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語境中的“詩歌地理”

摘要：當代語境中的“詩歌地理”自誕生之日起，就受到詩壇的關注，并在之后十余年的時間里以不同形式呈現?！霸姼璧乩怼笔强疾煸姼杼貏e是中國當代詩歌的新角度，既與相關理論啟示有關，同時也是觀念和研究轉變的結果。命名與批評意義上的“詩歌地理”就現狀而言，還存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細化與提升，這需要研究者對其具體理論建構進行深入的思考，并在落實相關問題時豐富其研究視野、拓展研究之可能。

關鍵詞：當代語境;詩歌地理;理論建構

就一般情況而言，當代詩歌批評要以發現新話題、命名新事物來維持自身的活力、完成相應的使命，進而為日后的詩歌史研究提供一份具有時代性的文獻資料。是以，當新的命名或命題產生之后，如何從學理上落實往往并不是批評本身所關心的，或者說很難在批評的領域中解決。以這里所言的“詩歌地理”為例：自2005年通過一個偶然的契機誕生，十余年間雖不時有研究者提及，且在以各類區域為“界限”或“標準”的多種選本，和各種詩歌刊物（包括民刊）陸續推出的“某某地區詩歌專輯”“某某地區詩人小輯”“某某地區詩歌高地”中此起彼伏。但究其實質來看，仍處于就現象談現象的階段，并未得到深入、系統的闡述，呈現理論建構的態勢。不僅如此，“詩歌地理”時?！霸靥げ健?、反復出現，已使其日益局限在狹窄的視野之中。有鑒于此，本文擬采用一種學案式的讀法，通過梳理“詩歌地理”及其相關話題的發展史，總結經驗、反思過往，進而在豐富這一話題認知的同時，促進其深化與發展。

一

當時為責任編輯的詩人安琪在《詩歌月刊》（下半月刊）在2006年8月推出“詩歌地理特大號”時，她肯定沒有想到這期刊物會在日后成為“詩歌地理”話題的重要發端：經過3個月的策劃與網絡征稿，安琪等從“下半月論壇”的跟帖投稿中選出近200首以地域為題材的詩設立“詩歌地理”專欄。隨著編輯工作的展開，安琪逐漸意識到“如果沒有相關理論支撐的話，本期地理號就是為地理而地理，為詩而詩了”，于是她又臨時特約趙思運、北塔、林童、楊四平和張立群，分別撰寫關于“詩歌地理”的評論文章，另辟“詩歌地理五人談”專欄[1]。這樣，本期出刊時創作與理論并存。與之相應地，是中國詩歌學會于同一年主辦以“詩與人”為共同理論主題的“2006中國詩歌學術論壇”，此次論壇設定自2006年9月開始相繼在長春、蘭州、成都舉辦關于東北、西北、西南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其內容由于舉辦地的地域性以及對人的社會性、文化性、審美理性、心理結構等方面的關注，而必然涉及詩歌與地理的命題，因此可作為“詩歌地理”話題誕生的另一背景資源[2]。

出于對上述兩次詩歌活動的“回應”以及對以往相關經驗的“總結”，筆者于2006年年底除了撰寫《論“詩歌地理學”及其可能的理論建構》一文外，還曾邀約東北詩人?？撕桶茬饕栽L談的形式進行了“關于‘詩歌與地理”的“詩對話”（后發表于筆者兼任責編的《中國詩人》，2007年第1期）。其中，前者在2007年第1期《星星詩刊》（下半月刊·理論版）刊出后，曾引起南方某位學者的“共鳴”，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的課題并期待有機會合作、共同完成。然而，許多年過去了，提出所謂“構想”的我卻遲遲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學術進路。盡管在2015年2月，在主客觀多方原因的促動下，我曾匆促之間編輯了一本《新詩地理學》專著（遼寧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然而回想起來，《新詩地理學》雖標題新穎、頗富新意，但實際上卻是一次煞有介事的行為：將以往寫的有關詩歌與地理的文章輯錄在一起分為“五編和附論”以至于拼湊痕跡明顯;仍然處于就現象談現象而缺乏理論化的思考，都使其僅停留在“量”的增長階段，而在十年之后，我在思索再三之后仍將《論“詩歌地理學”及其可能的理論建構》一文作為該書的“代序”，似乎也可以從側面反映我在“詩歌地理”研究上仍處于踟躕不前的狀態。

