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古典學“文獻派”與“通學派”之爭探賾

陳默

關鍵詞：赫爾曼;伯克;文獻派;通學派

《新保利古典學百科全書》詞條“伯克與赫爾曼之爭”（B?ckh-Hermann-Auseinandersetzung）開宗明義，將這場著名的學術論爭歸為“19世紀古典學界流行的對研究方法的反思”（Methodenreflexionen），闡明論爭的實質是探索古典語文學的本質及研究路徑的一場“方法之爭”（Methodenstreit）。1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與赫爾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48）之間的學術論爭過程漫長，交鋒激烈，參與學者眾多，直接導致德意志古典語文學從內部分化為“通學語文學”（Sachphilologie）與“文獻語文學”（Wortphilologie）兩派。2甚至在兩位古典學者生前，“伯克”與“赫爾曼”已作為“通學派”與“文獻派”的代名詞被載入學術史冊。1迄今為止，德語學界對這場學術論爭的研究多關注其過程本身，2重在梳理參與論爭的兩派學者乃至后世學者的相關理論傾向，3或聚焦論爭的實質、闡發其對德意志古典學發展的影響，4幾乎無一例外地指向論爭其時與其后。事實上，這場學術論爭的發生與蔓延，既根植于18、19世紀之交德意志特有的學術生態，也與爭論雙方學者的成長環境、教育經歷、性格差異、個人交往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在就“古典學”的范疇與范式的討論依舊熱度不減的當下，將這場觸及古典學本質的論爭重置于其所屬時代、追溯其發生與發展背后的原因有著重要意義。

政治、經濟領域劇變影響下不斷變遷的學術環境成為孕育“古典語文學”（Klassische Philologie）內部分歧的土壤。18世紀末，法國革命的自由之火蔓延至政治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的德意志。拿破侖戰爭中，德意志土地上自由和民族意識漸漸覺醒，在對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追求中，新人文主義學者從古希臘民族靈魂中看到理想人類的典范，試圖以“新希臘精神”喚醒日耳曼民族內在的覺醒。與此同時，英國工業革命浪潮席卷歐陸，法國成為率先展開工業革命的國家，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本土對科學技術的革新倍加渴望。因而相對于傳統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其先進性和實用性備受矚目，大力推動自然科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成為普魯士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

新型大學的建立與傳統學科建制調整暗流涌動，取消古代語言課程教學的呼聲日盛，以哈勒大學（Universit?t Halle）為首的新興大學多年來嘗試將古希臘、拉丁文課程取而代之以包括現代語文學（Neuere Philologie）在內的更為現代和實用的科目。5在諸多變革思潮的裹挾下，有著兩千年傳統的“古典語文學”陷入亟需通過變革彰顯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處境。此時的古典學家一方面肩負著證明在當下“古典學科所提供的這種知識仍具有價值”的艱巨使命，6另一方面也同樣渴望以現代精神與“科學”標準重塑傳統，試圖像自然科學一樣為古典語文學建立起系統科學的研究范式，以使這門古老的學科以“科學”（Wissenschaft）的面貌重煥生機。兼懷“古典理想”與“科學理念”的德意志古典學者開始對“語文學”重新加以審視：承襲自希臘文的“Philologie”能否反映這門學問的本質？其究竟應涵蓋哪些領域？荷馬、柏拉圖自啟蒙運動以來已抽象為蒼白的哲學符號，從何種角度方可被賦予真正的生命？

1785年起，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在哈勒大學講授“語文學綜論”（EncyclopaediaPhilologica）課程，開始了將古典語文學系統化的嘗試。1807年，沃爾夫在該門課程闡發的理論基礎上創造“Alterthums-Wissenschaft”一詞。1“Alterthum”（古代、古人）似無具體所指，實則滲透著古代社會視為“統一體”（Ganzes）的觀念，旨在綜合對這一整體中包括的看似毫不相關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還原古代世界的真實樣貌;“Wissenschaft”（科學）體現出時下正備受推崇的自然科學所具備的合理性與系統性，宣告了以“現代”方法重塑古典學科傳統之決心。該書中，沃爾夫將承載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方方面面”濃縮為古典學生應掌握的24個分支領域，勾勒出作為現代學科的“古典學”的輪廓與邊界。2雖然他對古典學“科學化”的努力止步于這份僅由標題構成的藍圖，且在哈勒大學關閉后，這位公認的“古典學之父”由于個人原因并未以古典學教授的身份在洪堡創立的古典學新重鎮——柏林大學真正發揮作用，但這種綜合性的研究視角開啟了19世紀德意志古典學發展的全新方向，在學界引發的爭論與反思比其成果本身更富有意義。

