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診斷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診斷*

王志華

(井岡山大學 江西吉安 343009)

不少研究者認識到，“史學研究中‘碎片化’問題的產生與后現代史觀的彌散、傳播有著直接的關系?！盵1]但他們所謂的“后現代史觀”更多地指向法國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他于1987年出版了《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一書)以及利奧塔，其中論及?？?、德里達、巴特、海登·懷特的文獻很少，而后四位正是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語言哲學的杰出代表。也就是說，現有的關于史學碎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史學家們反思二戰以來史學中出現的諸如文化史、社會史、心靈史等所謂新史學之產物，而很少從語言或話語這一形式角度對其進行哲學剖析。本文以后現代史學理論的首要代表人物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的歷史書寫理論為例展開分析，以期揭示史學碎片化與話語、語言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探尋克服史學碎片化的邏輯出路。

一、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

懷特以其特立獨行的歷史書寫理論，即“史學若文學”①，攪得史學界不得安寧，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一書中，懷特詳細地論述了該理論。

懷特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其基本的思路就是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待史學研究活動，聚焦于對史學研究的終端產品即史學文本的語言分析，揭示其話語結構。懷特的分析結果是，每一個歷史敘事都包含著顯性和隱性雙重話語結構，顯性結構表達文本的意義，這些意義又分三個層面，即情節化結構、形式論證式結構和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每一種結構又有四種不同的類型，情節化結構有悲劇、喜劇、浪漫劇和諷刺劇，形式論證式結構有形式論的、有機的、機械論的和情境論的四種，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則有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四種。隱性結構就是文本的深層結構，有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修辭格，它們是史家的詩性想象所憑借的修辭模式。隱性的修辭模式決定著顯性的解釋模式[2]8-42，換言之，隱喻②支配著文本的意義及解釋的效果。

毫無疑問，歷史書寫是一個過程，其中顯性結構指的是歷史書寫的終端產品(史學文本的話語結構)，而隱性結構則回答了該話語結構是如何被構造出來的，即史學家的詩性想像之結果。懷特的擁躉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1945— )曾指出，“有必要區分歷史研究(事實問題)和歷史編篡(解釋問題)?！瓪v史研究的結果表達在陳述中；敘述的解釋是成系統的陳述?！盵3]41安氏其實是強調，史學的整個過程從邏輯上包含著缺一不可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兩個部分。但是在懷特的理論中，只有歷史書寫，而沒有歷史研究這一環，懷特坦言，“作為歷史表現或概念化可能的楷模，這些思想家獲得的地位并不依賴于他們用來支撐其概況的‘材料’的性質，或者用來說明這些‘材料’的各種理論，它依賴的不如說是思想家們對歷史領域相應的洞見中那種保持歷史一致、連貫和富有啟迪的能力。這就是為什么人們駁不倒他們，或者也無法‘撼動’他們的普適性，即便求助于隨后的研究中可能發現的新材料，抑或確立一種解釋構成他們表述和分析之對象的各組事件的新理論，也都無助于此?！盵2]4其要義是歷史事件或歷史事實的真假對史學文本的敘事結構而言無關痛癢，換言之，歷史的真假對史學家的詩性想像沒有約束力，這樣懷特便以“歷史書寫”吞噬了“歷史研究”，他的史學理論就是歷史書寫理論，所以，有學者把懷特史學理論的主旨睿智地概括為“歷史等于歷史學”[4]。而在以“如實直書”為鵠的傳統史學中，顯然是側重歷史研究而輕歷史寫作。