如果說上述自我經歷是受限于個體思維方式和學術積累的結果，那么，“詩歌地理”作為一個全新的話題，在當時還是很快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發表于2008年第6期《文藝爭鳴》上的《經驗轉移·詩歌地理·底層問題——觀察當前詩歌的三個角度》文章中，張清華就將“詩歌中的文化地理”作為觀察當前詩歌的一個重要角度。2009年秋，張清華完成了《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初稿的編校工作后，將該書的“序言”稍加修改后以“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從文化地理視角的考察”為題發表于《文藝研究》2010年第10期上。此后數年間，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列舉梁笑梅的《臺港澳及海外華文詩歌的地理學關系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和《當代詩歌有效傳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優勢效應》（《暨南學報》，2015年第3期），兩篇文章分別以空間拓展和傳播的角度為“詩歌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和角度。較有代表性的編輯實踐則主要包括王桂林、趙遁主編的《中國詩歌地理·東營卷》（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張清華主編《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上下卷，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李永才、陶春、易杉主編的《四川詩歌地理》（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鐘世華主編的《廣西詩歌地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北魏主編的《新時期中國詩歌地理·安徽卷》（分北卷、南卷，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2017年1月14日至16日，由《文藝爭鳴》雜志社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的“當代詩歌的文化地理與地方美學”研討會在長春召開。張清華和著名詩人歐陽江河、西川、安琪以及二十余名專家學者參與了此次研討會。會后，《文藝爭鳴》于2017年第9期刊發“新詩地理研究專輯”，刊發了歐陽江河的《詩歌地理的邏輯、結構與線索》、西川的《全球化視野中的“詩歌地理”問題》、張清華的《為何要談論當代詩歌的民間文化地理——關于〈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所引發的話題》、何言宏的《當代中國民間詩刊的文學文化意義》、何平的《重建詩江湖》、張定浩的《〈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讀后》、傅元峰的《新詩地理學：一種詩學啟示》共7篇文章，以及張濤撰寫的《詩歌文化地理與當代詩歌線性歷史的終結——“當代詩歌的文化地理與地方美學”研討會綜述》，此后還有羅小鳳的文章《“詩歌地理”作為一種傳播方式——論新媒體時代的詩歌地理》在《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上刊載。此次會議及其成果拓展了“詩歌地理”研究的視野，深化了一些具體問題，可視為多年“詩歌地理”研究上的一次集中展示。

但在更多情況下，研究意義上的“詩歌地理”仍處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狀態：或是為了介紹一個地區詩歌選本的特色，或是評述一個地區詩歌發展的規模與實績，許多評述性文字只是借助了“詩歌地理”的概念，將其局限于孤立的、狹窄的視域之中，進而簡化理解了“詩歌地理”的豐富性、結構性和立體感。是以，在回顧歷史之余，我們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結論：“詩歌地理”作為一個全新的稱謂從誕生之日起至今已有15年的歷史;它已受到詩歌研究界的關注并初步形成了“詩歌地理學”和“新詩地理學”的理論構想。但其存在的問題是至今尚未出現一本較為完備的文獻資料整理和一部系統化、整體化的理論著述。因此，“詩歌地理”以及“詩歌地理學”“新詩地理學”研究就存在著較大的探索空間，亟待有識之士在充分把握現狀、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整合與完善。