在沃爾夫影響下，伯克也將自己的課程進行了“百科全書式的”命名——“古典語文學科的百科全書與方法論”（Enc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在跨越海德堡與柏林兩地多達26學期的授課中，伯克逐步將古典學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具體化，使之構成有機統一的整體，建立起龐大的古典學科大廈。3這種綜合性的視角和理念并非在伯克晚年才形成，而在其早年對品達詩律的研究中便有所滲透。他在研究中綜合了對宗教、風俗與儀式等的考察，致力于更全面的闡釋。在學界對品達詩律的研究尚處萌芽的時期，初出象牙塔的伯克與萊比錫大學（Universit?t Leipzig）修辭學教授赫爾曼由于共同的研究興趣有了交集，最初的交往也體現出前輩與后輩學者彼此間的欣賞與景仰。4但赫爾曼對詩律研究恪守語法和韻律的方式，在伯克看來逐漸顯得局限。1817年，伯克在《雅典國家財政》（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首版序言中展開了一段對古典學研究的時評，其中針對“語法學家”的微詞很難不引起學界的遐想：“最近的許多古代研究者只滿足于一種雖不可輕視、卻多為細枝末節左右的語言研究……本應具有極為廣博的知識的那些人，已從形式上退化為高傲的語法學家……”51824年，赫爾曼與伯克各自發表《論多利斯方言的一三格》（De epitritis Doriis）6與《論一三格的多利斯方言》（De Doriis epitritis），7圍繞詩律展開最初的辯論。福格特（Ernst Vogt，1877—1918）稱這段過往為赫爾曼與伯克論戰的“一個不得不提的前傳”（Vorgeschichte）。8伯克本人則將早年與赫爾曼的交往描述為“以論辯勉強維持著友誼的一種奇特關系”。9總而言之，兩位古典學家學術論爭的最終爆發是因詩律研究引起的多年積怨的一次質變。

1825年，伯克《希臘銘文集》（Corpus Inscripionum Graecarum）第一卷第一分冊正式出版，赫爾曼近乎“毀滅式”的書評引燃兩人的論爭。書評以“拙劣”評價這部作品，質疑伯克的希臘文水平，暗諷他缺乏責任感，若干取自不同復制品的銘文被“憑借主觀臆斷加以整理，使讀者無任何確鑿的東西可依據”。1伯克質疑赫爾曼在銘文?？狈矫嬖u判的權威性，并以《反批評》草草回應。2伯克的學生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聲援。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致信伯克指責赫爾曼舍本逐末、所做批評缺乏內在邏輯;3邁耶（Moritz Eduard Meier，1796—1855）撰長文《分析》為伯克的《反批評》作進一步闡發;4紹曼（Georg Friedrich Sch?mann，1793—1879）認為赫爾曼對疏漏之處極盡“病態的諷刺和輕蔑的嘲笑”，有違書評人的準則。

1826年，赫爾曼以《關于伯克教授先生的希臘銘文研究》（über Herrn Prof. B?ckhs Behandlung der Griechischen Inschriften）向所有“幻想能夠通過研究更重要的‘專門領域’（Sachen）彌補在語言方面的缺失的人們”宣戰。6伯克隨即在《論雅典的審計與退職審查》（Ueber die Logisten und Euthynen）中指出赫爾曼所舉銘文（8;76）恰恰反映出他對雅典城邦制認識的不足，“語文學須從這些語言遺跡（Sprachdenkm?ler）中，而非停留在對語言的理解本身來呈現事實與思想的整個領域……”7由此，兩人從銘文的釋讀轉向對“語言”在古典學研究中的地位作用的辯論，筆戰隨之升華為對古典學本質與任務的方法之爭，其焦點在于古典學研究應“以語言為唯一正確的認知路徑”還是“將語言作為眾多路徑之一”。前者以赫爾曼為代表，在古典學研究中恪守對傳世文獻的解讀與闡釋，被稱為“語言派”或“文獻派”。赫爾曼認為，語言文字是呈現古人思想與智慧的唯一媒介，脫離這種理性的形式，對古代社會的認識便如天馬行空，“在飛行中雖然會很快達到鳥瞰一切的高度，卻無法對所見之物加以辨識”。8后者即是以伯克為代表的“通學派”，他將古典語言歸入古典學所需認識和重構的古人的“智識”（Wissen）層面，因而它既是研究工具，也是“語文學所要探討的專業內容”之一，對古代文明的認識應綜合對語言以外的各領域的研究。

