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楊西光（上）

金沖及

我的青年時代完全是在復旦大學度過的：1947年入學，那時16歲；1951年畢業，擔任校團委書記；以后又擔任過校黨委委員、教學科學部副主任等職務。1965年初調北京工作，那時34歲。前后共18年。這里還沒有包括在復旦附中讀了6年書，也沒有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月，被復旦造反派從北京綁架回上海，在復旦學生宿舍六號樓關了整整一年，到12月才押送回北京?？梢哉f：我是在復旦長大的，無論政治上還是治學上，都是在這里打下的基礎。

我在復旦學習和工作的18年中，楊西光同志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時間超過10年，同他的關系確實十分密切。

楊西光同志是1954年9月從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長任上調來上海，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的（校長是德高望重的陳望道先生，我們無論人前人后都稱他為“望老”）。但他來復旦擔任的職務在剛到學校時沒有立刻向群眾宣布，讓他能先比較自由地找不少教師、學生、工作人員了解復旦上下各方面的情況，以便心中大體有數。我最初對他來校擔任領導工作也不知道，以后才知道他已經了解了不少情況，包括他后來告訴我：復旦原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李正文同志那時曾對他說，一個人你可以用，指的是我。

楊西光同志是1936年“一二·九”運動時期在北平入黨的，曾在北大旁聽過一年，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老黨員。西安事變后不久擔任過東北軍第49軍臨時工委書記?？箲鹌陂g，他先在重慶擔任過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總干事，以后到延安在中央統戰部工作，還任過中央黨校二部教育科長。解放戰爭時，他擔任華東野戰軍軍官教導總團（教導對象是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包括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在內）的副政委兼教育長。因此，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經驗和理論素養、能夠在教育文化戰線上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導干部。

復旦“雙肩挑”的歷練使我獲益良多

楊西光來校時，我在學校里擔任一些工作，并繼續教中國近代史的課程。

195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而搭建的復旦校門牌坊，校牌為毛澤東于1951年底專門為復旦題寫（原址在今邯鄲路國權路口）

他對我觀察了一段時間后，就要我除原有工作外，常到他那里幫他做一些事，也沒有其他什么名義。不久他又擔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部長，但仍兼著復旦大學的職務。他好多次跟我說過：“常有人問我：你這樣兩方面兼著怎么忙得過來？我回答：我在復旦有兩個幫手：一個是季寶卿（當時任復旦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一個是金沖及。季寶卿負責幫助我經常了解學校方方面面的情況，并當我不在學校時向黨委其他負責人和有關部門傳達我的意見；金沖及根據我的想法，起草那時經常要在全校大會和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工作計劃和報告，以及其他各種文件。他們有各自的工作崗位，但首先服從我的需要?！?/p>

他說的是實話。我也說實話：在近10年時間內經?；ê艽罅庾鲞@些事，我的受益比我為他做的那些事不知要大多少，影響也更深遠。這種受益，不僅表現在工作上，并且深刻地表現在日后治學思路和工作作風上，至今還留下很深的印記。這里只想舉幾點來說。

大局著眼，推動工作

楊西光看問題總是力求從大局著眼，尖銳地提出當前具有關鍵性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一些清楚明白而又切實可行的主張。一次一次講話又有著前后銜接的連續性，推動工作一步一步向前。

在起草講話、報告工作前，他總是先口授一個清楚而層次分明的提綱，對重要的或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新問題多說幾句，然后讓我去起草。因為平時同他接觸得多，經常聽到他隨時種種議論，自己對學校里各方面的情況又比較熟悉，只要他口授時扼要地把問題點明，大體上就可以符合他原意地把它寫出來。

我在學校里是那種“雙肩挑”的干部，既擔負行政性工作，又教書。我的感覺：如果對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現象都不能作比較正確的分析，那么對自己沒有經歷過的復雜歷史現象又怎么能進行比較正確的分析呢？那很容易流于“書生之見”。

