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蔡婷貽

尼古拉斯·伯恩斯從未參與過中國事務，學術背景和中國并不相關，也不會說中文，更不曾在駐華使館或領館工作過。圖/中新

8月20日下午，經過幾個月的耽擱后，白宮宣布，曾經服務于美國政府27年、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將出任新一任美國駐華大使，填補前大使布蘭斯塔德去年10月提前離任后留下的空缺。

伯恩斯在獲得提名后通過推特表示，“我非常榮幸能獲得拜登總統提名出任中國大使。如果獲得國會確認，我期待回到公共服務領域，應對我們和中國一起面臨的困難和復雜挑戰?！?/p>

一旦美國國會通過伯恩斯的提名，美國駐華大使一職將是30年后再度由職業外交官出任。在正式提名前，傳聞中曾經被考慮過擔任此職的人選包括代表美國與中國進行入世談判的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nmbaugh）和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白宮幕僚長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美國媒體報道指出，巴爾舍夫斯基在和白宮就任命一事進行討論之后，主動要求從候選名單中撤掉自己的名字。

中美關系自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以來歷經各種波折，新任駐華大使的選擇被認為是拜登政府定位中美關系的風向標。

7月28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抵達美國，經過14天的自我隔離后，已經正式展開大使的工作，開始廣泛接觸美國各界人士。

在中美相互選派新一任大使后，中美關系能否慢慢從特朗普總統時代的緊張走向平穩仍充滿未知。兩國接下來是否能在氣候變化、阿富汗甚至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問題上進行合作將左右關系改善的速度。

伯恩斯從未參與過中國事務，學術背景和中國并不相關，也不會說中文，更不曾在駐華使館或領館工作過。他能否在中美關系上扮演“最佳橋梁”，引發美國學術圈對駐華大使角色的思考與討論。

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現任斯坦福大學教授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對《財經》記者指出，中美關系是當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駐華大使無疑是目前“最復雜、也是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伯恩斯是“最完美”的選擇，“我認識幾千個外交官，我想不出哪個比他更有天分?！?/p>

曾經與伯恩斯共過事且在1985年-1989年間擔任駐華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對《財經》記者指出，隨著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提升到全球政治層級，美國需要一個能從全球視角來處理對華關系的大使，“像伯恩斯一樣在華盛頓和多國首都（積累了）外交經驗、執行過多種任務的美國人并不多”。另外，伯恩斯的任命具有一定象征意義，因為這證明拜登確實更愿意依賴專業、資深的外交官員，而非那些政客，這樣也將“提升職業外交人員的士氣”。

不過，美國國務院一位前資深官員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拜登的外交團隊顯然把對華政策視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這意味著從總統拜登本人、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到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印太顧問坎貝爾（Kurt M. Campbell）都想“管理”這個政策。在此情況下，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冷靜、專業而又不是（該領域）專家的人，在沒有二心的情況下執行命令”。

近30年來首位職業外交官

伯恩斯曾經出任過美國駐希臘和北約的大使。多年來，他的研究聚焦于歐洲，伯恩斯在社交媒體的個人主頁上關心的也以歐洲事務為主，例如他特別肯定美國國防部重新增加在德國駐軍的決定，他認為“這是我們對北約履行承諾的重要信號”。4月2日，他又在社交媒體上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威脅和挑釁證明拜登總統重建北約、團結民主世界和將克里姆林宮的影響力限制在東歐的策略是正確的。

在伯恩斯的自我介紹中有38項關注焦點，但獨缺中國。他的關注焦點第一項是俄羅斯，接著是亞太、北美、南亞、歐洲、中東和北非、沖突和沖突解決方案、政府治理、國際合作、新冠肺炎、決策中的情報、核武器、阿富汗戰爭、伊朗核武器、聯合國、恐怖主義和反恐等。

駐華大使一職在美國國內一直被當作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任命。美國總統任命駐華大使的條件自中美建交以來不盡相同，建交后的前五任大使主要從政府內部指派，分別為伍德科克（Leonard F. Woodcock）、恒安石（Arthur W. Hummel）、洛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和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但是在1995年以后任命的都是非職業外交官。

熟悉美國駐華大使任命邏輯的美國國務院前官員對《財經》記者指出，這個職位在1995年后，基本上變成“論功行賞”的職務，通常是總統對在競選期間作出貢獻的專家或金主的回饋。

在過去12任美國駐華大使中，只有第二任的恒安石和第五任的芮效儉是職業外交官，其他三任為前州長，包括洪博培（Jon Huntsman）、駱家輝（Gary Locke）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博卡斯（Max Baucus）和尚慕杰（James Sasser）則為前國會議員。

第一任的伍德科克和第三任的洛德參與了中美建交談判。另外，恒安石和第四任的李潔明分別在山西汾陽縣和山東青島出生; 芮效儉在南京出生。至芮效儉為止，會說流利的中文是駐華大使的基本要求，但后來隨著人選的多元化而漸漸忽略了這個語言門檻。

曾擔任俄羅斯大使、且能說流利俄語的麥克福爾對語言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中美間的重要會談依程序都需要翻譯，他不認為伯恩斯不會說中文是個弱點，重要的是伯恩斯近年來教授一堂“大國關系”的課程，“大家不應該低估他對中美關系的了解，盡管他不會說中文，但是他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大國關系”。

