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雙元搜索對雙元創新績效的影響
——知識合作鏈與戰略柔性整合視角

董媛媛，魏澤鵬

(哈爾濱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0 引言

“互聯網+”的興起，促進了制造企業與互聯網平臺企業合作?？绮块T、跨價值鏈環節的協同合作，能夠促進企業知識流傳遞和績效提高。開放式創新理論認為，企業不僅應在本地進行知識搜索，更要跨越組織和技術邊界進行搜索，利用外部獲取的異質性知識彌補自身關鍵核心領域知識的不足，優化傳統組織結構，豐富組織內部知識存量[1-2]?；谫Y源整合視角，知識有效搜索、獲取對企業雙元創新績效具有顯著影響[3]。目前，學術界已認識到跨界搜索的重要性，并從搜索邊界、搜索程度等視角研究跨界搜索與創新績效的關系[4]。王娟茹[5]認為，前瞻性跨界搜索直接影響突破性創新；梁阜[6]認為，平衡式雙元搜索對漸進性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聯合型雙元搜索對突破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然而，現有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多關注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忽視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的作用過程。同時，部分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基于本地集群企業的研究認為，知識搜索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7]。也有學者提出，兩者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8]。學者們注意到不同類型創新績效的差異性，發現其所需知識類型及創新路徑也有所區別，但鮮有將知識搜索類型和創新績效進行維度劃分，同時探究跨界雙元搜索對雙元創新績效的影響。第二，有學者指出，企業是知識整合的機構，包括知識獲取與知識共享過程[9]，但并未對知識合作內部運行過程進行實證研究，也尚未將知識合作鏈納入到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框架中。因此，無法從微觀上有效反映跨界搜索與創新績效路徑實際匹配情況。第三，戰略柔性能夠有效調整配置企業資源，從而影響企業知識存貯、轉化及應用[10]。然而，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匱乏，無法為組織創新實踐提供有效指導。

為了更加全面地審視跨界搜索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有必要納入中介變量和情境因素。一方面，跨界合作是由隱性和顯性因素、個體和社會因素組成的過程。已有研究指出，文化差異、知識不對稱會影響團隊成員交流和溝通，降低跨界合作企業合作效率[11]?；谥R管理理論，將知識合作鏈納入到企業跨界合作研究框架中，有助于厘清跨界企業知識流動過程?？缃缙髽I建立的知識合作鏈強調的是雙方合作異質性知識通過知識活動過程產生新的知識并應用于企業經營活動，從而實現企業績效增值。知識合作鏈正向影響企業創新績效，因而研究跨界知識合作鏈中的知識活動，能夠打開跨界搜索與創新績效關系的“暗箱”。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環境不確定能夠影響企業創新績效[12]。動態能力理論認為，戰略柔性能夠促使企業面對動態環境時，通過戰略創新迅速適應外部環境。因此，戰略柔性能夠充當調節變量出現在跨界搜索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中[13]。

與現有文獻對比，本研究的貢獻為：第一，從市場知識搜索和技術知識搜索兩個維度出發，驗證跨界雙元搜索對雙元創新績效的差異化影響，彌補以往實證研究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現有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第二，建構跨界雙元搜索—知識合作鏈—雙元創新績效的理論邏輯，發現不同知識搜索類型、知識合作鏈和創新績效維度之間匹配效應，從多維視角揭示跨界雙元搜索對雙元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第三，將戰略柔性引入跨界搜索與知識合作鏈關系研究中，從情境角度全面考察跨界雙元搜索對知識合作鏈的作用邊界，豐富跨界搜索及創新績效理論研究范圍。

基于實際問題與理論缺口，本文從開放式創新理論、知識管理理論和動態能力理論出發，基于跨界合作企業調研數據進行實證，探究跨界雙元搜索對雙元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驗證知識合作鏈對雙元創新績效的推動作用，揭示戰略柔性如何調節知識搜索與知識合作鏈間的關系。本研究結論可為跨界企業知識合作和知識搜索提供理論指導，并為跨界合作創新提供實踐參考。

