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專委領導國防科研攻堅的歷史性貢獻

■ 袁和平

在進行“兩彈一星”歷史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導機構發揮的巨大的無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常常被人們所忽略。這個非常重要的領導機構就是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原子能事業領導的決定，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正式成立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后來簡稱：中央專委)。

從1962年11月中央專委成立到1964年10月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再到1967年6 月首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 月首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尤其是1974年8 月首艘核潛艇入列海軍，其間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個最為動蕩的歲月。再到粉碎“四人幫”之后，集中力量搞“三抓”；再到新世紀以來實施高新武器多期“殺手锏”工程，中央專委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因此，重新認識中央專委領導國防科研“軍團”攻堅的歷史性作用，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軍民融合國家戰略實施，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同時，我們應該通過梳理中央高層戰略決策與執行這些決策的歷史脈絡，從中汲取寶貴的歷史經驗，進而推進國家重大工程，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這對于我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戰領建，戰建統籌，矢志不渝地抓好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今天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的日子里，筆者想就上世紀那些特殊環境里中央專委領導國防科研攻堅的歷史性貢獻，談點粗淺的認識。特別是對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采取有效措施，“挽狂瀾于既倒”，領導中央專委與國防科研“軍團”大力協同，勇于創新，圓滿實現首枚中程導彈、首顆原子彈氫彈成功爆炸、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首艘核動力潛艇成功服役等豐功偉績，通過相關資料的簡要歸納，使后人從這些歷史事實的梳理中，充分認識賡續紅色血脈、傳承紅色基因的極端重要性。目的就是：讓歷史告訴未來！

中央專委產生的歷史背景

歷史不應忘記，在“兩彈”攻關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始終都關注著它的每一步進展。尤其是在與蘇聯“老大哥”翻臉的情況下，加上國民經濟遭遇到重大困難，促使毛澤東對這個事關戰略全局的問題倍加重視。

作為軍事戰略家，毛澤東深諳領導體制的重要作用，經過縝密思考，決定量力而行，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中央最高決策層的領導之下，成立中央專委來統籌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核武器研制。這是當時形勢下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并確立其領導體制的奠基禮！

研讀這段歷史，尋覓事情發展的脈絡，人們定會感覺糾葛其間的各種因素錯綜復雜、跌宕起伏。當中蘇交惡、蘇聯援華專家猝然撤離之時，經歷了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錢三強說得好，“領導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共產黨人在歷史關頭的抉擇是義無反顧。赫魯曉夫撕毀合同，這對于中國原子核科學事業，以至于中國歷史，將意味著什么。前面的道道難關，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又一次受到莫大的創傷?！?/p>

疾風識勁草，嚴寒知松柏。聶榮臻在《回憶錄》里寫道：

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政策上的失誤和赫魯曉夫停止一切援助所帶來的巨大困難，對于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志的國防尖端項目是“下馬”還是“上馬”的問題，形成了尖銳矛盾。有些人認為困難太多太大，國防尖端技術發展應該放慢速度。還有少數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術，說什么用在這方面的錢太多了，影響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主張只搞飛機和常規裝備，不搞導彈和原子彈等尖端武器。

對我來說，態度一直是明確的，為了擺脫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我們應該發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手段。同時，通過制定十二年科學規劃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實踐，我們已經深感“兩彈”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結晶。堅持搞“兩彈”，還可以帶動我國許多現代化科學技術向前發展，所以，我們不應該“下馬”，應該攻關，這就是我當時堅定不移的信念。

在1961 年7 月北戴河的國防工業會議上，賀龍和我都參加了。在那個會上，對“兩彈”是“上馬”還是“下馬”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正在這時，毛澤東同志讓秘書從杭州給我打來電話，傳達了他在看到我的一份報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采取什么方法，值得好好研究一下。8月份他將親自找我們談一次。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我召集國防科委、導彈研究院、二機部進行研究，分析了當時我國尖端技術的基本情況：我國的國防尖端技術在1958年以前還是一片空白，可是，到了1961 年，僅僅三年時間，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導彈方面,已經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導彈，中遠程地地導彈正在設計中，并且進行了若干關鍵部件的研究試驗工作。擁有專業技術干部幾千人。經國內制造和國外進口的技術設備，可以保證滿足自行研制中程導彈的基本需要。原子彈方面，專業技術干部也有好幾千人。已經查明的原料儲量，可以滿足第一套金屬鈾冶煉設備生產的需要。從選礦到原子武器裝配的大部分設備已經具備，幾個短缺的關鍵設備，也已經在國內安排試制，待這一套建設項目完成后，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彈了。在原子彈設計方面，二機部集中一批科學家已經摸索了一段時間，找到了一些關鍵的技術問題，有的已經突破，有的正在攻關。目標是盡量爭取于1963年初把原子彈初步設計方案拿出來。結果，成為解決這一爭論的契機。經過討論分析，參加國防工業會議的大多同志表示堅決配合科研部門攻關，會后，把堅決上馬的決心和理由報告了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意了把國防尖端科研工作堅持下來的意見，并且迅速取得了結果。

