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是經濟下行的受害者嗎?

楊慧敏 尹海濤

摘 要： 文章研究了在外生經濟下行沖擊下環境保護是否會被忽視的問題。首先構建理論模型，說明經濟下行對環境保護的內在影響機制，并使用2005—2010年中國工業企業平衡面板數據，通過雙重差分法識別了2008年經濟危機對中國工業企業生產活動的影響，發現與理論假說相一致的結果：與危機前相比，污染企業的總產出在經濟危機期間相比非污染企業會增長更快，而且這種現象在出口依賴度較高和污染行業占比較高的地區更可能發生。

關鍵詞： 經濟下行;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 X 196

文獻標志碼： A

Is the Environment a Victim to Economic Downturns？

YANG Huimin YIN Haitao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uld be less valued in time of an exogenous economic downturn. We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conomic downturn could aff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ind supporting empirical results in an analysi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We find that polluting firms tend to produce more compared with nonpolluting firms in economic crisis， with the pre-crisis period as a baseline. We further find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places with higher export dependence and larger size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downtur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關于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關系的研究，國內外文獻多以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為基礎，該假說的主要觀點是：長期來看，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環境的清潔程度將得到改善。然而，鮮有文獻從短期視角研究過這一權衡關系，即，污染行業是否會在經濟下行時期發展得更快。研究該問題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因為當經濟復蘇時，在經濟下行時對污染行業的投資在短期內不會馬上撤出，相反，這些投資可能會促進污染行業的發展，進而對環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

有跡象表明，短期內環境保護的目標或許會讓位于經濟增長。近年來，中國的GDP增速已經從2007年的14.2%回落至2018年的6.6%，創28年新低。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的環境政策似乎顯現出邊際放松的跡象。國家生態環境部（原環保部）近期發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提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2+26”城市PM2.5平均濃度要同比下降3%以上，重污染天數要同比下降3%以上，而這一減排目標在17年的行動方案文件中均為15%。此外，此次方案對于鋼鐵、建材、水泥等重污染行業，取消了去年統一的限產比例和停工要求，轉變為“要求實行差別化錯峰生產，嚴禁采取‘一刀切方式”。

國內外文獻對經濟下行和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最早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美國1981—1982年經濟衰退期間，總顆粒懸浮物濃度的降低對嬰兒死亡率有顯著降低的作用，但作者只是假設經濟衰退期污染會因為生產的縮減而減少，并沒有提供嚴謹的實證依據。在探究宏觀經濟沖擊的微觀影響時，有學者利用失業率這一變量來衡量經濟下行，發現地方失業率上升將顯著降低該地居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進而使其減少對該地環保政策的支持力度?？偨Y來看，現有文獻多把經濟下行作為研究背景，探討對環境的影響，缺乏經濟下行對環境污染影響的直接研究。

此項研究，也豐富了有關短期經濟波動影響的文獻。海外學者已經從許多重要的角度研究了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研究包括出口，自殺，創新投資等。國內學者也研究了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裴平等發現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與中國外貿聯系緊密的國家由于經濟惡化會對中國出口貿易造成負面影響，梁琪和余峰燕指出，金融危機會對企業資本投資造成沖擊，但國有股權將減少這種負面影響。目前文獻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已有較多探討，但鮮有文獻研究了經濟下行對環境的影響，因此文章通過研究經濟下行下污染企業生產行為的變化，豐富了該領域的文獻。這種短期企業行為的改變可能會對環境造成長期影響，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往往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粘性”。

除了政策意義外，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在理論上也有重要價值。目前國內外尚未有文獻研究過經濟下行對環境保護的潛在影響。文章拓展了Copeland and Taylor的模型，以解釋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時環境會惡化的原因，并討論了這種現象在何種情形下更有可能出現。文章使用2005—2010年企業層面的平衡面板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將2008年經濟危機視為外生沖擊，發現與非污染企業相比，污染企業的產出在危機時期增長速度更快，且這一現象在出口依賴度高和污染產業占比高的地區更為顯著。從方法上看，文章使用了企業層面平衡面板數據和雙重差分模型，克服了現有EKC文獻在方法上的缺陷。