以上便是懷特歷史書寫理論的菁華，對此需稍作解釋。若單就顯性結構而論，史學敘事與文學敘事確實高度一致，所謂文史不分家，自古皆然，這無甚高論。關鍵的，懷特還拈出了一個以隱喻為核心的隱性結構，更關鍵地，隱性結構還支配、決定著顯性結構，這才是懷特的獨創性所在。換言之，在懷特筆下，史學文本就是一則隱喻。由此上溯史學研究過程，與隱喻相應的就是史家的詩性想象，即史學文本是史家詩性想象之產物。按照傳統的史學觀念，史學與文學當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追求如實之書、客觀真實，后者則追求形式之美；前者主要憑借史家對史料的深耕細作而立論，后者才主要靠想象。懷特通過這樣的方式，消融了史學與文學之間的涇渭，把史學變成了文學與藝術，“史學若文學”也。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所謂“史學若文學”并非僅僅指史學文本之修辭表達的藝術性與效果，而是說，史學文本的文學性不僅僅是修辭裝飾品，是其邏輯骨架，借用庫恩(Thomas Kuhn,1922-1992) 的理論來說，顯性和隱性結構各自的四對范疇是史學研究的范式，其中隱喻可謂是元范式，它們是史家組織、構建敘事的概念網結。在懷特筆下，“敘事性”是史學之所以為史學的本質所在，而且是史學學科性的具體所指[5]25。按照這樣的邏輯，史家創作史學文本的方式方法與文學家創作文學敘事一致，懷特直言，“任何寫作一個敘事的人都是在進行虛構?！盵6]33史學敘事乃虛構之產物！若翻譯成糙話，無非是說，史家專司捏造杜撰之能事！懷特的史學理論對史家的打擊與傷害何其深也！

更深一層分析，傳統史學的“如實直書”以具有樸素特征的歷史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及其方法論為理論前提，而“懷特不但將歷史書寫等同于客觀歷史本身，而且認為歷史書寫與藝術、文學創作 (也即所謂的 ‘創造性的曲解’)一樣，手段上沒有本質的區別，歷史書寫無非是史家選擇某一種隱喻而對某一段歷史的一種 ‘編序’而已”[4]。換言之，懷特通過歷史書寫理論所確立起來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典型地把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均融于“敘事”一體中，強調“文本之外無他物”(消解了歷史本體)、“歷史敘述等于歷史解釋”[4](消解了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等理論立場。懷特史學理論的革命性或者破壞性何其大也。

二、歷史書寫的碎片化

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為揭示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提供了絕好契機，這兩者可謂相互映襯，構成互為因果之關系。在此，主要揭示前者在邏輯上為何必然會導致后者，以厘清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

首先，從形式上即話語結構這個層面看，敘事的顯性話語結構和隱性話語結構均含有一股走向碎片化的強大態勢。如前所述，顯性結構包含著情節化結構、形式論證式結構和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三個子結構，其中每一個子結構又各有四種不同的類型，按照排列組合原則，共有六十四種顯性結構類型供史學家選擇。也就是說，史學家在預構某個具體的歷史敘事的結構時，可以有六十四種選擇，這意味著，不同的史學家面對同一個歷史對象，可以構造出至少六十四種不同的敘事。而從隱性話語結構看，這種必然性也非常明顯，史學家在預構歷史對象時，可以有四種方法，即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每一種方法構造歷史客體的內在機制是不同的，“隱喻是表現式的，轉喻是還原式的，提喻是綜合式的，而反諷是否定式的?！盵2]41換言之，對同一個歷史研究主題或對象，史學家選用不同的比喻會構造出截然不同的歷史形象，就好比同是法國大革命，米什萊看到的是一幕轟轟烈烈的喜劇，而托克維爾看到的則是悲劇、鬧劇。

