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邏輯何以嵌入行動
——返鄉青年短視頻研究

周孟杰 徐生權 吳 瑋

（長沙學院影視藝術與文化傳播學院 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視頻應用的普及帶來了視頻化生存方式，它既是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是媒介化后的日常生活。[1]短視頻蘊含著一種社會創造力與再塑造能力，也作為社會文化公共性生成的基礎設施，建構著日常生活的“非常規數據庫”。[2]短視頻的鄉村傳播不斷形塑著農村地區獨特的土味文化與媒介景觀，它在鄉村媒介化過程中扮演著新的角色，短視頻平臺所形成的交互性虛擬社區在給予偏遠地區的主體多元文化表達空間的同時，主體也經由反身性的方式不斷重構自我身份認同。[3]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在對鄉村用戶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短視頻平臺形塑的景觀社會擁有日常生活普遍化和美學化的情景式反抗局勢，也面臨著日常景觀的商品化消費，在與主流資本消費體系相融的過程中，存在被資本收編的危機。[4]換言之，從鄉村生活展演、農產品生產到鄉村產業振興，短視頻不斷浸入鄉村的日常生活，返鄉青年透過短視頻媒介實踐成為互聯網的使用者與行動者，而在此過程中農村發展被置于一個動態的、互聯的、共享的開放視角，其鄉村景觀傳播扎根于鄉村，賦能于短視頻。[5]

數字媒介與日常交往、數字媒介與日常生活中的空間生產及數字媒介實踐中的能動與結構，已成為考察日常生活中數字媒介實踐的三大組成部分。[6]潘忠黨認為，理解新媒介的社會文化意義，需要將著眼點放在作為實踐主體的使用者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上，需要解讀他們如何通過使用新媒介技術展開意義或再現創造，并參與社會與文化建構。[7]在鄉村媒介化的語境下，以抖音、快手、微視為主的新媒體不只是被理解為一種遵循算法邏輯的新媒介技術，也不是提供鄉土影像內容為主的數字媒體機構，而是應被視為一種嵌入俗民日常生活之中，維系與重塑鄉村主體賦能、社會身份認同及鄉村公共性政治參與的共享信仰的表征。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媒介邏輯如何與其他社會建制互動來影響鄉村社會變遷，行動者與媒介邏輯存在何種結構與能動的辯證關系，以及返鄉青年如何運用中介的手段與機制開展他們的生活，考察人、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

本研究試圖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從返鄉青年的媒介實踐切入，闡釋與深描行動者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中用媒介做了些什么，以及如何嵌入這一社會實踐形成、發展與變化的歷史過程中；第二，以歐陸學者提出的媒介化理論為分析架構，從媒介化研究中的制度化路徑與社會建構主義路徑兩項傳統出發，將短視頻作為影響鄉村社會返鄉青年日常生活的廣泛效應；第三，采取以媒介為關鍵的研究視角，即去媒介中心化的觀念，將媒介研究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

二、文獻述評

媒介化是近十幾年來歐陸傳播研究領域積極探索的傳播概念，該詞在中介（mediation）、媒體化（medialization）等相似概念中脫穎而出。相較于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對“中介”的理解，歐陸學者用“媒介化”來定位傳統溝通行動與社會互動過程，試圖重新錨定媒介與當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庫爾德利（couldry）認為，媒介化更側重社會制度或機構層次彰顯媒介的影響性，除了介入社會過程之外，有時更在于導引其他社會場域里特定制度化實踐內涵的重塑。[8]丹麥傳播學者赫瓦爾德（Stig Hjarvard）主張，將媒介化理解為新的互動形式如何取代既有社會互動的方式，認為媒介化可以用來觀察社會日常生活里諸多其他領域的長期變遷，并強調媒介化隱含社會與文化行動的核心成分（如工作、休閑或游戲等）逐漸披上媒介的形式。[9]也就是說，“媒介化”集中探討媒介形式如何“介入”當代生活的不同層面，特別是建制化的社會實踐，強調媒介與其他社會建制之間的互動過程。例如，當媒體與政治行動者都將其行為調整為面向受眾的市場邏輯時，就會發生政治媒介化現象。[10]

