規模越大，當地上市公司下一年的稅收規避傾向越高。

（三）穩健性檢驗

第一，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券以及上市公司其他相關變量在地區之間的差異較大，在上述分析中，為了緩解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采用了在1%和99%水平下縮尾的處理方法，本文也嘗試采用未經過縮尾的原始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地方政府債券（LDEBT）的系數與表3結果基本一致。同時本文將縮尾的水平調整到5%和95%后，結果發現，地方政府債券（LDEBT）的系數沒有顯著的變化，這都說明本文的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第二，考慮到異方差的影響，本文在上述分析中采用在上市公司層面進行聚類。通過采用在地級市層面進行聚類，或根據Petersen[34]雙重聚類的算法，采用在上市公司和年度層面進行檢驗，結果仍然是穩健的。

第三，考慮到可能存在遺漏變量的問題，本文在回歸模型中控制了上一年的有效稅率，結果發現，地方政府債券（LDEBT）的系數仍然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結合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實際情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從政府層面看，稅收收入與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都是財政收入的組成部分。當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能夠較容易地獲得財政收入，或地方政府需要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結構性調降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占比時，主動擴大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同時減稅降費、涵養稅源是行之有效的工具。而且通過分組檢驗可以觀察到，在經濟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地區，地方政府債券融資規模越大，下一年當地企業避稅效果相對越明顯。

第二，從企業層面看，在地方政府擴大債券規模、放松稅收征管的政策選擇下，為了降低財務成本，特別是應對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增加產生擠出效應而導致的企業融資成本提高，企業有主動動機去尋求稅收規避機會。企業可能更有效地通過利用稅收優惠和減稅降費的相關政策少交稅、晚交稅。適度的稅收規避，有利于企業通過增加稅后盈余，提升后續擴大生產及可持續發展的可能?？陀^上，企業擴大生產，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將增加未來企業長期的稅收貢獻度。

第三，基于我國地方政府還具有經濟主體身份的特殊性，政府與企業之間在投資上具有一定擠出關系。地方政府通過擴大債券融資規模來增加投資，對企業投資形成一定擠出，使得企業應稅能力與水平可能會出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不良循環。邊際上動態的分析（見表5）展示這一趨勢，即地方政府當年新增債券規模越大，當地企業下一年的稅收規避傾向越高，也就是說下一年的稅收承擔水平越低。

（二）政策建議

第一，短期看用好地方政府債券新增規模，同時控制好邊際增量。自2016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券存量新增規模以平均每年約17.1%比例增長。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原因，地方政府債券存量新增規模增速跳升到56.7%。其中，專項債券專項債券是地方政府債券的一種。根據地方政府資金用途與償還資金來源，地方政府債券分為一般債券與專項債券。按最新發布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管理辦法》財庫〔2020〕43號，專項債券是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發行，以公益性項目對應的政府性基金或專項收入作為還本付息資金來源的政府債券。余額已經突破13萬億元，與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缺口進一步擴大到近4萬億元，地方政府未來測算專項債券發行空間將越來越有限。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后，隨著經濟回暖，刺激政策可以考慮邊際收斂。一方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在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基礎上，要充分發揮新增地方政府債券特別是項目專項資金的引導作用。按地方政府債券規模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變化的規律，結合各地方實際情況，投向引導性作用強的項目和領域。另一方面控制地方政府債券邊際增速，適當調降不與具體項目掛鉤的債券在新增債券規模中的占比。

第二，厘清企業與政府職能邊界，優化投融資結構，逐步提升企業自身盈利與應稅能力。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券特別是專項債券大幅增加，對企業自主發債造成一定擠出，2020年底企業債券存量不足30萬億元，占比回落到十年前水平，企業融資成本也出現結構性抬升。如2020年底追加2 000億元專項債券用于中小銀行補充資本金，從優化投融資結構角度值得商榷。同時，應該在明確政府與企業職責邊界前提下，合理擺布好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政策性資金與商業性資金，債權性資金與權益性資金等的比例安排。

第三，強化稅收征管同時，建立地方稅收收入與政府債券收入的動態平衡機制。一方面在公平稅負前提下提升稅收征管的信息化水平，嚴肅稅收征管紀律。在完善稅收征管相關法律法規前提下，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提升稅收征管能力與效率;強化綜合管理能力，發揮納稅信用在社會信用體系中的作用。在涵養稅源的同時，既避免征收過頭稅，也要應收盡收、減少跑冒滴漏。另一方面各地方財政逐步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稅收收入與債券收入協同機制。通過進一步完善信息關聯管理系統，在中期財政規劃框架內，提高統籌意識并逐步形成內部協同機制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債券規模、期限和項目等結構安排，充分考慮債券發行收入與稅收收入的關系。

第四，加強信息披露，有序建立地方政府債券資金使用績效考核及問責機制。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債券相關的信息披露水平，更好地發揮市場與投資人對政府債券資金募集與使用的監督作用，既有利通過市場化定價的信號作用來調節資金配置方向與規模，充分發揮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有利于進行發債融資的事中與事后監督管理。

第五，在堅持稅收中性原則上，進一步優化金融市場稅制結構。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與結構的變化，免稅交易品種和涉及資產規模大幅上升。截至2020年底享有免所得稅政策的政府債券存量已達到46萬億元，占比接近全國債券市場規模的40%。以地方政府債券存量規模25萬億元，平均付息利率3.5%為基準測算，相當于讓利于投資人（主要是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每年利息所得稅收入約1 800億元。增值稅免征范圍更大，除了本金超70萬億元的政府債券、政策性金融債券等券種外，還有經歷爆發式增長的基金、理財等各類非法人機構的金融資產，且這部分資產每年增幅約為20%。這部分資產背后的資金方以個人或私人企業主為主，對這些資產的免稅政策如果長期持續，正如鄧子基等[13]和皮凱蒂[9]提到的，將可能進一步造成貧富兩級分化。此外，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雙向開放，越來越多的海外資金參與在岸市場的人民幣資產配置，金融市場相應的稅制結構設計也應該考慮資本市場不斷擴大雙向對外開放的現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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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振榮）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1.08.010

[引用格式]劉穎.地方債擴張與企業稅收規避——基于地市級層面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21，（8）：92-100.

收稿日期：2021-05-24

作者簡介：劉 穎（1977-），女，山東費縣人，博士研究生，高級經濟師，主要從事財政政策方面的研究。E-mail： ly20016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