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紅利”還是“鴻溝”
——基于勞動力流動的分析視角

劉 軍

(中國人民大學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北京 100872)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收入差距已經成為我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維系著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把戰略基點放在擴大內需上，農村有巨大空間，可以大有作為。這反映出充分挖掘我國農村消費潛力，增加農民收入尤為重要。

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逐年推動發展數字經濟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發布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由2005年的2.6萬億元擴張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增加到2019年的36.2%，規模和比重逐年提升，可以認為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使得數字經濟的發展顯得更加突出，相比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數字經濟無疑迎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1)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8/content_5571002.htm，2020-12-18。。這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于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現有研究關于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直接相關文獻較少，并且學術界還存在一定的爭論，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能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起到積極作用?；ヂ摼W是數字經濟的基礎，韓長根等[1]認為互聯網普及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能夠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態勢?？梢哉f，農村電商本質上是數字紅利往“三農”領域的擴散過程，它減少了中間流通環節，促進農戶和消費者的互動，能夠實現農戶增收[2]?；ヂ摼W等數字技術打破原有時空的壁壘，給勞動者更多的就業選擇，從而提高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3]。與之觀點相似，數字經濟產生的溢出效應促使與低技能勞動力相匹配的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相比之前獲得更高的收入[4]。另一種觀點指出數字經濟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賀婭萍等[5]認為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而造成的城鄉互聯網的普及差異會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形成“數字鴻溝”則減少了信息貧困群體獲取收入的機會和途徑[6]。這主要是農村居民會由于收入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等條件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享用到互聯網擴散這一優勢，從而不能抑制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5]。此外，某種意義上數字技術能夠降低區域對自然條件和歷史條件的依賴，可以超越區域現實發展基礎和地理區位?；谶@一特點，魏萍等[7]從空間溢出的視角得出本地區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網普及會拉大本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且本地區的移動電話普及率和電子商務會對周邊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起到抑制作用。當然，我國數字普惠金融整體上還沒有及時響應城鄉收入差距[8]，這可能是金融發展存在“脫實向虛”的現象[9]。不同于上述兩種觀點，程名望等[10]認為互聯網普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趨勢，即并非單純的線性關系?？傮w來說，現有文獻很具有啟發價值，相關研究視角還可以深入挖掘。

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最主要原因[11-12]，因而打破這種格局就必須實現城鄉要素高度融合。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可以克服市場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推進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由低效率的初級部門向高效率的高級部門流動，也就是實現要素配置流向的升級，這相當于降低了勞動力流動性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局面，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同時，本文通過梳理當前文獻得知現有研究較少從勞動力流動這一分析視角來探討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此，基于勞動力流動的分析視角，試圖通過2004—2019年全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主要想回答數字經濟發展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數字經濟發展能否促進勞動力流動以及數字經濟發展能否通過勞動力流動來間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等3個問題。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本文借鑒Bagne[13]的推拉模型，主要從信息獲取的“推力”以及數字行業的“拉力”兩個方面構建的理論分析框架。

(一)信息獲取的“推力”

收入具有流動性，能夠增加低收入階層向上流動的概率[14]。在農村，互聯網作為信息搜尋媒介，能夠突破時空層面的局限，實現供求雙方的實時反饋，縮短了尋找工作的時間，提高了工作匹配效率[15]。換句話說，數字經濟向農村地區延伸，可以打開“下沉市場”的廣闊空間，即數字經濟打破信息傳播的限制，提高其擴散速度，讓農民學習到新知識，更快地接受到新事物，從而對城鄉發展有一個全面認知。根據職業搜尋理論，在勞動力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搜尋成本與邊際收益決定求職者的工作搜尋程度[16]。具體來說，農民能夠通過網絡獲得更多的知識和就業渠道，能夠快速匹配到不同的崗位需求，這發揮了數字經濟的學習效應和信息渠道效應，在其中減少了大量的工作搜尋成本，能夠克服市場不完全信息的問題。此外，數字經濟充分發揮了農民原本擁有的社會資本，使得這種線上互動變得更加頻繁，能夠通過同鄉介紹或者引薦等方式獲得更好的就業崗位，社會互動效應起到重要作用。本質上，數字經濟與以血緣、地緣關系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相結合，催生了更多的人口流動，形成具有連鎖反應特點的遷移。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對于信息渠道相對閉塞的地區，外出打工的農民就比較少[17]，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會導致數字鴻溝，不能很好地發揮農民的社會資本。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打破這一局面提供了可能。隨著數字經濟在農村領域的不斷擴展，它無形中加劇了勞動力流動。尤其是遠程教育使得更多的農民獲取到信息資源，推動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勞動力自由流動會帶來不同地區的收入差距收斂，主要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會部分匯回或者帶到家庭[18]。通過勞動力流動這一路徑，農民工在城市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這不僅改善了他們在城市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也提高了農村留守家庭成員的收入水平[18]，因而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本文將數字經濟對勞動力流動起到的加速作用總結為信息獲取的“推力”。

