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南捷徑，帝王心事

陳曉華 侯曉玉

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為之專門設立了四庫館。四庫修書的第五年，即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月二十六日乾隆下旨告誡四庫館臣，不要借四庫修書行終南捷徑之事，要實心辦事，恪盡職守，不得敷衍塞責。以帝王之尊，親自下旨嚴禁，說明這個終南捷徑已是四庫修書中的常態。不過，這個終南捷徑，其實還是乾隆一手締造的。但到他下旨嚴禁時，面對既成事實，即使貴為君王，也只能徒自感慨，頗有心事不知向誰說的無奈。當然，終南捷徑也并非就絕對是壞事。它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以退為進，以隱求仕，欲擒故縱。此外，四庫館也并不全是這等現象。四庫修書的主流是正能量的，終南捷徑僅是四庫修書的支流。

借四庫修書行終南捷徑的話出自乾隆，但終南捷徑一詞并非乾隆首創，而是唐朝道士司馬承禎為盧藏用創造的。據《新唐書》記載，司馬承禎與盧藏用一道被征召，但司馬承禎無意仕途，最終選擇回終南山。啟程時，盧藏用去送行，指著終南山說，這是個風景好的地方，適合養生隱居。司馬承禎毫不客氣嘲諷回應道“當官的捷徑”，于是以隱入仕，便被謔稱為“終南捷徑”。

四庫修書，對于士人而言，是崇高神圣的，對于普通大眾，更是高山仰止，因此當時自上而下都對四庫修書寄予厚望。加以乾隆的恩寵，自然而然就與終南捷徑扯上關系了。當然，終南捷徑只不過是四庫修書的支流，四庫修書的主流仍是勤勉工作，盡力修書。如總纂官紀昀一生未有大的著述，全部精力盡耗其中。有分纂稿提要傳世的纂修官翁方綱，下班后還去琉璃廠等地尋訪修書需要的書，對修書盡心盡力。以破格參與修書的戴震則是四庫修書的殉職者。四庫館中有關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書的校訂及提要撰寫工作基本上都出自他手。繁重的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年僅五十五歲就以身殉職。

然而，在傾力修書之聲中，也有不和諧之音，那就是四庫修書偏偏和終南捷徑扯上了關系。當館內外學者論辯四庫修書、討論學術異同是非時，希望借四庫修書之事，獲得官位或升遷者不計其數。之所以如此，溯其根本，始作俑者還是乾隆，他急于看到四庫修成，所以拋出利祿推動之。但是，乾隆具有兩面性。他對自己的母親克盡孝道，對自己的發妻及其叔伯，他也能以儒道待之，而面對可能的隱患，他往往采取雷霆手段，處置決絕。乾隆初年，對大臣中的結朋者如鄂爾泰、張廷玉，他就曾毫不留情地加以黜置。四庫修書期間，曾任總校官、總纂官、副總裁的陸費墀之所以有逝于非命的結局，也完全系于乾隆欲防朋黨于未然。

四庫館終南捷徑盛行離不開乾隆的恩寵。四庫修書，寄予了乾隆成就帝王大治的期許。號稱“十全武功”的他，如再有文治，就可望比肩圣君。加以乾隆認為自己年紀大了，成就夙愿的心情很是迫切，生怕自己去世前看不到《四庫全書》成書。對于四庫修書，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既保證質量又高速完成。因此，他對四庫諸館臣寄予了厚望，始終關注他們的修書事宜。館中諸事，無論大小，都親自過問。為此，他恩威并施，直接肇始了終南捷徑。

從修書的前期準備來講，從全國各地征集大量書籍是四庫修書順利開展的基礎條件。為使天下百姓踴躍獻書，乾隆親自向天下許諾，獻書者無需擔心書籍有否違礙。即使有違礙，也是罪書不罪人。除此之外，還制定了獎勵政策。如獎書，對進獻書籍五百種以上者，賞一部《古今圖書集成》;進獻書籍一百種以上者，賞一部《佩文韻府》。又如御制詩文題詠，進獻書籍超過百部，質量精良者，乾隆親自題詩。最后，《四庫全書總目》標注版本時并非著錄刻書者和刊刻時間、地點，而是以采進地方政府或獻書者的名字代替，如紀昀家藏本，浙江巡撫采進本。這也激發了民間藏書家的獻書熱情。

