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傳統鄉村轉型之路*——《西溝：一個晉東南典型鄉村的革命、生產及歷史記憶(1943-1983)》述評

李昕升 朱艷梅

《西溝：一個晉東南典型鄉村的革命、生產及歷史記憶(1943—1983)》（以下簡稱“《西溝》”或“本書”）是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教授所著，歷經十余年，2019年作為商務印書館《田野·社會叢書》出版成書，常利兵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近現代中國農村社會史。而本書對一個具有革命歷史意義的紅色樣板村——西溝的研究，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時期一些政策的實施落實到地方，與當地本身的情況產生碰撞，地方發展與國家政策逐漸融為一體并且“求同存異”的過程，有了一個具體的認識，使我們了解西溝是如何在大環境中依靠自身努力和政策扶持，讓“紅旗不倒”，意義永存。

一、本書的主要內容

《西溝》分為三個板塊，從革命、生產、歷史記憶三個維度來講述集體化時代的中國鄉村——西溝所經歷的歷史故事。本書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是導論，作者采擷國內外學者對集體化時代的中國鄉村的相關研究。國外學者研究1943-1983年中國鄉村的成果頗豐，一般以具體的歷史事件為節點，針對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階段對中國鄉村進行了具體研究，且不同的學者對同一事件也有著不同的研究成果與看法；國外研究集體化時代的中國鄉村，主要是從自上而下的視角去嘗試講述1943—1983年中國鄉村的歷史。再反觀國內學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從整體、微觀層面來復原和了解國家政策實施后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微觀層面，通過研究某個鄉村在大背景下的國家政策的實施與落實的具體情況，來了解政策、具體的歷史事件對鄉村產生的影響以及該村的發展面貌與全國鄉村有何不同之處。本書正是從這樣一個微觀的視角出發，以革命、生產、歷史記憶的視角，從社會史觀出發來了解西溝在這40年的成長軌跡和發展脈絡，了解西溝的變革怎樣與整個國家的命運關聯在一起。

第二章至第三章介紹了西溝革命發生的背景，介紹了主要英雄人物李順達和他帶領西溝農民走向革命的過程。西溝，主要指“老西溝”，即李順達居住的地方；另是指1953年后以沙地棧、池底、南賽為主的三個行政村聯合組成的西溝鄉。西溝是外地流民移居的圣地，李順達及其家人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流亡到西溝的，最初流動在土客之間仰賴地租和土地買賣關系的形式生存下來。西溝由此成為外來流民和本地土著發生矛盾的場所，外地流民和當地農民一起成為地主剝削的對象。從地租、高利貸和捐稅的剝削情況也能看出，本地地主與本地農民、外地流民之間存在的不平等、剝削和被剝削的緊張關系。這種極度失衡的農民與地主的關系，成為農民、特別是外來流民鋌而走險，希冀不再受地主壓迫的一個導火索。而西溝人民頑強努力的個性，也使西溝發展沖破環境的桎梏，成為集體化時代中國鄉村的紅色樣板村。由于生態環境、地主與農民關系、生計所迫、農民心態等因素，導致西溝農民首先舉起革命的旗幟，跟著共產黨鬧革命，進行土地改革。再到減租減息中，李順達帶領西溝農民響應我黨號召，對抗地主階層?？谷諔馉幰詠?，李順達帶領西溝農民成立農民抗日組織，民兵自衛隊也應運而生。土地改革中，西溝農民響應我黨號召，積極參與其中，使得貧困戶數量減少，中農上升，農村的土地問題也基本得到解決。李順達也在這一過程中建立了威信，為此后帶領西溝農民進行生產、成為全國模范鄉村奠定了基礎?！稗r民往往是實際主義者。從他們的生活環境出發，思考自己周圍世界的變化，進而才能決定是否行動起來”［1］(P133)。減租減息、土地改革使絕大多數農民受益，這也為西溝的革命與生產打下了基礎。

