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及其歷史經驗

易鳳林

一、引言

黨支部書記作為基層組織——黨支部的帶頭人，是黨支部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的關鍵，也是黨員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最佳典范。為此，要開展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必須進行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在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制度和實踐兩個層面對基層組織建設進行探索，包括對黨支部書記的責任規定、選拔、培養訓練、考核等。應該說，中國共產黨早期對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有益探索以及對存在問題的嚴格審視和措施應對，為我們提供了考察這一時期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真實狀況以及在復雜革命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強大應變能力的合理路徑。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經驗相對缺乏，組織制度也不夠完善，所以這一時期黨團不分，黨團同質化現象比較常見。[1]團和黨在責任分工、組織結構等方面基本相同。這一時期團組織的建設也是黨組織情況的縮影，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問題也基本類似，尤其在一些由團逐漸建黨的區域，這一情況更為突出。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本文也將早期團支部書記納入考察范圍。

二、支部書記的責任擔當

黨支部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書記則是黨支部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發展基層組織。黨對基層領導者的責任擔當、培養方式等各種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傮w而言，中國共產黨對黨支部書記的重要性和責任定位認識，與其對黨支部的作用、組織問題的重視以及黨支部書記的革命實踐等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

(一)支部書記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始注重建立地方組織，壯大黨的隊伍。為了加強對基層組織的領導和管理，黨支部書記(中共四大前稱組長、小組長)應制而設，成為黨支部的核心人物。國共合作后，國民革命運動迅速興起，共產黨的組織力量不斷壯大。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黨支部作為基層組織對鞏固和發展黨組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出黨支部書記作為黨支部領導者對黨支部發展的重要意義。

1926年1月，中央組織部專門發出通告，指出黨支部作為黨的基層組織，組織結構必須嚴密，支部書記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2]《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明確規定黨支部書記負責黨支部的領導。[3]隨著大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黨支部作為基層組織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完善黨支部的組織結構，設立支部書記，確保黨支部工作的有效領導成為黨組織工作的重要內容。

與黨的制度規范一致，黨的領導人也反復強調黨支部和黨支部書記的重要性。1926年6月17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席會議上明確指出：“支部是黨組織的‘根基’，是真正‘接近群眾的’；為了有效開展支部工作，必須強化支部書記的責任?！盵4]一些地方黨組織的領導者對黨支部工作及黨支部書記的重要性感觸更加深刻。如上海區負責人羅亦農一針見血地指出：“支部為黨的最重要分子，是C.P．在群眾中的核心，支部書記為核心的核心”，每個黨支部書記都必須明白自己的責任，要知道黨支部工作的方法。[5]黨支部和支部書記的重要性逐漸成為共產黨人的共識。

(二)支部書記的責任定位

出于對黨支部書記重要作用的理性認知，中國共產黨對支部書記的責任定位日益明確，并與黨支部工作的展開、組織發展、組織建設等問題緊密聯系起來?？傮w而言，黨支部書記直接影響黨支部工作的效率，黨支部書記的責任規劃是“全盤負責支部工作”。[6]

1.全面負責支部會議

黨支部會議是黨支部工作運行的重要一環，也是基層黨組織建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黨支部會議的召開及其效果，與黨支部書記的責任心強弱、能力高低直接相關。

與黨支部一樣，團支部要求團支部書記必須負責督促團員遵守會議紀律。1925年8月，團南昌地委(此時尚未有黨的地委，直到1926年4月才成立中共江西地委)明確規定團支部會議召開的重要性和團支部書記在團支部會議中的責任。這些責任包括會前準備、會議議題展開、會議紀律的實施、會議節奏的控制、會議結果的上報等。[7]應該說，團支部書記是團支部會議能否召開和會議效果好壞的關鍵點。

