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行政檢察的基層探索

唐陸奇　胡龍飛

摘 要：檢察機關全面融入數字化改革，既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也是找準檢察數字化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目前基層檢察院數字化行政檢察面臨著傳統的辦案模式不利于監督線索發現、行政檢察業務與技術應用銜接不暢通、技術協助數據資源匱乏、現有行政檢察對數字化改革的需求與供給不匹配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可通過成立數字化行政檢察辦案小組、“技術內腦”和“人力外腦”合作配合分析研判、優化工作模式等舉措，進一步加強檢察業務和技術應用等方面融合發展，以此推動形成行政檢察監督新格局。

關鍵詞：行政檢察 數字賦能 實踐探索 未來展望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數字中國，加快數字化發展。作為“四大檢察”之一的行政檢察，如何運用數字化改革推動形成行政檢察監督新格局，成為新時代行政檢察需要解決的緊迫難題。本文以近年來諸暨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數字化行政檢察案件為例，從制度和實踐層面探尋數字化行政檢察轉型路徑。

一、數字化改革與數字化行政檢察

數字化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強大動能，也是推動社會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發生系統性深刻變革的巨大力量。國家層面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單設以“加快數字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1]為主題的獨立篇章。地方層面上，以浙江為例，浙江省召開2021年全省數字化改革大會，將數字化改革列為“數字浙江”建設的新階段，對政府數字化轉型進行拓展和升級，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2]

檢察機關全面融入數字化改革，既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也是找準檢察數字化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皵底謾z察”的提出，是近年來檢察權運行在數字化轉型引領下發生的系統性變革成果，是落實最高人民檢察院“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推動檢察工作自身高質量發展”部署的具體行動。行政檢察是一項極具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新時代行政檢察職能范圍、方式、手段和作用領域等均發生了一定變化的。[3]

在上述背景下，以數字化技術輔助行政檢察業務的全面開展，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優化行政檢察工作模式，改變以往傳統辦個案方式，在數字化改革大背景下做實做強行政檢察，這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數字化行政檢察”。

二、數字化行政檢察面臨的難題

目前檢察機關辦理的行政檢察監督案件包括對生效判決、裁定、調解書的監督，對行政程序中審判人員違法的監督，對行政執行活動的監督，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等，基層人民檢察院在辦案中面臨以下難題：

（一）傳統“數量驅動、案卷審查”辦案模式不利于行政檢察監督線索發現

檢察院受理的行政生效裁判結果監督案件少，案源分布呈“倒三角”，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層檢察院辦理的行政生效裁判結果監督案件數量極少。主要原因就是傳統的“數量驅動、案卷審查”的辦案模式導致。該辦案模式要求配置數量足夠多的行政檢察辦案人員，通過調取法院大量的行政訴訟類及行政非訴類案卷，采用人工閱卷審查的辦案方式，找出行政訴訟中是否存在違反法律程序或者審執人員違法線索，再根據案卷審查中可能存在線索進行調查核實是否成案。但是在基層檢察院中大部分檢察干警以辦理刑事案件為主，抽調精兵強將組成專職行政檢察團隊少之又少。同時該模式還要求檢察官具有深厚的行政法類理論功底和較強的偵查經驗，實踐中很多基層檢察院獨立的行政檢察科室都沒有。這種“數量驅動、案卷審查”模式的弊端明顯，造成的是可成案線索發現不足，精力和時間被浪費在堆積如山的案卷遴選中。

（二）行政檢察業務與技術應用銜接不暢通造成技術協助數據資源匱乏

以筆者所在的基層人民檢察院為例，檢察信息技術人員配置較少，政法編制只有1個，在未來數字化信息化檢察改革契機下，要加大對數字檢察人才的培養儲備。并且，目前基層人民檢察院中現有的信息技術人員主要是服務檢察統一軟件系統后臺維護及個人計算機維修，很少開展信息化技術化數據框架搭建工作。比如，從近幾年績效考核規定來看，上級部門考核基層人民檢察院仍存在以技術軟件應用為主，弱化業務部門需求導向，使得各科室辦理業務時各自為政，部分檢察應用軟件存在面子工程，實際應用不佳，無法實現數字碰撞、頭腦風暴等業務與技術的高科技合作趨勢。而現有的技術協助所依據的數據資源局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政法一體化辦案系統等數據資源，其他涉及行政檢察業務的技術協助則更多停留在理論方面，而非實踐辦案中。

（三）數字化行政檢察改革需求與供給嚴重不匹配

在辦理行政生效裁判監督案件過程中，面對數量眾多的案件，如何既快速又簡便提煉出關鍵信息，從而能精準提升檢察監督效果？這就需要運用大數據篩查，同時也離不開法院后臺司法數據共享應用。以辦理行政非訴執行監督案為例，當前運用大數據進行研判分析被執行人員有無財產途徑的方法，僅僅依靠智慧檢務軟件資源完全不夠，還需要相關金融系統資源，房屋登記資源等大數據材料，這樣才能增強數字化行政檢察監督的精準性。