第四章到第五章，講述了西溝在李順達的帶領下走向生產，成為全國生產樣板村的過程。1943年李順達互助組的建立，響應了抗戰時期“組織自救，生產起來”的口號，由民兵自衛隊隊長李順達擔任互助組組長。當時天災人禍并發，互助組的建立使西溝農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保障?；ブM采取工票制度，努力做到按勞分配，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同時勞武結合，既生產又抗戰，發展副業。再到1944年李順達參加群英會，除了邊區政府對西溝的李順達互助組及時表彰與嘉獎外，李順達本人也在幾次群英會中多次被評為先進典型，從而把李順達互助組的發展推向高潮，表明群英會不僅具有激勵作用，還有對鄉村基層的構建作用。在邊區政府和媒體的多方宣傳下，李順達互助組和李順達本人成為模范，為此后在農業合作社中西溝人一心一意跟黨走奠定了基礎，為李順達成為西溝鄉村建設的中心人物、話語權掌握者鋪墊了背景。之后，李順達互助組響應我黨發展農業生產的口號，向全國互助組發出愛國豐產競賽的倡議，并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西溝的革命與生產在革命話語和政治需要下，與中國的大歷史緊密結合，它的革命與生產被賦予了更多意義，西溝已經成為中國鄉村的典范和領頭羊。到1951年，創辦西溝農林牧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從女性不勞動到申紀蘭帶領婦女舉起男女同工同酬的旗幟，再到西溝的集體化，實行按勞分配原則，表明西溝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使西溝農民物質生活得到改善。但合作社的發展也并不是一帆風順，部分農民利益受損，前文也提過農民是實際主義者，只有真正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農民利益趨于一致，合作社才能發展。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貶低合作社，西溝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的集體化，合作社確實在該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西溝的發展，是西溝成為中國鄉村模范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大躍進”時期，浮夸風盛行。西溝在應對國家響應時，作為先進模范單位，是必須要帶頭執行的，但指標相應沒有太夸張，使西溝在全國大躍進和浮夸虛報減產減收的大背景下，生產沒有出現混亂。但1958年成立的西溝金星人民公社卻給西溝人民的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農民深受其害。而李順達作為西溝的領袖人物，無法協調兩者的矛盾，加上三年旱災，天災人禍并發，西溝雪上加霜。之后，在李順達的領導下，西溝公社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四定、三包、一獎懲”的責任制度。作者由此也指出：“即使西溝也曾隨波逐流，但是基本上沒有放棄他曾一以貫之的建設山區搞生產的主題”［1］(P268)?！八那濉边\動中，西溝并沒有受到明顯的影響，在李順達的帶領下，西溝農民依舊堅持生產，不盲目擴大化；在“清資產階級”運動中，西溝穩定了陣腳，沒有盲目清掃“異黨”，把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勞動生產中。李順達在運動中沒有盲目跟風，而是結合實際，這恰恰說明，李順達對西溝人民來說是定海神針一樣的存在。對于西溝農民，他們對國家的概念并不清晰，但對帶領他們革命、生產的勞模人物——李順達卻有著清醒的認識，李順達自身切合實際的品質，帶領西溝人在大的歷史環境下不至于迷失自我，始終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另一方面，即使西溝在大背景中沒有受到明顯波及，但是對崔福興、張根秀、張進考、馬樓澤等人的錯誤批斗，也反映了大事件中一些小人物的命運沉浮。再從西溝學大寨出發，從“文化大革命”前期李順達帶領西溝農民“學大寨”的生產方式，掀起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高潮，這一片較好的聲浪和宣傳，卻在“文化大革命”后變了味，李順達被無辜卷入派系斗爭，“學大寨”變成“反大寨”，黑白顛倒，這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冤假錯案在西溝、在英雄人物身上的顯現。勞模人物變成眾矢之的，道出“文化大革命”對構建中的中國鄉村的打擊。

第六章是通過對西溝展覽館的各方面描述和其所具有的現實意義來講述西溝的歷史記憶。作者首先通過柯文（Paul A.Cohen）在義和團研究所使用的“歷史三調”，即事件、經歷、神話，以及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對國王路易十四的公眾形象的“制造”方面入手，以現實眼光看待歷史事件，從國家建設需要呈現的模范鄉村的形象出發，西溝展覽館被“制造”出來的形象是怎么樣的？首先，對西溝展覽館的外在結構和陳列物件進行描述。作者指出，西溝展覽館所“制造”的歷史是具有明顯政治和宣傳色彩的社會主義神話，而它的政治意義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模范帶頭作用。西溝是紅色樣板村，李順達是最早一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勞模人物，西溝在歷史沉浮中緊跟國家發展的動態和政策，其革命、生產成為時代象征和精神產物。西溝展覽館在當前社會發展進程中所具備的政治文化意義，是可以堅定我們擁護黨的決心的表現，是宣傳黨是帶領人民走向富強的媒介，是可以讓我們記住這段歷史、了解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所經歷的艱難險阻和中國人民百折不撓的決心和毅力的方式，也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國家與鄉村、國家與農民在歷史中的互動關系。而西溝展覽館就是這樣的存在，它連接了歷史與現實，既能讓我們清楚的看到西溝歷史，也能讓我們從中學到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力量，提升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知。

二、評價

作者用社會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方法，通過革命、生產、歷史記憶三個角度來了解在1943-1983年的中國模范鄉村——西溝在集體化時代，歷經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從李順達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再到西溝金星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受沖擊、后獲平反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以勞模人物李順達為中心，通過自下而上的視角來講述西溝在李順達的帶領下怎樣成為中國的模范鄉村。