上述國務院前官員指出，伯恩斯在拜登競選期間的外交團隊擔任顧問，考慮到他的專業，他本應該出任美國駐歐洲某國的大使，但是歐洲主要國家的大使職位十分熱門，通常分配給提供大量政治獻金的企業家支持者，而在剩下的選擇中，駐華大使便成為最受矚目的職位。洛德則強調，伯恩斯在擔任副國務卿時負責監督國務院下所有的區域分部，處理所有的主要議題，這其中就包括與中國的關系。另外，他也熟知中美關系的歷史和輪廓。不過，考慮到兩國關系的細節經常有可能撬動大局，“他應該依賴使館內提供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來處理兩國互動中的細節。

新大使能做點什么？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中美關系的深化，再加上過去20多年總統將大使一職頒發給選舉有功之人，駐華大使的角色與重要程度在這次新任命的過程中再次引發討論。

上述美國國務院前官員指出，1995年的芮效儉是參與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最后一名大使，自此之后，沒有一位大使在華盛頓的職業文官隊伍中有足夠威望能左右政策的制定。目前大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就不扮演角色，大使的工作已轉化為：準確地執行指示、確保從華盛頓來的訪客順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并見到對的人，同時在公開場合代表美國維護美國的聲譽。畢竟，每天報告和分析的例行工作屬于副大使。

曾經深入參與政策制定的洛德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大使的角色和他就任時沒有太大區別，仍然包括：向中方精準地傳達美國政策，在沒有偏見和恐懼下向華盛頓提供政策建議;客觀和坦率地向華盛頓報告和解讀中方的情況和立場;在公開場合和社交媒體上代表美國的經濟和其他利益，同時傳達美國的正面形象。

在中美關系的歷史上，美國總統本人和華盛頓官員對中國事務的興趣和看法基本決定了大使能作出的具體貢獻。前五任大使中，1989年-1991年的李潔明大使因為和老布什總統是耶魯大學校友，又一起在（中美建交前的）駐北京聯絡處共事，他撰寫的報告經常直接抄送白宮，數度扭轉了華盛頓的對華政策方向。

對伯恩斯而言，他未來能作出多少貢獻也取決于他和華盛頓的關系。中美關系日益復雜，除了拜登本人更為重視，坎貝爾的態度也被認為十分關鍵。國務院前官員指出，伯恩斯和坎貝爾曾經分別在奧巴馬第一屆和第二屆政府工作過，坎貝爾應該會支持這項任命，但是真正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沒有相關的背景和威望變成獨立的對華政策的推動者”，反過來伯恩斯是個值得信任并且有能力執行政策的人。

麥克福爾對伯恩斯則更有信心，他指出在中美關系處于關鍵時刻時，“你需要一個和總統交情非常好、和總統能直線溝通的人……我知道伯恩斯確實和拜登有這樣數十年的交情，他也和另外兩個重要的人，布林肯和蘇利文，有非常密切的私人友誼，這對成為一個成功的大使十分重要……另外他和坎貝爾也有長時間的緊密交情，這是為什么我覺得他會是一個有實際影響力的大使?！?/p>

前任美國商會會長、參與拜登競選陣營的吉莫曼也對《財經》記者指出，伯恩斯出任大使的特點是能在任何時刻接通白宮，直接向拜登報告和建言。由于目前中美關系相對脆弱，隨著中方已經由副部長秦剛出任大使，伯恩斯和秦剛將能一起建立起一個無時差的溝通機制，兩人在任何時刻都能夠直線與兩國元首通話，且得到他們的全力關注，這“將能降低錯誤溝通和誤判引來的風險”。

伯恩斯的外交生涯起自1980年在美國駐毛里塔尼亞使館擔任實習生，1983年-1985年期間外派到駐埃及使館，1985年-1987年期間轉往耶路撒冷擔任領事，1990年-1995年期間他分別在克林頓和老布什政府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俄羅斯、烏克蘭和歐亞事務，并兼任克林頓的特別助理，1995年-1997年回到國務院擔任發言人，1997年-2001年首度擔任大使出使希臘，2001年-2005年轉往北約擔任大使，2005年-2008年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負責代表美國和印度談判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協議、與以色列簽訂長期軍事合作協定以及處理伊核問題。

麥克福爾指出，在當下不少人認為中美兩國進入新冷戰的同時，美蘇冷戰期間確實 “有些重要的危機管理和危機預防經驗”值得現在的中美兩國參考，而伯恩斯身為經驗豐富的冷戰外交官正好能應用這些寶貴經驗。

伯恩斯離開政府之后，除了學術研究，他積極參與民間外交活動，推動“未來外交”，促進美國從傳統外交向多元化和現代化發展。

在對待未來的中美關系上，伯恩斯的發言和布林肯的立場沒有明顯差別。

他在社交媒體上也反復強調美國和歐洲立場協調一致的重要性，他認為歐洲不應該跟美國和中國保持同樣的距離。

隨著拜登選擇歐洲作為他的出訪第一站，美國國內呼應加強跨大西洋關系，發展出對中、對俄統一政策的聲音越來越大。不過，前任大使芮效儉在2020年回顧自己大使任期時強調，中美兩國需要認識到如果兩國無法合作，穩定的國際體系就不可能存在，這背后不只是中美需要在共同利益上合作，還包括接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順利稱霸的事實，同時隨時考慮自己的做法會如何影響對方的行為。

洛德指出，在伯恩斯的任命確認后，他很快會根據拜登和布林肯的基本指示和他自己的判斷，總結出上任后的優先處理事項。重要的是，他抵達后應該聽取多方意見，吸收使館團隊、中方官員和參與中美對話的人員的意見，這將協助他獲得足夠多的信息并與中方的互動中保持順暢。接下來他應該通過社交媒體和大眾交流，在中國境內展開拜訪。在討論雙邊關系時，“他應該坦率，避免愚蠢和好戰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