(二)數字行業的“拉力”

借鑒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的思路[19-20]，可以認為城市數字經濟發展迅速，會形成數字行業和傳統行業兩個部門，根本還是在于城鄉分割的格局造成農村和城市呈現不同的發展面貌。即便是農村諸如觀光旅游、農產品加工等新產業新業態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依舊和城市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首先，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存在短板會造成農民生活出現諸多不便。其次，機械化、數字化手段在農村的逐漸普及，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釋放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此外，戶籍制度逐漸瓦解、商品經濟發展尤其是數字技術變革了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在城市的流動人口能夠通過自身勞動或者政府救濟等方式獲得生產資料從而擁有生存的空間，這就構成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農民從事種植業等傳統行業往往經營收入較低，而且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讓這種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相比之下，諸如人工智能、新零售等數字行業豐富了勞動者的就業形式，新增的大量就業崗位往往工資性收入相對較高，對于流動人口吸引力較強。同時，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應用必然帶來更多的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也會得到提高[21]，相應的新興行業的生產規模會進一步擴大。這樣的結果就是，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加速新舊兩個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再加上數字經濟的邊際效益遞增性和外部經濟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傳統行業對資源過度消耗而造成的生態破壞等問題，無形中使得兩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呈現出良性循環的特征。根本上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在于提高農民的收入，其中工資性收入增加對于農民增收貢獻率較大[22]。數字行業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相較于務農會獲得更高的工資性收入，可以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能夠起到一定作用?？偨Y的說，本文將城市數字經濟迅速發展歸納為數字行業的“拉力”。

根據上文構建的信息獲取的“推力”以及數字行業的“拉力”的理論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假設2：勞動力流動可以發揮中介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1.動態面板模型。本文主要是探討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是運用動態面板GMM模型，具體公式如下：

gapit=β0+β1gapi,t-1=β2gapi,t-2+β3ln(num)it+β4migri,t+β5Ci,t+εit

(1)

gapit、gapi,t-1、gapi,t-2分別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第t-1年、第t-2年的城鄉收入差距；ln(num)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數字經濟指數，migr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勞動力流動；C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控制變量，分別為open、sc、ic、econ、struc；β0、β1、β2、β3、β4、β5表示彈性系數，εit表示隨機干擾項。

2.中介效應檢驗。本文參考Baron等[23]、溫忠麟等[24]和李谷成等[25]的做法，構建以下中介效應模型：

Yi,t=θ1+β1Yi,t-1+β2Yi,t-2+cXi,t+ε1

(2)

Mi,t=θ2+β3Mi,t-1+β4Mi,t-2+aXi,t+ε2

(3)

Yi,t=θ3+β5Yi,t-1+β6Yi,t-2+c'Xi,t+bMi,t+ε3

(4)

式中，Y是因變量，X是自變量，M是中介變量，θ是截距，ε是隨機干擾項，c、a、c'、b是回歸系數。當模型中回歸系數a、b、c都顯著時，就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如果只有c顯著，a和b有一個不顯著的時候，則需要進一步檢驗ab的顯著性，顯著則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在這種情況時，如果c'不顯著則被稱為完全的中介作用，否則被稱為“部分的”中介作用。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采取學術界普遍使用的城鄉收入之比和泰爾指數兩種做法[10-12]，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gap=piu/pir

(5)

(6)