論文按如下結構展開，第二部分構建理論模型，說明外生沖擊對環境的影響機制并提出假說，第三部分介紹研究設計和描述性統計，第四部分為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最后部分總結全文。

1 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以Copeland and Taylor[10]的模型為基礎，考慮一個經濟實體，其生產函數包括兩類要素——資本k和清潔環境e，外部沖擊r發生后將會影響資本k的供給。假設該經濟實體的生產遵循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形式：

Y=（rk）α1 eα2 （00，α2>0）（1）

在等式（1）中，r越小代表著沖擊越大，Y是生產帶來的總收入?，F在考慮一個社會計劃者僅進行兩類產品的消費--收入和清潔環境，假設他的效用函數同樣遵循Cobb-Douglas函數形式：

U=U（Y，e）=Yβ1（b-e）β2 （0

其中，b代表環境稟賦，結合（1）式和（2）式，可以計算出r對e的影響為：

er=-UrUe=-α1 β1re（b-e）（b-e） α2 β1-eβ2（3）

在（3）式中，e/r的符號方向取決于α2 β1β2-eb-e的符號方向，如果滿足下列條件之一，這一符號更可能是負的：（i） α2 β1β2足夠大，表示社會計劃者對于經濟增長的偏好高于對于清潔環境的偏好;（ii） b足夠大，表示環境稟賦儲備充足。

注意到，社會計劃者從e獲得的邊際效用可以寫成下列形式：

MUe=Ue=（rk）α1 β1 eα2 β1（b-e）β2α2 β1β2-eb-e（4）

從（4）式中可以看到，當e的邊際效用為正時，即當使用e以產生Y的邊際正效用大于減少環境稟賦所帶來的邊際負效用時，e/r符號為負。這一假設在中國有很強的合理性，因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通常將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作為各項工作的首位。國內已有文獻對該現象進行了詳盡研究，周黎安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有很強的激勵去促進經濟增長，因為其晉升與政績掛鉤;楊海生等則發現，中國地方環境政策主要關注在爭取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上，而非以解決環境問題為目的。鑒于此，認為等式（3）的符號為負，從而得出以下假說：

假說1. 給定b，U（Y，e）和社會規劃者的偏好，e/r<0成立。即，經濟沖擊越嚴重，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天平會更傾向于經濟增長，更多的清潔環境將被消耗以換取經濟的增長。

此外，文章想了解e/r的大小如何隨其他變量變化，即，哪些地方更可能發生環境保護讓位于經濟增長的現象?？紤]到b用于衡量環境稟賦，推導出下述等式并得到假說2：

2erb=α1β1β2r（b-e）2[α2β1e-β2b-e]2>0（5）

假說2.? 給定U（Y，e）和社會規劃者的偏好，2 e/（rb）>0成立。即，污染行業較多的地區，更有以清潔環境為代價以追求經濟增長的動機。

2 研究設計與描述性統計

2.1 研究背景

2008年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由2007年初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危機引發，并在2008年迅速發酵為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一事件與上文理論模型構建是一致的，即，外生的經濟沖擊造成中國資本供給的減少。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開始出現斷崖式下跌（見圖1），因此，2008年被視為中國經濟下行的起點，同年11月國家出臺“四萬億”刺激政策，經濟形勢有所好轉，整體經濟在2009年第二季度出現反彈。

2.2 樣本介紹及數據來源

為分析經濟衰退對企業生產活動的影響，文章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中獲取企業層面數據，該數據庫是國內目前最全面的企業級數據集，已被Brandt et al.，Yu等國內外學者廣泛使用。構建一個從2005—2010年公司層面平衡的面板數據集，包括經濟下行開始的前三年（2005—2007）和后三年（2008—2010），并參考聶輝華等的方法對數據進行了清洗。