1926年7月13日，南京地委的工作報告指出，各地支部會“必令支書記于開會前充分預備，以免臨時感覺枯寂，且設法擬出問題，互相問難，務使大家有話可講，而于開會后必命支書記將記錄抄下，以為下次出席報告之根據，而免前后漫無系統?！盵8]也就是說，支部會議的準備、會議的內容、會議的記錄安排、會議結果的上報等都是支部書記負責。同年10月7日，中共上海區委南市部委進一步細化了支部書記在支部會議中的責任：其一，支部會議每周召開一次，支部書記監督黨員準時到會，如第一次不到，須由支部書記詢問理由，如無故不到，當面警告，第二次不到會，由支部書記報告部委，由部委派人談話；第三次不到會，即執行紀律，實行處罰(請假除外)；其二，支部書記要求各黨員在會議上報告工作。[9]顯然，這強化了支部書記在支部會議方面對黨員的督導之責，尤其是對會議紀律的監督實施。

2.訓練支部黨員

支部書記也是支部建設的領導者，肩負著領導支部工作、訓練支部黨員的重擔。

五卅運動爆發后，不僅在革命中心區域黨的基層組織快速擴大，而且在一些相對偏遠的區域，黨的基層組織也開始建立并不斷擴展。在黨的組織制度規范下，各地也出臺了相關規定，明確黨支部書記的職責。有的地方組織規定，支部書記須承擔監督、訓練、指導支部黨員之責，并認清外部環境與分配黨員工作，推動黨員到群眾中去活動，發動和組織群眾，以提高黨員能力等。[10]

北伐戰爭開始后，中國共產黨更加強調黨支部書記訓練黨員的任務。1926年10月7日，中共上海區南市部委在工作大綱中規定，應注重支部黨員的訓練，支部書記必須嚴厲的督促實施，“務使各個同志能夠明瞭自己的責任，自動的工作起來，不像從前這樣的只有上層沒有下層”。[11]支部書記在訓練支部黨員中承擔督促、領導職責，并且支部書記的執行力直接關系到黨員訓練的效果，關乎支部是否鞏固等問題。

3.“上傳下達”之責

支部書記還負有上傳下達的責任，即向上級報告支部工作，向支部成員傳達上級黨組織指示和政策。支部書記的這種溝通橋梁作用，是這一時期黨的基層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些地方黨組織甚至非常詳細地規定了支部書記如何做報告。以文字的報告為例，支部書記主要做支部報告，內容包括支部工作情況、支部會議召開情形(詳述開會時對某一特殊問題討論的經過與結論，或同志間相互批評的態度)、每周支部干事會情況(上周工作回顧、開會情形、下周工作計劃)等。

以口頭報告為例，支部書記事前應該做相當的準備，并注意：

(1)上周議決事件執行之經過；(2)本支或其范圍內新發生的特別事件；(3)接到上級的何項通告或訓令；(4)上級或支部書記聯席會中對本支的批評；(5)本支部干事會的決議；(6)本日告假者幾人？無故不到者凡人？等。[12]

顯然，支部書記所作的報告并不簡單，類別多樣，內容廣泛，涉及支部組織發展、組織紀律、政策落實等各方面，時間上也比較密集。這與革命發展的形勢、組織發展的客觀需要等緊密相關。

4.其他

支部書記還承擔著其他職責。各地的規定不一，但基本上都具有支部書記負責支部全盤工作的導向。

支部計劃的制定和督導實施。1926年12月31日，中共曹家渡部委倡導所屬支部應積極建立模范支部，成為優秀支部的典范，而要成立模范支部，支部書記必須負有統領之責，朝著這一目標，靈活制定各項辦法，嚴格執行各項組織制度。[13]1927年1月1日，上海區委專門召開支部書記會議，強調支部書記對支部工作的統領之責，要求支部書記必須“好好計劃支部之發展，及自動召集會議，及計劃支部工作，及對同志的教育”。[14]

支部內臨時突發事件的處理。由于革命環境復雜，革命發展多變，支部往往面對很多突發問題。對這些突發事件，支部書記必須靈活冷靜應對。中共上海區南市部委規定，“有工會或其他團體的支部，同志在工會或其團體作工時，遇有問題發生，須由支部會討論決定應付辦法，如遇不及待支部開會時，則由某同志報告支書，由支書與部委商量定奪，不許自行處理，以免除過去的積弊”。[15]