三、數字化行政檢察改革的基層探索

行政檢察領域數字化改革離不開基層實踐探索，筆者所在的檢察院較早地開展了行政檢察領域的數字化探索，具體做法如下：

（一）從“數量驅動、案卷審查”模式轉變為“質效導向，數據賦能”模式

檢察院技術部門會同行政檢察部門成立數字化行政檢察辦案小組進行專項監督，以非訴執行監督為抓手，重點對被執行人相關信息進行摸排調查，數據研判。辦案小組先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篩選未結案的非訴執行線索，調取400多件行政非訴執行案件電子卷宗，聽取申請執行人行政機關意見，再分工合作運用檢察調查核實權摸清被執行人情況，利用智慧檢務提煉被執行人信息，最后由技術部門利用網上協助系統查詢被執行人財產。若被執行人有余額或大額交易流水，辦案小組立即發出檢察建議，要求恢復執行或重點關注，若相關賬戶無余額也要求法院窮盡財產調查措施并按要求發出限制消費令或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截至目前，筆者所在的檢察院向法院發出行政檢察建議185份，督促法院追繳行政處罰執行款82萬余元，嚴重打擊老賴行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比如2019年11月初，筆者所在的辦案小組在專項監督時發現一起非訴執行案件被執行人賬戶異常，立刻啟動該院機動聯合調查隊多次實地赴杭州、寧波調取有關金融信息賬號交易等，技術協助查詢相關賬戶，司法會計共同商量對策，電子取證依法核實有關信息，發現法院一執行人員可能存在瀆職行為，后再次通過大數據研判進行深入挖掘，最終依法向法院發出檢察建議要求對法院執行人怠于履職行為作出違紀處理，實現了基層行政檢察對案監督到對人監督“零的突破”，體現辦一案、牽一串、治一片的大數據監督規模效應。

（二）“技術內腦”和“人力外腦”合作配合

利用線上大數據共享與線下檢察官實地辦案經驗有機結合，發揮檢察機關的調查優勢。以辦理陳某某不服原諸暨市國土資源局土地確權行政生效裁判監督案為例。檢察院充分運用智慧檢務等檢察技術展開調查，多次實地勘察，運用無人機進行高空拍攝、高清測繪，視頻取證。同時本案涉及到許多土地管理、登記、測繪等專業性很強業務知識，檢察院積極與外單位如土地測繪部門合作，虛心接受土地資源方面專家建議。需要調取衛星圖時，就利用網絡形式向所在省國土勘驗部門遠程協作調取。在技術協助不到位時，又充分發揮人力作用，諸暨市檢察院多次赴外地實地調查，把“技術內腦”和“人力外腦”結合起來，共同研究分析案情，提升研究該案調查證據的切入程度。最終所發出再審檢察建議被諸暨市人民法院采納并改判。該案的成功辦理離不開數字化科技手段的運用，從而有效破解司法實務難題，這也是檢察技術與檢察業務配合，線上數據分析與線下辦案人員合作的結果。

（三）積極轉變司法理念，優化工作模式

當前，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經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產生了顛覆式改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司法理念也需要進行調整和變革。諸暨市人民檢察院計劃于2021年在市法院設立檢察官辦公室，進一步暢通檢察院法院之間的法律文書、檔案材料、案件卷宗等相關內容的無障礙調閱綠色通道，并逐步共享法院司法大數據、行政執法數字資源等，建立數字化檢察系統大數據網格資源。下一步，本院行政檢察人員將和信息技術人員繼續合作組建行政檢察“阿里云”數據體系，在司法實踐中攻堅數字化檢察技術問題或技術難點，業務驅動數字賦能監督。

四、數字化行政檢察的未來展望

利用數字化改革契機，補齊行政檢察短板，做實行政檢察工作，技術協助與行政檢察的強強聯合，能夠逐步完善現有技術協助司法資源，提高精準監督，為推動“四大檢察”融合發展和協同發展打好基礎。

（一）加強基層行政檢察數字化創新

檢察機關可以利用基層行政檢察起步弱，需要技術辦案的契機，建立健全與業務部門、外單位的協作配合機制，發揮數字化行政檢察監督的示范引領作用。以往基層檢察機關技術部門人員工作更多是在辦公室或單位內從事計算機硬軟件維護，但現在需要利用移動互聯網端信息技術發展時機“走出去”，去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部門協助辦案，在實踐中檢驗數字化行政檢察等技術手段存在的問題。通過數字化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幫助，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完善數字化，利用數據資源逐步完善行政檢察大數據、云計算監督平臺，大膽探索推進數字法治體系建設，創新具有科技特色的數字檢務。

（二）重視檢察技術與檢察業務復合型人才培養

檢察系統內設機構的改革，使檢察業務分工越來越細，但這不利于未來數字檢察的改革。檢察技術與業務的發展是并重的，在重視檢察技術人員配置基礎上，更要注重檢察業務與檢察技術復合型人才的培養，使數字檢察與“四大檢察”業務并重。只有優秀的復合型人才越來越多，才能主動作為，不斷激發數字檢察的動力、活力，“跨”和“融”不斷結合培養儲備“四大檢察”“十大業務”復合型技術人才，才能打造大數據監督模式，不斷優化數字檢察，為基層法律監督提供強有力支持，真正以數字化改革撬動基層法律監督，開創現代化檢察大數據監督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