1 研究假設

1.1 跨界雙元搜索與雙元創新績效

知識既是技術創新的基礎，也是企業進行跨界合作的必要前提?？缃缤獠克阉髂軌蚴蛊髽I識別外部知識及信息，降低創新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14]。首先，不論是后發追趕企業還是行業領先企業，面對不同產業領域跨界時，必定受限于資源稟賦，因而技術知識與市場知識搜尋能夠為跨界創新奠定必要的資源基礎。其次，跨界探索能夠跨越企業固有知識邊界，開拓企業創新路徑，突破原有產品及服務。最后，跨界搜索能夠促進企業間的知識合作，加強知識交流，提升企業知識重組效率。依據創新新穎程度，創新可分為突破性創新和漸進性創新：突破性創新是指對現有技術進行根本改變，產生創造性成果；漸進性創新是指利用市場上現有方法改進產品性能。

技術知識搜索是指跨越行業、產業領域技術邊界，搜索與新技術、新方法相關的互補性新知識，旨在促使與企業原有技術范式向新的技術范式轉變[15]。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借助互聯網技術實現，這種異質性技術知識搜索能夠促進制造企業運營效率提高，進而獲取跨界技術知識整合帶來的競爭優勢。企業通過跨界搜尋得到的技術知識與自身知識基礎相結合，能夠顯著推動兩種創新模式運行[16]。市場知識搜索是指企業跨越現有邊界，搜尋能夠創造價值的商業模式、分銷渠道等相關市場知識，旨在增加用戶感知、心理認同，從而實現用戶生態創新[17]。探索性市場知識能夠增加企業現有知識積累，有助于企業研發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提高其市場適應力，促進漸進性創新。同時，新市場知識累積會導致市場結構發生變化，進而促進新產業形成，進一步推動企業突破性創新[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a：技術知識搜索對突破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1b：技術知識搜索對漸進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1c：市場知識搜索對突破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1d：市場知識搜索對漸進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2 跨界雙元搜索與知識共享及知識融合

企業跨界搜索模式往往會影響其合作伙伴的知識特征類型。由于跨界企業知識偏好、獲取路徑與選擇范圍不同，異質性知識往往無法直接被企業吸收利用。企業跨界搜索越頻繁，就越需要通過知識共享進行消化、融合，從而為其提供新的知識解決方案。技術知識搜索與市場知識搜索共同影響企業知識共享和知識融合。具體來說，技術知識搜索強調突破企業路徑依賴，主動尋找能夠嵌入現有技術條件的互補性技術知識，通過知識共享、融合改變企業技術知識存量與結構，為實現跨界創新提供支撐條件。曹興[19]指出，跨界搜索能夠提供豐富的知識傳播機會，從而促進跨界融合。市場知識搜索強調，企業應注重合作方在產品或服務的用戶價值上能否與企業自身價值互補，若二者能夠通過知識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則可以實現價值匹配，從而增強組織情感依存。技術知識探索和利用能解決合作中的技術難題，從而促進企業間知識共享及融合?；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技術知識搜索正向影響知識共享；

H2b：技術知識搜索正向影響知識融合；

H2c：市場知識搜索正向影響知識共享；

H2d：市場知識搜索正向影響知識融合。

1.3 知識合作鏈與雙元創新績效

跨界合作是社群邏輯下基于平臺商業模式的價值創造。例如，小米跨界家電產業打造智能家電，阿里巴巴跨界金融產業進行商業模式二次創新，由此誕生了支付寶等。企業知識合作能力越強，其需求面與供應面整合能力就越強。企業參與供應商嵌入的跨領域平臺進行知識整合賦能，能夠突破由現有知識依賴產生的核心剛性，形成知識連接紅利，實現跨界創新。李雷等(2018)構建平臺機制對服務開發績效的影響研究模型，發現知識整合機制以內容提供商獲取平臺的顯性知識為中介，對服務創新具有正向作用。此外，企業跨界合作依賴于跨界創新人員，創新人員作為不同產業間知識鏈接的橋梁，其具有的跨界知識共享與融合能力能夠決定企業創新轉化成效?；诩夹g并購的顯性知識獲取能夠改變企業知識基礎結構，這是知識賦能的典型特征。在知識合作過程中，強調以人為核心的知識賦能，個體間的知識共享、知識融合是平等化的價值共創[20]?？缃缰R轉化可將知識融合結果轉化為企業產品或服務、體驗。知識轉化是知識創新的重要環節，創新績效產出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所獲取的新知識在產品生產、服務以及技術應用中進行轉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知識共享對知識轉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b:知識融合對知識轉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c：知識轉化正向影響漸進式創新績效；