到了修書時，四庫館不僅以軍機大臣擔任總裁，而且破格重用人才。破格者，如紀昀，破例從流放之地召回任總纂官，連進士都不是的舉人戴震、楊昌霖等也被召入館。而平民身份的丁杰經過朱筠、戴震、翁方綱三人共同延請，得以憑借私人資格助理?？??？傊?，當時借助四庫開館而顯耀者，不乏其人。而為全面保障修書工程迅速高效展開，乾隆更是精心安排了館中人事。他派三個皇子入館，并讓其中的永瑢擔綱總領全館事務，還安排劉統勛、于敏中、舒赫德、阿桂、英廉、福隆安、和珅等一大堆顯貴入館。他們的入館保證了修書無任何后顧之憂，也歷練了他想提拔大用的人。這一切，都是乾隆統治術的具體實踐。

永瑢在詩、書、畫等方面造詣頗深，又曉習天文知識，功底深厚，且為人質樸。他早已出繼，實為皇子名為宗室。這樣的身份，能很好扮演起乾隆和四庫館臣之間的緩沖角色。既然在宗室中脫穎而出，擔當重任，必定是乾隆青睞有加，在四庫館行事就如同乾隆親臨，也就免了乾隆親臨的壓力與鉗制嫌疑。永瑢在四庫館中，也的確不負乾隆重托，很好地完成了乾隆的安排。他總領館事，負責館中人員獎懲、行事章程、人事安排等。館中各類細務都被永瑢妥善處理，在他的精心調控與維系下，四庫館中各項工作得以有序開展。不過，四庫館對書籍處理的過失，永瑢也脫不了干系。

舒赫德是乾隆派給永瑢壓陣的。自開館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入四庫館任總裁，直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去世，為助永瑢以成四庫大事，保證修書質量，費心耗力不少。纂修《四庫全書》這樣一個大工程，肯定也少不了乾隆親信和珅的身影。他在乾隆四十二年入四庫館任職。這年，是館內禁毀書籍最嚴厲的時候，也是舒赫德去世之年。和珅在這年入館，乾隆歷練和珅，加強對四庫館的控制意圖是明顯的。四庫館同時還是一些有罪臣子的起復之地。如王太岳因修書而復起，對乾隆感激涕零，而乾隆對臣子有利國事的期望也在王太岳身上得以圓滿實現。

同時，為保證抄書人手，以及抄書質量，四庫館采取了在落第舉子中選字畫工整者抄繕的辦法。乾隆關于辦理《四庫全書》并《薈要》所用謄錄于京闈鄉試落卷中擇取的旨意，解決了這些落第舉子的困頓，給予了他們機遇，也使四庫館成了他們的寄食之地。這些落第士子中不乏等待時機，蓄勢而發的“臥龍”。他們如勤勉工作，成績卓著，就有在順天府應試的機會，而且議敘優秀者，還有升遷的希望。這就是他們的終南捷徑。所以即使抄繕需要自備斧資，他們也愿意參加。如洪亮吉就是因為在四庫館抄繕，得以在順天府參加鄉試得中，進而參加會試，走上仕途的。這足可表明四庫修書并非簡單的文獻整理活動，而是綜合性的文化活動，會引起連鎖反應。

由此可見，四庫館的各色人等，程度不一地獲得了自己的期許，四庫館無疑是他們進身的好階梯。連對總纂官紀昀來講，也因此得益。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紀昀因涉兩淮鹽引案，而謫戍烏魯木齊，但因四庫修書，紀昀在烏魯木齊僅待了十幾個月，理想、斗志、情趣并沒有似其他謫戍之人，因年年歲歲的無望守候而泯滅。他眼中的烏魯木齊，是“耕鑿弦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烏魯木齊雜詩》）。所作詩作，是盛世之下，志士能人開疆拓土，報效朝廷的由衷抒發，大有盛唐之風。與為同一件事而被流放的盧見曾的《塞外接家書》中“料來狼狽原應爾，便說平安那當真”（轉自《隨園詩話》）的情境相比，立意甚異。所遇不同，自然流放觀感迥異，當然立意也絕別。

而因四庫修書，紀昀得到了乾隆非常大的關照，不僅多次得以陪同乾隆南巡，而且修書期間，雖被多次記過罰款，但并沒有妨礙他不斷升遷。紀昀在乾隆這里實現了士人的理想，為報知遇之恩，一生盡心竭力為四庫修書。