30年代后期，學界普遍意識到無休止的爭論與內部的分裂無益于古典學科的發展，期待以新成立的“古典學者大會”（Versammlung deutscher Philologen und Schulm?nner）為契機促成兩位古典學家的和解。但直至1846年，赫爾曼與伯克才同時出席在耶拿（Jena）舉辦的大會。兩年后，赫爾曼與世長辭。1850年的古典學者大會上，伯克以主席身份致辭悼念“這門學科杰出代表”、“高貴的哥特弗里德·赫爾曼”。這場學術論爭至此終結，但圍繞語文學本質與方法的爭論與探索并未停止。1這些爭論和探索在現代古典學建立過程中起到了理論鋪墊作用，因而對這場學術之爭產生原因的追溯和剖析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客觀地審視這一過程。

從外部環境來看，19世紀上半葉德意志學術界特有的氛圍與形態醞釀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論爭。日耳曼民族素有長于思辨、熱衷批判的特質。啟蒙運動后直至18世紀后期，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多種思潮相繼登場，德意志人文學界生機勃勃;在“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影響下，學者個人的自我彰顯、情緒宣泄與觀點表達的需求再度被放大，并在迅速產生的相互呼應中不斷升華。與此同時，郵政業與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從客觀上為以各大報刊、雜志和通信為主場進行的學術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始于各哲學思想流派的論戰逐漸蔓延至各學科領域，不同主題、程度與范圍的學術討論與論辯在學術界蔚然成風，成為散布各地的高校、研究機構的學者樂此不疲的互動方式?！坝懻摗保ˋuseinandersetzung）、“辯論”（Kontroverse）、“爭論”（Fehde）、“筆戰”（Polemik）、“論戰”（Konflikt / Streit / Krieg）等一系列對不同程度的“論辯”的表述成為這一時期學術史的高頻詞場。

在古典學界，不同主題與范圍的學術論辯也成為古典學者間交往互動的重要形式，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推動著理論的進步與發展。19世紀初，古典學領域圍繞“何種研究路徑才是真正適宜且科學”的討論達到高潮。古典學者以各種公開發表著作的序言、書評及推介（Anzeige）、批評（Kritik）與反批評（Antikritik），乃至私人書信成為論戰的陣地，古典學者針對某一具體問題應答討論、對他人的評論予以辯駁，或對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方法各抒己見。學者間不同的階層地位、身份及影響力并不妨礙其以這種方式“平等對話”。這一背景下，萊比錫大學修辭學教授赫爾曼與初出茅廬的學術新星伯克，起初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后因產生分歧開始在著作的序言和書評中直截了當表達對對方的質疑和批判，在當時的學界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也正是在這種活躍而激烈的互動氛圍下，赫爾曼與伯克的友人與學生紛紛參與到論戰中，這種并不和諧的交流形式才被發揮到極致?！?825年至1835年間，幾乎沒有哪位在學界有一席之地的語文學者不曾在這場令人熱血沸騰的論戰中以自己的方式表態?！?兩位學者間的筆戰最終擴展為學派論爭，堪稱眾多學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如果說獨特的學術生態下古典學面臨的具體問題使這場方法之爭成為必然，那么身處其中的學者個人——赫爾曼與伯克——作為古典學家的代表成為這場論爭中相互對立的主角則實屬偶然。赫爾曼恪守“不越復原和解釋文本之雷池”，3其研究方法與伯克為代表的“百科全書式的”研究路徑，體現著同時代兩位學者對古代社會的觀察視角的鮮明差異。這種差異首先源于他們迥異的成長環境、教育經歷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品質。