分配黨員工作。為了推動地方革命運動的發展，壯大組織力量，支部書記必須合理安排每個黨員的工作，真正落實到“一切工作歸支部”。上海區甚至規定，支部書記必須每周給每個黨員分配相應的工作，尤其是發展黨員工作。[16]

此外，大部分支部書記還要負責收取黨費，團支部書記則要收取團費。[17]

三、支部書記的選配與成分構成

支部書記的選配在黨的創建時期并不十分規范，基本是由上級指定。隨著大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黨的基層組織日益擴大，支部書記的選配逐漸走向規范化。因支部書記責任重大，須具備一定的理論素養、文化水平等，支部書記的成分構成更加偏向知識分子群體。

(一)支部書記的選配

支部書記的選配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支部書記的責任定位，因為它關系到黨支部工作的效率和革命政策在基層的落實成效。從制度和實踐兩個層面看，支部書記的選配方式兼具規范性和靈活性。

五卅運動前，支部書記(包括團支部書記)基本由上級指定。同時，基層組織的領導者也可以向上級組織建議，提出人選名單和理由供上級參考。如，1923年四川地方組織負責人王石木在給團中央領導人——施存統的信中，詳細告知了四川各支部書記的更替情況，提及了支部書記的人選基本由上級指定，但支部書記的撤換，可由支部提出建議。因為組織制度不規范，支部書記的自動請辭或臨時更換的情況時有發生，上級組織有時候也不能及時給予指導和幫助，往往出現即將辭職的支部書記自行指定負責人的情況。[18]

五卅運動后，支部書記的選配相對規范。中國共產黨明確要求支部書記必須由上級黨組織指定。1926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席會議專門作出了關于組織工作的相關決議。決議指出，區委對支部實行“相對的集權獨裁制”，上級組織(部委)必須指定支部書記；當支部干部不能勝任時，可隨時替換、調動等。[19]同年7月，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上海工作計劃決議案》，明確指示“支部的書記歸部委或區委指定”。[20]可見，支部書記的選擇主要體現上級黨組織的意志和對組織發展的考量。

北伐戰爭后，黨的基層組織力量日益壯大，幾乎遍及全國各省域。因此，黨進一步完善了基層組織制度，對支部書記的選擇更為重視，使其置于制度框架之下。支部書記的選擇也逐漸從上級指定轉變為黨員公選，即從遵照上級指示轉變為遵從普通黨員的共同呼聲，落實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規定：“每個支部公推書記一人，或公推三人組織支部干事會，隸屬于區委員會，無區委員會之地，則直接隸屬于縣或市委員會”“支部書記之撤換，須經過支部全體黨員大會之通過及得區或縣市委員會之同意?！盵21]黨的章程明確規定，支部書記由上級指定正式過渡為支部公選，同時支部書記的撤換必須經支部黨員大會選舉且得到上級組織的同意。這就從制度上對支部書記的選擇程序予以了明確規定，避免了隨意性，充分體現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以上海為例，可以一窺支部書記選配機制的執行情況。上海黨的基層組織規模較大，支部書記的隊伍也相對龐大。從其實踐看，上海對支部書記的選擇、更換基本遵循了黨組織的制度規定。1926年11月3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關于各支部改選，會議提出支部書記一定要由黨員自己選出來，選出好的支部書記，認為“改選的意義主要的實行黨的德謨克拉西?！辈⑶覅^委嚴正指出，這一提議具有“強迫性”。[22]可見，支部書記的改選具有重要的民主意義，這也符合中央關于支部書記的撤換必須經支部黨員大會通過的規定。

上海市各部委也基本按照區委的指示，進行了所屬支部書記的指定、撤換等。1927年3月，中共滬東部委主席團會議報告“新怡和(支部)的同志吵意見，說干事會不好，已改組，現在已推出伍開元為書記，還有四個干事”。[23]也就是說，滬東新怡和支部的改選是由支部會議完成，符合民主要求，支部黨員基本選出了符合自己意愿的書記。