2011年，歐洲傳播研究與教育協會（ECREA）成立媒介化研究暫時工作小組（Temporary Working Group），組織有關“媒介化”的研討會和座談會，集中研究西方世界之外的媒介化和權力關系的媒介化。2013年8月，國際期刊《Communication Theory》以媒介化為主題發表7篇專論，并在首篇論文中提到，越來越多針對當今文化和社會的廣泛傳播影響的研究開始呈現制度化，從概念化影響力模型到對“媒介化”的更廣泛理解，以捕捉媒介傳播在日常生活中更廣泛的影響力。[11]由此可見，媒介已浸入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將媒介化作為一個分析概念，用以描述媒介科技形式使用造成的社會文化影響，與更廣闊的社會過程結合，強調前者對后者的介入與干預，并突出在媒介與傳播、文化與社會歷史變遷之間，溢散著不同技術的媒介與其他社會建制相互關系的長期過程。

針對媒介化的理論研究，學者赫普（Hepp）總結歸納出兩項傳統：制度論、社會建構論。其中前者關注“媒介邏輯”（media logic）概念，后者則更加致力于日常生活實踐，這個路徑不僅涵蓋了技術與媒介的傳播脈絡，而且聚焦在歷史變遷中的傳播建構的文化與社會脈絡。盡管兩項傳統研究路徑不一致，看似充斥著矛盾與斷裂，但近幾年也逐漸向彼此靠近。因此，沿著社會建構論路徑，“媒介化”過程中的媒介不僅僅是麥克盧漢所言的是我們感官的延伸，而且還指受眾行動的延伸。一方面，需將媒介化視為錨定社會日常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征，即溝通行動；另一方面，把媒介化描述為一個由溝通行動所建構的“元過程”，其超越了微觀與宏觀、情境與結構的差異，成為分析當代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面向。不僅如此，媒介化還是一種形塑力（moulding forces），成為縫合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的分歧，而分歧在于兩項傳統對媒介的不同定位。

總之，由媒介化研究之制度論路徑到社會建構論，主要存在兩層重要意義：第一，不同的研究視角并不是二元對立的，媒介化研究呈現出更多元的取徑與開放性思維。兩項傳統已呈現靠近趨勢。第二，在建構社會文化的過程中，不能將媒介只是視為某種中介或工具，這會陷入一種媒介效果論和功能主義的窠臼，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與其他社會建制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第三，媒介邏輯也是動態、非線性且嵌入社會互動過程之中的，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彼此勾連，無法脫離社會與歷史情境。

傳統傳播研究大多將媒介視作一種“中介”，而受眾就是接觸“中介物”之后產生接受行為的受眾，受眾長久以來被固化理解為被動接受訊息的大眾，這無疑忽視了受眾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異質性、移動性與能動性，以及并未考量整個社會文化脈絡與情境。Alasuutari提出第三代接受分析，認為受眾不再只是被動接觸媒介，而是世界生活已經浸泡在整個媒介文化之中。[12]庫爾德利在2004年發表的《媒介的實踐化理論》中，主張一種媒介研究的去中心化、去二元論觀點，即媒介實踐范式，將研究聚焦從媒介內容或生產結構轉向研究媒介文化的各式實踐。[13]換言之，媒介實踐主要關注人們從事何種與媒介有關的事情，以及與媒介有關的論述；把以媒介為面向的一切松散的、開放的實踐行為作為研究的起始點；[14]突出受眾的網絡與社群、溝通與互動的社會學意義，彰顯媒介文化的重要性，強調媒介與社會、文化、政治是互相交錯的結構。

在研究方法層面上，傳統的傳播效果研究是將受眾與日常生活的關聯復雜性“括弧”起來置之不理，而媒介實踐轉向的受眾研究則將其放置于社會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之中，并延伸至更廣闊的生活脈絡（living context）。顧潔考慮到主客一體的研究立場，提出反身式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復合研究方法。[15]因此，本文主要以滾雪球與關鍵知情人引薦的方式深度訪談了14位返鄉青年。在持續一年半的時間內，作者觀察這些返鄉青年在快手、抖音、微視中的短視頻或直播帶貨情況，同時也對返鄉青年的直播實踐等活動進行線下實地調查，試圖以更加整體性與全景化的視野去關照其傳播實踐。