“總是身著騎馬裝、腳蹬叮當作響的馬靴來講課”的萊比錫大學修辭學教授赫爾曼于1772年生于萊比錫一個優渥家庭。1父親任高級陪審員，在當地頗有名望。赫爾曼自幼體弱多病，少年時代的學業主要由精心挑選的家庭教師指導完成，其中包括后來的著名古典學者、當時的萊比錫大學神學和語文學專業學生伊爾根 （Karl David Ilgen，1763—1834）。伊爾根學識淵博且深諳教學之道，為赫爾曼打下深入研究古典文學所必備的堅實語言基礎。文獻研讀方面，伊爾根堅持“少而精”的原則，在兩年的希臘文教學中，他僅帶領赫爾曼閱讀了色諾芬《憶蘇格拉底》中的兩章以及《伊利亞特》的四卷。2但在此過程中赫爾曼深受鼓舞，古典語言方面的游刃有余為他帶來前所未有的優越感。在未滿14歲時，赫爾曼注冊成為萊比錫大學法學學生，后因對語文學的熱愛轉而學習古典語文學專業。

與赫爾曼不同，少年時代的伯克在困窘中度過。1785年，伯克出生于卡爾斯魯厄（Karlsruhe）一個市民家庭，5歲時，任內廷參事秘書的父親離世，母親被迫獨自承擔起撫養6名子女的重擔。3伯克的母親性格開朗幽默，營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圍，在兄姊們的幫助與激勵下，伯克的智慧和天賦得到自由發展，也形成堅強樂觀、善于交際的性格。伯克所在的卡爾斯魯厄文理中學以講授古典語言為特色，在校長提特爾（Gottlieb August Tittel，1739—1816）的拉丁文體訓練課上，伯克學會如何嫻熟地駕馭拉丁文而不拘泥于西塞羅式的語用習慣。4在校期間，伯克不僅學習掌握了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在應用數學、物理學等科目也受到良好的訓練?！巴▽W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伯克的學生兼論戰盟友穆勒在中學和大學階段同樣選擇了廣泛的專業學習，除人文科學外，也涉獵數學、物理學、植物學等科目。古典語文學者在求學生涯早期對古典語言之外的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為其后來對“古代通學”理念的接受與具體實踐打下基礎。這些學科所提供的綜合性視角本身即為系統研究古典學的前提——只有超越古典文獻之藩籬，才能將目光投向文字背后承載的歷史信息，從而全面地認識和了解古代社會。1836年，伯克在對著作《雅典國家財政》的修訂中對古西西里錢幣產生了濃厚興趣，專赴柏林錢幣收藏館（Berliner Münzkabinett），通過精密測量與精確演算得出其規格重量，推算出阿提卡錢幣規格引入西西里的時間，提出包括埃吉納（?gina）塔蘭特在內的一切測量與重量單位都來自古巴比倫，將研究擴大至希伯來、敘利亞、科林斯、羅德島等地一切與之相關的錢幣規格測量。5穆勒則從神話的內部結構出發，綜合詞源、人類學、地理學等方面知識得出其中蘊含的關于早期希臘民族部落的歷史信息。6這些跨學科研究必備的素養和能力無不得益于兩位古典學者在應用數學、物理、地理學等自然科學方面受到的思維與方法訓練。

反觀赫爾曼少年時期的家庭教學，盡管不乏伊爾根這種大家的精心指導，但在學科的多樣化方面始終有所缺失，無法提供廣闊的視角和相應的基礎性訓練。此外，相比文理中學提供的群體生活和自由空間，封閉于家庭書齋中獨自學習亦無助于開放互助、寬容豁達個性的養成。赫爾曼在萊比錫大學期間，以語法和?？币婇L的修辭學教授賴茨（Friedrich Wolfgang Reiz，1733—1790）發現并試圖幫助他摒棄“天性中固有的對一切經驗性的東西的排斥”，鼓勵他在以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為代表的語文學者為榜樣從事語法與詩律的研究的同時，嘗試采用歷史性的視角去研究文本的意思，卻以失敗告終。性格中特有的懷疑一切、固持己見，使得赫爾曼即便在教授的建議和啟發下仍不會動搖已有的觀念和興趣，因而萊比錫大學的其他教授未能夠對赫爾曼產生持久影響。1這種性格特質決定著赫爾曼在筆戰中表現出來的風格：在情緒的左右下放大語言層面的疏漏與訛誤、無視對手的辯解，常以過分犀利的言辭應對來自各方的異議，很難不在論戰中招致學界的不滿。