二

“詩歌地理”顯然不是一個新話題。正如安琪在回答“為什么想到做‘地理號？”時曾指出：“原因很簡單，從古至今，名山大川、人文景致與詩人關系之密切無需多言，幾乎可以說，每個詩人都寫過或多或少的地理詩?！盵3]“地理”是任何一位詩人成長和生存的環境，是詩人創作的重要經驗之源，同時也堪稱詩人個體生命與自然交融的重要中介。無論對于中國古代的《詩經》《楚辭》、南北朝民歌、盛唐的“邊塞詩派”“山水田園詩”，還是現代詩歌史上的“歌謠化追求”、新中國成立初期盛行的“行吟詩”以及20世紀80年代一度引人矚目的“新邊塞詩派”和后來所謂的“西部詩”“鄉土詩”“城市詩”等等，從詩歌與地理（地域）關系的角度分析上述現象都不會讓人感到意外?！霸姼枧c地理”的關系是一個常識、一個客觀的存在，無需在邏輯上做過多的證明。正因為如此，當這種關系在21世紀初中國詩歌界以“詩歌地理”的面貌出現時，才會讓人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詩歌地理”適時而發肯定有其特定的文化語境和時代背景，才使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上升至一個話題——明確這樣的前提條件，顯然對認知“詩歌地理”話題的源流沿革、具體問題研究以及確定其未來發展方向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描述，“詩歌地理”首先是當代詩歌研究持續向前發展、不斷尋找新范式和新領域之內在需要的結果。在此過程中，“詩歌”與“地理”的特定結合，則反映了“地理”及其相關話題可以為詩歌批評與研究提供新的角度進而滿足后者持續發展的需要。遵循這樣的邏輯，“詩歌地理”的出現可從“盤峰論爭”談起。有標志著世紀之交中國先鋒詩壇裂變之稱的“盤峰論爭”（具體包括1999年4月的“盤峰詩會”和1999年11月的“龍脈詩會”兩個主要階段），不僅讓人們看到詩歌意義上的“民間”及所謂寫作資源和權利上分野，更為重要的是讓很多人深刻體味到當代詩歌創作群體有著“中心”和“外省”的區分并由此營造了某種心理預設?！氨P峰論爭”之后，一個十分明顯的變化是詩歌研究者和愛好者們越來越習慣以非整體化的方式考察、談論當代詩歌的格局與發展，同時也越來越傾向于以局部的、結構單元化的思路考察某一省份或某一地區的創作實績，而談論該省份或該地區的詩歌創作時常常以該地有哪些代表詩人特別是仍處于創作狀態的詩人為言說起點，正是這一思路的外化。其二，是網絡詩歌的影響。隨著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網絡詩歌開始出現并為當代詩歌寫作開辟出一片廣闊無垠的天地。中國本土的網絡詩歌與廣義的網絡文學一樣，最初是通過詩歌網站的建立而逐漸形成規模并流布開來?！敖缦蕖薄办`石島”“詩生活”“詩江湖”“揚子鱷詩歌論壇”“詩歌報”“女子詩報”等在當時頗有影響的詩歌網站均成立于1999年至2002年。詩歌網站作為一種“民間”的自發行為，不僅可以集中發表、交流詩歌，而且還逐漸團聚出一批較為穩定的詩歌寫手和讀者群?？紤]到當時的網絡詩歌寫手絕大多數兼有紙媒時期知名詩人的身份、網絡詩歌在具體創作過程中從未純粹、絕對，所以，網絡詩歌才更易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影響當代詩歌的發展并對“盤峰論爭”營造的“心理預設”給予一種技術上呼應和思維上的強化。其三，“民刊”的意義?！懊窨弊鳛榉枪俜秸匠霭娴摹巴士铩?，就其生成過程來看，最易體現一種地方性并聚焦于特定區域的詩歌。無獨有偶，詩歌“民刊”在“盤峰論爭”之后和網絡詩歌一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常有合作之勢?！懊窨钡牡赜驅傩栽诤艽蟪潭壬贤癸@了“詩歌地理”并對官方刊物產生了某種“壓力”，從新世紀之后《詩刊》《詩選刊》《星星詩刊》《詩歌月刊》《詩潮》等刊物以及各種年度選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從民刊上選發作品，恰恰是實現了“詩歌地理”的有效傳播。其四，若干詩歌命名與現象的資源提供。21世紀初詩壇曾相繼流行“打工詩歌”“底層寫作”以及諸如“70后”“80后”等命名，這些借助社會學而得出的命名及現象，是從寫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代際、年齡的角度對當代詩歌進行了新一輪的“描述”。相對于“詩歌地理”，其雖是以形象的表達和近乎修辭的手法展現了寫作的結構層次、類似的主題以及可能的序列分布，但其強調詩壇構造的特質顯然是以結構形態的方式推動了“詩歌地理”并最終成為其研究領域的某個方面。最后，是理論的啟示與介入。至少有空間理論、都市文化理論、后現代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共四種密切相關的西方現代理論或直接或間接地為“詩歌地理”的發生提供了啟示并成為其重要的文論支撐。這四種理論以“空間轉向”為共同點，深刻體現了全球化時代或曰后現代社會階段“最終的、最一般的特征”，即“把一切都徹底空間化了，把思維、存在的經驗和文化的產品都空間化了?！盵4]在此之后，本土學者楊義、梅新林、鄒建軍、曾大興等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也為“詩歌地理”研究給予了或隱或顯的助力，而從線性時間到多維度的空間、由平面走向立體，也正是“詩歌地理”努力追求的重要方向。