H3d:知識轉化正向影響突破式創新績效。

1.4 知識合作的鏈式中介作用

在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過程中，搜索到的多元化知識無論是市場知識還是技術知識都需要經過企業內部整合。企業擁有較強的知識吸收、整合及利用能力，則意味著較高的知識轉化效率。因此，知識共享及利用能力越強，就越有利于企業將跨界搜索的知識應用于創新過程。研發合作中，具有高水平知識轉化能力的企業會增強對外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促進合作伙伴知識創新。合作創新能夠促進內部知識共享和知識交流，影響知識獲取、轉移、吸收及應用[21]。一方面，跨界合作雙方通過搭建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合作創新平臺，既確保共享環境與知識資源共享渠道的穩定、有序化，也便于雙方互通知識資源，提升知識共享效率與積累知識資源池，從而促進隱性知識在人員、平臺、企業間傳遞與反饋。另一方面，跨界企業知識合作中的每一環節都是對異質性知識循序漸進地消化與吸收[22]。通過隱性知識共享促進緘默知識轉移，知識融合促進異質性知識資源整合并內化到企業知識庫，知識轉化帶來的體驗反饋促進跨界合作企業知識再生(王宏起等，202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a：知識共享在跨界雙元搜索與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b：知識轉化在跨界雙元搜索與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c：知識共享在跨界雙元搜索與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d：知識轉化在跨界雙元搜索與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e：知識融合在跨界雙元搜索與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f：知識轉化在跨界雙元搜索與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g：知識融合在跨界雙元搜索與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H4h：知識轉化在跨界雙元搜索與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1.5 戰略柔性的調節作用

戰略柔性是企業應對復雜外部動態環境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企業外部因素如制度支持，內部因素如企業文化、高管政治技能、吸收能力等是戰略柔性的重要影響因素。企業知識合作過程是跨界雙方對不同知識資源與產品、服務資源的整合過程。因此，企業戰略柔性能夠在上述過程中促進資源優化配置。胡畔等(2017)對290家制造企業實證研究發現，戰略柔性以能力重構為中介，正向調節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戰略柔性正向調節跨界雙元搜索對知識合作鏈的影響。

基于以上假設，本文構建理論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及來源

本文調研對象主要為創新較活躍并擁有跨界合作經歷的企業，包括汽車制造、醫藥制造、機械制造等產業企業及互聯網平臺企業。為保證調研質量，問卷主要向熟悉企業運營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經驗豐富的基層管理人員發放。采取線上與線下形式進行數據收集。線上通過問卷星進行全國范圍的問卷發放；線下向MEM學員和MBA學員進行問卷發放。為確保調研企業均擁有跨界合作經歷，在問卷發放前向管理者明確告知本次調研目的和對象。同時，為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源方差問題，將問卷分成3個獨立部分以防止具有因果關系的核心構念間產生共變現象。本次調查共發放500份調查問卷，收回436份，其中有效問卷為338份，有效率為67.6%，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

2.2 變量測量

(1)因變量：雙元創新績效。參考王思夢[23]，He[24]的研究成果，從漸進式創新績效和突破式創新績效兩個維度測量。根據本研究需求，結合國內量表對國外成熟量表進行修改，以3個題項測量漸進式創新績效，3個題項測量突破式創新績效。

(2)自變量：跨界雙元搜索。借鑒Sofka等[25]、Mu等[26]的研究成果，從市場知識搜索及技術知識搜索兩個維度進行測量。以4個題項測量技術知識搜索，4個題項測量市場知識搜索。

(3)中介變量：知識合作鏈。參考Tiwana[27]，Flatten等[28]的相關研究，從知識共享、知識融合及知識轉化3個維度進行測量。以4個題項測量知識共享，4個題項測量知識融合，4個題項測量知識轉化。

(4)調節變量：戰略柔性。借鑒Yuan等[29]的研究成果，采用4個題項對戰略柔性進行測量。

(5)控制變量。根據以往文獻研究結果，將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和企業性質作為控制變量。

3 數據分析結果

3.1 同源偏差檢驗

為降低同源偏差對研究結論的影響，一方面，在問卷設計過程中通過小樣本測試對問卷結構、題項內容進行修改，同時以匿名填寫、打亂題項順序等方式降低被試者心理因素引起的動機性偏差。另一方面，運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到的未旋轉的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釋百分比為31.66%，小于通常臨界標準40%，并未出現單因子占主導的情況。因此，可以認為本文量表不存在嚴重同源方差問題。