利用雙重差分的方法來驗證前文兩個理論假說是否成立，即：（i）在經濟下行期間，是否會出現環境保護讓位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以及這種現象是否更可能發生在受沖擊影響較大的地區;（ii）這種現象是否更可能發生在污染產業較多的地區。對于假說（i），根據Amiti and Weinstein的研究，構造出口依賴度指標來衡量某地所受經濟沖擊的嚴重程度，若某地出口依賴度越高，則該省受到經濟下行沖擊越大。對于假說（ii），構造污染密集度這一指標，該指標的計算基于中國2004年的經濟普查數據，若某地污染密集度越高，則認為該地污染產業占比越高。指標構建見表1說明。根據國家生態環境部（原環保部）2010年發布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對污染行業進行了界定，將煤炭、鋼鐵等16類行業歸于污染行業。

2.3 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估計經濟危機沖擊對企業生產活動的影響，基礎模型構造如下：

Yit=α0+β1Postt*Treati+δ′Zit+ui+λt+εit（6）

其中，因變量Yit為企業i在t年的工業總產出的自然對數;Postt是一個虛擬變量，在t為2008—2010等于1，否則為0;Treati也是一個虛擬變量，如果企業i屬于16類重污染行業之一，則等于1，否則為0;Zit代表一個包括一系列控制變量的向量，涵蓋企業i在t年的若干財務及運營指標。此外，回歸分析中控制了企業層面固定效應和時間層面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交互項的估計系數β1衡量了以沖擊前的情況為基準，污染企業的生產在經濟危機時期增長是否會快于非污染企業。

為了驗證假說1，在（6）式的基礎上進行下式的回歸：

Yitp=α0+β1Postt*Treati*Exportp+β2Postt*Treati+β3 Treati*Exportp+β4Postt*Exportp+δ′ Zitp+ui+λt+γp+εitp（7）

（7）和（6）的明顯差異在于（7）式加入了Exportp，它代表p省的出口依賴度，因此估計系數β1在（7）式中衡量經濟沖擊的環境影響在出口依賴度不同的地區是否不同。直覺上，認為出口依賴度高的地區受到的沖擊影響較大，因為2008年的經濟危機沖擊導致中國外需下降顯著。

相似的，為了驗證假說2，在（6）式基礎上進行下式的回歸：

Yitc=α0+β1Postt*Treati*Intensityc+β2Postt*Treati+β3 Treati*Intensityc+β4Postt*Intensityc+δ′Zitc+ui+λt+θc+εitc（8）

其中，定義變量Intensityc為c市的污染密集度，利用2004年市級層面污染企業銷售額與該市總銷售額比值來測算。在（8）式中，估計系數β1代表經濟沖擊的環境影響在污染產業占比不同的地區是否不同。

表1對實證分析所涉及的所有變量進行了說明，表2為變量描述性統計。

3 實證檢驗結果

3.1 平行趨勢檢驗

在進行（6）—（8）式DID回歸分析前，首先對實驗組和控制組進行平行趨勢檢驗，檢驗模型（9）是（6）式的擴展形式，可以寫成：

Yit=α0+∑3k=-2βk Di，t+k+δ′Zit+ui+λt+εit （k≠0）（9）

其中，Di，t+k是一個虛擬變量，如果企業i屬于16類重污染行業之一，且對應年份為t+k年，則取值為1，否則為0，因此Di，t+k本質上是一個時間虛擬變量和行業虛擬變量的相乘項。選取2007年為基準年，即t=2007，估計系數β-2，β-1，β1，β2，β3分別代表在對應年份中，污染企業和非污染企業在生產上相對于基準年份是否有顯著差別。圖2是平行趨勢檢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相對于基準年，2005和2006年間實驗組和控制組在產出上沒有顯著差別，而在危機發生的2008年至2010年期間，污染企業相對于非污染企業其產出增長得更快，因此認為實驗組和控制組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可以進行（6）至（8）式的實證分析。

