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與道的宗教

刁 斗

孫惠芬寫過一本自傳，叫《街與道的宗教》，甚為質樸地記錄了一個鄉村女子成長的歷史，其回溯性的調子溫情而憂傷。二十年前它面世之初，寫書評時，為了強化自己那未免褊狹的身份政治觀，作為鋪墊，我曾這樣陪她出場：“我一向是個不諳故鄉疏遠土地漠視家族輕薄生死的人?！比缃裰販剡€算年輕氣盛時說過的話，我覺得，除開“輕薄生死”不夠嚴謹，容易被雞蛋里邊挑了骨頭，其他三句的直截了當，還依然是我——一個“石頭窠蹦的”無根之人。

其實不用以我的極端作為反襯，與任何人比，根深葉茂的孫惠芬都仿若生于草叢、誕自林莽，她與故鄉、土地、家族，包括生死的關系，從來都搖曳多姿似草叢，盤根錯節若林莽，連糾葛出來的麻煩苦惱，都五色繽紛生機盎然。她有個中篇叫《致無盡關系》，光從字面上介入那“關系”，在我都好似披枷戴鐐，可在她，卻是現實生活里每日演算的必修課業。

那么，面對孫惠芬筆下的“草莽男女”，尤其女，尤其按賈寶玉界定的不再“女兒”而變身為妻子母親婆婆祖母的“女人”，當她們對愛恨生死的斤斤計較與凜凜大義盡皆出于誠懇的本心或無奈的慣性時，當她們特別原汁原味或怪腔怪調地代言鄉土中國那些既頑硬如山又柔韌若水的親緣法則宗族倫理時……我是否應該先順勢與某些“源于”“高于”的句式沆瀣一番，然后，再據此將孫惠芬的文學成果與美學結晶，歸之于她的友“草叢”伴“林莽”呢？

或許二十年前我這樣想過，但現在——

小說之于生活，并不依照一定的比例尺碼去放大或者縮小什么，而小說作者之于“故鄉”“土地”“家族”“生死”的親疏近遠，也決定不了小說的品質。孫惠芬與“無盡關系”所生成的關系，可以是她亦步亦趨地臨摹了它的千姿百態，但更可能是，也一定是，她創造性地縫合了它的千瘡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