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鄉”與“回鄉”雙向互動中的時代變革與人生歷練
——評尹馬長篇小說《回鄉時代》

文/王士強

尹馬的長篇小說《回鄉時代》書寫了一對曾經的情侶因家族恩怨而勞燕分飛，分別離開家鄉并各自創業，獲得事業成功后投資、反哺家鄉，兩人也終于破鏡重圓的故事。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之下，這無疑是一個頗具時代特征和社會意義的“宏大敘事”，同時，小說也寫出了在此過程中“人”的變化，體現了個人的成長以及價值操守、社會擔當、人格力量，頗具內在性、命運感和感染力。

周楚陽與彭玉素的故事是個人故事，同時也具有典型性，是時代故事。他們出身農村，有著貧乏、窮困的早年生活，后來為謀生存與發展而遠走他鄉，雖然在外地也經歷過失敗與挫折，甚至面臨絕境，但最后都抓住機遇，做出了屬于自己的事業。從鄉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回返鄉村，在此過程中實現了知識、科技、資金、人才等的互動與交流，同時也實現了城市與鄉村之間距離的拉近與發展的均衡化，這自然是意義重大的。對于周楚陽與彭玉素之間的恩怨糾葛來說，表面看來是老輩人之間偶然、突發的矛盾沖突所致，深層則是由于經濟的落后和思想觀念的拘囿，正如周楚陽后來所說：“說實話，我也恨他們家的人，但我更恨那些年我們所過的窮日子，僅僅是為了一股麻線大小的田水，就傷了人命?！必毨Р攀菤⑺乐艹柛赣H并造成周楚陽和彭玉素天各一方的原因。因為貧困，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到外地去尋找機會，事實上家鄉所能提供給他們的機會的確是太少，而到外地后雖然也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各種艱難困苦，但總歸是有更多一些的機會與可能。這其中的優秀者往往能夠抓住機遇，在激烈的生存競爭與市場競爭中突出重圍，“殺出一條血路”，實現個人素質的提升，獲得事業的成功。周楚陽、彭玉素都是如此，實際上很多的外出打工者也是如此。這里面體現著地域文化、發展階段、發達程度等的差異，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這種差異應該是逐漸縮小的，在這其中返鄉者、回鄉者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楚陽、彭玉素都在外地獲得了巨大的商業上的成功，實現了財務自由。從世俗的層面來講，故鄉對于他們可以說已經是一個包袱，將之拋卻的話在商業上可能步履更為從容穩健，至少，返回故鄉時他們已然是衣錦還鄉、與舊日不可同日而語的成功人士，而不必承擔巨額投資、再次創業時的巨大風險。但是，另一方面，故鄉、故土卻又是他們所念茲在茲、魂牽夢繞的，是出發地，也是精神歸宿，不可能棄若敝屣、拋諸腦后。雖然在故鄉曾受到過傷害，有過刻骨銘心的創痛，但不管怎樣它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在內心是深愛著的。故而，當有了一定實力之后，對家鄉進行回饋、反哺，使之改變此前貧窮、落后的面目，在他們而言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情。對于長期處于閉塞、超穩定狀態之中的故鄉來說，這些歸鄉者無疑構成了刺激性、異質性因素，代表了活力與創造性，與改革開放的大的時代境遇相遇合，一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便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

這種城、鄉之間的位移與變化實際上也構成了近數十年來中國的主導性變化之一。這其中，城市化、現代化顯然是主潮，由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人口遷徙這一歷史性進程已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且到目前仍在進行之中。就中國的發展而言，新時期以來的四十年時間的確堪稱天翻地覆，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異態并置、發展演變無論是規模還是程度上在整個人類史是都是空前的，有人說中國在四十年的時間里經歷了西方四百年的發展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成立的。就農村與城市人口的比例而言，據相關統計數據，在新時期之初的上世紀70年代末，城市人口尚不足兩成，而到現在，城市人口已經超過了六成，也就是說，現在的人口大多已是城里人，這種對比與四十年前已有相當大的、結構性的不同。這一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非?？斓?，而且可以預見的是，這一進程仍將繼續下去，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人在都市、城鎮之中生活，這是社會歷史的發展大勢，非人力所可逆轉。而與此同時，農村的面貌也正在發生巨大的歷史性變革，農業的集約化、機械化、信息化、工業化等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此過程中，諸多的時代性主題的確可以凸顯出來，比如脫貧攻堅，比如鄉村振興，比如新農村建設，比如美麗中國建設，它們并不是外在的宣言與號召，同時也是發生在廣袤大地上的生動實踐，構成了鮮活而豐富的“中國故事”。就這樣的角度看來，《回鄉時代》所寫不僅是歷史的總結、現實的寫照，同時也是具有預見性與前瞻性、面向未來的。由離鄉到回鄉，又由回鄉到離鄉，回還往復，實現的是城市與鄉村、自我與他者之間界限的消泯、融合，是一種互相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合作共贏。在這個意義上，《回鄉時代》是具有隱喻性、概括力的，它所寫的不只是幾個人的故事，也不止是發生在云南“南廣縣”的故事，它是具有“中國性”的，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中國故事”。