赫爾曼與伯克對語文學本質認識的差異，也源于各自不同的哲學觀。赫爾曼違背父親的意愿從法學轉向古典語文學，伯克打破家族傳統放棄神學走上古典語文學之路，足見古典語文學對兩人有著同等的吸引力。但從根本上說，赫爾曼的語文學概念是康德式的，他對語文學“科學化”的嘗試，實際上是按照康德的科學觀對語文學進行系統化。赫爾曼曾于1793至1794年間專赴耶拿大學（Universit?t Jena）跟隨當時最負盛名的康德派學者萊因霍爾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1757—1823）修習康德哲學。赫爾曼關于韻律學的著作《論希臘羅馬詩律》（De metris poetarum Graecorum et Romanaum）和《詩律要義》（Elementa doctrinae metricae）中對理論的系統化表述均體現出康德哲學的深刻影響。2康德認為“科學是一種遵循某種原則或目的體系，從中衍生出其框架和各組成部分，通過這種先驗的思想則必須對所有這些部分進行分類、推導及系統認知”，作為“關于通往博學的工具的一門科學”的語文學則包括“對著作和文字（文學與語言學）的批判認知”。3赫爾曼認為語文學各個部分所應遵循的單純建立在理性（Vernunft）之上的原則，正通過對古希臘羅馬語言和文學的系統認知得以體現，故語言文字視為通往“永恒理性”的唯一路徑，而古典語文學者的首要任務在于對傳世文獻的闡釋和?？?。

伯克的哲學觀則是多元化的。其中學時代的拉丁文教授提特爾是康德學說的堅定反對者，他講授的以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與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思想為核心的邏輯學與形而上學課程對伯克的哲學觀產生深刻影響。4在哈勒大學期間，有兩位老師共同決定了伯克畢生的研究和著作方向：沃爾夫的語文學綜論課程使他體驗到“希臘文化的異彩紛呈和經久不衰的意義”;5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柏拉圖課程為他后來的古典學研究提供了哲學視角。正是在浪漫主義唯心哲學、施萊爾馬赫哲學與闡釋學的共同影響下，伯克對沃爾夫搭建的“古代通學”理論框架沒有全盤接受，而是在批判中繼承并進一步將其系統化。6伯克將“古典學”定義為“對人類智慧創造的一切，即‘所認識到的東西’的認知”（das Erkennen des vom menschlichen Geist Producierten， d.h. Erkannte），7因而古典語言僅僅是古代文化諸多方面中的“一面”、對傳世文獻的闡釋只是眾多研究手段中的一種。

最終，身處萊比錫大學的赫爾曼與柏林古典學術圈的伯克因研究興趣的交集和外部事件產生的個人恩怨站在了論辯舞臺的中央。如前所述，赫爾曼與伯克對品達及古希臘韻文有著共同的興趣。1808年，作為編外教授的伯克將自己的新著敬獻給“最崇高”的修辭學教授赫爾曼，1對方的回應是：“如此之多新穎的、美好而深刻且論證詳實的內容，賦予本書恒久的價值。令我尤為欣喜的是，這部作品誕生于德意志……一些之前打算著手的研究現在已由您完成，我大可不必勞神費力了?！?但赫爾曼這種前輩對后輩的認可和贊許，很快由于“新人”伯克在短時間內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漸轉變為嫉妒。當代學者從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私人書信中整理出的一段鮮為人知的過往：1810年籌備成立柏林大學時，洪堡曾欲以優厚待遇聘赫爾曼任語文學系主任，但磋商未果，后由伯克出任該職?！昂諣柭坏貌谎郾牨牭乜粗嗽谝粋€本可以由他擔任的職位上日益聲名顯赫起來?！?這也從另一側面解釋了兩人宿怨的緣起。