(二)支部書記的成分構成

應該注意的是，基于支部書記的多重責任定位，對其綜合素質尤其是政治理論素養、文化水平的要求，知識分子更受黨的青睞。特別在黨的創建時期，這一現象尤其突出。

在黨的創建時期，黨員吸收主要在知識分子、工人中間展開，黨的基層組織也是偏向學校、工廠，支部書記(也稱組長、小組長)基本由較早接受馬列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擔任。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施存統等知識分子都曾在黨的創立初期擔任過地方基層組織的負責人。

國共合作后，共產黨組織力量逐步壯大，但黨員的成分構成在北伐戰爭之前尤其是五卅運動前仍然以知識分子、工人為主；[24]支部書記的成分也趨同，且以知識分子為主導。

即便在工業城市上海，知識分子在支部書記隊伍中也占優勢。根據對1925年五卅運動前后上海15個支部的分析可知，這個時期的支部書記以知識分子尤其是熟悉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黨員為主，如向警予、李啟漢、梁茂康等人負責工人支部，學校支部無一例外地都是知識分子擔任負責人，其他支部往往也是指定由一定文化水平或有名望的人擔任支部書記，如楊賢江負責商務印書館支部，蔣定頤負責俄國上海領事館支部等。[25]實際上，上海市的這一情況在北伐戰爭前也如此。諸如，根據1926年3月30日徐家匯(學校相對集中)獨立支部的報告，其所屬的6個支部，其中有4個是學生支部(南洋支部、復旦支部、同文支部、光華支部)，1個工人支部，1個農民支部。[26]

其他地方黨組織的情況雖與上海有所差別，但總體上趨于一致。如保定地方組織報告，1925年11月之前，保定市有支部7個，即工廠支部1個，學校支部6個，其中支部書記的情況為“一支部書記唐子安；二支部書記花慶和；三支部書記黃文化；四支部書記韓玉蓉；七支部書記閻懷聘，此4人系學生”。[27]1926年5月，浙江紹興黨的組織表所列也是如此：所屬的4個支部，即下方橋支部，支部書記是崔可登(教員)；女子師范支部，支部書記謝偉臣(教員)；印聯支部，支部書記何步云(工人)；毛巾廠支部，支部書記高定中(學生)。[28]也就是說，地方各支部以學校、工廠支部為主，支部書記以知識分子為主導，也有少許工人、農民等其他成分。

北伐戰爭結束后，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工農入黨者逐漸增多。與之相對應，知識分子雖然仍是主體成分之一，但工農黨員的成分逐漸占據主導。[29]工廠支部、農村支部與學校支部成為支部的主體，支部書記的選配雖偏好知識分子，但一些工農黨員也開始加入支部書記隊伍。以廣州市支部為例，支部書記的成分雖然以知識分子為主，但一些有革命斗爭經驗或能力的工農黨員在工廠支部、農村支部負責工農運動、領導支部工作，成為支部書記的人選，如 廣(州)三(水)鐵路支部支部書記周貞、酒米柴炭工會支部書記劉伯平、廣州芳村大沖口支部書記李佩堪等。[30]

如上所言，支部書記的選配由上級組織指定逐漸發展為通過支部會議實行選舉，以達到民主和集中的統一。隨著工農運動的迅速發展，一些較有能力的工農黨員也開始負責支部工作。

四、支部書記的專門訓練

支部書記的訓練，是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重要內容。從本質上來說，支部書記的訓練具有制度規定和現實需要的雙重性?；诨鶎痈刹咳瞬湃狈Φ目陀^現實，中國共產黨不斷尋求解決人才短缺的辦法。從組織制度的角度出發，黨深刻認識到加強培養支部書記的重要性，因此不斷探索支部書記訓練的方法。

(一)支部書記訓練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支部書記訓練既嵌合制度規定的要求，也有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

