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城市規劃師是如何改造他的社區的

茅明睿

從瞎鼻子說起

失明叫盲，失聰叫聾，那么失去嗅覺叫什么？很多人說，叫“瞎鼻子”。

因為過敏，我鼻子“瞎”了很多年了。某個工作日的早高峰，我如往常一樣擠進了一節地鐵車廂，略奇怪的是，車內乘客似乎自覺地遠離了車門區域，只有我注視著手機屏幕，獨自一人靠在門邊。直到第二站到站后，我才意識到了不對勁——緊鄰的車門處有一攤巨大的嘔吐物。我相信它的氣味彌漫在車廂里，我也相信，其他乘客會認為我要么是個弱智，要么是個狠人。

這是一次社會性死亡，不僅因為我的嗅覺障礙，更因為我對身邊環境的漠視。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讓我們每個人都將注意力轉移到“線上”空間，于是我們常常會為身邊的世界感到驚訝，“那個社區小店啥時候關門的？”“這里什么時候冒出來一個花壇？”

那次事件后，我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從屏幕回歸到城市生活，作為城市規劃師，這種對身邊生活環境的觀察讓我找到了不得了的樂趣：我家小區綠地里有8個貓窩;喜歡的火鍋店門口有22個可以等候的座位;一輛調度共享單車的三輪車極限可以裝24輛單車;東柏街北路路南比路北人行道上的狗屎大概多50%……

在地鐵上，我開始熱衷于觀察周圍的乘客。最初，我喜歡數車廂里多少人在看手機、多少人戴著耳機——當然，隨著幾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機以及無線藍牙耳機的普及，這件事情現在變得不再那么有趣，于是我開始數別的，比如戴眼鏡的人數、戴口罩的人數……然后奇怪的知識又增加了：在北京太陽宮地鐵站，進站口戴眼鏡的乘客大概是出站口的3倍;在2016年秋冬霧霾期間，崇文門地區戴口罩的行人比南禮士路高約16%……

這是一種與城市和社區的微妙連接，緊接著，我不再滿足于只是去觀測和記錄它，而是開始考慮，如何主動介入其中去改善它。

安裝一個白盒子替我們監測環境

地鐵里的嘔吐物也好，城市里的污染也罷，這些都是難以避免的，我們分析了中國很多城市12345市民熱線投訴和市長信箱留言，發現與環境有關的投訴一直都保持在前3名，在有些地方甚至排在第一。一方面，城市里還有大量存在感知障礙的人，對可能造成安全或者健康影響的問題無法有效察覺;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難以全面和及時地感知到問題從而及時治理，盡管生態環境部門在城市里布設了不少監測設備，但要依托監測設備實現整個城市區域的覆蓋，既不現實也不經濟。

我們城市象限團隊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雙井街道是一個人口密度很高、商業很發達的繁華街區。與其他高密度區域一樣，這里的環境問題也層出不窮，但城市管理者卻沒有很好的手段去了解自己轄區的環境問題，所以他們比較依賴市民的投訴反饋，而一般來說，市民通常只有到了難以忍受的時候才會投訴。

作為工作在雙井的城市規劃師，我們一直想尋找辦法，能夠讓城市管理者在市民投訴問題之前就及時發現它。我們動手設計了一個白盒子，叫作“蝠音象限”。在盒子當中，我們安裝了溫度、濕度、PM2.5、PM10、噪聲、異味、TVOC、甲醛和GPS等各種傳感器芯片。然而，如果想在雙井5平方公里的轄區里遍布“蝠音象限”實現微觀尺度環境監測，可能需要上千個傳感器，而且還有供電、供網和日常維護管理的問題，這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不能依靠固定點位的布置方法。

我聯系了美團，試著將盒子安裝到他們的外賣車上，但是失敗了，一方面，外賣車活動的時間段和空間范圍很有限，難以有效實現轄區的時空覆蓋;另一方面，據外賣員說，有的社區保安看到車上的設備以為是間諜裝置，把設備砸壞了……總之不到兩周，設備壞的壞丟的丟，數據也沒多大作用。

