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本漢詩文的價值及意義

【摘要】 在日本人與漢詩文交往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各種流傳千古的美談佳話。本文以日本漢詩文作為視點，詮釋了漢詩文在日本的價值及意義。

【關鍵詞】 日本;漢詩文;價值及意義

【中圖分類號】I313?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0-0036-04

日本學者加藤徹教授認為，當下正是重新審視漢詩文價值及教養之際。以下是其著述《漢文的素養》中的論點：在回顧過去長達2000多年日本人與漢詩文交往的歷史，現在應該如何面對漢詩文并與其相適應，自然也就清楚了。漢詩文作為東方人的教養，作為創造財富的教養以及中流實務階層的教養，這三點應該是21世紀漢詩文教養的應有形態?！皾h字漢文就像米一樣”，雖然有一些日本人認為，“漢文歸根結底是外語”“漢字歸根結底是中國人創造的外來文字”等主張，偶爾也有部分日本人排斥漢字和漢文。但是，這些想法不僅錯誤而且危險。因為這樣說就等于說“大米畢竟是從中國大陸傳來的作物，所以不要吃米飯了”一樣的道理。的確，漢文是外語，但是，對于東方人來說，漢字是東方人的共有財產，漢詩文是東方人通過歷史沉淀洗練后孕育而成的智慧結晶，必須要有這樣廣泛的認知。對于日本人來說，漢字和漢詩文就像米一樣，如果美味，有營養的話，吃就可以了。實際上，日本人的祖先就是懷著這樣的想法接受漢字和大米的，漢詩文也是如此。

據此，本文以日本漢詩文作為研究視點，探究漢詩文在日本的價值及意義。

一、德川家康與“漢文的力量”

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154—1616）這三位世人皆知的人物中，最后的贏家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奪取天下，而且只有他的政權作為江戶幕府能夠持續264年的秘訣，就在于其利用了“漢文的力量”。德川家康是戰國武將，本身不會讀寫漢詩文。但是，他卻很好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了“漢文的力量”。

德川家康第一次感受到“漢文的力量”是1572年的三方原之戰。年輕時的德川家康與精通《孫子兵法》的武田信玄交戰，遭遇了平生最大的慘敗。武田家滅亡后，德川家康招募了武田家的遺臣，讓他們研究武田信玄的兵法和軍略。之后，又重用藤原惺窩和林羅山等儒學家，開辟了將儒學一派“朱子學”作為幕府官學的道路。

在德川家康政權之前的日本，作為知識的儒學雖然被廣泛流傳，但是，作為實踐的儒學在日本是沒有的。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不存在“士大夫階級”。在日本，能夠讀懂儒教典籍的，是公家和寺家等與士大夫階級相距甚遠的人。直到戰國時代，日本的武士都是與文化和道德無緣的野蠻人，就像“斬殺強盜是武士的習慣”這句話一樣?？椞镄砰L放逐了足利義昭，明智光秀殺死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利用了織田信長的孫子三法師，德川家康滅亡了豐臣家，一種持續著下克上的連鎖反應。德川家康思考，必須斬斷這一連鎖反應，讓自己的子孫永久地維持政權的策略。在接受藤原惺窩的建議之后，德川家康構建了一個劃時代的構想。這個構想的實施就是將中國的儒教——重視中華大義名分論的朱子學。德川家康把“朱子學”引入日本，讓武士學習，對武士進行思想改造，將其改造成對主君絕對忠誠的“日本版士大夫階級”。這一點是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都未曾想到過的主意。

慶長12年（1569—1633），德川家康試圖實現這一構想，于是命令林羅山和臨濟宗的學僧金地院崇傳，制造并使用日本最初的金屬活字（駿河版銅制造活字），出版了與政治相關的大量漢籍。林羅山和金地院崇傳，兩人作為“方廣寺鐘銘事件”的策劃人而聞名?！胺綇V寺鐘銘事件”指的是，在與豐臣家有淵源的方廣寺的水池里，鑄有漢文銘文。其中有“將家康一分為二，以使國家安定，豐臣家為君，享受繁榮”之意的一句漢文，德川家康認為，這句漢文銘文是在詛咒自己，于是進攻了大阪城。

自古以來，中國屢次發生被稱為“文字獄”的筆禍事件。抓住漢詩文的只言片語，將撰寫文字的人問罪，判叛逆罪的事件并不少見。但是，在此之前的日本，并沒有通過“文字獄”來消滅政敵的想法。向德川家康灌輸這種壞智慧的，也是精通漢詩文的智囊們。林羅山和金地院崇傳，這兩位智囊，策劃了“方廣寺鐘銘事件”，目的就是讓德川家康攻占大阪，計劃成功。德川家康通過大阪冬、夏之戰，滅亡了豐臣家，江戶幕府統治體制從此堅如磐石，日本進入了真正的和平時期。在日本歷史上，利用“漢文的力量”成功改造日本人思想的統治者，除了圣德太子之外的另一位，就是德川家康。

