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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供應商評價在醫院廉潔采購中的作用

2021-12-02 15:49李斯遠王敏
中國衛生標準管理 2021年21期
關鍵詞:招標供應商誠信

李斯遠 王敏

當今衛生事業發展處于改革轉型時期,長期積累的機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管理壓力不斷增大,廉政風險相應增加,黨風廉政建設面臨著新的考驗。尤其在基建項目、設備采購等廉潔風險大、發生問題危害重的“領域”,需要醫院紀檢監察部門與責任科室緊密結合,共同防控風險[1]。除了社會性原因,從經濟學中博弈論理論分析。根據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企業在面對誠信與非誠信選擇時,將結合競爭環境預期、法律規范監管制度等綜合因素做出最優策略。一個企業是否重視廉潔信用與同市場中其他企業預期采取的策略具有密切的關系。在對市場監管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賄賂企業會損害廉潔自律企業的利益。雙方守信是最佳方案,但根據囚徒博弈論可以推出企業會放棄最佳方案,選擇次佳方案,從而造成賄賂的結果。

1 供應商評價對于降低廉政風險的有效性分析

1.1 供應商評價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資源,壓縮權利尋租空間,為管理層提供決策參考

在醫院招標活動中,采購方(醫院)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過程類似一種信息博弈過程,存在天然信息不對等,使得醫院在采購環節不得不加大調查力度,無形中提升管理成本,增加管理難度,減緩對醫院需求的響應速度,而較高的管理成本使得管理者難于在短時限內選出合適供應商。在這種情況下,評標小組成員的有限信息主要來自于招標發起科室的舉薦,但評標小組對舉薦信息真實性難以證實,讓不誠信行為有了滋生空間和土壤。建立供應商檔案及評價體系,有利于打通信息傳遞渠道,加大信息共享面,能夠從一定程度上規避部分信息不對稱現象[2]。

1.2 良好的評價體系對交易行為產生正向性干預。

目前有的醫院尚無明確的供應商評價標準,缺乏評估依據,導致資質審查與管理的無序性及選擇與評估的盲目性,這種無序性和盲目性使得一些資質較差、商業信譽不好,代理級別較低的供應商進入醫院合作范圍[3],在競爭中采取不正當手段謀取非法利益,帶來較大廉政風險。

良好的評價體系有利于更正單純的市場機制所無法避免的不良面,給劣質供應商進入合作領域帶來阻礙與壓力,將僅憑“關系”的供應商擱置于選擇鏈條底端,一定程度上規避劣幣淘汰良幣現象的產生。

1.3 供應商網上評價有利于信息公開透明,形成痕跡化管理,為管理層監督提供依據

完善的供應商評價制度能夠縮小招標科室的自由裁量權,降低廉政風險。供應商信息及評價系統的規范性和可追溯性意味著供應商的優劣信息將向所有擁有相應權限的管理者公開,通過醫院網站即可查詢供應商資料及評價結果。一旦發生廉潔風險事件,通過信息系統回溯相關資料,在最短時間內查明真相,降低因廉政風險帶來的負面影響。

1.4 有利于提升醫院采購目錄內各供應商間的競爭力,壓縮劣質供應商生存空間

供應商評價系統的設立有助于實現供應商之間的優勝劣汰。經考察進入醫院采購目錄的供應商,一旦出現失信行為或不良事故,將給予黃牌警告。如某企業出現3個及以上黃牌警告,則列入黑名單,下一年度停止合作。利用鯰魚效應,充分調動供應商積極性,使其意識到自身貨品質量及服務才是與醫院合作的根本。質量與服務落后,即便成功中標也將面臨淘汰危機,減少利用權錢交易長期渾水摸魚的現象。

2 供應商評價系統的建立

為了讓供應商評價起到減低廉政風險的作用,應建立健全供應商評價體系。評價體系的設置根據不同醫院的需求而有所不同。

2.1 指定監督科室,培訓專業人才

重視供應商信息資源的管理和利用,醫院管理層指定紀檢或法務相關部門作為招標監督科室。監督人員應具備良好的職業素質和道德素質。具備多元化的知識結構和較強的專業分析能力,具有公正、獨立的立場和嚴格的保密意識。

2.2 加強保密措施

履行監督職能的科室及人員因工作需要而獲得的醫院經濟活動未公開的財務資料、發展規劃及其他保密事項,應當嚴格保守秘密,安排專人負責資料管理,資料未經批準,不得隨意提供[4]。

2.3 評價系統的設計搭建

2.3.1 設計原則

2.3.1.1 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為體現誠信評價的公正、公平性,絕大多數誠信指標以定量評價為主[5]。對于供應商存在嚴重違法行為或在采購過程中因供應商失信而給醫院造成嚴重損失或后果的,實行定性評價一票否決制。此外,對一些無法直接量化的指標項目應先進行定性評價,再根據定性結論量化。

2.3.1.2 量化與分級相結合 對所有納入誠信管理的供應商均進行量化打分,以誠信分值的大小來判斷其誠信度的高低。同時,按照分值設定、劃分相應的誠信等級,實行分級管理[6]。

2.3.1.3 懲戒與激勵相結合 對誠信等級高的供應商給予相應的優惠待遇,如協議資格續延、評審時的加分優惠等。對于誠信等級低乃至失信的供應商給予相應處罰,如“黑名單”公示、在規定期限內禁止參加醫院招標活動、評審時扣分等。