1961 年7 月18 日 至8 月16 日，賀龍主持召開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確定國防工業的發展方針是：(一)國防工業建設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形勢相適應。(二)堅決縮短生產戰線，妥善安排尖端和常規武器生產。(三)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8 月20 日，聶榮臻向毛澤東呈送報告說：“根據您七月十三日的批示，我們對發展國防尖端技術應采取什么方針進行了研究，認為三五年內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方針應該是抓兩頭：一頭抓科研試制，一頭抓工業基礎?！?/p>

1962 年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國防工辦關于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核武器研制情況的匯報。當講到“兩彈”研制面臨高技術的復雜性和高度綜合性，僅靠一個部門很難完成任務，需要全國各方面配合時，劉少奇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個委員會，以加強這方面的領導，現在就搞，否則就耽誤了！你們提出個方案和名單報中央批準?！?/p>

據此，羅瑞卿于10 月30 日在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報告中，建議成立中共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羅瑞卿的報告說：

最近二機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爭在1964 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實現原子彈爆炸，是全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水平的集中表現，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辦到的?，F在，離預定的日期只有兩年的時間，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報告還說，這個建議在10 月9 日國防工業辦公室向中央常委匯報時，劉少奇同志已原則同意。我們考慮最好由周恩來總理抓總，賀龍、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參加，組成這個委員會。

11 月3 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出了批語：“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事?！?/p>

1962 年11 月17 日，中央正式成立15 人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確定中央專委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具有高度行政權威的權力機關。主要任務是：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核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組織各有關方面大力協同，密切配合；督促檢查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根據研制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及時進行調度。一句話，中央專委最核心的任務即是全面領導原子彈的研制工作（當然后來擴展為核彈、導彈、衛星、核潛艇等所有國防尖端武器研制試驗工作）。

中央專委由國務院總理，同時又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擔任主任；國務院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以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組成。

按照周恩來的意見，中央專委辦公室設在國防工辦，作為中央專委的日常辦事機構，由羅瑞卿兼辦公室主任，趙爾陸、張愛萍、劉杰、鄭漢濤兼任副主任。隨后，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國務院各有關部委和各省區市都要堅決貫徹執行中央專委的決定。這就從頂層設計上完成了最為根本的戰略布局。

以研制“兩彈一星”為軸心的國防工業領導體制

回溯歷史，許多事情值得人們細細思考，猶如啜飲香茗般慢慢體會個中滋味。新中國建立以來，在國防工業領導體制和管理模式上，基本上完全采用了蘇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

1958 年8 月，張愛萍副總參謀長率中國國防科學技術代表團訪問蘇聯，懇請蘇方對中國常規武器發展的十二年規劃提供意見，并在聘請專家、派遣留蘇進修生，供應技術資料及儀器設備方面提供幫助，結果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的。這一事實，更加促使中國下定決心，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常規武器研制力量。

對于這個高屋建瓴的頗具前瞻性的戰略判斷，包括對國防科研“軍團”的建設，尤其是它們產生的巨大的歷史性貢獻，我們的歷史研究往往還缺乏應有的歷史深度。

譬如在導彈研制方面，早在1955年，按照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就創建成立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直接承擔火箭—導彈技術的研制工作。1956 年4月至5 月，周恩來總理兩次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先后聽取錢學森關于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設想和聶榮臻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匯報。當蘇聯提供的首批P-2 近程彈道式導彈和地面設施抵達中國后，以此為基礎，中央軍委決定加速仿制研究（工程代號為1059）；加快導彈研制基地與放射場的建設（這些從管理體制編制上都隸屬于軍隊系統）。

為了保障導彈研制即火箭—航天尖端技術這項新興的國防科研事業能夠順利起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傾注了大量精力。陳云、薄一波、羅瑞卿等組織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北京市大力協作，著力增強五院的技術骨干力量和重點試驗設施的建設；優先保障導彈研制所需的材料、儀器和設備。張愛萍、劉西堯受命專程去與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和中南局溝通；各大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李井泉、陶鑄也分別要求所領導的省市，凡是五院需要辦的事情，要盡最大努力辦好，抓緊落實。他們還經常過問重點問題的解決情況。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和各省市的積極支持，加上全體研制人員的辛勤努力，使得仿制蘇聯中近程導彈的改進設計工作進展順利。

