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對流動人口食物消費的影響

何鑫燁

摘要：文章基于中國家庭與營養調查數據，通過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了城鄉戶籍對流動人口食物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城市戶籍可以有效增加流動人口動物性食物的消費量，提升了流動人口的食物營養，對改善居民生活物質水平、實現全面小康生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引言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里面指出健康是促進人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實現我國居民健康長壽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指標，并且會議指出我國目前依然面臨著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以及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不斷變化帶來的種種挑戰，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營養狀況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短板。同時流動人口作為外出勞動力和留守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橋梁[1]，其食物消費的生活水平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緩解流動人口生活壓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可見，現階段改善流動人口的膳食營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戶籍制度導致的城市分割的新型二元結構對流動人口的食物消費和營養攝入的影響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流動人口的食品消費進行了研究，明娟等曾研究發現戶籍制度更是引起城市內部人群消費差異的關鍵因素[2];李國景等人和何凌霄等發現戶籍地差異會引起農民工營養攝入的差異[3-4];然而Min et al研究則發現農民遷移的經濟回報減少了留守家庭成員的營養攝入[5]，因此，我們更應注重戶籍制度對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從而提出針對性的意見，有效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文章基于此，通過面板數據研究了戶籍對流動人口食物消費的影響，主要貢獻是：1.運用了PSM進行實證分析，去除了樣本自選擇性帶來的偏差;2.采用了CHNS六輪調查的微觀面板數據，更全面的反映了居民食物消費的戶籍效應;3.為相關研究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2.實證分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1997-2011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被解釋變量是肉類和口糧類食物消費量，其中食物消費數據是根據張印午的能量折算法對此進行折算得出的[6];主要解釋變量是戶籍，城市戶口為1，農村戶口為0;除此之外，本文還控制了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由于城鎮市民和流動人口的個人身體特征、家庭稟賦及收入水平等不同，使得其做出的消費決策也會有所不同，其中人口結構、收入水平是影響食物結構的關鍵因素之一?？紤]到樣本自選擇造成的有偏估計問題，本文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中的近鄰匹配法來估計戶籍對流動人口食物消費的影響。本文主要考慮的是沒有城市戶籍的平均處理效應（ATT）、擁有城市戶籍的平均處理效應（ATU）和兩者直接的平均處理效應（ATE）。

上式中的、分別代表流動人口和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ATT表示流動人口獲得城鎮戶籍后會對其食物消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ATU表示城鎮市民如果失去城市戶籍會對其食物消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ATE則表示隨機一個具有X特征的居民在某項食物消費中戶籍對其消費影響的均值?；貧w結果如表1所示。

從PSM估計結果來看，在口糧的個人消費估計結果中，ATT、ATU和ATE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ATT值為11.48，表明與城鎮市民相比，流動人口的口糧平均要多消費11.48千克。進一步比較ATT、ATU、ATE的值可以得到，ATT>ATE>ATU，表明假如城鎮市民失去了城鎮戶籍，那么其口糧消費也會增加7.47千克，但依然小于流動人口的人均消費量，即假如城鎮市民失去了城市戶籍，其口糧消費量依然還是低于流動人口約4.01千克。

在肉類的個人消費估計結果中，ATT、ATU和ATE至少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ATT值為-3.79，表明與城鎮市民相比，流動人口的肉類平均要少消費3.79千克。進一步比較ATT、ATU、ATE的值可以得到，ATT>ATE>ATU，表明假如城鎮市民失去了城鎮戶籍，肉類消費量也會減少2.49千克，但減少的值依然低于流動人口與城鎮市民相差的值，即假如城鎮市民失去了戶籍，最終還是會比以前就是流動人口的消費多1.3千克。

綜上可知，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年齡、性別、民族、家庭規模、勞動強度以及醫療保險這些會影響食物消費的變量后，戶籍依然會顯著影響居民的食物消費，即促進流動人口的肉類消費，抑制其口糧消費。和普通面板回歸結果相比較，口糧的消費量上OLS相對于真實的戶籍效應給出了一個上偏的估計，普通的面板回歸模型并沒有考慮選擇性偏差，高估了城市戶籍對流動人口的消費效應，而肉類則給出了一個下偏的估計，低估了城市戶籍對流動人口的消費效應。

3.結論與建議

文章基于中國家庭與營養調查的數據，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評估了戶籍對流動人口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城鎮戶籍可以有效改善流動人口的食物消費水平，增加其動物類食品消費，從總體上改善流動人口的生活水平。本文鑒于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我國可以適當放寬戶籍制度，使更多的有城市生存條件、居住條件的流動人口轉為當地的城市居民戶口;2.推廣租購同權政策，給予流動人口和當地居民一樣的福利待遇，增加流動人口的歸屬感;3.給流動人口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物質補償，減少其生活的壓力，從而全面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1]都陽，樸之水.遷移與減貧——來自農戶調查的經驗證據[J].中國人口科學，2003（04）：60-66.

[2]明娟，曾湘泉. 農民工家庭與城鎮住戶消費行為差異分析----來自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調查的證據 [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04）：3-9+158.

[3]李國景，陳永福，楊春華. 收入增長、戶籍地差異與營養消費———基于進城農民工家庭的研究 [J]. 農業技術經濟，2018（10）：66-76.

[4]何凌霄，吳海江，張忠根. 外地農民工與本地農民工的收入差異分析———基于戶籍地差異視角 [J]. 農業技術經濟，2015（06）：15-26.

[5] Min S ， et al.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of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9， 18（8）：1780-1792.

[6]張印午，曹雅璇，林萬龍. 中國城鄉居民口糧消費差距估算———基于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 [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2（04）：50-56.

湘潭大學 湖南省湘潭市 4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