其次，從內容方面看，即從史學文本所具體表達出來的意義看，碎片化的態勢就更甚了。六十四種顯性結構和四種隱性結構僅僅是話語結構類型上的數量。不難想象，面對同一個歷史研究主題，即便不同的史學家選擇同一種比喻去詩性預構歷史對象，且選擇同一種顯性結構加以敘述，他們所預構出的理論形象以及最終所呈現出來的文本意義會有非常大的差別，甚至相互抵牾。比如，隱喻，它是用類似于明喻這樣的方式來構造對象的，好比“我的愛人，一朵玫瑰”這樣的表達式，把“愛人”想象成“玫瑰”，但問題是，不同的人，會把愛人想象成不同的東西，隱喻式表達“我的愛人，XXX”，其中的喻體有著無限擴展的可能性，同樣的，轉喻、提喻和反諷，以及顯性話語結構類型也具有無限的開放性。所以必然地，盡管在形式上史學家只能在四種比喻模式、六十四種敘述結構中選擇，看上去像是對史學家的一種限制，但實際上其約束力基本等于零，因為在史學實踐中，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主題，史學家可以把它預構成任何東西，史學家的詩性想像具有絕對的自由，“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③。試著比較“一百個史學家眼中會有一百個法國大革命”與“一百個史學家眼中會有一百個‘X’”這兩個表達式的區別？無論史學家關于法國大革命有多少爭議，史學家對此多多少少總有一些共識，史學家對它的敘述總會受到相關歷史事實、史學方法論的約束。但如果是對于一個“X”，史學家對它的研究與敘述就毫無限制可言了。懷特的史學理論就是要把所有的歷史事件虛化為可以被任意構造及編排的“X”。

王晴佳指出，懷特歷史書寫理論的意圖很明確，“那就是從歷史認識論和本體論這兩個方面，批判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近代史學傳統及其深遠的影響?！盵4]眾所周知，蘭克史學的宗旨是“如實直書”，為達此目標，主要的方法就是排除或克服歷史著作撰述者自身的主觀性，即要求史學家“消滅自我”[7]124-125。而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則把歷史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均融于歷史書寫之中，把它們全部融化成敘事的話語成分，最根本的是，“如實直書”的“實”都不存在了，“消滅自我”的合法性立馬消失了，從而把約束史學家的外在歷史本體、歷史認識論方法論規則以及求真的倫理要求等統統消解掉了，也就無限制地釋放了史學家的書寫自由，無底線地“褒揚自我”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懷特的史學理論稱為“歷史書寫的自由放任主義”。

眾所周知的是，歷史學不同于自然科學，也不同于像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它沒有專屬于自己的技術語言，其主導性的表達模式就是敘事，而敘事所運用便是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生活經驗確實可以佐證，這類語言恰恰充斥著大量的隱喻，兩者確實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懷特之前的史學家或哲學家，鮮有對史學家所運用的敘事語言進行系統性反思，可以說是日用而不知。而懷特則是這一領域的開山鼻祖，他說，“沒有隱喻，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簡單陳述句中得到表述。并沒有非隱喻性的語言這么一種東西?！盵6]29這樣說來，以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為表達形式的敘事，是孕育史學碎片化的溫床。而懷特的史學理論，則進一步加固了這個“溫床”，從而在史學實踐中起到了為碎片化推波助瀾的客觀效果。毫無疑問，史學離不開敘事，但是否因此就能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這里面關鍵的理論問題是，該如何理解隱喻？若遵循懷特的思路，必然的結論便是史學與文學無異?？墒?，在懷特之前的幾千年里，史學家都運用敘事，但為何那時候人們并不會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呢？這提示我們，從學理的角度看，“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并不一定是導致史學碎片化的充分條件，唯有把這類語言與詩性想像、虛構捆綁在一起的理論才是。這就是說，以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敘事主義才是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那么，懷特的史學理論是無懈可擊的嗎？

三、海登·懷特——隱喻時代的異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們對隱喻的認識開始發生質變。隨著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活的隱喻》和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等著作的發表，人們認識到，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或裝飾，而具有豐富的認識論、本體論意義，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都起著根本性的作用，萊考夫就指出，“大多數人認為沒有隱喻的存在，他們依然可以自如地生活，而我們發現事實恰恰相反。不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思想和行動中，日常生活中隱喻無所不在，我們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本身是以隱喻為基礎?！盵8]1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家都認識到，“科學隱喻在科學理論文本中的廣泛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盵9]在這個意義上，把20世紀中后期以來學術界所出現的隱喻研究熱潮稱之為“隱喻轉向”也合乎情理。而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則是這種時代精神在史學領域的回響。