二、江戶時代的漢詩文熱潮

江戶時代是繼王朝時代之后，日本漢詩文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作為江戶時期的漢詩文文化的特征，第一是漢文訓讀的技術向大眾開放;二是掀起了歷史上空前的漢籍出版熱潮;第三是作為武士和百姓商人上層的中流實務階級學習漢文;第四，漢文對俳句、小說、落語、戲劇等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五是漢文成為“創造財富的教養”。

室町時代之前，閱讀漢詩文只有少數的漢學者，漢文訓讀的方法，例如，訓點的打法被認為是平安時代以來漢學者家的秘傳。從江戶時代開始，訓點的打法，向大眾公開，人們熟悉的“零點”“十二點”“送假名”等等的實施，標有訓點的漢籍得以廣泛出版。不過，即使在江戶時代，不同流派的漢文訓讀也有其獨特的“閱讀習慣”，并沒有完全統一。無論是江戶初期的文之點，還是后期的一齋點，都與今天的漢文訓讀在細節上有所不同。另外，現行的日本高中教科書等使用的漢文訓讀法，是明治45年文部省依據《文部省關于漢文的調查報告》提出實施的方案。

江戶時代的日本雖然閉關鎖國，但日本的知識分子卻積極地收集了國外的情報。江戶時代的知識分子因為讀了純正的漢文，從朝鮮和中國進口漢籍，貪婪地吸收了知識。甚至連在中國國內被禁止出版的書籍，在日本的書店也面向普通人出售。例如，朝廷史官將皇帝的事跡記錄下來的《實錄》，在中國國內是國家機密處理，一般人禁止觀看或出版。然而，江戶時代的日本書店卻堂而皇之地銷售著中國國家機密的實錄。以清代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世祖順治帝三代皇帝的實錄為基礎，在日本編纂的《清三朝實錄錄要》和《清三朝事略》就是這樣。這些書的原始資料是在寶歷13年（1763年），悄悄地被運到長崎的實錄。當時的日本和清朝沒有建交，所以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出現。

另外，明末清初，《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生動記錄了清軍屠殺漢族的情景，在清朝被禁止的書籍，僅僅保留就已經成為死刑，而這些漢籍也在日本出版，被廣泛閱讀。

到了明治時期，日本和清朝建立了平等的邦交后，來到日本的中國人對在中國不能讀到的書籍，能在日本簡單地讀到感到震驚。知識分子爭相購買了《清三朝實錄采用》和《清三朝事略》。年輕的留學生們來到日本才知道《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的存在，讀了這些后受到了很多的沖擊。

被稱為中國夏目漱石的文學家魯迅，曾經在日本留學過。他在回憶錄中提到，同時期留學的同伴在東京及其他地方的圖書館抄寫過《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印刷之后送到了中國。這兩本從日本逆向出口的書被用作“滅滿興漢”運動的起爆劑。

不僅是這種政治性的書籍，江戶時代的日本還經由長崎進口了各種類型的漢籍，并在日本國內出版。雖然儒學難懂的經學書籍也被引入，但通俗的文藝書籍、婆羅之小說、樂譜、笑話集等通俗書籍也被引入，通過漢文訓讀被廣泛閱讀。這樣的俗書，在中國本土一冊不留地散失，卻在日本存在，像這樣的情況很多。江戶時代的漢文熱潮，不僅對日本、對東亞的歷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江戶時代，成為日本漢詩文文化中心的是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層。漢學者中也有很多是中產階級出身的。像賴山陽、佐久間象山之類的漢學家，他們所創作的漢詩文皆是佳作，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江戶時代，不是學者的武家和平民也喜歡漢詩文，并創作漢詩文。

江戶時代的漢文風潮的策劃人是德川家康。他的孫子光圀開創了幕府末期討伐運動原動力之一的“水戶學”潮流，可以說是命運的諷刺。光圀，俗稱“水戶黃門”的“黃門”是“中納言”（日本官位）的中國式的官位叫法。包括他在內，當時的諸侯從京都的朝廷，以名譽職位獲得了官位。晚年的水戶黃門漫游各國的故事，是后世說書人創作的故事。從江戶時代中期到幕府末期，漢學也深入到了下級武士和平民商人的上層，也就是中產實務階級。幕府末期，不僅是武士和商人，就連農民也想要學習漢文。