三、返鄉青年的短視頻傳播與媒介邏輯

（一）多元行動者的媒介邏輯機制再生產

1.政治性力量遷就與順應媒介邏輯

傳播學者埃琳娜（Elena）從文化主義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政治媒介化”的概念，討論公民、政治行動者與媒介參與互動之間的關系。[16]“政治媒介化”捕捉到當今媒介所表征的權力和象征互動關系，主要強調媒介對于建構現實的象征力量，以及媒體塑造意識形態環境的霸權能力。換言之，政治人物或決策受到媒介邏輯的影響，而某種官方的話語、政策與行動也在積極影響著鄉村媒介化的重構。

縣長帶貨已成為短視頻平臺不可忽視的媒介事件，以縣長群體為代表的當地政府官員，紛紛加入農副產品宣傳。目前，全國已有近百位縣長參與到某短視頻平臺的“市縣長當主播，農戶多賣貨”的助農模式中。來自湖北省武漢市的返鄉創業青年M07曾多次與政府官員參與短視頻拍攝或直播：“有官員的背書，商品會更有品質保障，企業也更加愿意制定優惠政策，大家合作共贏，服務老百姓?！保∕07）政府官員打破以往嚴肅的形象，以更貼近日常生活的形象與大眾交流，在短視頻中起到一種調節政府、企業與消費者關系的作用。

在論及政治的媒介化時，舒茲（Schulz）指出政治組織或機構如何自我調整，試圖遷就與順應媒介邏輯對于政治邏輯的影響。[17]政府官員并非被動地接受短視頻，而是主動去理解短視頻的運營模式，這是一種從助力脫貧攻堅到創新服務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正切合媒介的邏輯特征?！翱h長帶貨助農不僅只是一種流量，更意味著一種政府新型服務的創新與發展思路?！保‵08）作為政治行動者的縣長利用自身的象征性權力去介入并重構鄉村媒介化。正如克羅茲（Krotz）所說，媒介化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技術決定的過程，而應該被理解為一個人為的過程。以縣長為代表的政治行動者并非一種浮光掠影的展演自我，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與角色也融入鄉村短視頻的媒介實踐中，政治性力量與商業需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鄉村社會經濟發展，都嵌入鄉村媒介化的場域內。

2.鄉村信息扶貧網絡關系的建構

20世紀80年代，布魯諾·拉圖爾、卡龍和約翰·勞共同合作提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簡稱ANT），其中行動者并非功能主義強調的處于某個特定位置以完成預設功能的人，也不只是占位符（placeholder），或僅是承載特定的力量履行既定的功能。[18]拉圖爾認為，要嘗試打開這個黑箱（black box），因此行動者都是轉義者，不是中介者，它不僅僅是人（actor），還包括觀念、生物、技術等許多非人類行動者（object）。[19]有學者指出，振興鄉村與信息扶貧建設是一個以地方政府為關鍵行動者的異質行動者網絡，強調基層政府與政治行動者的能動性。戴宇辰通過對威廉斯的電視文化研究及西爾弗斯通的傳播馴服研究解讀，考察ANT與媒介研究在之前的短暫邂逅，媒介化研究崛起后又與ANT理論的新重逢，并指出傳播媒介就應當被視為一種“建立網絡的行動者”。[20]

在新媒介賦權的語境下，鄉村主體的自我意識被激發和釋放，社會結構和關系被顛覆與重構，多元主體在動態博弈中共同參與到鄉村振興中，鄉村逐漸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21]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精準扶貧與鄉村建設提供了絕佳機遇。在鄉村媒介化過程中，基層政府、大眾傳媒、涉農企業、社會組織、鄉紳精英、普通村民等多元主體，甚至是新媒體科技、技能培訓、遠程教育等多元行動者嵌入鄉村信息扶貧網絡體系中，而這些異質的網絡行動者都不斷形塑鄉村媒介化的形態。

