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還是培育

摘 要：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對作為現代化內在主題之現代性的核心思想基點——理性的反思具有其現實必要性。本文從現代性的多重面相中選取人性的分裂與融合、傳統與現代、行動與幸福三個面相，通過對泰戈爾人格論與啟蒙理性之間的比較，揭示理性的作用與界限，冀以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人的現代化”有所啟示。

關鍵詞：現代化 啟蒙理性 人格

2020年，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宣告正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F代化是一個宏大命題，在近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百年奮斗歷程中，現代化主題的回響貫穿始終。從源頭出發，現代化大體可追溯至歐洲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在科學革命的推動下，18世紀的歐洲出現啟蒙運動，啟蒙運動是對現代化的自覺的思想呼應，這場運動的主題是現代性，包含兩大要義：訴諸理性的力量和人性的可臻完善。此后兩個世紀，啟蒙運動期間形成的思想和觀念在西歐文明居主導地位，并隨著歐洲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在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

理性是現代性理論核心的思想基點。對于歐洲啟蒙運動所張揚的理性的反思在我國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時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該文從人性的分裂與融合、傳統與現代、行動與幸福三個現代性面相中，通過對印度啟蒙思想家泰戈爾人格論與啟蒙理性之間的比較，試圖揭示理性的作用與界限，以冀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人的現代化”有所啟示。

一、人性的分裂與融合

啟蒙哲人深信人類在近代自然科學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而自然科學的方法是人類獲取真理的普遍方法，理性的作用在新的科學方法論中占據核心地位。新科學的方法論主要是培根的實驗科學和笛卡爾的數學推理的抽象論證。新科學的理性強調抽象分析和主要屬性與次要屬性的劃分，尤其是笛卡爾的二元論哲學導致物質與精神的分離，以及由此而來的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區分。18、19世紀，在啟蒙運動的推動和普及下，這種產生于自然科學的數學理性的方法論被應用于人的行為和社會制度的研究領域之中?！袄硇允墙匀豢茖W、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主的藝術的基礎，也為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民主制度的建構、個人和集體同一性的建構提供了保證，還為人類的觀念世界和生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盿

啟蒙理性的一統天下在新的科學革命的幫助下創造了一個現實，這現實被認為是幸福的源泉，因為它掌握著利用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它在創造了豐富的物質并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卻把人類世界轉化成幻覺——自然被抽離了靈魂，機械的物質自然不再具有神秘性，因而也不再具有高貴性，只是死氣沉沉的物質實體，等待著理性的發現，然后，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向其借取力量的科技肆無忌憚地宰殺。不僅自然喪失了高貴性，人本身、人的日常生活都遭到了理性抽象建構下的否定和壓抑。理性地區分的結果是將清醒等同于理性，將人類生活等同于夢境；生命從真實的領域被解讀出去，“在思想史上，人類第一次開始作為無關的旁觀者和龐大數學體系——它是現實的實體——的無足輕重的產物出現”b。日常生活世界成了一個紛亂復雜的幻影，只剩下準數學的理性能力成為人高于萬物的證明。

啟蒙理性的濫用所導致的人性的分裂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得到反思與矯正。泰戈爾認為，人格就是對人與世界協調統一的整體感知，這種整體感知性可以稱之為“神性”。

在泰戈爾的設計方案中，神就是他心中的人，是人必須實現的理想，是追求的最終的希望，與人的感情、希望、愛和信仰相一致，能夠支持人生活并給予他力量。神，既是神，又是人；而人，既是人，也是神；神與人在愛中融和同一。

其次，泰戈爾強烈反對自然的機械性與純粹物質性的說法。在泰戈爾的生命哲學中，自然是進化的自發的表現，體現著宇宙創造的歡樂。他承認自然的物質屬性，同時又認為自然有著人格的一面，這是它的內在屬性。大自然中的萬物，“無論是廣漠的天空，還是嬌小的花朵，都能同樣地自由生長，而不受任何機械地干擾。它們不僅以神的歡樂，而且還以其創造的自由使之得到表現”c。自然之美就在于其非功利性的人格屬性。