不過，與懷特不同的是，在這股“隱喻研究熱”中，諸多學者都把隱喻與經驗、真實性聯系在一起，比如萊考夫就顯然地把隱喻建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他說，“我們覺得沒有一種隱喻可以在完全脫離經驗基礎的情況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現?！盵8]18當然，其經驗基礎是極其復雜的，但依據上文所論證過隱喻具有物理和文化雙重內涵，我們可以說，此類經驗也可以歸結為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當然有的物理方面的意義表現得比較強，如“His health isdeclining”(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了)、“His health is wayupthere”(他的身體正慢慢好起來)，用“declining”表示“身體不好”，用“up”表示“身體正在康復”，其經驗基礎就是“嚴重的疾病強迫我們的身體躺下來。死的時候，身體就完全是躺倒的?！庇械奈幕矫娴囊饬x較強，如“鴿子代表和平或圣靈”[8]13,36。盡管“我們并不是很了解隱喻的經驗基礎”[8]18，但它的合法性在于其經驗基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也就是說，隱喻的堅實基礎存在于語言之外的客觀的文化和物理世界之中。

而另一位隱喻大師利科則通過對隱喻表達的語言分析而揭示出隱喻的本體論內涵，從而建立起隱喻與真實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確立起“隱喻的真實”這一概念，極富有創意。那么，利科是如何論證這一概念的呢？眾所周知，古典隱喻權威亞里士多德曾指出，“隱喻是對借來之詞的使用，或者從種借來用于屬，或者從屬借來用于種，或者從屬借來用于屬，或者通過使用類比?！盵10]673可見，“就其結構和形式來看，隱喻是正常語言規則的一種偏離，”[9]利科就從這種“偏離”的邏輯空間出發，看到隱喻表達中所蘊含的邏輯張力，“這是‘是’與‘不是’之間的張力?！盵11]341這話表明以下兩層意思：其一，隱喻必定關涉到本體論，因為“是”與“不是”必定涉及到本體論層面。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是”這個詞具有關系詞方面和存在方面的雙重意義，但是，人類的語言尚未發展到能夠區分這兩種意義的地步[11]340，所以，“說出‘這是’就是信念因素，就是本體論承諾，這種承諾為肯定提供了‘非語言’力量?！盵11]342那么，這種“非語言”力量顯然存在于語言之外，弗雷格早就指出，陳述具有意義和指稱兩個層面，意義是陳述的內容，指稱是陳述所指向的對象，內容是內在于語言中的，而對象則在語言之外。而既然隱喻也是一種述謂活動，那么它也包含著意義和指稱兩個層面，可見，從這個角度也不難發現，隱喻必然要指向外部世界，必然要涉及到本體、存在或實在。所以，無論人們是否情愿，“是”與“不是”都攜帶著本體論的意義。其二，隱喻的真實只有通過“是”與“不是”之間的張力域才能被呈現或恰當地表達，利科說：“正像隱喻的近似性中保留了邏輯距離一樣，正像不可能的字面解釋不是被隱喻解釋簡單地消除而是一邊抵抗一邊退讓一樣，本體論的證明遵循張力原則和‘立體觀察’的規律?！盵11]351利科其實指出了語言與實在之間的復雜的辯證關系，而非如傳統語言哲學所認為的語言與實在之間存在一種機械般的符合關系。眾所周知，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已經深入到宇宙的深處以及微觀粒子的內部結構之中，傳統哲學那種樸素的實在論及真理論就顯得頗為蹩腳，利科的“隱喻的真實”概念顯然更契合科學研究的進展。

通過對萊考夫和利科的隱喻理論的考查，不難發現，其中的核心議題當是隱喻與外部世界、隱喻與真理等之間的關系，換言之，盡管人們認識到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不再是“鏡式反映”般相互符合，而是一種極端復雜的辯證式反映關系，但人們遠未走到否認隱喻與外部世界、隱喻與真實之間的關系的地步，也遠未得出“隱喻之外無他物”的結論。他們的初衷當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探討并闡發出“真實”“真理”“客觀實在”等等概念的新內涵，而不是拋棄它們。