于是我把目光轉移到了雙井街道的綜合執法車身上。雙井街道有自己的城管執法隊和10輛電動巡邏車，保持4輛一組輪換巡邏，理論上從早上6點多至晚上11點，雙井總會有4輛車持續不斷地以固定路線在街區中進行巡邏。所以我們試著將“蝠音象限”安裝在了這些車上，這樣一臺城管巡邏車就如同被裝上了耳朵、鼻子一樣，能夠以10秒鐘為間隔，持續不斷地收集沿途的環境數據。

通過這些巡邏車回傳的環境數據，我們在雙井街道大腦系統中開發了一套合成算法，將它們轉化成25米網格微觀尺度的環境監測結果，我們就能夠知道雙井街道每個小時每個網格中的空氣質量、噪聲、異味狀況。

街道大腦再將發現的問題節點信息推送到城管巡邏車的Pad上，讓巡邏車下一次到達這些節點的時候停車、拍照，并填寫問題出現的原因，比如：一個地方有噪聲，是因為交通擁堵導致的汽車鳴笛、店鋪播放音樂聲過大還是場地施工;一個地方有異味，是因為廚余垃圾暴露、下水道反味還是餐廳生火做飯等等。

巡邏車所填寫的核查信息反饋回街道大腦，指揮中心會對它進行查看，來判斷是否需要解決，以及由誰、以什么方式進行解決。這套系統運行以來，經過這樣的處理流程、周期性的數據分析與專項整治，雙井街道的垃圾暴露問題減少了44%、垃圾問題暴露點減少了28%、市民關于環境問題的投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8%。

盡管這種移動感知方式無法感知和解決所有問題——比如我在地鐵的遭遇，但它在不給城市增加特別多額外成本的情況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市民去感知城市的問題，減少環境健康風險。最起碼，我在路過雙井路邊公廁和垃圾桶時不至于一直憋氣。

制作一個雷達幫盲人改善街道

對城市環境的感知能力深刻地影響著我們與城市、社區的關系，對具有感知障礙的人士而言，甚至決定著他們的基本生活質量。

在2018年某個周末的下午，我在公交站遇到了一個盲人，經過交談得知他要轉兩趟公交車回家，而他出門的原因讓我大吃一驚——他剛看完電影。我第一次知道盲人也看電影，并且北京前門地區有專門為盲人放電影的影院——心目影院。而盲人群體也有自己的公共生活，他們不僅能看電影，還能聽視頻、發微信，甚至發朋友圈。也是從他那里我了解到了他們出行的遭遇，比如他每周末的這趟例行出行會遇到哪些困難。

也許是由于自己也有感知障礙，我更容易對他人產生同理心，我想去感知盲人的世界，去理解他們的出行，去思考如何力所能及地改善他們的處境。

在2019年世界盲人日這一天，我們團隊與“一覽眾山小”團隊聯合了心目影院的主辦方紅丹丹文化助盲機構，一起組織了一次盲童盲道行的活動，希望了解盲人的出行困境，通過觀察記錄盲人志愿者的行為，評估城市的無障礙情況。在當天，我們邀請了6位視障小朋友和一些成年人志愿者，在我們選擇的1.2公里長的道路上行走，并安排了其他志愿者對他們的行走過程進行了視頻拍攝。

利用視頻數據，我們分析了每個視障小朋友在每條路段上的行走速度、盲杖擺動幅度、偏離盲道的次數及距離等數據。我們知道了盲人在盲道上行走的轉向次數是普通人的10倍——在1.2公里的測試道路上，普通人只需要轉7個彎，而盲人需要轉73個。在測試路段上，平均每個視障小朋友的盲杖擊打過76次障礙物，其中包括13次矮樁、12次電線桿或燈桿、49次墻壁和2輛自行車。

在視頻分析中，我們選取了皺眉、撓頭、甩手等11個典型標簽和動作來識別視障小朋友的“心煩”表現。在步行全程中，我們一共識別了543個“心煩點”，這些“心煩點”主要分布在盲道不平整不連貫、道路積水、道路路口、道路狹窄和有路面障礙的位置，其中立交橋下路口處，小朋友們由于聽不到紅綠燈的蜂鳴聲產生了密度極高的“心煩”。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為調查，我們利用志愿者數據，精確分析了盲人在測試路段上的需求、遭遇的困難和他們的感受，評估了城市無障礙設施的不足，但這樣的測試方法代價過于高昂，這次活動總共動用了30多名志愿者，后續分析持續了近兩周時間，所以不太可能使用這種方法去了解整個城市的無障礙環境情況。