從組織制度上來說，黨很早就開始重視革命干部人才的培養與訓練。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非常明確地提出：“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盵31]這就提出了黨員(包括支部書記)訓練的重要性。

1926年6月17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席會議上批評上海區委教育訓練做得不好，支部書記未受到好的訓練，支部不能自動工作。鑒于此，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常開支部書記聯席會議，直接施以訓練”“最重要的還是樞委(即區委——引者注)召集各批支書訓練”。[32]同年7月，中央通過《上海工作計劃決議案》，把陳獨秀的意見予以落實。決議案明確指出：“健全支部的干事會使支部直接成為某某廠中的群眾的核心，是目前上海區的組織一方面的最重要的工作。今后上海區須直接訓練支部的書記，進而至于支部的干事?！盵33]此外，中共中央又在《對于廣東農民運動議決案》中批評廣東組織“在各縣因為沒有訓練同志的人材，所以一方黨的范圍太大，各地沒有報告，組織很散漫，因此區委不能指導得很周密，對于黨的影響很大”，因此，提出“區委召集各縣能干的同志來省組織訓練班，養成支部書記人材”。[34]

支部書記人才缺乏和素質不高是黨加強支部書記訓練的客觀需求。1925年8月21日，上海區委會議一針見血地指出各支部書記“都幼稚，固屬危險”，建議“老同志于每周抽出一點時間任訓練工作”，召開“各支書記聯合會”，組織“地方經常學?！?包括訓練書記班、各支書記班)來進行訓練。[35]1926年3月30日，徐家匯獨支報告也自省“以后須注意支部書記的訓練”，免除人才缺乏之弊端。[36]

其他地方也有關于支部書記人才短缺、必須加強訓練的報告。1926年9月，寧波地委報告也說到，寧波地方組織“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干部人才缺乏的問題，許多亟待開發的工作，總因著人的緣故而停頓，內部的組織也因為人的問題而不健全”“各支部的狀況，雖能略有進步，但也不能算好，這也是因為人的問題——不得派相當的人才為書記的緣故”，因此“現正努力從事訓練，將來如能有效，當可免此困難”。[37]顯然，支部書記人才儲備不足，各方面素質還不夠高，給革命工作帶來重要阻礙。這就產生了支部書記訓練的必要性。

(二)支部書記訓練的展開

基于對支部人才培養的認識，地方黨組織對支部書記進行訓練。這些訓練包括召開訓練班、支部書記會議、個別談話等多種方法。

上海區對支部書記的訓練相對系統，也開展得相對普遍。1925年9月20日，上海區委召開會議，報告了支部書記的訓練情形(表1)。

從表1可見，五卅運動爆發后不久，上海各部委已經開始了支部書記的訓練工作。上海市各部委管轄支部較多，黨支部書記的訓練較為重視。在上海，部委直接負責訓練支部書記，一般采取召開支部書記會議的方法，也有少數部委如小沙渡采用了舉辦訓練班的方法。至于訓練材料，各部委有所差異，但都基本圍繞技術工作、政策傳達、革命理論灌輸等幾個方面。并且，區委也會給部委展開的支部書記訓練予以指導，包括支部書記訓練的方法和重點。

表1 上海區各部委支部書記訓練情形(1925年9月)

在北伐戰爭前后，支部數量迅速增加，支部書記隊伍也日益擴大。與之相呼應的是，支部書記訓練的重要性更為突出。上海區同樣如此。1926年6月18日，上海區委召開會議，強調應特別重視訓練支部問題，首要的是“訓練支部首領——書記”，其辦法一是“區委召集各支部書記開會”，二是“部委要開訓練班及開書記聯席會”。[38]

上海區委的指示精神在各部委得以實施。如1926年12月，中共閘北部委在其工作報告中表示：“各支部中雖然有大多數系知識分子，但思想甚形復雜，小資產階級習氣甚重，故需要黨的教育，比其他簡單的工人尤為急迫，現在部委已決定辦一個高級訓練班，人數及名單已定，專門訓練各支部書記及干事，注意實際工作的指導”。[39]通過舉辦高級訓練班等方式有系統有組織的訓練，可以較快地增強支部書記的黨性素養和實際工作能力。同屬上海區委管轄的南京地委，在其工作報告中欣喜地說到，下關等一些支部受困于下級干部人才缺乏，開設了短期高級訓練班，以培養支部書記及組長人才，“結果成績頗好”。[40]