3.2 主要實證結果

對上述模型（6）—（8）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1—3列分別對應模型（6）—（8）的回歸結果。第一列中，交互項Post*Treat的估計系數為0. 027，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這一結果表示相比經濟沖擊之前，污染企業受到沖擊之后，與非污染企業相比，產出的增長更快。第二列中，三項交互項Post*Treat*Export的估計系數為0. 061，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表明犧牲環境以換取經濟增長這一現象更可能在出口依賴度較高的地區發生，驗證了假說1成立。第三列中，三項交互項Post*Treat*Intensity的估計系數為0. 028，在統計水平上不顯著但是符號為正，考慮到經濟危機時期污染地區相比非污染地區受到更嚴格的“十一五”規劃減排約束，從而造成回歸結果低估，該發現仍可以為假說2提供一定實證證據。

3.3 短期影響還是長期影響

從圖1可以看出，2008年經濟危機是個短暫的周期，2009年之后，在政府強有力的反周期政策干預下，中國經濟出現復蘇。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以放松環保管控換取經濟發展這一現象，是否僅會在2008年顯現，還是會有所持續。本部分通過改變樣本時間跨度和觀察經濟危機后污染企業每年的產出變化，來探討這一問題。主要結果如表4所示。

表4中1—2列對應模型（6）不同時間跨度下的回歸結果，第一列使用的時間跨度為2005—2008年，交互項Post*Treat的估計系數為0. 016，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說明單獨選取2008年作為事件發生年來看，污染企業的產出相比前期出現了顯著提升，即，在經濟下滑中，地方政府在短期內會馬上做出反應，放松環保的要求，造成松綁之后污染企業與非污染企業相比，產出實現了較快增長。第二列使用的時間跨度為2005—2009年，交互項Post* Treat的估計系數為0. 028，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注意到該值大小相比第一列交互項系數有所提升，說明污染企業產出的增加具有一定持續性。更重要的是第三列結果，該列在模型（6）的基礎上改進，分別看2008，2009和2010年相對于經濟危機前污染企業產出情況，08Dummy，09Dummy，10Dummy分別在對應年份取1，否則為0?；貧w結果顯示，08Dummy*Treat的估計系數為0. 017，在1%水平上正向顯著，說明在經濟危機發生后，污染企業產出相較非污染企業有顯著提升。交互項09Dummy*Treat估計值為0. 037，在1%水平上顯著，且數值大于2008年交互項估計值，說明2009年污染企業的產出規模繼續擴大。檢驗09Dummy*Treat與08Dummy*Treat的系數之差，發現前者數值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大于后者，說明雖然2009年中國經濟出現復蘇，但是污染企業與非污染企業相比，其發展勢頭比2008年時更猛。交互項10Dummy*Treat估計值為0. 028，檢驗10Dummy*Treat 與09Dummy*Treat的系數之差，發現兩者在統計學意義上沒有差別，這說明污染企業與非污染企業相比，其強勢發展勢頭在2010年開始平穩下來。結合2010年中國GDP增速結束了下跌趨勢的事實，這一回歸結果說明污染企業在經濟下行時期產出增加顯著，同時污染企業在經濟危機中增速抬頭的現象，并不會馬上消失，而是存在一定的慣性，這可能是由于政策調整的滯后引起的。實證結果同時也表明，在經濟增長穩定之后，污染企業增速會重新受到控制。

4 結論

文章研究了經濟下行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問題，首先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來解釋外生經濟沖擊對環境的影響機制，基于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與經濟沖擊前相比，污染企業的產出增加在經濟危機期間顯著快于非污染企業，說明在經濟下行背景下，確實會有環保讓位于增長的情況存在，而且這種現象在出口依賴度較高或污染產業比例較高的地區更易發生，與理論模型得出的推論相吻合。

在經濟下行期間污染企業的產出增加較快，表明環境法規的執行力度減弱，而且因為政策調整滯后，同時也因為經濟危機期間形成的污染行業的產能并不會在危機結束后馬上退出，這一短期變化可能會對環境保護造成長期負面影響?？紤]到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環境保護形勢嚴峻，兩者矛盾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該研究成果有重要的政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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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03

作者簡介：楊慧敏（1995—），女，湖北荊門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學，E-mail：huimin_yang@sjtu.edu.cn;尹海濤，男，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E-mail：htyin@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