孫中山的秘書戴季陶在其著作《日本論》中談到了以下逸聞：1916年或1917年的某一天，戴季陶拜訪了福岡出身的貴族院議員杉田定一的家?？蛷d里裝飾著孔子像，杉田就這座雕像的由來，講述了以下逸聞。直到江戶時代，杉田的家還是農民。杉田的父親是個善良的人，認為人人都應該擁有知識的想法，于是，杉田的父親把漢學的老師請到家里，給村里的農民教授漢文。得知這件事的藩武士勃然大怒，認為以百姓的身份讀書是僭越之事，結果杉田的家被破壞，漢學的老師逃走了，耕作權也被沒收了。據說這個孔子像是在那個時候拼了命奪取的。

江戶末期，不僅是下級武士，就連流氓頭目和農民也學習了漢文。在當時的漢字文化圈中，這樣的中產階級只在日本得以發展。日本能快速進入近代化并成功的理由也在于此。如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沒有將儒學作為官學的構想，如果日本沒有漢文訓讀這一獨特的文化，日本近代化的推進將會是怎樣的情景呢。

三、日本漢詩文與中國

（一）幕末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

漢語原本是中國漢民族的語言。但是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也會像日本漢語、朝鮮漢語、越南漢語等那樣，在各個國家組合漢字創造出自己的語言。關于日語漢語，有和制漢語、新漢語等各種各樣的別稱。每個含義也因撰寫文章的作者而有微妙的不同。在日本，將日本漢語和日本制漢語、新漢語這三個詞定義如下。

和制漢語是如“一応”（大體上）、“家來”（家臣）、“尾籠”（粗俗，沒禮貌）等與日本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獨特漢語。有很多中國人讀了也不懂的漢語。在翻譯新漢語“科學”“新化”“經濟”“自由”“權利”“民主主義”等近代西方概念和文明的過程中，日本人發明了與近代西方概念相匹配的漢語。而這次漢語也輸入到了中國和朝鮮，這些是很多中國人讀了也懂的漢語。日本漢語是和制漢語和新漢語的總稱。

新漢語是從江戶到明治時期，日本學者們發明的漢語。在清朝末期的中國，也出現了西方文明詞的漢譯。例如，telephone（電話）被翻譯成“德律風”，evolution（進化）被翻譯成“天演”。然而，清末也有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留學，中國人下了功夫翻譯的漢語被淘汰了，在中國也就那樣使用日本人發明的新漢語。電話是“泰恩霍亞”，進化是“金霍亞”，發音是中文，文字是日語。與此同時，“手続”“取消”“場合”等和語也作為外來語被中文吸收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兆忠教授在《人民中國》中闡述現代漢語的“高級詞匯”，實際上有一半以上是日語漢語。例如，在中文中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純粹的中國漢語只有“中華”“規定”“的”“和”“人民”“共和國”“憲法”“權利”“義務”是來自日本漢語的借用語。如果不使用日語漢語的話，今天的中國人將無法生活。例如，有統計顯示，“金融”“投資”“抽象”等現代漢語中與社會科學相關的詞匯的60%—70%來自日語?？v觀屬于漢字文化圈的眾多國家和民族，像這樣創造性地“替換”漢字，建立另一個漢字王國，并且又向中文的故鄉“報恩”的只有日本……如果日本沒有借用漢字來置換西方的概念，那么現代漢語又會變成什么樣呢？大概會缺乏準備、刺激和營養，而難以很快進入“近代化”了吧。從這個角度來看，決不能忘記日語對中文的“報恩”之功。

在清朝末期的中國，在西洋概念的漢譯上下功夫的主要是被稱為士大夫的上流知識分子階級。另一方面，幕府末期到明治時期，在日本發明新漢語的是中產階級。發明了許多新漢語的西周是藩醫之子，福澤諭吉是下級藩士之子，中江兆民是足輕之子，他們都是中產階級出身。西周和福澤年輕的時候，學習了當時必需的教養漢詩文。中江兆民，因為沒有少年時代的學習環境，所以在將盧梭的《民約論》翻譯成日語的時候，特意重新進入漢學院學習漢文。他們發明的新漢語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都具備扎實的漢語的素養。

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期，漢文是“作為創造財富的教養”。對于日本的中產階級來說，漢詩文不是風雅的愛好，而是為了在現實社會工作的創造性的教養。在明治時期活躍的人物中，有很多人都是巧妙地運用漢詩文的。例如，政治家的伊藤博文和副島種臣。大文豪的夏目漱石和森鷗外。軍人的山縣有朋、乃木希典、廣瀨武夫。生于幕末維新時期的他們，不僅能讀漢詩文，還能寫漢詩文。這些都是得益于江戶時代對漢詩文的積累所致。