以上幾方面在具體展開時是以歷時性和共時性共同作用的方式促進“詩歌地理”的產生，決定其面貌與走向的。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對其進行具體分類，完全屬于詩歌層面的內容并未占有很高的比重。之所以呈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詩歌地理”本身就不是一個單一性話題，它至少包含了詩歌與地理的雙向演進、簇新和歷史的“遇合”。同樣地，也正因為如此，“詩歌地理”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難以掩飾的“當代性”（實則是流動的現代性）傾向，除了言說者本身具有的當代視野和必然從詩歌現狀出發特點之外，唯有現代語境中的詩歌即新詩，才能從理論到實踐上成為其典型例證，并由此順勢產生更為具體詳細的“新詩地理學”之類的命名。

三

與“詩歌地理”的誕生是多重合力共構的結果相比，其誕生之后如何實現自身的良性發展則是另一層面的問題?？v觀“詩歌地理”發展歷程，新話題的誕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當代詩歌批評并由此拓展出一塊新的領地，但如何有效掘進、持續開采卻始終是限制其向縱深發展的“瓶頸”。結合已有的實踐，我們不難看到在發現“詩歌地理”之后，詩歌界一直存有不求甚解、只是簡單制造話題直至望文生義的現象。當然，相對于一些編選者和多家刊物紛紛以“詩歌地理”為標題，或博取眼球，或人云亦云，詩歌理論界應負的責任顯然更大些。事實上，“詩歌地理”在登場之際，就呈現了概念先行、界定模糊的態勢。除了如上文所述的“詩歌地理”出現的原因至今很少有人進行系統地梳理、總結之外，缺乏積淀和渴望言說的主體心態和批評的訴求，也使其很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經過合理性、可行性和準確性的辯證思考，而“詩歌地理”層次不清、所指混亂，不斷泛化及至淪為空洞的符號也正是這些問題累積后的必然結果。

