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茅盾《泥濘》的農村革命敘事

摘要：茅盾的《泥濘》描寫的是大革命時期的農村革命，但《泥濘》沒有著力描寫農村轟轟烈烈的革命，而是聚焦于革命與農民的隔膜，采用“模糊化”的敘事策略，描寫農民的麻木和病態、謠言的盛行與革命的失敗，深沉地思考革命與人性的關系，以作為革命時代的側面而存照。

關鍵詞：《泥濘》;茅盾;革命;敘述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6-0-02

《泥濘》是茅盾于1929年4月在日本所作，茅盾帶著大革命之后的苦悶、悲觀的心態創作了這篇反映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小說。作為茅盾鄉土小說的開端，《泥濘》的農村革命敘事與后來的小說并不相同，它沒有著力描寫農村轟轟烈烈的革命，而是寫了一場如同死水微瀾的革命，作為革命時代的一個側面。

1 “模糊化”敘事與農民對革命的隔膜

《泥濘》[1]講述的是一個大革命時期的農村革命的故事，但是小說里看不到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看不到革命與農民的結合，革命與農民的隔膜成為小說的聚焦點。

1.1 革命語匯的缺席導致革命氛圍的模糊

小說對革命的敘述采取了“模糊化”的敘事策略，描寫上不見革命的直接場景，語言上罕見革命色彩的語匯。小說雖以第三人稱敘述，但是敘述者更接近于半知而非全知。對于先后出現的三支軍隊，小說沒有敘述其各自歸屬的黨派。對于領導這場農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隊伍，小說也只描述特征，不點明性質，寫他們仍穿灰軍衣，但是多數士兵不帶槍，文縐縐的，發傳單、貼標語、召集村民開會。小說用“灰軍衣的人們”來稱呼他們，“灰軍衣”表明他們的身份是士兵，小說卻不用“兵”“軍”，而用“身份特征物+‘人們”這樣非慣常的短語來稱呼，說明這支隊伍不同于農民一貫認知中的軍隊。對于具體的革命行動，小說寫得概括、模糊：不寫傳單和標語的內容，沒有直接的革命場面。除了敘述語言，作為革命參與者的村民，他們的語言也沒有革命色彩。李麻子屬于村里最早加入革命行列的那批人，他稱呼軍隊的領導為“老總”，稱宣傳單為“告示”，這是農民根據他們的經驗，用舊的語詞稱呼新的事情。革命沒有改變語言，沒有改變“名”，可以想到它沒有取得“實”。情節的發展也的確如此，一直到革命者因反動派的“清剿”而被迫撤出村子，村民們都是懵懵懂懂的狀態，最終他們沒有接受革命而是習慣于“原狀”，革命猶如死水微瀾。

1.2 懵懂的農民形象及農民對革命的隔膜

革命的模糊敘述源于革命中農民的懵懂狀態，在小說中，農民從疑慮革命到參加革命，再到恐懼、排斥革命，最后回歸革命前的原狀，始終沒有融入革命，更沒有自覺地革命。村民是一群“帶辮子的焦黃臉”，而召集村民開會的是一個“白臉圓眼睛青年”，“焦黃臉”和“白面孔”的稱呼在小說中多次出現，隔膜從開篇的這一處對比就開始了?！敖裹S臉”寫出了村民們的生理病態，“帶辮子”則暗示村民們受到的精神奴役之深，在一個風起云涌的革命時代，在清廷滅亡二十多年后，他們依然留著辮子，感嘆“還是皇帝好”。然而在這樣生理和精神的壓迫之下，似乎沒有蘊含著革命的動因。對于干部宣講革命道理，村民們先是鉆出頭來“睜大眼睛瞪視”，而后走出門“看把戲似的”遠遠地聽著，只覺得咕咕咕的傳聲筒“像是說夢話”，最后回到屋里。對于“立會”這樣的行動，村民們是“趕來趕去”“鬧烘烘”的被動忙碌。村里的氣氛跟革命的態勢是反過來的，革命工作者少了些之后，“婆子們跟姑娘們也敢在路上露臉了”，當新的革命工作開始之后，“他們回去把門關得緊緊地”?！赌酀簟吩谥T如此類的場面速寫中勾勒出麻木的村民群像，以及他們對革命的不理解、懷疑和恐懼。