作為社會主義新農人的返鄉青年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班l村有獨特的自然環境，民風淳樸但信息落后，我們拍攝短視頻不僅是把鄉村推介給世界，更是讓鄉村內部發生改變?！保‵09）趙月枝強調，農民自己才是鄉村振興的主體，但他們卻處于被爭議與被遮蔽中。[22]而掌握現代信息技術與關切家鄉發展的返鄉青年更是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按謇锒夹g和知識、敢于返鄉創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在父輩的關系上，可以把鄉村建設得更美?！保∕10）這不僅強調返鄉青年的主動行為意義，更突出其所依附的鄉村社會關系網絡的重要性。農村社會的行為方式是關系取向，將傳統社會關系及新型關系網絡溶解而成的熟人關系作為重要行動者和關鍵節點，在扶貧信息流動中作用突出。[23]

此外，主流媒體、商業媒體與農村自媒體在短視頻平臺中彼此相互競爭合作，形成扶貧信息傳播的多元行動主體。例如，人民網發布的《短視頻支農興農創新發展研究報告》強調短視頻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新路徑，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在疫情平穩后舉辦跨屏公益扶貧助農活動，快手開展“幸福鄉村戰略”“打開快手·發現美麗中國”“點亮百縣聯盟”“福苗電商扶貧”等戰略項目。多元主體在儀式召喚、地方再造與賦權賦能的行動機制下，通過資源共享、整合配置與價值鏈接，打造扶貧脫貧的價值共同體，形成公共領域的協商對話。[24]總之，發揮返鄉青年的文化主體性，挖掘鄉村內生力，將多元異質行動者放置于鄉村社會的文化關系脈絡中，有利于鄉村文化傳播新生態建構，也不斷形塑鄉村媒介化過程。

（二）媒介消費與智能算法的共生交融

1.新網紅經濟嵌入隱藏性邏輯結構

不僅斯特隆巴特（Stromback）強調商業邏輯對媒介邏輯的影響，而且馬佐萊尼（Mazzoleni）也指出，媒介維系了社會經濟、技術與文化等規范，以確保內容制作與分發更符合效率標準，商業緯度的考量是目前理解媒介邏輯的隱藏性與主導性原則。[25]研究者對F01、F02、M03、M04等多個短視頻賬號進行為期一年半的網絡線上觀察時發現，其賬號運營大部分在創辦初期就逐漸開始籌劃鄉村帶貨?！捌鸪跖臄z鄉村短視頻就是為了記錄日常生活，后來被整個平臺環境影響就開始思考如何變現的問題，這樣才能長期堅持下去?！保‵01）在網絡田野中，筆者了解到不少返鄉青年短視頻博主加入更加專業的經紀公司團隊?！凹尤虢浖o公司后，拍攝、文案和商品帶貨就有規劃?！保∕04）不僅如此，筆者加入了其粉絲微信群，群中兩百多位粉絲均被農家帶有濃郁本地特色的美食小吃所吸引，一旦視頻更新后有新貨上架，粉絲會紛紛購買。這種以產品銷售為最終訴求的帶貨模式，演化形成以圈層為基礎的“新網紅經濟”。[26]短視頻平臺也逐漸成為鄉村農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場域。

“商品櫥窗”成為短視頻主頁中最顯眼的符號標志，短視頻平臺與經紀公司、返鄉青年與粉絲之間被市場化的商業邏輯和網紅經濟所聯動起來?！皠傞_始非常抵觸網紅的稱呼，覺得沒有單純記錄日常生活那么純粹、自然，但是后來發現帶貨可以改變鄉村經濟，讓大家富裕起來?！保‵02）苗寨美食九九所在的村落并不富裕，但偶然的一次機會讓她發現自家養殖的土雞和雞蛋是粉絲急需的商品。從返鄉青年、網紅達人，再到新農人的身份轉變，讓這些返鄉青年越來越致力于推廣鄉村農產品。電商渠道的介入推動了農產品售賣流程的規范化與品牌化，新媒介品牌促進了鄉村媒介化的歷史進程。[27]

短視頻的商業邏輯逐漸影響鄉村的社會經濟，使之不再處于城市邊緣，而商業邏輯與媒介邏輯相互共棲短視頻之中，成為其隱藏性的邏輯結構。返鄉青年開始以一種“新農人”的身份去積極參與到媒介消費之中，其個體的主體性、能動性在商業聯動中被展演或表征，他們不再只是滿足粉絲需求帶貨引流，從而暗合商業市場目的，而是通過短視頻記錄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的變化，建構鄉村集體記憶與鄉村媒介圖景。