綜合已有“詩歌地理”研究中涉及的對象，不難看到已有的所謂“詩歌地理”在具體展開時無外乎以下三種主要形態：（一）地理詩，即以地理題材為主題的詩歌;（二）空間上可以劃分出來的地域分布，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地理空間、方位如東部、西部、南部、北部等，表達詩歌具有地理意義上的自然屬性和人文意識;（三）地域詩歌群落（含民刊和網刊），指某一地域（空間）的詩人群及創作。其中，“地理詩”是最直觀切合“詩歌地理”應有之義的表現形態，其從主題、題材、意象甚至形式等方面著眼也最容易將詩歌中的地理落于實處。與之相比，“空間上可以劃分出來的地域分布”和“地域詩歌群落”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詩歌具有地理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只不過前者常常作為一種可感知的觀念和理路體現于相關的文論批評中;而后者則更側重于某一地域有哪些詩歌創作人員與隊伍，其以城市或省份為單位展示不同地區詩人創作概況與實績的初衷，最終呈現的往往不是地理詩而只是詩人的代表作以及人為制造出來的“地理印象”。鑒于人文學科術語在使用上歷來無法完全精確，以上所述三方面（尤其是后兩方面）在具體運用的過程中常常呈現互換、借用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現象。除此之外，就“詩歌地理”現有的研究情況，還包括或因書寫城鄉差別、都市漂泊以及生活遷徙，或因形成一種新的“寫作景觀”及“地質構造”而得到的某種“詩歌地理”，以上文提到的“打工詩歌”“底層寫作”“代際劃分”為例，由于其本身已有明確的命名和指向，只是利用了寫作本身與地理之間存在著某種相關性而實現了一次形象的表達和意義的引申，故此可視為“詩歌地理”的邊緣形態，需要在使用過程中做進一步的甄別與選擇后舉證。

明確“詩歌地理”的表現形態，有助于我們找到合理闡釋這一話題的路徑。顯而易見地，呈現于寫作中的地理詩應當是“詩歌地理”研究中的基礎同時也是占有比重最高的部分。然而，或許是考慮到新詩史上的相關現象都已被多次言說而略顯陳舊，地理詩在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是一筆帶過，并未大力開掘。比較而言，倒是“某某地域”中或“某某空間視域”下的“詩歌地理”成為被提及次數最多的現象，這種平面滑動、各自為營的講述方式最終造就了“詩歌地理”在不斷“分散”的狀態中停滯不前、流于表面。

任何一個命名的產生都離不開相應的年代，因為它的產生凝結著特定年代對于命名本身的全新解讀?！霸姼璧乩怼弊鳛橐粋€擁有深遠歷史背景的概念，在21世紀初中國詩壇出現同樣也符合這樣的規律。它是當代詩歌進入網絡時代和“空間轉向”之后一次資源重組和理論重建。之所以強調這些是想說明“詩歌地理”的闡釋要始終保持著一種“當代的眼光”，進而完成一種從思維到理論實踐的真正轉換。惟其如此，“詩歌地理”才不會成為他者眼中的空穴來風和“偽命題”。以“地理詩”為例，依據主題和題材而得出的地理詩至少可以有“城市詩”“鄉土詩”“西部詩”“行吟詩”等多個類型;依據形式而得的地理詩則包括各類“民歌體”……上述“地理詩”就命名來看雖然并無新意、都屬于過去式的，但這并不影響研究者以新的視點去重釋其內涵。應當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詩歌由于強調“個體化”、重視“生存傾向”，日益走向獨立的空間結構和生活結構，人們在分析其“詩歌地理”時擁有不同以往的資源和信息。不僅如此，因為時代語境的變化，詩歌在展現抒情主人公內心世界時肯定也有多方面的新質，由此聯系詩歌終究要表達個體情感與生命體驗，通過“地理景觀→人與詩”與“人與詩→地理景觀”的有效、辯證融合，肯定會為“詩歌地理”賦予新的生活意識和情感意識。