泰戈爾繼承印度古代哲學中“梵我一如”的觀念，認為自然是梵我的一部分，萬物和人都統一于“自我”，“一體者，‘自我也。萬物，一‘自我也”d?！拔摇奔葟V被于宇宙，又迷藏于自然和人之中。泰戈爾相信，人類的內心與大自然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關系。因此，與外在自然的無止境的活動相比，當它在我們的內心中呈現時，這一內在的自然卻是美的最完善的體現；“我的世界是由一個有人格的‘存在給予一個有人格的我的”e。這種愛的同一精神在生命的審美感受中將人與世界聯結起來，并賦予人存在以鮮活性。

二、傳統與現代

啟蒙設定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進步邏輯。多數啟蒙思想家認為，人天生是理性的和善良的，當人類祛除心中的宗教的、習俗的障礙，努力完善自我及其社會時，變化和進步便會應運而生；當按照理性的支配并與自然相符時，變化就會使人們獲得自由，人們就能夠并必將為自己建立一個更完美的社會。

這種啟蒙的進步觀要求忘卻，切斷與過去的聯系，讓今朝獨立自主。啟蒙運動最初的動機就是對過去的傳統習俗進行批判并加以清除，為理性的思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到了19—20世紀，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方及西方之外的殖民地的廣泛確立，理性發揮其批判功能的主要對象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偽善，包括政治上、經濟上、社會生活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偽裝。啟蒙運動演變為現代主義運動?，F代主義以揭露資產階級狡詐的謊言，將人類的思想從中解放出來為己任。但現代主義運動本身具有好戰的行動色彩，它以理性的批判功能為工具，其主要性質是攻擊和毀滅，“這場運動的關鍵在于發動襲擊、展開進攻、以精神解放為名義尋機傳播文化暴力”f?，F代主義攻擊歷史，譴責歷史，它切斷過去，卻轉身失去了面向未來的方向。在過去與未來的雙重迷失中，它所呈現的精神狀態就是既充滿動力、又漫無目的，在紊亂的欲望和失控意志的強制下對阻擋路途的一切大肆殺戮，包括傳統習俗，也包括自然及精神遺產，甚至包括人自身。

泰戈爾對這一線性進化觀持一種審慎的態度。他在闡述人格時強調人格的有機生長性。這種生長不是機械的或重復的過程，而是猶如樹的生長一樣。人格通過情感的嫩葉吸收外界的風雨陽光，同時與一種內部的增長結合，通過行為的樹根堅實地立足于大地之上，并默默地接受泥土的滋養。人格在向上發展時，一方面攜帶著一個人的過去，另一方面又在每一階段上創造和補充著某些新的東西。

傳統需要超越，然而這種超越立足于過去的土壤之中，它將過去的遺產含涉其中，而非斷然棄絕。忘卻意味著必須重復從前發生的一切，沒有往日，我們就無法學會如何迎接正在展開的今日。人格在面向無限生長的同時，又不斷地重建了與往昔相連的紐帶。

三、行動與幸福

近代科學革命的輝煌成就和啟蒙運動的理性樂觀主義帶來了對即將來臨的此生幸福的期望。啟蒙運動的進步觀相信理性的力量和人性的可臻完善，相信由此帶來的幸福。換句話說，理性啟蒙是樂觀的，樂觀地相信理性的無所不能和幸福的此生降臨；啟蒙現代性始于對幸福的承諾，其最初的期望就是將悲哀、愚昧從地球上清除出去，而理性就是幸福的最大保證。

這種理性的進步觀強調行動的有效性。伏爾泰斥責帕斯卡對人性的局限性與卑劣性尤其是對人的悲慘邪惡的生存狀態的過分強調，認為這會麻痹人的意志，使人聽天由命。他強調只有破壞才能重建，并在《哲學通信》中申明人是為行動而生的。

然而，在此后的兩個世紀中，尤其是當人們經歷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這種樂觀的進步觀念受到挑戰，此生幸福的來臨不斷地被延宕。人類每前進一步似乎都相應地要從目標退遠一步。幸福來臨的延宕帶來的其中一個后果是，無止境地追求幸福引起精神力同時既被激發又被麻痹，我們對幸福的期待很容易和幸?；煜饋?，結果導致行動本身成了目的。