反觀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由于他堅稱歷史敘事是隱喻，而隱喻的本質則是詩性想像，由此把史學與文學甚至藝術相提并論，堅稱“人們所經驗的‘歷史’是什么呢？那只能是一種想像性的創造物”?！叭魏螌懽饕粋€敘事的人都是在進行虛構?！盵6]41,43歷史本體和歷史認識均被融于歷史書寫之中，從而把隱喻與外部世界、隱喻與真實之間完全割裂開來。這樣的立場與以萊考夫和利科為代表的現當代主流隱喻理論，顯然存在著根本性的沖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懷特的歷史隱喻理論是對以萊考夫和利科為代表的現當代主流隱喻理論的一種曲解或閹割，著實是一種異端。

在懷特之后，荷蘭歷史哲學家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1945— )先后出版《敘事的邏輯:歷史學家語言的語義學分析》(1983)以及《歷史表現》(2001)等著作，提出“敘述實體理論”和“歷史表現理論”，進一步論證了史學與文學、藝術的類同性，進一步發展了懷特的理論。毫無疑問，以萊考夫和利科的隱喻理論觀之，以懷特和安克斯密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敘事主義顯然在邏輯上存在著諸多漏洞⑤。

四、現代唯物史觀的啟示

《近代史研究》雜志在2012年專門用了兩期(第4、5期)探討了“史學碎片化”這一議題，從所刊登的13篇文章看，絕大多數研究者有一個共識：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對于史學研究而言，并非壞事，關鍵是要避免極端的碎片化，即那種只強調歷史細節的研究價值，而反對對史學進行一般概括和宏大敘事。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史學既要“重視細節研究，同時拒絕‘碎片化’?！盵12]充分認識到“微末細節的建設性意義，正在于從中可能看到與整體相關的重要問題”[13]。換言之，以碎片化的歷史細節為基礎，構建新的宏大敘事，當是史學的未來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可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恰恰必然會導致極端的碎片化狀態，可見它與史學實踐及史學家們的期待相悖逆；如前所述，該理論也有違主流隱喻理論。合理的思路應該是，以主流隱喻理論為依據，構建新的宏大敘事，即擁抱“隱喻的真實”，而非求助于“樸素的真實”(如傳統史學那樣)，或者由隱喻走向虛構(如懷特那樣)，這樣才能從理論上根除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那么，如何把一般性的“隱喻的真實”概念轉換成一種史學理論，以與史學家們的期待相一致？或者說，如何闡發出“隱喻的真實”概念的史學內涵？這是一種思路。還有一種思路就是，在現有的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中，是否有與“隱喻的真實”相契合的？前一種思路毫無疑問具有開創性，難度很大；后一種思路不失為一條捷徑。

若有捷徑，何樂而不走呢？本文認為，現代唯物史觀對于克服極端的史學碎片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聶錦芳曾指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體系中，歷史哲學(唯物史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然而根據一般唯物主義而不是按照馬克思自謂的‘現代唯物主義’原則所進行的闡釋，把‘歷史’簡單化為一種可以自動呈現的‘社會存在’，又認為‘社會意識’的內容全部來自這種‘社會存在’，并且二者之間是一種反映與被反映的一一對應的關系?，F在看來，這種解釋把人們的意識(精神、觀念)領域的獨特性、復雜性和豐富性作了簡單化的處理?！盵14]7-8根據這樣的思路，唯物史觀有“一般”和“現代”之分，前者持有一種樸素的真實理論，后者更具辯證性，而且馬克思本人也推崇現代唯物主義原則。

那么，現代唯物主義為什么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意識(精神、觀念)的作用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揚棄了一般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馬克思把世界理解為一個‘結果’，是感性的實踐活動中的結果，它并不是與主體截然對立，僅供感性直觀的對象，也不是被主體所吞噬，單純化為思想的概念?！盵14]183換言之，現代唯物主義是理念與現實、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有機統一體，它兼具本體論和認識論內涵。眾所周知，馬克思的世界觀與歷史觀是一致的，因而與現代唯物主義原則相一致的歷史哲學可以被稱之為現代唯物史觀，它具有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雙重內涵⑥。如前所述，在海登·懷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中，歷史敘事僅僅是一則隱喻，是史學家詩性想像的結果，從而把歷史化為單純的思想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敘事主義歷史哲學其實是唯心主義的回響。而現代唯物史觀對隱喻理論的啟示則是，隱喻是主客體的有機統一，它不僅僅是主體的純粹想像，也是對客體的如實反映。