2.數據算法作為一種新媒介權力

喻國明認為，算法即媒介，也即掌握技術傳播生產力的人們與掌握制度傳播生產力的人們之間的矛盾、對沖與博弈。[28]算法邏輯以數據化、智能化和個性化的特征改寫傳播領域現實的同時，也在重構一套全新的傳播規范。網絡中的個體都以算法邏輯來重新審視、體驗和消費，乃至創造這種全新的傳播世界。筆者在與受訪者交談時，他們全都重點談到對“算法”的“愛恨兩難”，這種經驗的斷裂之處，引起筆者注意。研究發現，行動者與算法的權力模式呈現出對抗、規訓、合謀三種關系。

筆者三次前往湖北省棗陽市桃林農場實地考察，在為期將近兩個月的深度觀察中，短視頻的核心創作成員M05主動與筆者談論的話題頻次最高的是關于平臺算法的邏輯。從初期對算法的不認同與對抗，逐漸過渡到被算法控制后而產生自我規訓，再到主動迎合算法與之達成合謀，算法邏輯已深植于主體的行動中?！安煌瑫r間發布視頻，獲得的點贊轉發數明顯不同?！保∕05）鄉村創業青年幾乎每天都統計算法規律，想要尋找一個最適合的時間點發布視頻?！叭绻以谝欢〞r間內還不上新的商品，那么平臺會取消我的帶貨資格，并不會給我流量宣傳，現在必須要服從平臺規則?！保∕05）更為重要的是，當筆者與受訪者熟絡后，他們不再避諱而主動進入抖音后臺為視頻充值流量，選擇延長視頻作品的推送時長，因此獲得較好流量，而每次充值花費高達500元以上?！叭绻换ㄥX購買流量，視頻轉發量和點贊量明顯很低，創業初期不得不向算法低頭?！保∕05）短視頻平臺對算法邏輯具有絕對的控制權，而作為新媒體使用者與算法邏輯之間的權力關系從對抗、規訓到合謀，呈現出一種動態且對弈的媒介圖景。相對于傳統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組織的權力而言，算法邏輯深刻嵌入短視頻的媒介邏輯中，更是一種全新的社會控制方式。

算法作為一種技術邏輯，開始演進為一種新的權力形態，由算法搭建的數據網絡系統對用戶形成了一種類似于“全景監獄”的控制?！皬囊曨l標題、背景音樂到做菜的食材選擇，都是根據快手的熱度或制度來決定?！保∕06）短視頻內容生產、制作與發布的各個環節遵循算法邏輯來制定。這也說明算法除了在控制信息生產、流通的過程中體現權力外，還通過制度行業規范來彰顯統治力。[29]換言之，算法即權力，在一個媒介技術和數字代碼無處不在的社會，媒介權力越來越存在于智能算法之中。

（三）媒介邏輯與日常生活的勾連互動

周翔指出，“媒介化”對于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現象是一個有生命力的解釋性概念，但需要在批判與反思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以主體性人為基點，基于日常生活經驗的實踐邏輯，在“媒介—人—社會”的“三元辯證法”中建立一種共存共生的關系與整體性理論框架。[30]在鄉村媒介化問題上，不能一味將媒介、社會與文化作為單獨的系統孤立分析，而應將媒介納入鄉村日常生活的脈絡中來審視媒介與鄉村社會變遷的關系。

1.媒介邏輯促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復活再現

以抖音、快手為主的短視頻進入農村之后，展開了大量關于“三農”議題的微記錄，展示了農村群體日常生活的真實場景，傳遞了鮮活、多元與個性的新時代新農人形象，農村空間由此逐漸進入公共傳播。[31]大量早已消亡殆盡的民間曲藝、傳統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本地方言借助于短視頻得以復活、再現或重拾。