2.3.1.4 自動化與人工操作相結合 自動化錄入、自動化生成、自動化評價是誠信評價的主要手段[7]。但考慮到實際應用中的可操作性,將預留人工干預和手動錄入接口。但需注意,人工干預要設置謹慎的使用條件和嚴格的審批權限。

2.3.2 搭建思路

2.3.2.1 設置供應商準入制度 首先,供應商準入制度是供應商評價的初始關口。在醫院供應商監控系統中,可以設置為完全符合準入要求的供應商才能進入招標環節,列為黑名單的供應商則在一定時期內失去備選資格。

2.3.2.2 建立供應商廉潔誠信檔案 供應商評價的基礎是關于其信息的收集和積累。建立供應商廉潔誠信記錄檔案,各招標科室打造執行工作的作業指導書[8],明確定義各類供應商應審核應具備的資質,并將其工具化、模板化,同時供應商信息設專人維護完善,規范管理。

表1 供應商考核標準表

2.3.2.3 建立供應商評價系統 評價環節的建設是整個供應商評價的核心性環節。在供應商信息框架結構形成的基礎上,對具體的考核指標設定評分標準,通過評分要素的設立和比例合理分配,構成科學、易行且能夠對于后續合作行為產生預見性影響的評價體系,使其成為醫院廉政管理中實操性管理工具[9]。

以F醫院為例,F醫院的供應商評價體系中分為供應商檔案及供應商星級評價兩部分。在供應商檔案中,包含供應商名稱、地址、證書等基礎信息,其中證書資質到期的供應商將顯示為紅色警示,提示招標科室對其進行更新。在一個項目驗收結束后,招標發起科室在招標采購流程中對供應商進行星級打分,評價內容涵蓋提供企業信息材料的真實程度及完整性、合同執行速度、合同完成質量、安裝調試的及時性、服務態度、供應商培訓效果和態度、維修反映速度,低于五顆星的評價將會在供應商檔案的匯總評價中顯示出來。

目前,F醫院的供應商評價系統已初具模型,但對于供應商績效考評權重分配等問題沒有明確限定。下一步可在層次分析法、月亮圖法、排序法等方法中擇其一,確定每項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權重,建立評分標準及記分系統。在分項評價后對評價結果計以總分,根據總分高低歸類供應商。例如表1所示[10]。

在對供應商進行考核時,先對以上7個指標進行單項考核,在此基礎上開展綜合考核,即對以上各個指標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得到綜合考評成績[11]。

考核結果根據不同的分值分為不同檔次,給予相應獎懲。

2.3.2.4 軟件實現 軟件公司經過指標細化,各級指標的邏輯組合及簡化,用軟件語言實現評價工作[12]。

2.3.3 加強評價方法的研究,設計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 科學的評價方法和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是保證供應商評價結果準確性的重要基礎。醫院應不斷加強對評價方法的研究,并根據客觀環境變化調整評價指標體系。

3 注意事項

評價系統的建立要注意完整性及科學性,否則不但不能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還將造成管理資源的浪費,對正常工作進程造成阻礙。在供應商誠信評價管理中,易發問題有以下幾點。

3.1 評價結果的取得歷時較長

每個項目要等到驗收后才能評價,時間線鋪設較長,基建項目有的周期幾年,對實際產生的評價數據量造成限制和影響。

3.2 部分評價流于形式

評價人員出于種種原因,對供應商不能給予客觀的評價。例如在實際評價中,無論真實情況如何,評價者都將所有評價項目評為滿分。實際工作中遇到此類問題應對癥下藥,減少評價“失真”情況。

3.3 評價人員設置不合理

產品或服務的實際使用人員應給予評價權。產品或服務的實際使用人員最清楚實際情況,如果他們的意見不能得到有效反饋,取得的評價信息就將是不全面的,可信度也相應降低。

3.4 對供應商評價的管理缺乏更深層次的策略研究

例如某些醫院無專門的招標采購部門,實際的招標操作分散于職能科室。各職能科室在招標中的專注點在于順利完成采購任務,對供應商評價問題思考很少,而紀檢部門相應的對于供應商投標情況、提供物品及服務的細節又了解有限。最終,供應商廉潔管理辦法的制定與實際操作存在斷層,管理辦法與實際操作貼合度不高[13]。

3.5 評價數據無集中匯總,不利于總結分析

對評價的后取得的相關數據應設置匯總、統計、分析功能,如果分散在各招標流程中,則不利于對各供應商的對比分析。

4 改進辦法

(1)用于分類和評價的數據應全面、真實反映現實情況,否則依照失真的評價數據進行管理,會造成監管資源浪費甚至帶來新的問題。

(2)提高評價數據與廉潔信用的關聯性,保障分類與評價結果的有效性。

(3)僅靠供應商評價遠不能堵住廉潔管理漏洞,還應從其他監管機制上進行革新和完善[14]。

5 結語與展望

由于利益關系的存在,各行各業的供應商管理都是單位管理的難點和重點。筆者所在醫院在國家政策背景要求下,以廉潔風險防控思想為指導探索公立醫院供應商管理模式,通過設置供應商準入機制,搭建供應商評價和監管平臺,從一定程度上對供應商行為進行了規范引導和管控,以實現供應商“不想腐”的思想轉變,為構建新形勢下新型醫企合作關系提供了借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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