行動對于泰戈爾來說同樣意義重大。他在《人生的親證》中專門討論“在行動中證悟”。他通過一則暗室求生的故事——即暗室囚人想方設法跳越各種障礙以期打開暗室之門——講到生命是一個永遠冒險、克服障礙的過程。一旦所有的障礙解除，故事結束，生命就會終結。所以，行動貫穿生命的始終。

但是，行動是必須的，卻不是盲目的。行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沖破束縛，獲得自由，并促進人格實現進一步的結合。泰戈爾引用《薄伽梵歌》的教導——為了愛而工作，愛的行動表現為奉獻與服務。奉獻意味著創造和舍棄占有之物，從而為一個更大的自我服務，這是一個不斷獲得的過程。泰戈爾說，占有是一種結果，是一種停滯的狀態；而獲得是一個過程，是一種始終運動的狀態；幸福就是這樣一個通過愛的行動而獲得的過程。

在《創造的統一》中，泰戈爾將人格（personality）與construction（建設，構成，建構）相對應。建構含有一種理性設計的意味，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和嚴格的規劃性。理性的主要特征除了反思性與批判性，還具有規劃性、建構性與組織性。啟蒙理性的確立凸顯了人在世界上的主體性地位，將人從傳統宗教以及社會習俗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在理性的建構下，新的道德價值確立，它和經過理性論證的法律規范共同被賦予了普世效應，這是理性積極的一面。

泰戈爾肯定理性的批判和建構功能，認為理性在人類的認知與行為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34年，比哈爾遭受嚴重地震，甘地將這場災難與賤民制度的罪惡聯系起來，認為這是神的懲罰。而泰戈爾對于這種將自然災難與道德缺失視為因果報應的認識論深惡痛絕。他曾寫道：“我們經常美化我們的無視理性的傾向，在理性的位置上安放盲信，將它作為精神性的東西予以珍重，于是我們一直在為之付出代價，以致我們的心靈和命運為黑暗所籠罩?！眊

理性的認知賦予人把握真實世界的力量。但是，理性本身具有局限性。事實上，理性如同仁慈、欲望一樣，都是指驅動行動的一種原因和動機，只不過理性是對行動原因的覺知及有目的的、有計劃的遵從。理性不是認知的全部，更不是人性的全部。在泰戈爾看來，理性與人性的完成并非完全一致。理性能起作用，但可能沒有接近人性完善之標準的希望；人性能夠趨于完善，但并非主要依靠理性，二者事實上是不同的訴求。

此外，理性本身具有其內在邏輯上的困境——它既可能被激情抵消，也可能被其自身所抵消。情感與欲望是人的本能屬性，與激情相比，理性是一種經過培育的后天屬性。理性的公開表達不可避免地導致理性被想象控制，而想象又服從于激情，包括最極端的激情——權力意志。因此，如果激情沒有管制好往往會毀滅理性。泰戈爾看到了邏輯理性或者說工具理性的自我毀滅性，他認識到這種理性自身可能具有自我抵消性——正如科學技術潛在的災難后果所昭示的——他對這種科技理性的潛在危險性一直保持著警惕之心。

理性是一項需要培育的可貴品質，但其本身并不構成目的性的存在；由物質、身體、心智、靈魂與靈性構成的生命才是我們存在的本體。泰戈爾以“人格”來表達這些生命不同層次之間的統一及對這一整體的自覺的洞察——人格是包含這些要素又超越于所有這些要素構成的整體性存在。在人性的完成中，不僅需要理性的指導和實踐，還需要人格的審美與同情——一種對于他人的苦難與幸福表示關切的同情心，這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共鳴，這種愛的同一性正是高層次的人格意識。理性和人格的交匯點是對生命的培育，是在每一次的超越后，富有創意地給生活重建秩序，讓它重歸安詳。

a 涂成林：《從啟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b 《現代物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轉引自哈佛燕京學社編：《啟蒙的反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頁。

c 〔印〕維西瓦納特·S·納拉萬：《泰戈爾評傳》，劉文哲、何文安譯，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頁，第58頁。

d 徐梵澄：《五十奧義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

e 〔印〕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一個藝術家的宗教觀》，康紹邦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10頁。

f 〔美〕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園：談人之為人》，蘇薇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58頁。

g 〔印〕阿馬蒂亞·森：《慣于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劉建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77—78頁。

作 者： 喬靜蕾，博士，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生命美學。

編 輯：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