式中，piu、pir表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純收入)；Iut、Irt表示城鎮的總收入、農村的總收入，通過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口的乘積得到；It、Pt表示區域的總收入、區域的總人口，Put、Prt表示城鎮人口、農村人口。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參考黃群慧等[26]和趙濤等[27]的做法，選擇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互聯網相關產出和移動電話普及率等4個維度的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將這4個指標進行數據標準化之后降維處理得到數字經濟指數。具體來說，互聯網普及率采取百人中互聯網接入寬帶用戶數、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采取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單位從業人員比重來衡量、互聯網相關產出采取人均電信業務總量來衡量、移動電話普及率采取百人中移動電話數來衡量。

3.中介變量。勞動力流動，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參考Hu[28]、趙德昭等[29]和曾龍等[30]的做法，采取(年末總人口-前一年末總人口-前一年末總人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年末總人口來反映勞動力轉移率。

4.控制變量。參考已有文獻[9，26，31]，加入如下的控制變量：對外開放程度，即“貨物進出口總額/GDP”；科教投入，即“科教支出/財政支出”；基礎設施建設，即“(鐵路運營歷程+公路歷程)/行政區域面積”；經濟發展水平，即“人均GDP”；產業結構，即“第一產業比重×1+第二產業比重×2+第三產業比重×3”。

(三)數據說明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全國31個省市(港澳臺資料暫缺)，研究時段為2004—2019年。需要說明的是，國家統計局于2014年開始使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前使用的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2011—2013年，本文使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來測算城鄉消費差距。本文的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以及統計公報，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分析

(一)初步檢驗

1.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性分析。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國31個省市的統計數據，繪制得到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的散點圖和線性擬合圖。需要說明的是，橫坐標是數字經濟指數，數值越大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越好；縱坐標是城鄉收入差距，數值越大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分配越不均勻。由圖1可以得出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初步判斷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接下來運用計量模型進一步檢驗。

圖1 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的散點圖

2.基準回歸。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差分GMM模型，模型(1)和(2)分別使用收入之比和泰爾指數依次進行回歸，可以看到兩者都通過了擾動項二階差分無自相關檢驗和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而且兩者的回歸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數字經濟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彈性系數分別達到-0.377 7和-0.018 7，初步證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1(見表2)。此外，模型中還引入了城鄉收入差距的二階滯后項，可以看出在使用城鄉收入之比衡量的條件下，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由負轉正，即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二階變量可能具有一定正向作用。相反，在使用泰爾指數衡量的條件下，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穩定性特征，也就說明數字經濟存在動態效應，在時間層面具有路徑依賴特點。同時，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分別為-0.231 3、-0.018 0，這說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確可以提高收入水平，與廖顯浪[32]的觀點一致。事實的確如此，以農村電商為代表的“互聯網+農業”模式拓寬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顯著提高了農民的經營性收入。本質上，數字經濟的發展在農村地區會催生出諸如電子商務等新產業，目的正是要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

表2 基準回歸

(二)異質性分析

借鑒趙濤等[27]加入“寬帶中國”戰略沖擊的做法，本文將2013年國務院發布“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方案作為一個時間虛擬變量，英文命名為BC(Broadband China)，即2013年以前賦值為0，2013年及以后賦值為1，并且還加入“寬帶中國”與數字經濟的交互項，試圖檢驗這一戰略前后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差異性。表3顯示，“寬帶中國”的虛擬變量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且彈性系數為負，表明“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且，“寬帶中國”與數字經濟的交互項顯著為負，說明在“寬帶中國”戰略之后，全國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明顯增強。

2020年全國GDP前十的城市，僅北京一個北方城市上榜，一時間“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的現象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谶@一思路，本文根據秦嶺-淮河一線來劃分南北地區，得到南方地區的數字經濟影響效應強于北方地區，與段博等[33]得到的結論一致，也就是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為明顯的異質性特征。杜宇等[34]指出南北地區在產業結構優化與新舊動能轉換、國內外市場發展水平和要素承載能力等方面表現出的差異是導致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此外，南方地區擁有長江、珠江這樣的黃金水道，客觀上具有超越北方地區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重要條件。