麥克盧漢與其子撰寫的《媒介定律：新科學》一書中提出媒介演化法則的“四元論”，指出每種媒介都有四個功能：提升、過時、再現與逆轉。再現（retrievals）是指媒介使什么過時的東西得以再現。當短視頻浸入鄉村田野中，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口語文化得以重拾。受訪者M11在快手平臺上擁有38萬粉絲，每晚8點，她準時利用短視頻直播傳播豫劇文化?！鞍滋焐习嗪苄量?，但還是想晚上直播，希望自己擔負起一份傳播豫劇的使命，在快手上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歡看?！保∕11）短視頻的媒介邏輯讓傳統豫劇文化再次復興。當彝族返鄉青年M12接觸到短視頻后，她就在微視平臺上講解和制作彝族的服飾，最后也成功亮相北京景山公園“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服飾秀”?！爸皬奈聪脒^能走出大山，還能去北京參加服飾文化活動?！保∕12）透過短視頻的媒介實踐，人與科技、社會的互動意義被不斷形塑，而媒介的使用與日常生活的肌理逐漸交融，且媒介滲透到越來越多的專業化領域。

當筆者在網絡中進行長時間參與觀察后發現，許多短視頻并非排斥本土方言，而是呈現出大量的方言作品，且點贊量和轉發量頗高?！皠傞_始我還以為自己普通話說得不夠漂亮，但視頻做久了之后發現，很多人喜歡聽我講東北話?！保∕13）本地方言更容易拉近與粉絲的心理距離，而且也具有強烈的娛樂性與地方性。不過，這種方言的再現與媒介邏輯密不可分?！翱吹綗衢T中方言作品點贊量高，我不得不使用方言拍攝每個作品，甚至我會嘗試學習全國各地方言，擴大自己視頻的播放量?！保‵14）換言之，算法技術與媒介邏輯為返鄉青年提供理解數字媒介平臺的重要物質性基礎。資本、技術、異化及鄉村日常生活的凋敝是媒介化語境下青年短視頻和日常生活展演的深層邏輯所在。[32]在具體的短視頻拍攝中，返鄉青年會依據熱門排行的規則與邏輯，選擇制作內容和素材。因此，媒介實踐一方面使得本地方言文化得以再現或重拾，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受制于媒介邏輯的影響與約束。

2.媒介實踐與行動重塑鄉村社會結構

媒介化是一種歷史情境，即媒介不僅是自力的社會媒體結構，而且還深入其他社會機構的運作中，媒介在制度化和技術化的過程中通過傳播行動產生塑造力，進而成為媒介化過程的一部分。這也反映了文化與社會的歷史變遷。劉展認為，以手機為主的新媒介技術在農村社會日益普及，已經形成梅洛維茨所言的由電子媒介構成的媒介場景，在新媒介應用所促成的媒介場景下，傳統農村社會的禮俗與文化也發生轉變。[33]同時，農村短視頻也隱喻著傳統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下農村青年的身份調適過程，返鄉青年的主體性身份與認同也不斷被建構。[34]鄉村日常生活的可見性被激活，演繹出一幕幕怪異的視覺圖景，青年的底層物語也沒有帶來向上流動的積極后果。[35]以上研究從身份認同、社會資本與鄉村文化等方面進行鄉村媒介化的考察，但當筆者深入田野實地調查之后發現，傳統的農業種植與生產也開始受到短視頻媒介邏輯的影響，其固有的種植經驗出現些許的松動，同時這種變革也嵌入到農村社會的結構脈絡中。