然而，想走四庫修書終南捷徑者，并非都能如愿。首先，不是任何臣工都能入四庫館。即使入四庫館，館中也有嚴格的獎懲制度。不過，在獎懲之外，還有更大的暗流涌動帶來的四庫修書諸人的寵辱不定，那就是如何防止因四庫修書而結黨。用全國之力修書，全國上下一片沸騰，京城人員流動頻繁，臣工內部及臣民之間來往密切，向學氛圍高漲，文化空前繁榮。面對這種局面，在開館前，劉統勛所擔心的結黨等問題，勢必引發乾隆的關注，激起乾隆的心事。

四庫修書在自己既定要求下有序展開，不久的未來可望實現，乾隆是非常高興的。然而，從中滋生出的如終南捷徑等弊端又令乾隆增添了不少心事。歸而言之，乾隆心事有四：一是解決困擾自己的某些人敷衍塞責，而以修書為終南捷徑等官修書籍積弊;二是如何保質保量修成曠古杰作，完成學術文化總結，獲得圓滿的文治，成就帝王大業;三是如何確立思想文化導向，解決本朝思想文化問題;四是防止因修書而結黨。為此，乾隆親自出馬，全程督導，自覺擔當起不是總裁的真正總裁之責。從書名、征書、編修體例、獎懲措施到人員安排、館中事務等具體事宜，乾隆全都一一量身定制，全力以赴。他自始至終傾力于四庫修書，確立了各項標準，安排了人事，盡力解決修書弊端，糾偏查偏。

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館內眾人多次出現如漏寫、丟書、拈輕怕重、徇私舞弊等瀆職現象，加以館內人員水平不一，又有乾隆對修書速度的要求，四庫修書存在一定質量問題。官修書籍的這些積弊早已有之，非四庫修書獨有。乾隆本人也非常清楚，這樣的積弊很難根治，只能通過警諭懲賞等減緩而已。為此，四庫館實行了獎懲制度。每三月以記過清單的形式，記錄館臣修書的過失。同時豐富獎勵形式，對修書有功者進行多種形式獎賞。并且獎懲之間可以互抵，館臣可用有功記錄抵償過失。通過設立明確的獎懲制度，任何人不得搞特權，“嗣后阿哥等校書錯誤亦應一體查核處分”（《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以此把控館臣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書籍質量。同時，也鼓勵館臣間互相監督，這引起館內告訐之風盛行。進書者之間、館臣之間都有大義滅親者。

至于結黨，在四庫修書全程中，乾隆一句都沒有提到。因為早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他解決張廷玉、鄂爾泰二人結黨問題之后，就發出了已經解決困擾父祖多年的朋黨問題，本朝再無朋黨的自豪聲音?！拔页ナハ喑?，乾綱獨攬，政柄從無旁落。如康熙年間之明珠、索額圖、徐乾學、高士奇;雍正年間之李衛、田文鏡等，其人皆非敢骫法干紀，如往代之比。不過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門戶之見。即聯初年，鄂爾泰、張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則并此而無之矣?！保ā肚鍖嶄洝じ咦诩兓实蹖嶄洝罚?/p>

不過，在四庫修書時，與結黨有關系者的著作多被抽出、銷毀。連名臣張廷玉的作品《尤癯稿》也在禁毀之列，可見乾隆對結黨問題的重視。凡稍有結黨的跡象，都會令乾隆嚴陣以待。既然金口已向天下發出本朝沒有結黨問題的聲音，那么他的朝代就不能再有結黨問題存在。因此，他不顧劉統勛朋黨再起危險的告誡而修書，自然會對這一問題嚴密防范，密切關注。于是陸費墀就這樣進入了他的眼簾。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0），陸費墀因遺失書籍底本，且拖延掩飾而被彈劾。乾隆大為生氣，他雖認為“辦理《四庫全書》一事，卷帙浩繁，人員冗雜，瞻顧私情，自所難免。然以國家辦此大事，豈能徹底澄清，毫無瞻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但是陸費墀的徇私舞弊卻出格了。陸費墀私附于敏中，這在清代前期中期都是大事。一手操縱四庫館的乾隆明了在心。清朝康熙、雍正年間存在臣子結黨問題，即位初的乾隆就有根治臣子結黨的決心，并實行之。嚴處陸費墀可以說是乾隆對群臣的敲打，警醒有結黨心思者。當然，修書接近尾聲之時，懲辦一二大臣也是乾隆統治術的具體體現。

修《四庫全書》一事，與清代眾多學者、臣民命運糾纏，不僅是修書，也是當時士人行止的一段書寫。借修書而行終南捷徑，只是四庫修書偉業中的小小插曲，但從中也可見清代士人的情感、品性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