表3 異質性分析

(三)中介效應檢驗

從表4可以得到，在收入之比方面，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直接效應是顯著的，系數達到-0.585 8。同時，數字經濟也能夠促進勞動力流動，即便是控制了數字經濟這個變量的影響，中介變量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仍然顯著。由于ab和c是同號，這表明本文構建的中介效應是存在的。其中，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重為ab/c=1.56%。如果使用泰爾指數測算，得到的中介效應比重為2.70%，這使得研究假設2得到驗證?？傮w上說，數字經濟可以直接作用于城鄉收入差距，也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作為中介變量“部分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與程名望等[35]得到互聯網發展對勞動力轉移具有正向影響的結論一致。數字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信息傳播的時空障礙，有效促進知識擴散，一方面讓農民接觸到新知識和新事物，無形中提高了他們的數字化素質，另一方面為農民提供了大量就業信息，整個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從而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與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方向一致，達到了城鄉收入差距收斂的效果。

表4 中介效應檢驗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模型的穩健性，本文采取替代變量和替換方法對模型進一步估計。替代變量方面，由于2014年國家調整統計口徑，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調整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了避免數據口徑差異干擾實證結果，同時考慮到消費和收入高度相關，因而本文使用城鄉消費差距來進行檢驗。替換方法方面，本文使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依次進行回歸。

如表5所示，無論是替代變量還是替換方法，數字經濟發展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的確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說明本文模型得到的實證結果是穩健性的。此外，勞動力流動在第一列、第二列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也證明了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能夠達到城鄉收入趨于收斂的效果。

表5 穩健性檢驗

(五)進一步討論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因此構建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運用空間杜賓模型來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從回歸系數可知，數字經濟可以直接作用于城鄉收入差距。并且，城鄉收入之比、泰爾指數兩種衡量方式的數字經濟×勞動力流動的回歸系數分別達到-1.367 7、-0.119 2，同樣驗證了研究假設2，進一步支撐了上文的實證結果：數字經濟促進勞動力流動從而間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紤]到經濟增長對于區域發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討數字經濟、勞動力流動、數字經濟×勞動力流動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效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從W×數字經濟、W×勞動力流動、W×數字經濟×勞動力流動和W×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可以得到，本地的數字經濟對周邊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正向作用，即會擴大周邊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并且通過勞動力流動的中介效應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說，本地的數字經濟發展在促進勞動力流動的時候，會使得兩地的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兩極分化的態勢。此外，本地的勞動力流動的系數為負，即會縮小周邊的城鄉收入差距。這說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發展較快的地區起到虹吸效應，使得各種要素向本地集聚，從而擴大了鄰近地區的城鄉發展不平衡。

表6 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目前，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大勢所趨，它對于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根據實證結果，得到以下的主要研究結論：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表現為“紅利”，還能夠促進勞動力流動從而間接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在“數字經濟→城鄉收入差距”這中間起到了中介效應的作用；第二，2013年國家實施“寬帶中國”戰略之后，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明顯增強，并且數字經濟的影響效應呈現“南強北弱”的特征；第三，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應，本地的數字經濟發展會擴大周邊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并且通過勞動力流動這一中介機制也是成立的。同時，數字經濟發展存在動態效應，即在時間層面具有路徑依賴特點。

(二)政策建議

本文主要從勞動力流動的分析視角來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得到的研究結論對于政府制定關于發揮數字經濟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的主要政策建議：第一，需要穩步推進“寬帶中國”戰略，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這主要是發揮數字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對周邊地區的信息輻射帶動效應，需要欠發達地區具備一定的信息承接能力。同時，“新基建”計劃應該向農村地區傾斜，逐漸提高農村的互聯網普及率，來減少農民接觸信息的交易成本，縮小數字鴻溝。第二，積極培育農村電子商務，促進互聯網與農業的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在農產品全產業鏈中的應用。雖然手機在農村已經高度普及，但是農民的信息獲取和利用能力還不高，因此需要加大對農民相關的宣傳和培訓。第三，破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重視南北地區不平衡發展問題。一方面需要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施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出臺積分落戶的新方案，有序實現流動人口的市民化。另一方面，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加大對北方地區民營企業的扶持，重視北方地區的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