那么到底有沒有可能自動感知盲人的出行、了解他們遇到的問題？我聯想到了汽車的倒車雷達。如果給盲杖裝上雷達裝置，那么盲杖就可以通過雷達波的反射，探測周圍障礙物的距離，并利用蜂鳴器的頻率對盲人進行提示;再將雷達反射波和GPS的數據收集回來，就可以知道盲人在行走過程中遭遇障礙物的地點和周圍環境的復雜程度。

基于這樣的設想，我們快速制作了一個傳感器原型，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了測試，還送給了盲人志愿者，收集他們的反饋意見。

在2020年疫情期間，利用街上行人較少的機會，我們使用智能盲杖對雙井街道的大街小巷進行了盲行測試，收集各路段的行走GPS和雷達波數據，形成了每條路段志愿者的行走速度和遭遇障礙物的分析結果。這個圖顯示的就是志愿者行走過程中，在哪些路段行走的速度變慢，以及在哪些路段他們遇到的障礙物比較密集。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盲人會在哪些道路節點遇到問題，以及哪些問題是由障礙物導致的，哪些是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和接駁導致的。

利用智能盲杖和我們開發的其他無障礙設施調研程序，我們用了兩周時間，對雙井街道5平方公里內所有的建筑物、公共設施和路段進行了地毯式排查，形成了北京市所有街區中第一份城市無障礙環境普查結果，并在全市率先啟動了無障礙提升的試點工作。此后我們又對北京的新街口街道等地進行了上述工作，部分空間的無障礙改造已經完成。

北京總共有約10萬位視障人士，我在想，如果能生產出10萬根盲杖，將它們贈送給全北京所有的盲人，在獲得他們的許可后收集他們的行走和雷達波數據，就可以知道城市里的視障群體都在什么地方活動，哪些位置存在無障礙環境問題。在公共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將資金投入到最需要解決的地方，可以大幅提升資金的使用效率，也能讓盲人擁有更多的獲得感。

設計一個掃描儀管住共享單車

在調查過程中，我發現影響盲人行走的問題里，無障礙設施導致的只占到33%，而街道秩序、城市管理問題卻占到了37%，比如：亂停亂放的機動車、電動車、自行車，人行道上堆放的物品，擺設的攤位等等，而這里面最常見的問題是共享單車。

雙井的繁華和活力使它成為了共享單車運營機構的必爭之地。盡管我本人也是共享單車的忠實用戶，但以雙井為代表的很多區域，共享單車的過度投放、無序停放和低效運營也讓它成為綠色出行的敵人，這種侵占公共空間的無序狀態不僅讓視障人士舉步維艱，很多時候也讓普通人難以正常行走。在2021年年初，我再次在雙井的街頭看到了這樣的場景，這一次我忍無可忍，決定向它宣戰。

如何真正做到對共享單車的有效管理呢？理論上，電子圍欄和攝像頭可以對共享單車的停放進行監管，但實施成本、安裝條件、可靠性以及面對過度投放場景的局限性都制約了這些技術手段的大規模落地。所以我們需要尋找一種簡單、廉價的技術方法。

由于每輛共享單車都有一個藍牙車鎖，我試著用手機的藍牙進行了掃描，發現可以探測出周圍的車鎖信息，于是我們設計了一個藍牙掃描器，從華強北淘來了元器件做了一個原型。我們拿著掃描器去街頭掃描了各家的車輛，根據不同廠家的車鎖代碼特征，設計了數據字典，如此就能獲知每個車鎖代表的是哪家的車，進而統計每個掃描區域每家單車公司都有多少共享單車。

北京總共有約10萬位視障人士，我在想，如果能生產出10萬根盲杖，將它們贈送給全北京所有的盲人，在獲得他們的許可后收集他們的行走和雷達波數據，就可以知道城市里的視障群體都在什么地方活動，哪些位置存在無障礙環境問題。