在這樣的歷史變化過程之中，同樣發生巨大變化的是人，歸根結底，是人的變化推動了社會、歷史的變化。變化是實實在在發生的，對于周楚陽、彭玉素是如此，對于每一位外出打工的人也都是如此。就主角周楚陽而言，他離開家鄉之后的經歷復雜而曲折，誤入傳銷、創業失敗、九死一生，后來終于抓住機遇、敢想敢干，使企業從小到大、快速發展，財富積累越來越多，這其間他的視野、才干、胸襟與早年相比無疑已發生質的變化，個人的成長是顯而易見的。而難能可貴的是，周楚陽在此過程中堅持了本心、本色，沒有被成功和誘惑所擾亂心神，在情感上對初戀情人彭玉素一往情深、念念不忘，二十年如一日在尋找，對家鄉和家鄉人也是一直在盡力回饋、幫助，并回鄉將大量資金投入到了盈利性不高、風險較大的板栗種植加工項目之中，可以說是“有情有義”。應該說，周楚陽近乎孤注一擲的投資“南栗”本身即顯示了其精神人格的閃光，他是將巨大的壓力獨自抗了起來，硬著頭皮往前走，這背后是改變家鄉窮困面貌的強大動力與責任擔當。當然，這里面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私心”，周楚陽在一定程度上是將南栗項目與他和彭玉素的愛情相聯系的，其中寄托了他對于與彭玉素未來的想象、向往、設定，不過惟其如此，也正顯示了周楚陽重情、重義的一面。對于周楚陽來說，彭玉素是與家鄉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更美麗、富饒的家鄉才配得上彭玉素，他為此而付出再多的金錢都是值得的。小說的最后我們看到，他的確獲得了成功，家鄉變得更美了，而彭玉素也回到了他的身邊。當然，在離開家鄉的過程中女主角彭玉素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正如書中所寫：“這些年來，彭玉素一直在敦促自己抓住每一個機會去創業，她要讓和她一起打拼到現在的姐妹都有一個好的歸宿——韓露、蕭玉萍、王小蒂，還有十幾個南廣姑娘。她們在自己的影響下，和蕭玉萍一樣，一步一步實現自身的蛻變，在安徽澄湖、廣東東莞，慢慢變成了一支有著非凡戰斗力的娘子軍。雖然她們都沒有受過什么教育，文化水平低下，但經過這些年的洗禮，逐漸變得內心豐盈、行事有度，全然看不出一丁點離鄉時笨拙木訥的痕跡。她們都成了一朵朵綻放在異鄉的花蕾，盡管迎風吐蕊時多少有些矜持和嬌羞，也全然不會懼怕嚴寒酷暑的蕩滌，在異鄉的土地上扎堆開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边@其中道出了彭玉素的心路歷程，而同時也是有普遍性的，寫出了離鄉者個體的蛻變、成長，寫出了“南廣人”從外在形象到內在心靈全方位的變化，這種變化無疑是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的。對于周楚陽與彭玉素來說，二十年前他們因家鄉的貧困而遠走他鄉，在此后他們經歷風雨磨折，砥礪前行，成為更好的自己，此時的家鄉也已發生巨大變化并仍在繼續發生變化，此時的他們重新相遇并攜起手來，既以再續前緣、重修秦晉，同時也是參與到時代洪流之中，繼續向貧困與落后宣戰，為家鄉變得更為美好貢獻自己的力量。

回鄉當然不僅僅是付出、不僅僅是做貢獻，鄉村同樣也是一片熱土、沃土，有著很多的發展機會，有著美好的前景。故而，不但有著很多離去者的“歸來”，也同樣有著許多并沒有如他們的父母輩一般濃厚的家鄉觀念的年輕人的“來歸”。年輕人在此扎根、安身，產生情感認同，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和個人發展的機遇，書中周楚陽和彭玉素的孩子趙小滿、韓露的孩子丁丁、鄒聰的孩子鄒瑾圓等都是如此。惟其如此，這片土地才是有前景、有未來、值得期待的。當然，“來歸”并不意味著固守于此，也不意味著封閉，正如周楚陽所說：“對于這個時代的孩子來說，他們的故鄉應該更加遼闊，更加生動。如果到了某一天，她認為自己已經有了足夠的歷練，需要離開我們，我們就應該勇敢地放手，讓她去自由地擁抱屬于她的世界?！彪x去與歸來、向外與向內、開放與堅守、世界與自我……只有在雙向的、多重的往復運動中，才能夠實現真正的溝通、理解，實現真正的均衡發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同樣的，無論是外在層面的社會、歷史變革，還是個人的精神人格、生命境界，才能實現真正的進步、提升，達到“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當然，《回鄉時代》在藝術上也不無可指摘之處，在人物的個性化程度、事件的密度與情節的緊張感、節奏的張弛結合、語言的精準程度和個性化等方面，似乎還有可以提高的空間，文字的細部也還可以再進一步地推敲、打磨，以后如果有進一步修訂調整的機會，或許還可以再下一番功夫。自然，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吹毛求疵，更重要的是，尹馬的《回鄉時代》描繪出了大的時代背景下頗具典型意義的一個意象，契合了時代的主題，又具個人性、地域特征、普泛意義，實現了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對當今時代一次意義重大、意味深長的命名，并進行了文學化的闡釋與表達，富有藝術的張力與意蘊，實現了價值與審美、意義與意味之間的較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