1826年，穆勒曾致信寬慰身處論戰漩渦的伯克：“一百年后，當人們最廣泛地受惠于（《希臘銘文集》）這部作品時，沒人還會曉得這些爭論都說了什么?！?今天看來，事實與這番預言恰好相反：19世紀下半葉，隨著新銘文的發掘、技術手段的進步與編纂理念的革新，伯克《希臘銘文集》的地位漸由全新編纂的《阿提卡銘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Atticarum）5及后由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主導編纂的《希臘銘文集》（Inscriptiones Graecae）超越和取代，然而一再被提及的恰是這場由《希臘銘文集》第一分冊引發的學術論爭?！拔墨I派”與“通學派”之爭并無勝負之論，因為就論爭本質而言，雙方對“語言”與“專門領域知識”在古典學研究中的不可分割性已有共識，無論將語言作為認知手段還是認知對象，終極目的都是去了解和還原古代社會的思想和精神，因此在論爭中赫爾曼與伯克兩人均不曾否認另一種核心（專門知識或語言）的價值。伯克為首的“通學派”相信缺乏扎實的語言知識作為基礎，歷史研究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實現其最終目的，但唯恐古典語文學囿于語言文字的藩籬而止步不前，逐漸流于萎縮枯竭。6兩派論爭雖常因夾雜著個人恩怨而偏離主線，但由此引發的整個德意志古典學界對語文學本質與方法的深刻反思，是這場論爭真正的意義所在。

論戰持續的過程中，許多旁觀者從學生成長為古典學家，參與者更在論戰中經歷了自身理論認知上的成熟與蛻變。與赫爾曼論戰的全過程伴隨著伯克“語文學科的百科全書與方法論”的教學研究，正是對手來自各個角度的攻擊迫使他立足于自己的理論根基，經由對銘文“可靠性”的追求上升至對“語言”與“知識”兩者地位與關系的反思，初步實現古典學科的“科學化”;穆勒則經歷了從聲援者到參與者的角色轉換，也在論辯中受到啟發，開始對雅典社會全貌的研究。71825至1830年間，穆勒與伯克于哥廷根與柏林兩地頻繁的書信往來成為這場學術熱戰中的“精神后方”，足見學者間基于內在的理解、充分的信任與支持所產生的正向的相互影響乃是古典學科曲折發展歷程中與唇槍舌戰的論辯并行的另一股驅動力。通信中真實體現的兩位“通學派”古典學家在面對批判與攻擊時的通透豁達、對古典學研究與教學本身的專注，與幾乎總是單兵作戰、極盡嘲諷之能事的赫爾曼形成鮮明對比，可見學者自身的性格特質和學術交往與其研究視域的范圍、研究路徑的選擇之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場方法之爭以極端的形式間接影響著對19世紀后現代古典學科的發展。伯克以柏林大學為后方，結合自己的教學與研究實踐，將“Philologie”拓展為包含“語言學”（Sprachwissenschaft）與“歷史”（Geschichte）的“雙重科學”（Doppelwissenschaft），1為包括語言與歷史在內的古典學的眾多領域真正構建起“百科全書式的”理論體系，創建了古典學專業（Philologisches Seminar）。在自然科學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時，德意志古典學逐漸從上個世紀的“不合時宜”的形式以及“神學”的外衣下掙脫出來，發展壯大為一個強大的、以大學和學院為依托的專業學科。2與此同時，在學科調整背景下，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在古典學教育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因“文獻派”的看似“失利”而動搖。雖然論戰后期“語法學派”、“萊比錫學派”一度成為視域狹隘的代名詞，但赫爾曼為首的文獻派以古典語言而非意大利語、德語、羅曼語等其他任何一門現代語言從事古史研究、重構古代文明的主張，有力地維護了古典語言在大學和中學教育體制中的地位，赫爾曼本人則被視為學生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開創的抄本訂正文獻?？狈椒ǖ南闰?。3眾多受伯克“通學”理念影響、在文理中學任教的弟子，開始在古希臘、拉丁文教學中滲透對希臘羅馬文化與歷史的知識的講授?！拔墨I派”與“通學派”的針鋒相對并未阻礙他們以獨有的方式在各自的土壤中培育新一代古典學者，一同推動這門古老學科步入現代。

雖然至今德國大學的“古典學”專業命名仍未統一，對語言學、古典學、歷史學與考古學等學科間的關系的觀念也莫衷一是，但在研究方法上，將歷史語境與文本闡釋的結合、從方方面面著手理解和重構古代社會的方法在研究實踐中受到國際的普遍認可與采納。近年來，國內學界就中國學者如何研究西方古典學，乃至可否建設“有中國特色”古典學等問題時有激烈爭論。筆者認為，回看西方的語文學向以“古典語言”為核心的古典學轉變的歷程、了解不同時期對古典語文學內涵與研究對象差異的認識、追問不同學者群體對古典學本質與路徑探索的方式，或許可從不同的角度為當下研究帶來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