黨對支部書記的訓練，既擴大了基層組織力量，又提高了基層干部的素養，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趨勢。

五、支部書記隊伍的面貌

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成效直接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在組織建設方面的探索成果。從實踐來看，支部書記素質愈高，革命工作開展就愈加順利，反之亦然。

立于組織發展角度，中國共產黨早期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總體上取得了不錯的成果，鍛煉了黨的干部隊伍，壯大了革命力量。這也是基層黨組織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1926年9月23日，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共產黨員很有紀律，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革命領導權，認為“黨不僅已成為群眾性的黨，而且也已成為‘行動的黨’?！蓖瑫r也承認，大多數黨員包括支部書記“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養”。[41]簡言之，黨的建設包括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總體上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大革命運動初期，上海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效果不是很理想。1925年11月18日，中共引翔港部委報告了支部書記會議的情形，即部委一個月共召開了4次支部書記會議，支部書記到會的情況是“前二次到者計十分之六，后者計二分之一”，而且“在每次書記會議未討論重要問題”。[42]同一時期，中共曹家渡部委也報告，“全體支部書記聯席會議召成二次，第一次到七人，第二次到四人”“各支部會議能按星期開一次，亦不全到，非普會(即部委會議——引者注)促書記強迫召集不可，故不能定期。能填支部報告表的支部，只有喜和支部一個，余者接不到書面報告?！盵43]從中可知，支部書記會議和支部會議雖然能夠召開，但支部書記對支部會議的召開不夠負責，且效果有限。

北伐戰爭時期，支部書記隊伍更加壯大。上海對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更為注重，取得更為顯著的成績，但其成效呈現較大的地方差異性。1926年11月，中共曹家渡部委報告：一些支部負責人受革命環境壓迫影響，出現恐懼心理，導致很多黨員與支部產生隔膜，無形中脫離了黨的關系；也有一些支部如絹絲支部的支部書記王仁芳“總算比較好”，能夠召開支部會議，向黨員解說革命形勢，“注射興奮劑，大加宣傳他們的過去經驗”。[44]同一時期，中共引翔港部委也報告了所屬支部書記的各方面情況，直接體現了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成效(表2)。

表2 中共引翔港部委所屬各支部書記情況(1926年12月)

從中共引翔港部委的情況可見，各支部書記的素質、能力和革命表現有很大的差異。支部書記表現好的，支部工作做得也較好，革命斗爭開展得就相對順利，反之亦然。支部書記表現不好的支部，往往通過支部改選的方式，選出新的支部書記，以提高支部工作效率，整頓支部書記隊伍。簡言之，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是缺點也很明顯，如有些支部書記思想散漫、工作不積極、能力薄弱、訓練不夠等。

上海整體的情況與上述各部委的具體表現相呼應，即支部書記隊伍整體是不錯的，但也有較大的不足。1926年12月25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會議，詳細報告了部委所屬各支部及支部書記的情況，如中共閘北部委報告，大多數支部較好，支部書記“只電氣(支部)楊尹耕及美華(支部)書記較好。余都不大負責”。中共南市部委報告，大多數支部能召開支部會議，發展黨員40余人，支部書記“保衛、大同等不大好，余都還好，惟少訓練”。中共引翔港部委也提出，各支部基本能召開會議，支部書記訓練“純用啟發式，每次支書會，同志都有興趣”，支部書記“有三個較好，中二個活動力較少，但肯負責，一有活動力”。中共法界部委則驕傲地稱“支部書記普遍還好”，支部書記會議“人也到得很齊”，支部會議也較好。[45]