農民的隔膜除了表現為保持距離之外，還表現為曲解和謠言的盛行。在小說中，“共妻”謠言的起伏成為一條線索，串聯起革命進程中的事件，勾畫出圍繞著這些事件的幾個人物，反映出村民的人心浮動?！肮财蕖敝{言無疑源于反動勢力的污蔑，但是卻能在農民中流行，這與農民尚未理解革命的含義有關，在普遍不明白革命是什么的情況下，農民只得按既往的經驗和自己的方式來評價革命，于是這一謠言造成了他們對革命的曲解。小說中第一個把革命和這一謠言聯系在一起的人是黃老爹，他在光緒年間考過秀才，后來當過幼童的開蒙塾師，是村里唯一識字寫字的人。受“圣人訓”的影響，他對“男女之大防”異常嚴肅而敏感，他苦于戰亂，本來“有一句話想罵出來但到底縮住了”，但是看到宣傳畫上姑娘跟男子手挽手時，以為謠言是真的，就“忘其所以地罵了”。這種曲解源于腐朽的觀念，令人可笑、無奈和悲哀。相比之下，黃老爹的兒子黃老三和黃老七更具普遍性。黃老三的形象是黃氏父子中最簡單的，小說寥寥數筆讓他成為一類人的代表：老實，看重私利，沒有多余的想法。他看墻上新貼的宣傳單，“農合”的“合”讓他想到了被燒了的“合盛雜貨鋪”，這一口腹之欲的聯想真實而有代表性;聽到老爹說“共妻”謠言，他“也變了臉色，心里卻慶幸自己的老婆幸而在春間死了”，并且立即提醒老爹噤聲，擔心惹來麻煩。在黃老爹不自愿地進入農協后，他蹲在門口發呆。老三重視個人利益而又老實，精神空洞麻木，或許是這個村子里的人的普遍寫照，如后來眾人就謠言的真假質問李麻子，也是出于私利，不同于黃老爹總是首先想“孔夫子的話”。黃老七又是另一種人，不像父親那樣有“圣人訓”的信念，也不像哥哥那樣老實，他的言、行、思更多地受原始欲望的驅動，且不掩飾欲望。對于宣傳單，他只關注上面“細細的腰肢，短短的衣袖，揚起一只白臂膊的姑娘”，對于謠言，他居然說：“哼，共也是好;反正咱家沒有女的！”這三種態度可以看作村民心態的縮影。

農協成立之后，隨著革命工作的正常開展和戰事的平定，謠言漸漸不攻自破，幻想白臂膊姑娘的黃老七卻表現得十分遺憾。正當謠言將要沉寂的時候，婦女工作隊的到來使謠言反彈、升級。成立婦女協會被村里人認為是謠言成真，盡管革命工作者澄清事實，村里人依然不信。村莊整體陷入恐慌，黃老七卻平添了很多幻想和期待，還有十幾個粗漢蠢蠢欲動，意圖不軌?；蛟S是謠言的壓力，抑或戰事告急，女兵、領導和整個軍隊都先后撤走，村里隨之發生了搶劫式的兇斗，謠言的真假又變得不重要了。最后，國民黨反革命軍隊進駐，微笑著槍斃了為農協出過力的黃老爹和黃老三，強征村民財物，村民“覺得這才是慣常的老樣子，并沒不可懂的新的恐怖，都松一口氣，一切復歸原狀”。重傷昏迷的黃老七還在幻想紙上的白胳膊的姑娘。

隨著謠言的起伏，革命走向了失敗，并非革命者的黃老爹和黃老三也被反革命軍隊處死。謠言是必然不會實現的，而黃老七這樣的人至死還在糾結謠言的真假。隔膜始終沒有被打破，然而隔膜的兩方最終都消散了，也就無所謂隔膜了?！盁o”是一切的結果，因而小說流露出虛無、悲觀和失望的情緒?！盁o”也造成了一種反諷，整個村子為了一個本身不存在的事情而緊張，對實實在在的革命卻無法理解和接受。革命受這樣一個子虛烏有之事的妨礙，最終只是趕走了鄉董，不符“革命”之名實。

2 “模糊化”敘事背后對革命與人性關系的思考

2.1 “虛”背后的“實”

《泥濘》的一大特點是“模糊化”，時空、人物等等的模糊上文均已言及，然而“虛”之余又有“實”的成分穿插其間，如提到了吳佩孚和奉軍，比如黃老爹被槍斃前看到旗幟跟之前的一樣，只是號數不同，這分明是國民革命的時代印記，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從事農運工作，一般是打著國民黨的旗號進行的……中共一面包辦了國民黨，一面又未能在民眾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國共分家時，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內急劇跌落和瓦解。這除了國民黨的武力鎮壓外，亦與這種‘民眾分不清C.P.與國民黨的情況有著直接關系”[2]?！澳：辈贿^是一種敘事策略，是為了表現農民對革命的隔膜，并非是要讓時代無從考證，作者寥寥幾處的信息便構成了小說的寫實。