巧合的是，設備原型剛做出來我就得到了一個落地實踐的機會。北京正在開展城市公共空間的更新提升，比如地鐵站前空間。在宣武門地鐵口的人行道上長期停放有大量的共享單車，規劃部門希望了解，每個站點出入口到底需要劃定多大的停車空間，從而對街道公共空間進行合理的改進，讓空間使用更加人性化。

我們尋找了部署藍牙感知設備的最佳位置，發現站口的公廁比較理想，于是留下了一張被朋友們戲稱“偷窺女廁所現行”的照片。經過48個小時的單車掃描，我們發現在這個地鐵口的782輛單車中，只有39%被使用過，大多數車都是共享單車公司用來圈地的僵尸車，即便考慮季節因素，這里當前的車輛數量也遠遠過剩了?；谝幌盗袛祿治龊驼{查，我們最終為空間設計提供了精確的測算依據，以指導后續的改造工作。

有了第一個成功經驗，我們回到雙井來踐行自己的承諾。在雙井，我們分析了過去一年市民利用12345熱線電話對共享單車停放問題的投訴，找到了幾個問題比較突出的街道節點，在那里去安裝傳感器，這樣我們就能知道每個節點每個時刻都有多少車，以及這些車在這個地點停了多久。

據此，我們開發了共享單車的管理系統，分析了每個停放點的共享單車使用特征，計算了工作日和休息日每個點位最多被使用過的共享單車數量，設定了每個點位的合理容量。當任何一個點位的車輛數量超標時，系統會向街道的城市管理人員提示，此外還能識別點位的僵尸車數量、單車公司的調度行為等，從而實現對每個投放點位的總量控制和調度管理。在一個多月的試運行過程中，整個監測區域的異?，F象大大減少，長期被單車公司作為免費倉庫的百子灣路上的投放行為和停車秩序也有了好轉。

2014年北京國際設計周期間，北京市規劃院組織了一個公眾參與活動，讓公眾在一張大大的五環路范圍的地圖上，用大頭針去標注他們認為不好走的區域，結果整個地圖都快被扎爛了。從那天開始，很多人都在默默地推動城市步行環境的提升，從巡邏車上的環境監測白盒子，到裝有雷達傳感器的盲杖，再到單車停放點的藍牙掃描器，我們正在通過一個個的感知設備和數據分析，慢慢讓街道更加安全、更加方便、更加包容。

回收一個空間用來做回收空間

最后一個故事仍然源于對街道空間的感知：在搬到雙井之前，我工作地點在北京的鴨子橋，辦公樓外的人行道旁有一個廢品回收站，門口非機動車道上總是停著一輛小貨車。作為一個社區觀測狂，我習慣性地記錄了這個貨車的活動規律——這個小貨車基本每兩天開走一次，一天當中大概有75%的時間都停在非機動車道上，很明顯，這是一個不合規的占道經營行為。所以，我琢磨著怎么改進一下這個事。

那么問題來了，這到底是一個個案還是一個普遍現象呢？這讓我產生了好奇。于是，我想研究看看北京其他廢品回收站都是一個什么樣的經營狀態。但是上哪兒去找它們呢？在互聯網地圖上搜，其實搜不到幾個廢品收購站，因為地圖上不怎么標這類地點。后來我想了一個轍，我們從工商部門的企業注冊數據中，找到廢品回收、廢品收購、再生資源回收等類似名字的企業注冊地點，再對它們定位，抓取街景圖像，最終獲得了這些廢品回收站的街景照片。

在百度地圖的街景圖中，北京的廢品回收站外，大多停了一輛貨車在路上，這到底是北京的個性，還是全國都這樣？我又開始找其他城市的，比如杭州、廣州、深圳、上海，結果發現，全國其他的城市也是這樣，唯一的區別就是北京的貨車品牌多是北汽，其他的城市多是江淮。

除了直接的經濟回報以外，由于每個人回收的數據、生態價值都在小程序里詳細記錄，市民可以通過小程序感知到自己為社會所作的貢獻，所以對于那些不太在意經濟價值的市民，這些生態價值的統計也對他們形成了持續激勵，而自我激勵總是比外部監督更有效。