首先，研究視角比較新穎。作者研究西溝的微觀發展不僅僅代表一個鄉村，更大程度上也與國家掛鉤，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從革命、生產方面是按時間順序來講述的；從歷史記憶方面則是以現實角度來描寫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作為國家示范性鄉村，西溝的發展面貌更大程度上是與國家期望相結合的。西溝反映的不僅僅是革命、生產留下的印記，更多的是作為與我黨政策緊密結合的示范鄉村典型，它所代表的是黨的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和帶領人民建設、發展新中國的決心和寫照。從微觀角度，西溝個例表現了集體化時代鄉村建設中示范鄉村的發展脈絡、當地特色與國家政策的結合顯現出的面貌，反映了集體化時代國家期望下的理想鄉村，了解其發展走勢和理想與現實又有哪些相駁之處。且西溝集體化對于中國很多鄉村而言是更重要的，西溝農民由于歷史因素和勞模人物帶頭作用，對中國鄉村在集體化過程中來說是模范、典型；但大多數中國鄉村是缺少這些歷史合力的，那么西溝是否能夠完全反映在國家強制集體化時代中國鄉村的面貌呢？還是更大程度上反映國家期望下中國鄉村應有的面貌？這或許是西溝成為紅色樣板村，受到多次鼓勵和嘉獎的原因所在。與一般研究從社會史觀角度描寫鄉村的視角不同，西溝不是一般的鄉村面貌，而是特殊化、典型化的，很大程度與國家聯系在一起，尤其“歷史記憶”一部分反映西溝展望館的政治認同，從展覽館的展物、實例、調查等反映當下的歷史，更多的是反映現實需要，歷史與現實交相輝映，既展示了歷史呈現需要根據國家發展有取舍地進行，也反映了歷史記憶能為現實發展做出貢獻之意義。而西溝的發展作為國家期望的典型，但卻不是集體化時代一般鄉村發展的典型，這既是描述西溝的優勢所在，也是不足之處。

其次，作者深入西溝當地，通過田野調查獲取了充足的口述史料。與當時經歷過西溝的革命、生產的農民，如李順達的妹妹和鄰居、居住在老西溝的農民、居住在西溝各村的農民等進行深入交談，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真相，將西溝革命、生產的面貌更加真實地呈現出來。從柯文的“歷史三調”中的“經歷”來反映“事件”，再通過西溝展覽館描繪“神話”，從當時經歷革命的踐行者的角度，補充史料記載中忽略的部分，從農村社會的角度來講述西溝革命、生產中發生的種種事件，使本書的材料更加真實，可信度高，更直接從社會史的微觀視角了解西溝、了解西溝農民、了解西溝精神。

最后，作者描述的西溝精神也是值得深究的。西溝展覽館既是歷史的展現，也是現實賦予的局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從西溝的革命、生產的講述，再到現代人眼中直接反映西溝精神的西溝展覽館，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能更好地讓時人了解歷史。但也有無法避免的問題，人們對展覽館的認識也因為政治因素逐漸流于形式，為了政治認同而了解西溝?？刹坏貌怀姓J，歷史需要這些場所——西溝展覽館，國家需要這些神話——西溝精神，讓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經驗教訓，更好地認識黨，認識歷史，然后以史為鑒，學習西溝農民的奮斗精神。

西溝在1943—1983年所表現出的面貌，與中國絕大多數鄉村是不一樣的，在強制政策下堅持實事求是、在“模范”“典型”中發揮積極正面的形象，沒有在歷史中迷失自我，才使西溝在國家建設中始終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賡續其“西溝精神”，這也是研究西溝的意義所在。

三、意義

作者對西溝的解讀置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有崇高意義的。西溝的發展依托革命，作為實現鄉村轉型的中介，是以革命作為實現社會主義進入鄉村的路徑。傳統鄉村在歷史時期實現鄉村現代化轉型的路程是艱難的，革命成為當時鄉村轉型的路徑選擇。我黨的支持、時局的必然，成就了西溝實現鄉村現代化轉型的革命道路，使西溝成為社會主義進入鄉村的標識與典型代表。

作者在西溝這一個案分析中，從革命視角解讀了其轉型的方式、路徑。華北地區是革命重地，晉東南的鄉村大多都是將革命作為完成鄉村轉型的橋梁。這為研究近代中國鄉村有了一個全面的視角和解讀，畢竟鄉村轉型的方式選擇對于不同地域的鄉村并不是全都奏效，革命在近代社會成為助力。作為一部介紹由革命帶領鄉村走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鄉村——《西溝》，本書的立意絕不僅是向讀者介紹西溝在集體化時代的鄉村面貌，它能傳達出的社會意義，是基于中國鄉村在社會轉型時期，如何實現道路選擇的突破，這對研究所有中國鄉村的發展、現代研究鄉村轉型，是有建設意義的。近代中國遭遇的軍閥割據、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事件成為鄉村轉型的力量，在時局的影響和“農村包圍城市”的現實情況導引下，農村成為革命重鎮，我黨資源也逐漸向農村傾斜，鄉村在這種局面下開始了向現代轉型的步伐，也使社會主義進入鄉村，多數人對社會主義有了深刻認知。

以歷史眼光看中國鄉村轉型，似乎有許多突破口。但中國鄉村從古代到近代至現代，所經歷的歷史變遷、政治改革、社會發展，在每個階段所體現的面貌都各不相同。大多數鄉村依托經濟發展、農工商業、政府政策，但所能發揮的效益卻是有限。而革命一途，雖是時局所迫，也是歷史必然，更是國家、百姓的眾望所歸這些合力因素集體的作用，是傳統鄉村轉型的不可抗拒因素。但正是這些因素，使革命成為挽救鄉村的堅實力量，使社會主義能夠深入鄉村并得以普及。革命終究成為中國鄉村突破瓶頸，完成現代化轉型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