192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肯定了上海支部工作，“支部工作情形，最大的如老怡和、同興、日華有很好的書記，中級的支部書記也有好的，他們都是部委委員，且能支配其工會，此種支部有三十到四十，人數占一千六百人，過半數”。但是，也承認支部書記的理論修養、責任意識等方面還薄弱，支部書記對支部會議的召開等工作開展得不太積極。[46]尤其在革命艱難的時刻，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弱點尤為突出，如上海三大起義期間，反動力量壓迫甚重，許多支部無行瓦解，“支部同志找不著支部書記，支部書記召集不攏所屬的同志”，造成隊伍潰散的消極后果。[47]

其他地方也對支部書記隊伍建設予以了關注。例如，1926年6月8日，大連地委報告指出，通過前期整頓，支部書記會議、支部會議等更加注重形式，詳細記錄，安排好議事日程，而且“每次開會，于政治報告、工作報告及批評，尤其是工作討論、問題討論，都要格外注意”。[48]可以看出，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有了較好的方法，支部書記對支部會議的召開也較為積極。

六、結語

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認識和實踐，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傮w而言，對支部書記的重視，與黨的基層組織發展、支部工作的重要性等問題緊密相關?；趯χР繒浿匾缘恼J識和對其責任擔當的期待，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支部書記的選擇也比較慎重，并逐漸從政策和組織章程等方面予以規范。從成分構成來說，因支部書記應具備較強的綜合素質，尤其是理論素養、文化水平要求較高，所以知識分子得到偏重，但一些有豐富革命經驗或較強革命能力的工農黨員也進入支部書記隊伍。與此同時，面對支部書記人才缺乏和素質不高等困境，黨從思想和實踐兩個層面對支部書記的訓練問題進行了摸索。從成效來看，支部書記隊伍建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支部書記隊伍總體表現較好，基本能夠主持支部工作。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基層黨組織發展和革命不斷推進的重要因素。

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認識和實踐，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其探索實踐為新時代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支部書記是黨支部的最高領導者、靈魂人物，必須全面負責支部工作，把支部打造成一個堅強而又鞏固的戰斗堡壘

為了鞏固和發展支部，保持支部順利運轉，中國共產黨早期就規定黨支部書記必須全面負責支部工作。支部書記的責任定位具有悠久的歷史延續性。之后，在蘇區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等革命年代，雖然根據革命任務和革命環境的不同，黨對支部書記的具體責任承擔有所調整，但是“統領支部全面工作”的主體責任仍然繼續保持。即便到了新時代，它仍然煥發出不凡的魅力。2018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明確規定，支部書記的責任是“主持黨支部全面工作”，具體的分工也是圍繞支部工作而展開。[49]

(二)支部書記的推選應該堅持民主集中性原則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強調，民主集中制原則必須在黨內大范圍推行，規定支部書記的選擇、撤換應經過支部會議的公選，同時獲得上級組織的同意。在之后的歷史時期，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支部書記選擇上得到進一步強化。新時代，同樣如此。支部書記一般由支部會議選舉產生。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視“上級黨組織應當結合不同領域實際，突出政治標準，按照組織程序，采取多種方式，選拔符合條件的優秀黨員擔任黨支部書記”。[50]這充分證明了新時代黨的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規范性、時代性。

(三)支部書記成分多元化，積極面向工農知識分子等各階層，尤其是有能力有政治素養的優秀黨員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歷來推崇各階層的優秀黨員進入支部書記隊伍，發揮各自所長，共同推動中國革命和黨組織建設工作。新時代，支部書記的成分更為多元。黨不斷汲取歷史經驗，并與新時代的發展要求相適應，進一步發展黨的組織建設能力。

(四)支部書記應該經常接受規范的、系統的訓練，以提升支部書記隊伍的整體素質

中國共產黨早期從思想和實踐兩個層面對支部書記的訓練問題進行了摸索。黨不斷發展基層組織，重視對支部書記的培養，持續完善支部書記的培訓體制，從而壯大了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量，滿足了不斷發展的革命要求。進入新時代，支部書記的培訓制度已然成熟，但支部書記培養仍然是黨員干部培訓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