“地理詩”還可以包括那些以某一地理名詞或地理意象為標題的詩，但作為文學創作，這類作品不宜作絕對化、靜止化的理解。正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空間轉向”催生了文學空間研究的產生，而21世紀之后的“流動性研究”又為“空間轉向”帶來了新的機遇——“從空間轉向中孕育、萌芽、成長起來的流動性轉向強調空間的關系性和動態性以及流動性在空間生產中的重要作用?！盵5]從“空間”和“流動”的角度看待珠海詩人盧衛平的《在水果街碰見一群蘋果》《站在48樓看一棵大樹》《拋棄城市》《掛念一座城市》;深圳詩人謝湘南的《零點的搬運工》《久病成醫的人，心里藏著自己的一幅深圳地圖》《寫給“邊緣客?！焙退闹魅恕?還有如安琪從福建遷移到北京發現自己前后兩種“地理詩”的變化……“流動”不是簡單的行吟，而應當是穿越不同空間地理之后心靈體驗和經驗變遷。同樣地，只有充分意識到“空間”的“流動”，才可能在當代詩歌及其地理都處于變動的狀態之間實現一種“視點的重合”，這種認知的建構顯然也有利于從“某某地區詩歌地理”的封閉視野中突圍出來，改變已經僵化的“詩歌地理”理解方式，走向更為廣闊的詩意空間。

四

“詩歌地理”研究就發展方向來看，可以指向“詩歌地理學”的理論建構，而實際上，在上述相關文章中，確實已有人提到“詩歌地理學”以及“新詩地理學”的話題。盡管，這并不是一個建立學說的年代，但并不妨礙人們產生建立學說的渴望。也許，以一種客觀、舒緩的姿態，使用“詩歌地理問題研究”會減弱一些壓力，但鑒于在以往的“詩歌地理”研究過程中，一些論者已提及“詩歌地理學”或“新詩地理學”的概念，所以與其強調如何命名，不如更好地言說，方是問題研究的關鍵。

既然是系統的問題研究且隱含著建構某種學說的渴望，那么，僅停留在若干現象的“對應”和分析顯然是不夠的。為此，在結合本人相關研究經驗的前提下，“詩歌地理學”（此處借用這個名字）首先應當知悉自己的理論價值和理論限度?！霸姼璧乩韺W”是當代詩歌研究一次探索性的嘗試，同時也是適應當代詩歌發展趨勢的一次理論嘗試?！霸姼璧乩韺W”取自“詩歌”與“地理”，但不是詩歌與地理的簡單疊加，而是作為“詩歌地理”一個詞語出現的，汲取諸如“文化地理學”和“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詩歌地理學”是以“詩歌的地理分布、組合與變遷”“詩歌整體形態的地域特性和地域差異”“詩歌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關關系”為對象的“集合式研究”[6]。它出現的前提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觀念的持續更新，同時也基于詩歌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其意義和價值則在于豐富詩歌的研究領域、重構詩歌的研究圖景。