3.2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26.0與MPLUS8.3軟件對各構面的信效度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所有變量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KMO值達到0.907，大于0.70，Bartlett小于0.01。在模型聚斂效度方面，AVE值均高于0.5，CR值均大于0.7。各變量相關系數和AVE的平方根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所有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說明整個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此外，由表3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變量間相關系數最大為0.633，變量間不存在高度相關，且變量間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值均小于3，低于臨界值10。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為正值，初步支持本研究部分假設。

表3 相關性分析結果

3.3 主效應檢驗

首先運用MPLUS8.3軟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本文所構建的理論模型進行擬合，然后基于理論對模型進行修正，直至產生一個與樣本數據擬合的最佳模型。初次擬合結果從結構模型路徑系數看，技術知識搜索(TS)到漸進式創新績效(PI)的路徑系數極小為0.003，P值極高為0.979；市場知識搜索(MS)到突破式創新績效(BI)的路徑系數為負-0.015，P值為0.900；市場知識搜索(MS)到漸進式創新績效(PI)的系數為0.109，P值為0.329，其余路徑系數均達到最低10%的顯著性水平。因此，剔除路徑系數為負、極小且P值極大的兩條路徑TS→PI和MS→BI，可以認為技術知識搜索對漸進式創新績效無直接作用，市場知識搜索對突破式創新績效無直接作用，假設H1b、H1c不成立，故對模型進行修正。

修正后結果顯示，模型各項擬合指標均達到要求，如圖2、表4所示。市場知識搜索(MS)對漸進式創新績效(PI)的直接影響路徑顯著,技術知識搜索(TS)對突破式創新績效(BI)的直接影響顯著，支持假設H1a、H1d。技術知識搜索(TS)與市場知識搜索(MS)對知識共享(KS)、知識融合(KF)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2a、H2b、H2c、H2d得證。知識共享(KS)與知識融合(KF)對知識轉化(KT)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3a、H3b得證。知識轉化(KT)對突破式創新績效(BI)與漸進式創新績效(PI)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3c、H3d得證。

表4 修正后結構模型擬合結果

圖2 修正后結構方程模型路徑

3.4 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假設模型為典型的鏈式多重中介模型，運用MPLUS8.3軟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對總中介效應、特定中介效應和對比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本文采用5 000次自抽樣，分別對漸進式和突破式創新績效進行多重中介效應檢驗。

市場知識搜索(MS)對漸進式創新績效(PI)的總效應與直接效應統計檢驗結果均顯著(0.313，p=0.000；0.113，p=0.079)，而技術知識搜索(TS)對漸進式創新績效(PI)不存在直接效應。從表5可以看出，總中介效應均顯著，且市場知識搜索(MS)總中介效應占比為63.90%，大于直接效應，說明市場知識通過知識合作鏈對漸進式創新的作用更大。特定中介效應中，路徑a1與a3的中介效應不顯著，a2與a4的中介效應均在統計意義上顯著，即不支持假設H4a、H4c，而支持假設H4e、H4f。說明知識融合、知識轉化在跨界搜索與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扮演重要角色，異質性知識資源共享是知識合作的前提，只有經過融合與轉化才能發揮其知識價值，促進漸進式創新。此外，6組對比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均不顯著，說明特定中介效應相當，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表5 對漸進式創新績效(PI)的多重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技術知識搜索(TS)對突破式創新績效(BI)的總效應和直接效應統計檢驗結果均顯著(0.345，p=0.000；0.221，p=0.003)，而市場知識搜索(MS)對突破式創新績效(BI)不存在直接效應。由表6結果可知，總中介效應均顯著，且技術知識搜索(TS)的總中介效應占比為35.94%，小于直接效應，說明技術知識搜索對突破式創新的直接作用更大。特定中介效應中，除路徑b1系數不顯著外，其余3條路徑系數均顯著，故不支持假設H4c，支持假設H4d、H4g、H4h。與漸進式創新不同，技術知識共享與轉化路徑可以為跨界合作企業突破式創新提供支撐，而知識融合與知識轉化對突破式創新依舊重要。同時，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無統計上的差異，說明特定中介效應相當。

表6 突破式創新績效(BI)的多重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3.5 調節效應檢驗

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檢驗戰略柔性對雙元知識跨界搜索與知識合作鏈關系的調節效應。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首先對解釋變量與調節變量進行去中心化處理，即各變量值與其均值相減，基于去中心化后的變量形成乘積交互項。依照分布回歸步驟，先放入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得到基準回歸模型，再放入調節變量進行分析，最后加入交互項檢驗調節效應(見表7)。