在國防科研院所建設上，筆者把這些國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統稱為：聶榮臻元帥麾下的“國防科研軍團”。不管他們是穿著軍裝，還是“集體轉入工業部門”。國防科委及時總結五院建設的經驗，認為在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都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只有把各方面的技術力量適當調整集中，形成拳頭，組成“國家隊”，使其成為國防科技的“主力兵團”，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充分發揮作用，承擔重大常規武器裝備的攻堅任務。為此，提出了集中力量組建常規武器研究院的設想，并與有關方面進行了商討。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醞釀。1960年10 月，中央軍委責成張愛萍負責邀請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國防科委、空軍、海軍、通信兵部、三機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共同研究籌建研究院的有關問題。隨后，空軍、海軍、通信兵部分別組成了籌備小組，負責建院的籌備工作，并提出了具體的建院方案。

同年12 月，中央軍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關于以三機部、一機部和海軍、空軍、通信兵部的有關研究機構為基礎，組建航空、艦艇、無線電電子學3 個研究院的報告。中共中央迅即批準了這個報告。這3 個研究院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用飛機、艦艇、軍事電子裝備的研制，并解決仿制、引進中的技術問題。

上述3 個研究院當年均隸屬國防部建制，從1962年1 月起，正式列入軍隊編制，番號分別為國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業務工作屬國防科委統一領導。唐延杰、劉華清、孫俊人分別任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王振乾、戴潤生、黃遠分別任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第一任政治委員。

此外，還有一些軍兵種的研究力量，如空軍的雷達技術、指揮引導、航空醫學，海軍的海洋、海軍工程、航海醫學，工程兵的國防工程，以及炮兵、防化、軍醫、后勤裝備、裝甲、鐵道、軍械、輕武器、測繪等共22 個科研單位的業務工作歸屬國防科委指導。此前的1954年，五機部成立了機械科學研究院，負責兵器科研工作。

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國防科研工作，在國防科委統一組織領導下，已擁有38 個單位，約8 萬人的規模，形成了一支尖端和常規武器裝備的研制隊伍，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配套的國防科技體系。

據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記錄所載，周恩來總理前后一共主持召開了40 多次中央專委會議，還有若干次中央專委小會。這些會議記錄上留下了周恩來為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技術研制試驗所付出的心血，也展示了他非凡的膽略與才華。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急遽變化，隨著中央專委各方面工作的展開，特別是相關決策在具體實施中遭遇的瓶頸，“必須象戰爭年代組織大戰役一樣，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敝泄仓醒霙Q定，加強對國防科技工業集中統一領導。為了適應尖端武器工業發展的需要，組建新的國防工業部門，進一步強化了對國防科技工業的組織管理。

正是在那樣一個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央專委的領導下，在原子彈研制體制建設上，著力展開了較為完整的原子能研究及其工業體系的建設。集聚了最優秀的科學家，系統從事核物理、放射化學、反應堆物理及工程，放射性同位素制備、受控熱核反應、粒子加速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蘇聯專家撤走后，僅用一年多時間鈾水冶廠和礦漿吸附鈾水冶廠就建成投產。三年時間就解決了第一顆原子彈裝料所需質量合格和數量足夠的鈾原料，攻克了分離膜難題。建成了具有核爆炸力學、光學、核物理、實驗物理、電子學、放射化學、核爆炸模擬、核理論研究、試驗總體、試驗安全和技術保障等學科完整、配套齊全的核武器研究所。

1 9 6 2年1 2月，為貫徹中央軍委“努力發展電子技術”的方針，加速軍事無線電工業的發展，羅瑞卿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意見，向周恩來、鄧小平提出了關于成立無線電工業部及有關問題的報告。經中共中央批準，把原由三機部管理的無線電工業分出來，于1963年2 月成立四機部。同年9 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兵器工業、造船工業從三機部的管理中分出來，成立五機部、六機部。調整后的三機部主管航空工業；1964 年11月，為了加速火箭—導彈工業的發展，經中共中央批準，以國防科委五院為基礎成立七機部，統一管理導彈的科研、設計、試制、生產和基本建設工作。由此奠定了軍工系統六大部委管理的體制格局。