從具體研究上說，“詩歌地理學”首先亟須落實自身的內涵界定。針對以往研究的實際情況，“詩歌地理學”的概念可以采用復合形態即“整體—局部”的形式加以描述。整體意義上的“詩歌地理學”是有機融合詩歌與地理學研究，以新詩為主、以文學闡釋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點的新興交叉領域，其發展方向是成為一個新的綜合性課題。具體的“詩歌地理學”可包括“題材和意象研究”“地域性研究”“空間研究”和“邊緣形態”至少四個“亞概念”，四者各自獨立又彼此交叉，在時間上跨越詩歌的歷史與現實，在目的上是呈現“人/詩與時代和生存語境”之間復雜的關系。其次，“詩歌地理學”研究需要以文獻搜集和整理工作夯實基礎，在閱讀大量作品、充分了解詩歌地理及其相關內容整體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如果說“詩歌地理”的誕生帶有幾分偶然，其最初的闡釋也難免為評論的目的而尋找現象加以佐證的傾向，但上升為“詩歌地理學”的研究必然是具有內在的邏輯線索的，即它不僅要揭示“詩歌地理學”出現的來龍去脈，還要揭示“詩歌地理學”有哪些新的話題，進而使其成為一種有建設性的、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領域。第三，“詩歌地理學”應當避免“機械決定論”的言說模式。談及“詩歌”與“地理”的關系，人們很容易聯系到法國實證主義大師泰納在《藝術哲學》中所言的“種族、環境、時代”之三要素。三要素肯定與“詩歌地理”的論題關系密切，但仍然有較為明顯的“環境決定論”傾向?！霸姼璧乩韺W”應當汲取其合理內容，同時更應當關注詩人的主體意識，進而為“詩歌地理”闡釋帶來更多人的情懷和情感意識。第四，“詩歌地理學”必須要對自己的限度保持清醒?！霸姼璧乩怼笔窃姼柩芯糠秶鷥鹊囊淮瓮卣?，這使其根本依據在于詩歌文本而非其他。也許，從一般評論的角度看詩人，我們常常會潛在地存有“從地方到全國”或是“全國到地方”的認知模式，但從詩人的角度來說，一切并非如此，他更多考慮的是寫作如何表達自己的內心，此時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許不過是一種手段、一種必要的角度。正因為如此，“詩歌地理學”不能將全部詩歌活動納入其中，在過度闡釋中呈現泛化的趨勢。為此，“詩歌地理學”的建構與闡釋者必須要有認知和辨析的能力，同時也要有自知和反省的能力，因為只有這樣，“詩歌地理學”才會得到充分闡釋且避免被過度闡釋。

建構過程中的“詩歌地理學”應當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個主要方面。其中，理論部分主要包括詩歌與地理關系的一般探索，而實踐則主要包括詩歌如何從時間到空間、歷史到現實的轉化?！霸姼璧乩韺W”不是抽象的研究，它應當建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而全球化的視野雖因技術、信息和通訊等使人們的生活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趨同”，但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凸顯了地方個性和每一個區域生活和文化的地質構造。是以，當代語境下的“詩歌地理學”不應避諱空間的廣闊?！霸姼璧乩怼笔侵袊姼璧牡乩?，不僅涵蓋海峽兩岸的詩歌，還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和華文詩歌、華語詩歌等聯系在一起，是一個立體的、豐富的闡釋空間，惟其如此，它才會具有面向未來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注釋]

[1] 關于這一期《詩歌月刊》（下半月）的誕生過程，本文主要參考了?？?、安琪和筆者進行的“詩對話”《關于“詩歌與地理”》（2006年11月14日），后刊于《中國詩人》（2007年第1期）。其中，2006年8月號《詩歌月刊》（下半月刊）刊載的“詩歌地理五人談”專欄中的五篇文章，依次為趙思運的《詩歌中地理文化意象的建構與疏離》、北塔的《天文地理與人文心理的同構與互文》、林童的《詩歌地理與詩人的命運》、楊四平的《21世紀新詩地理學與什么有關》以及筆者的《歷史文化與時代心理——略談“詩歌與地理”的關系》。

[2] 在筆者的《論“詩歌地理學”及其可能的理論建構》〔《星星詩刊》（下半月刊·理論版），2007年第1期〕和后來羅小鳳的文章《“詩歌地理”作為一種傳播方式——論新媒體時代的詩歌地理》（《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中，都將這次大型學術論壇作為“詩歌地理”乃至“詩歌地理學”出現的重要契機。值得指出的是，在《關于“詩歌與地理”》的對話中，安琪指出策劃“詩歌地理專號”時并不知道“2006中國詩歌學術論壇”的召開，因此，“詩歌地理”話題的誕生便具有“共同意識”的傾向。

[3] ?？?、安琪、張立群：《關于“詩歌與地理”》，《中國詩人》，2007年第1期。

[4][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93頁。

[5]劉英：《流動性研究：文學空間研究的新方向》，《外國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

[6]對此，本文主要參考了[英]邁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曾大興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和梅新林、葛永海的《文學地理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的相關論述。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百年新詩學案”（17JJD750002）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