從表7結果可以看出，戰略柔性與跨界雙元搜索的交互項對知識合作鏈在10%的水平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跨界合作企業戰略柔性對于跨界雙元搜索與知識合作鏈的關系具有調節效應。作為動態能力在戰略層面的反映，戰略柔性決定企業環境應對能力，能夠反映企業對資源的整合利用與協調處理水平，尤其對跨界合作中的知識資源共享、融合與轉化具有一定影響。企業戰略柔性水平越高，就越能夠促進跨界雙元搜索作用于跨界知識合作。因此，假設H5得到驗證。

表7 戰略柔性對跨界雙元搜索與知識合作鏈的調節效應

4 結語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跨界雙元搜索對于企業雙元創新績效的觸發作用和提升路徑，關注知識合作鏈在這一關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戰略柔性的調節作用，得出以下結論：

(1)市場知識搜索對漸進式創新績效具有直接影響，市場知識搜索通過知識融合、知識轉化間接影響突破式創新績效,而技術知識搜索對突破式創新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2)市場知識和技術知識搜索正向影響知識合作鏈。對于知識共享與知識融合，市場知識搜索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技術知識搜索；對于知識轉化，知識共享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知識融合。

(3)知識融合、知識轉化在跨界雙元搜索與雙元創新績效間存在顯著鏈式中介作用。知識共享、知識轉化僅在技術知識搜索與突破式創新績效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原因在于，技術知識共享能夠通過知識轉化促進突破式創新，而市場知識共享對漸進式創新的影響是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其通過知識轉化的作用路徑不顯著。知識融合、知識轉化的傳導作用表明，要實現跨界搜索價值，必須考慮跨界雙元搜索與知識合作的協同作用。知識合作本身具有鏈式特性，注重知識共享、融合、轉化，有助于實現企業跨界創新績效。企業應結合自身情況，明確組織在知識合作鏈中的短板，并據此制定提升對策。

(4)戰略柔性對跨界雙元搜索與知識合作鏈間的正向關系具有顯著強化效應。這一結論拓展了相關研究視角，表明企業應重視跨界創新戰略柔性的潛在作用，并根據企業戰略柔性應用情況，相應提升自身知識搜索能力，強化組織知識信息整合能力，進而降低不可預期風險，提高環境適應能力。

4.2 管理啟示

(1)企業應意識到跨界雙元搜索對提升創新績效的重要作用，并基于不同創新績效需求選擇合適的知識搜索模式。市場知識搜索傾向于產品、工藝改進信息獲取與細分市場開拓，其對漸進式績效的影響更為顯著。技術知識搜索將業務需求信息與新興技術知識相結合，利用技術優勢實現產品開發與創新，與突破式創新績效的聯系更為緊密。因此，應選擇市場搜索模式促進企業漸進性創新，采用技術搜索模式促進企業突破性創新。

(2)企業應重視跨界雙元搜索對知識合作鏈的影響。對于知識共享與知識融合，企業應通過市場知識搜索傳遞企業價值，與合作伙伴達成一致的價值主張，進而促進知識共享與融合；對于知識轉化，企業內部知識外部化過程會產生一定的費用，在跨界知識轉化過程中，企業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會盡可能降低知識外流成本。因此，跨界雙方應注重完善知識共享機制和融合機制，從而降低知識價值損失。

(3)企業應積極調整戰略柔性，通過建立知識合作平臺保障知識獲取、共享、融合、轉化渠道通暢。一方面，多樣化平臺可以成為組織間溝通與知識轉化的橋梁；另一方面，提升平臺使用效率，為組織獲取外部顧客、供應商等知識信息提供幫助，充分利用企業共享知識實現價值共創。

(4)跨界企業應營造良好的知識交流環境，通過構建知識治理機制促進知識合作。在組織內部培養員工跨界響應思維，以一種積極的態度認識異質性知識資源的潛在價值，將跨界搜索與知識合作鏈相融合，從而提升雙元知識創新績效。企業可以通過正式契約治理機制規范跨界合作企業間的知識合作行為，促進跨界雙方價值共創。同時，構建社會型治理機制，引導企業參與跨界活動，共同實現跨界創新績效。

4.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為截面數據，不能基于時間序列分析跨界搜索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過程，未來可以探究跨界搜索隨時間推移的演化趨勢；其次，主要以跨界企業群體為研究對象，未區分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企業；最后，僅關注企業層面因素對跨界合作的影響，未來可以考慮引入政府因素，探討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對跨界合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