1964 年9 月，在新的國防工業部門陸續組建成立后，羅瑞卿在國防工業會議上，鄭重地提出了關于加強科研與生產結合的問題。10 月，在與有關方面反復研究后，羅瑞卿根據中央專委討論的意見，就國防工業部門與對口的國防部尖端技術研究院合并的問題，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請示信，在獲得周恩來、鄧小平的同意后，由國防工辦牽頭，于12 月向中共中央呈報了國防工業“部院合并”的具體實施方案。

1965 年2 月，中共中央決定把原由軍隊系統國防科委領導的六、七、十院分別與國務院序列的三、六、四機部合并。8 月，又將解放軍炮兵科學研究院與五機部精密機械科學研究院合并，組成新的五機部精密機械科學研究院。

國防工業部門與國防科研院部院合并后，各國防科研院(所)分別歸屬國防工業各部建制領導，由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國防科技工業領導體制的基本框架。

中央專委使“兩彈一星”從構想變為現實

歷史的經驗值得總結。通過對中央專委在矢志抓好國防尖端武器重大工程這段波瀾跌宕歷史的深入研究，我們深感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專委不僅著眼長遠，更是立足當前；不僅創新科研，更是在保障核心能力建設上下足了功夫；不僅在實施重大科技工程中表現出中國人民的聰穎智慧，更是在舉國體制上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

聶榮臻回憶，發展“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做出后，“1959 年，我們就開始考慮：在完成裝備科學研究方面，薄弱環節究竟在那里？結論是：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和大型設備這幾個方面當時都過不了關，是我們發展尖端技術的主要障礙。因為現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裝備，尤其是導彈、原子彈、高性能飛機，對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沒有各種耐高溫材料、高能燃料、許多性能不同的特種材料、精密合金、半導體材料、稀有金屬元素、人工晶體、超純物質、稀有氣體等新型材料，不僅‘兩彈’本身和許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設備過不了關，而且軍、民兩用的大量電子元器件、精密儀器儀表等研制項目也都過不了關?！甭櫂s臻說，“早在1959年7 月，我就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建議：在原材料方面，我們應當及早擬定發展品種，提高質量，使金屬和非金屬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規劃。否則，單純數量上的增長不僅不能適應國防上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適應工業現代化的需要?！?/p>

就以碩果初顯的原子彈氫彈研制為例，中央專委當時對具體業務界面的分工很明確，原子彈和氫彈由二機部負責，導彈是國防部五院(后來的七機部)負責。中國科學院主要承擔的任務是：理論分析、科學試驗、方案設計、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種特殊的新型材料、元件、儀器、設備等。此后不久，毛澤東對二機部呈送的關于原子彈研制的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甭櫂s臻批示：“三家擰成一股繩，共同完成任務?！?/p>

更讓人難忘的是1964 年1 月15 日，毛澤東于百忙之中對“試生產出濃縮六氟化鈾235 合格產品情況報告”作出批語：“已閱，很好?！边@份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向中央的報告說：“我部生產濃縮六氟化鈾235 的氣體擴散工廠，第五批主機投入運行后已于1964年1 月14 日上午開始取得合格產品。這一產品的生產，為我國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泵珴蓶|、周恩來對此感到萬分欣喜。后來“兩彈一星”的成功，都離不開周恩來和聶榮臻、張愛萍等人的直接領導與現場指揮，離不開全國各部委大力協同的奮斗精神。

歷史是這樣記錄的：1960 年4 月，中國成功發射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10 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 年10 月，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 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 年4 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短短十余年時間，“兩彈一星”從構想變為現實，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中創造的非凡人間奇跡，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p>

回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即十年“文革”中，在那個特殊的環境里，中央專委更是主動應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及時作出積極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采取有力措施排除干擾的同時，促使戰略核武器和航天技術取得新突破：一是提前實現了氫彈試驗成功，并在氫彈武器化方面獲得重要進展；二是戰略導彈技術尤其是“兩彈”結合有了新的發展；三是成功發射首顆人造地球衛星后，又陸續發射成功新的科學實驗衛星、返回式遙感衛星和技術試驗衛星；四是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研制成功，并開展了導彈核潛艇的研制工作。這一系列國防尖端技術上取得的新突破，乃至粉碎“四人幫”后，我國洲際導彈、同步衛星、戰略核潛艇相繼試驗成功，核武器作戰體系基本形成，初步具備了中遠程和洲際核反擊能力，這些大國重器的鑄鍛，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戰略威懾力量。盡管受到了“文革”的嚴重干擾，但這些國防尖端技術的新突破，畢竟是在那個磋跎歲月中完成并實現的。它對中國國防實力的顯著提高、筑就大國地位，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史詩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