一個廢品回收站門口占道經營，停一輛貨車的概率是70%左右，這不是一個個案，而是普遍現象。這說明大多數再生資源回收站的運營并不是我們想象的“收來廢品，堆放在站里，再用貨車拉走”，而是“邊收邊裝車，裝滿了拉走”。而城市在給它規劃空間時也壓根兒沒有考慮貨車作業空間的需求：在最新頒布實施的國標《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中，社區級再生資源回收點的用地面積標準僅為6～10平方米，而一輛貨車的面積就需要大概15平米左右。也就是說，公共政策制定的標準和現實需求可能產生了沖突，導致了各個城市的很多再生資源回收必須在灰色狀態下運營。

我們再回到鴨子橋。這張照片是2017年的時候拍攝的，在當年的街景中這個廢品回收站曾經沒有占道經營：貨車停在旁邊人行道凹進去的小空地里，貨車是不占道的。而到了2017年下半年，也許是因為做了街道美化環境整治，這個停貨車的地方變成了一個花壇，于是貨車只好占道經營了。

最終，我們給它做了一個改善設計：將花壇拆除，將原來用于停車的空間還給小貨車，這樣它不必占用非機動車道，同時把回收站移回到它原來所在的位置并稍微擴大它的建筑面積，讓它具有足夠的分揀空間。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樸實無華的設計，也并沒有完美地解決所有問題，但這是個實事求是的方案。

我真正想做的是，通過數據研究，發現這個行業運行的規律，推動相關規范標準的更新，讓空間規劃符合城市運行的需要。更進一步說，在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不要把廢品回收或者再生資源回收看成一個很低端、臟亂差的東西，而應該重視它的存在，讓它變成一個生態文明的教育節點，讓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為了推動這個設計的落地，我滿懷信心地把設計方案向社會進行了公開，然后，這個廢品站消失了……我不知道這是一個巧合還是因為我們的設計給了誰壓力讓它一關了之，總之這件事情讓我一直心存內疚，覺得對不住那個回收站的老板和他們家的大黃狗。而改造一個廢品站則成了我一個未了的心愿，直到我的公司搬到了雙井。

在雙井街道調研時，我們發現了一處路邊的閑置建筑，雖然已經破敗，但我們被它傳統特色的“攢尖頂”（原本常用于閣、榭、軒、亭）和玻璃外立面上標有“English Club”的涂鴉所吸引，斷定這必是一個有故事的空間。于是我們向雙井街道辦事處咨詢這個建筑的產權和使用情況。這個建筑曾經做過社區的英語角、小賣部，已閑置了一段時間，具備改造的條件。時值北京垃圾分類工作正在如火如荼開展，在街道辦的支持和要求下，我們嘗試結合垃圾分類工作主題，將其改造為一個再生資源回收站。

說起垃圾分類，雖然大家都明白它的意義，但在推進中卻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撤桶、定時、破袋等給居民帶來的方便性問題;投放空間不足帶來的空間整潔問題——尤其是再生資源的藍桶，在快遞、外賣盛行的情況下，我就沒見幾個小區的再生資源真的靠它裝下過;更重要的是，本來是一個人人都為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所做的善事，但居民的參與卻沒有什么正向心理反饋，迎來的卻是監督、強制，甚至某些所謂的智能垃圾桶裝上攝像頭來監視每個投放者的行為，盡管這些舉措可能強制一些不自覺的居民合規投放，卻也剝奪了其他愿意積極參與的居民的心理獲得感，同時逼迫他們讓渡了自己的隱私。所以我對垃圾分類一貫的建議都是，通過給參與者正向反饋形成激勵，創造真正有效的生態科普教育，而不僅是怎么投放的規范指導。那么怎么達成這個想法呢？

這個建筑有30平方米，開間不大但是進深很深，雖然屋頂已經破損，但仍是一個不錯的臨街空間，它的上一站是一個小賣部，當打開它的大門時，還有很多店家的物品遺棄在其中。我找到了合作方奧北環保，利用他們的回收體系和裝置將這個空間變成一個無人值守的智能回收點。根據奧北的經驗，這樣的回收空間只需要10平方米即可，所以在屋頂修繕后，我們通過玻璃隔斷將空間一分為二，將里間作為智能回收點，外間作為文化空間。