（二）成為日語標準的漢文訓讀調文體及其終結

江戶時代的日本書信和公文都是用候文來寫的。例如，日語的“ございます（有）”用“御座候”，“～なさってください（請做～）”用“可レ被二成下候”，是一種夾雜了變體漢文的文體。但是，明治以后，作為新的國民文體，漢文訓讀的文體普及，被稱為“普通文”。明治時期的國民文體之所以成為漢文訓讀調，是因為幕府末期志士的愛讀書籍大多是用漢文書寫的。例如，賴山陽的《日本外史》等，明治政府將儒教作為國家建設構想的理念加以利用。如果習慣了漢文訓讀調的文體，比候文等更容易閱讀。例如，明治初期成為暢銷書的福澤諭吉的《勸學篇》的文體也是這樣的漢文體。為了方便閱讀，加上標點符號，修改了文字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法律、敕語等公文書也都是漢文訓讀調文體。明治時期，學生、官員、軍人、新聞記者都寫過這樣的漢文訓讀調的文體。

進入大正時代，言文一致的口語體文章逐漸取代了漢文訓讀體風格。從江戶開始的漢文黃金時代一直持續到明治，進入大正時代之后，急速衰退。大正時代，是日本人的漢文水平在江戶和明治的積累中用完，一下子進入了衰退的時代。

昭和21年11月3日（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憲法是用白話文撰寫的。由此時開始，漢文訓讀調的文體結束了其歷史使命。

四、日本漢詩文的價值及意義

2000多年前，作為“權威材料”進入日本的漢詩文，從7世紀到19世紀作為創造財富的教養發揮了作用，從20世紀開始成為“消費品的教養”。即使在漢詩文是“消費品的教養”的江戶時代，專業的漢學家也只占了人口的一部分。但是，當時優秀且有品位的漢學者，為了讓普通人也能閱讀漢詩文，從生硬的內容到通俗易懂的書籍都使用了漢文訓點。正因為這樣，江戶的俳諧師和說唱家從漢文書籍中汲取了素材，醫生也能讀漢方的醫書，政治家也能詳細了解中國的情況。直到今天，漢詩文還是“古老而新的智慧”的寶庫。漢詩文的古典中所蘊含的豐富內容，在鍛煉邏輯性的思考能力，磨煉辯才能力上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在世界史上，有著優秀中產階級的文明很強的經驗法則。在英語中，日本的中產階級沒有適合的概念，但硬要追求接近的詞的話，就是“文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質是全體國民的“文明化”;建立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國家;基督教徒的行動論和希臘羅馬式的教養、作為文明的自豪，這三點一整套支撐著近代西方的文明社會。直到19世紀為止，在漢字文化圈中，只有日本才能培養出強大的中產階級。武士道的行動倫理和漢文的教養，還有“大和魂”這三個集合，將幕府末期到明治時期的日本推向了近代化的國家。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20世紀中期以后，歐美和日本這樣的三件套都一直崩塌到了今天。

縱觀過去的文明國家，都有全國人民必讀的幾本書。凡是讀書人，一定會有讀過的幾本書。這幾本書是超越世代和社會階級，不斷被閱讀的書。使用這幾本書，并將其作為討論的重點，是幾本能和政治立場不同的人進行熱烈討論的書。像這樣的“數本書”，在過去的西方各國中，如《舊約圣經》 《新約圣經》就是這樣的書。在幕末的日本，《論語》《日本外史》等漢籍就是這樣的書。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有著超越世代和階級共有的普遍教養體系，漢詩文在日本就呈現出這樣的價值及意義。

五、結語

本文對日本人作為教養的漢詩文的價值及意義進行了詮釋。生活在網絡時代的人們，可以借鑒成為美談佳話的模板——利用漢詩文，進行交流。其中之一的佳話，就是幕府末期，遠渡上海的高杉晉作，雖然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但卻能用筆談寫漢文，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交換意見。還有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也與宮崎滔天等日本友人用漢文筆談。隨著網絡的發展，在電子郵件和網站上，漢字文化圈的人們在自己國家，也可以享受“筆談”的條件已經具備。

現在，漢詩文在日本、中國、韓國掀起了一股安靜的熱潮。例如，在日本的“世界漢詩同好會”網站上，日本、中國臺灣、韓國的有志之士成了發起人，進行著超越國界的新作漢詩文的交流。網絡，對于作為“東方人教養”的漢詩文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媒介。

漢詩文對于當下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太難而無聊。但是，漢詩文可以成為與千年前的古人和千年后的子孫“對話”的交流工具。另外，隨著網絡和電子郵件的普及，以新形式的筆談文化復活，也許可以推動漢詩文作為“東方世界語”新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M].東京：講談社，1994.

[2]加藤徹.漢文の素養[M].東京：光文社，2006.

作者簡介：張彥萍，碩士學位，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近現代文學、文化比較、日本明治時期漢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