現代唯物史觀這種強調主客體相統一的理論，從根本上為“隱喻的真實”概念的出場開辟了理論空間，從而也從根本上有效地阻斷了史學碎片化的邏輯演進。

第一，從隱喻與實在之間的關系看。根據前面對懷特歷史書寫理論的論述，不難推導出懷特的立場，既然“歷史即歷史學”，歷史學即歷史書寫，而史學文本又是以隱喻為根基的話語模式之編排，所以史學文本本質就是一則隱喻；再者，“文本之外無他物”，史學文本就代表歷史本身；所以結論會是，史學文本即代表著歷史實在，隱喻即實在。顯然，這是一種內在實在論，即不認可文本之外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歷史本身與之對應。而現代唯物史觀，盡管它認可意識的獨特性、復雜性和豐富性，但顯然不會否認隱喻(語言)之外的實在(世界)的客觀存在性，這與懷特的隱喻內在實在論相對，可以稱之為隱喻外在實在論。眾所周知，歷史本體論的分歧是最根本的理論分歧，各種史學理論之間的分歧、各種歷史哲學之間的沖突，最終都可以溯源到各自的本體論差異。所以，現代唯物史觀的隱喻外在實在論就可以從源頭上阻斷極端史學碎片化的邏輯演化。

第二，從歷史認識論方面看。由其歷史本體論所決定，現代唯物史觀指導人們要跳出隱喻(史學文本)來看歷史，這很自然就會得出隱喻(史學文本)是客觀歷史之反映的結論，當然，這種反映并非鏡式的直觀映現，而是辯證、復雜、豐富的反映。與之相反，懷特則強調要以本為本、以本為綱，即聚焦于對史學文本進行深度的語言分析，這樣的思維方式必然會陷入“語言的牢籠”之中，很自然就會得出歷史即歷史學、歷史即隱喻、史學即文學的結論，從而導致歷史書寫的極端碎片化?？梢?，現代唯物史觀的“跳出隱喻(史學文本)看歷史”的視角可以有效地阻斷極端史學碎片化的邏輯演化。

注釋：

①在此轉用了黃進興的說法，他把懷特的歷史哲學思想提煉為“歷史若文學”。見黃進興《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73頁。他說的“歷史”當指“史學”。

②隱喻是根修辭，轉喻、提喻和反諷均是其變體。

③眾說紛紜，此話出自胡適之口。本文不糾纏其出處，僅僅感嘆其生動、貼切，故引用至此。

④正是因為認可、甚至推崇這種絕對自由的歷史想像，使得懷特在“大屠殺”這一議題上陷入窘境?？蓞⒁娡跸及l表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兩篇論文：《如何再現納粹屠殺——海登·懷特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辨析》，2012年第2期第38-47頁、第158頁和《直面納粹屠猶的理論維度——海登·懷特的“邊界”與漢娜·阿倫特的“越界”》,2015年第2期第130-138頁、第190頁。

⑤關于這方面的較為詳細的論證，請參見本人拙作《關于歷史表現的指稱問題之思考——以安克斯密特為例》,《江西理工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09-114頁。該拙作論證了歷史敘事具有指稱相應的歷史實在的功能，從而為克服史學碎片化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⑥關于現代唯物史觀較為深度的探討，請參見本人拙作《歷史現象學:馬克思和胡塞爾》,《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84-91頁。馬克思和現象學始祖胡塞爾都提出或論述了“歷史現象學”理論，這個論題把現代唯物主義、現代西方哲學以及歷史哲學結合在一起，既可以進一步認識現代唯物史觀，又可以為克服史學碎片化提供一些理論啟示。該拙作分別從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兩個維度進行比較，既論述了馬克思歷史現象學的理論內涵，也彰顯了其理論優勢。在一定程度上為克服史學碎片化奠定了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