由此也可以看出茅盾晚年追憶《泥濘》的創作動因時有些失實之言：“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共產黨與蔣介石的部隊，仍在一些農村中有小規模的戰斗。因此我寫了短篇小說《泥濘》（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這是我第一次寫農村。但這篇小說中的農民太落后了，這又表示僅憑國內傳來的消息而沒有自己對農村的觀察與分析而寫農村，是注定要失敗的?！盵3]《泥濘》并不是僅憑“消息”創作的，而是像有論者所分析的那樣，“消息引發了他以往生活的積淀，在歷史和現實的交融沉思中，寫出的《泥濘》”[4]。茅盾從閉門造車的角度來否定《泥濘》，或許是站不住腳的。

2.2 《泥濘》對革命與人性關系的思考

“模糊化”敘述造成了小說的寫意性，而寫意和“虛”是為了擴大對“實”的思考空間，不至于受時代和空間的束縛。如黃老爹、黃老七與阿Q的相似性。黃老三的死跟阿Q的死一樣令人唏噓，都是在糊涂中“參加”了革命，在糊涂中被處死。黃老七將革命和性聯系在一起，彌留之際仍然幻想著性，與阿Q“戀愛的悲劇”和臨死前“輪轉眼睛去看吳媽”[5]異曲同工。1928年，錢杏邨高喊“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是……更不能放到現在的大革命的時代的”[6]，然而1929年茅盾寫出的《泥濘》卻分明表達著阿Q并未死去。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泥濘》避開主流，擷取時代的一個側影來思考革命時代一樣有之前時代的陰影，甚至更甚。阿Q性欲的對象是具體的人，而黃老七終日所想的只是紙上圖像，比阿Q更可悲。阿Q身上或許還有覺醒的契機，但是《泥濘》村子里的人普遍處于以非為是的狀態，把革命看作是新的恐怖，安于被燒殺搶掠的常態，反諷中透露著悲哀。

黃老七身上能找到阿Q的一點影子，但是《泥濘》卻不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小說?！赌酀簟泛汪斞傅摹讹L波》《阿Q正傳》都涉及落空了的革命、鬧劇似的革命，但《風波》所寫的是“來了”而終究沒有來到，《阿Q正傳》里是“來了”和“來到”之間，《泥濘》是真真切切的“來到”了，革命軍隊深入農村行動了，但是只是裹挾了人們，終究還是一場空。茅盾觀察到了革命的艱巨，革命并不是來到了就會成功。在阿Q身上，性的沖動構成了其內在的革命動因，“他連趙家的傭人都調戲起來，森嚴的等級秩序，以及阿Q對這個秩序的尊崇，被阿Q的性本能突破了。阿Q的造反行動是在無意識中完成的”[7];而黃老七的性沖動卻使他偏離了革命的方向，黃老七的性沖動反映出農民基本需求的嚴重缺失，由此反觀革命本身，革命只有首先滿足了人的最基本需求才會得到最底層民眾的支持。作為革命時代的一篇小說，《泥濘》的要旨不在于國民性批判，而在于深沉地思考革命與人性的關系，以及思考未來中國革命的道路。

茅盾晚年從“失實”的角度否定《泥濘》：“小說把大革命初期農村的落后，農民的愚昧、保守，寫得太多了?！盵8]《泥濘》并非追求描摹時代的全貌，而是瞥見時代的一個真實側面，這與全貌的真實并行不悖。

3 結語

《泥濘》截取大時代的一個側面，寫農民的愚昧以及革命沒有成功地發動農民，思考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也深入地思考革命與人性的關系，這樣的角度和思考是發人深省的。小說的“模糊化”敘事頗有特色，語言、人物、情節都和時代一樣籠罩在迷霧之下。但是如前所述，茅盾后來否定了《泥濘》。除了晚年的追憶外，也可以從這篇小說的收錄情況看出，自《宿莽》以后，除了1934年的《茅盾短篇小說集》外，茅盾不再把它收入自編的集子中。脫離了苦悶期的茅盾更看重對時代主潮的把握和描繪，而放棄了《泥濘》這樣對時代側面的勾畫和思考，也放棄了這樣的革命敘述。

參考文獻：

[1] 茅盾.宿莽[M].上海：大江書鋪，1931：71-84.

[2] 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527-528.

[3]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3-34.

[4] 馬佳.《泥濘》嘲諷的憂思[J].湖州師專學報，1989（3）：30.

[5] 魯迅.魯迅小說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100.

[6] 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C]//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142-143.

[7]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J].現代中文學刊，2011（3）：16.

[8] 茅盾.《春蠶》、《林家鋪子》及農村題材的作品——回憶錄（十四）[J].新文學史料，1982（1）：1.

作者簡介：劉晨陽（1997—），男，湖北鄂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