受訪者M05原本在武漢從事水果飲品生意，受到疫情影響不得不返回湖北棗陽市鄉村老家創業，與其父親一起承包了700畝山林，專門種植水蜜桃。由于其父親及家族長輩傳統種植經驗豐富，常年經營線下水果生意，于是M05決定利用抖音開始拍攝鄉村日常生活與創業之路，拓展線上銷售渠道。他注意到，由于傳統渠道的影響，桃子不得不提前采摘，這導致水分與甜度不夠，所以他決心在抖音上講解如何選擇真正的好桃子、何時吃桃子，以及如何避免落入不良商家的套路?！袄枚兑?，我可以晚幾天采摘桃子，通過快遞只需隔一兩天，就能讓顧客吃到真正的好桃子。如果不利用抖音，那么很多人根本吃不到真正成熟的桃子?！保∕05）針對他的做法，其父輩的態度是堅決不支持的?！霸诟篙叺难壑?，他們就認定桃子必須要在還沒有成熟時就摘下來，不然就會立馬爛掉，但是普通村民不懂抖音和物流的好處?！保∕05）因為抖音和物流，可以讓桃子在最佳的時間送到顧客手中。作為一種傳播媒介，通過短視頻的拍攝制作，讓返鄉青年嘗試與顧客平等溝通交流，使得專業知識被傳播分享，進而逐漸開始改變桃子的傳統種植與生產。也就是說，抖音不僅僅只是一個工具或方式，也是一種行動與意義共享。返鄉青年發揮能動性，利用抖音平臺的特性，嘗試去改變傳統的農業種植與生產?，F代傳媒技術已逐漸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深深嵌入鄉村的媒介行動之中。

四、結論與討論

新媒體的傳播文化研究從“媒介研究”轉向“媒介化研究”，這種重新認識媒介文化的轉向開啟了傳播研究的范式變更，它暗含著“以技術為中心”轉向“以實踐為脈絡”的研究路徑轉型，從而考察特定的媒介與傳播實踐將對社會組織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從返鄉青年的短視頻媒介實踐出發，重點分析行動主體運用媒介做了什么，并討論短視頻浸入農村社區后，給鄉村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其一，媒介化研究的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路徑并非二元對立的，社會建構論路徑逐漸打破傳統線性媒介邏輯的框架，將媒介化研究推向一種更為開放性與動態性的非線性詮釋之中，兩個傳統路徑也逐漸彼此交流。在鄉村媒介化過程中，媒介邏輯與受眾行動者彼此相互嵌入與勾連，一方面，返鄉青年不得不遵循短視頻的視覺語法與結構、數據與算法邏輯、商品銷售與熱門排行之規定；另一方面，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媒介實踐來重塑新農人身份認同，再現傳統民俗技藝，重拾口語文化。

其二，媒介不僅只是傳播工具與方式，更是維系社會認同與各種力量所構成的競爭場域。媒介邏輯與鄉村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相互交織，彼此嵌構。新媒介滲透到鄉村社會后，對當地人的傳統習俗、日常生活和傳統農業耕種觀念帶來整體性影響與社會結構性轉變。媒介邏輯是一種隱形的傳播形塑力，媒介實踐不僅在于媒介獨有的可供性與物質性，更取決于鄉村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等具體語境。媒介邏輯不是獨立于其他系統而存在，鄉村社會也并非只是遙遠貧窮的異域，它更是與國家宏觀政策、經濟轉型與媒介文化發展緊密相連。因此，在鄉村媒介化過程中，應把鄉村放置于更廣闊的社會語境下，將其看作和其他建制不斷發生互動與意義再生產的文化空間，既深耕鄉村，又超越鄉土。

其三，在實踐取向的鄉村媒介化研究中，不僅要關注行動主體的日常生活，而且還需要注意到行動主體的多元化、異質化等特征。一方面，國家政府、媒體企業、基層干部與村民構成多元且流動、沖突且競爭的網絡，它們既是行動者，也是轉義者；另一方面，行動者指代人，也包括非人。在鄉村媒介化過程中，主流媒體、商業媒體與農村自媒體相互協作，彼此競爭，共同作用于鄉村社會，重塑鄉村媒介化的動態過程與傳播圖景。不僅如此，從實踐經驗材料回溯到理論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媒介化研究與ANT理論對話的可能。人與非人的行動者都必須放置于更大的社會脈絡中檢視，兩者理論之間如何對話、整合與借用，以更周全地描述并分析傳播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討論。

總之，媒介化理論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媒介觀與社會觀，媒介化不是一種封閉的媒介理論，也不是一種特定的方法，而是一種研究社會文化的特定視角。本研究從返鄉青年的短視頻媒介實踐切入，考察新媒介技術對鄉村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雖然結合了線上與線下的田野調查，但媒介化研究更多側重于與社會其他面向的相互關系或歷時性的過程考察。因此，需要研究者不能脫離本土語境與歷史脈絡，并持續扎根中國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