在里間我們安裝了自動發袋機、藍牙門鎖和各種傳感器，這樣市民掃描發袋機上的二維碼即可獲得一個回收袋，將可回收物品裝入袋中放到這個房內，一周后回收物品的錢就會自動打到市民的手機賬戶，如此來形成對用戶垃圾分類和環?；厥盏募?而傳感器、攝像頭和發袋機則會對屋內已回收的再生資源情況、剩余可利用回收袋的數量和小屋的環境與安全進行監測，以便及時清運、補充和管理。

而在外間，我們將其設計成為了垃圾分類的小教育展廳和社群節點。為了在這個有限的空間里起到有效的科普教育作用，除了制作了《瓶行世界∣被嫌棄的瓶子的一生》科普圖文以外，我們還制作了一幅完全由可再生材料構成的藝術裝置作品——《垃圾沖浪里》，使用了瓶蓋、報紙、鋁拉罐、塑料袋膜、綜合紙等材料，希望基于浮世繪藝術作品進行的二次創作，能夠給公眾的觀念帶來一些沖擊，再次思考我們與環境的關系。

此外，我們將房子里原本遺留的一些垃圾物品進行了整理和拍攝，納入展覽中，讓每個來到小屋的人都能夠看到它的歷史變遷。在公共藝術之外，我們還做了一個留言墻，并依托這個空間建立了回收社群，在小邊桌上留下了明信片和加入方式，讓參與回收和參觀的市民留言與互動。

這個空間曾經叫作“English Club”，我們干脆沿用它，把它叫作“Recycle Club ”——“回收俱樂部”。經過一個月的改造，回收俱樂部在2020年9月面向社區居民開放了，這個被BTV譽為“北京顏值最高的廢品站”不出所料地獲得了周圍居民的喜愛，不僅如此，它還吸引了對面北京工業大學附中的同學們，很多班級都依靠它來積攢班費。

除了直接的經濟回報以外，由于每個人回收的數據、生態價值都在小程序里詳細記錄，市民可以通過小程序感知到自己為社會所作的貢獻，所以對于那些不太在意經濟價值的市民，這些生態價值的統計也對他們形成了持續激勵，而自我激勵總是比外部監督更有效。

截至2021年8月14日，回收俱樂部累計接收了2138次投遞，回收了近20噸再生資源，為居民發放了1.3萬多元回收資金，回收的資源相當于減少了160棵樹木砍伐，節約了19噸石油，減少了64噸碳排放，以及節約了73立方米的土地，這個空間的周回收量長期位居奧北環?；厥站W絡的全國前五。

但這并不是這個空間效益的全部。由于顏值高，它意外地成了一個小網紅點，吸引了很多人來打卡，進而促進了奧北回收點在北京鋪開;空間的留言墻和明信片上，則留下了很多富有人情味、哲理或者趣味的留言，比如：“希望物品置換可以在社區推廣”“我們班班費全靠這了，祝我們攢個電腦”“回收愛嗎？”

很多來回收或者參觀的市民通過海報上的二維碼加入了回收俱樂部社群，這為我們在雙井地區建立了與170多位居民的連接，其中一部分市民成為了我們在雙井開展其他各種社區營造活動的積極分子，參與了大量的社區實踐，也與我們團隊成了好朋友。

從感知做起

城鎮化為中國建立了11萬個城市社區單元，卻并沒有造就多少個真正意義上的“社區”，我們假裝歸屬于某個社區，而實際歸屬的只是那張“房產證”，所謂“社區”僅僅是房產證所在的地理概念;互聯網為我們創造了能隨時聯系他人的技術平臺，然而我們卻連身邊的人都沒有連接，我們不認識鄰居，沒有老街坊，我們假裝在社區生活卻彼此陌生;算法化讓我們不用探索就能得到“興趣”的投喂，足不出戶就能吃穿用玩，我們對自以為喜歡的東西心滿意足而喪失了對鄰近的好奇，安逸的生活在6寸屏幕塑造的信息繭房，偶爾假裝出門旅行，實際卻只是換個地方刷手機。在一個萬物感知、萬物互聯的時代，我們卻與真實世界日益隔絕。這，真的是我們希望的未來嗎？如果不是，我們應該從感知做起，與社區產生聯系，從“我活在這個地方”變成“ 我是這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