我那時只有20多歲，從來沒有在這樣的高級領導干部身邊工作過，更談不上能經常聽到他們對問題是怎樣思考和分析的。這樣的工作不是偶然幾次，幾乎是經常的。我那時有幾個工作本子，專門記他起草前所談的思路、見解和要點，而且記得很詳細。當我1965年調離復旦時，別的工作本子都交了，獨獨這些本子留下來帶到北京。如果這些本子還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材料?？上г凇拔幕蟾锩敝腥紵袅?。燒掉的原因當然不是要同他“劃清界線”，而是因為那時常要“抄家”，這些本子一旦被造反派抄走，他們可以從中找出楊西光很多“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證”來，那不是害他嗎？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時間已經相隔60多年了，他所談的具體內容已經記不起多少。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過去自己只有些書本知識和對一件一件具體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在政治上十分敏銳，談問題時總是從大處著眼，然后鮮明地抓住關鍵性問題，把道理和措施說清楚。因為跟得久了，他對許多問題的基本想法我大體明白，所以他提綱挈領一說，我就可以寫了。他講的都是對現實情況的分析，許多基本道理同歷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這樣潛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問題時在方法論上不知不覺地也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注意要從大局看問題，不能只是看到單獨的一件一件事情，要口語化，要為聽的或看的方面著想，這些確實是終生受用不盡的。

拿學術研究來說，我當時教的中國近代史課程還只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那一段歷史。1953年開始教這門課。1955年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論1895年至1900年英國和沙俄在中國的矛盾》，1956年寫的是《云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1959年出版的書是和胡繩武同志合作寫作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這些論文并不能說沒有用，但當時視野比較窄，大體上著眼于自己在教學中引起興趣而覺得原來還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到1962年我和胡繩武同志合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國同盟會成立前）時，思路就比較寬闊，第一節的題目是“祖國在危急中”，以后是“一種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山雨欲來風滿樓”“暴風雨的襲來”，到“革命力量的集結”。但具體的論述，我們還是受到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胡厚宣等老師的熏陶，依據當時能看到的原始史料（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海峽兩岸新發表的有關原始史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豐富），以40萬字左右的篇幅對中國同盟會成立前這段歷史展開論述，仍嚴格按照史學的傳統：堅持從具體而比較可靠的歷史原始資料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決不搞什么“以論代史”的做法，否則就不成其為歷史研究了。這部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出版后，得到了第一屆郭沫若中國歷史著作獎。盡力從大處著眼、又從具體分析復雜的具體事實著手，這可以說是自己以后在這方面繼續進步的基礎。

全力以赴，投入事業

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楊西光的事業心極強，精力充沛，把復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衛生工作作為自己心目中頭等重要的事業，全力以赴，拼著命干。我所看到的，除此以外，他幾乎沒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時任復旦黨委副書記的鄒劍秋也說：“他之所以有這么一股勁，那么執著地沒日沒夜地干，是源于他對搞好復旦這所大學強烈的事業心?！?/p>

我已經習慣了：每年春節他只有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一定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布置我要做什么事或者講講他又有什么新的考慮。他的工作作風一向雷厲風行，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也不講那些含糊不清的話。有一次，他交待我寫篇一萬來字的講話稿。交給他以后，當天晚飯后他就把我找去說：這個稿子不行，要重寫。他又講了一個新的詳細提綱，接著說：明天早上給我。好在我當時年輕，整整一個通宵把一萬多字的新稿子趕了出來，得到他的認可。如果再過些年，一萬多字的稿子一夜間抄一遍也來不及，何況要新寫一個。

這樣的嚴格訓練，對我以后的成長有極大好處。我是2004年也就是74歲時才離休的。事實上，是因為《陳云傳》的編寫工作還沒有結束，我又上了整整一年的全天班，可以說，工作總是按規定時間完成的，不會拖拖拉拉或半途而廢。我自己養成一個習慣：安排工作時通?？偙冉M織上規定或自己承諾完成的時間提早一點，免得時間快到時手忙腳亂或交不了卷。到現在大體依然如此，那是楊西光同志當年極嚴格的要求養成的。

《辛亥革命史稿》是金沖及與胡繩武兩位先生學術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辛亥歷史研究的經典之作，圖中版本為2017年9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再版的精裝本

楊西光不只是對別人這樣要求，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個報告，交代完了說：“你就到我臥室旁的小房間里寫，什么時候寫完就什么時候叫醒我?！蔽覍懙较掳胍箖扇c鐘，寫好了叫醒他。他一下從床上跳起來，臉都不洗，戴上眼鏡就審讀和修改稿子。這件事給我留的印象很深。他對工作這種投入的精神真是很少人比得上。因此，他一來復旦，復旦的工作氣象和大家的勁頭就不一樣了。

他來以后，對各個階段的工作，總能提綱挈領，他有通盤籌劃，輕重緩急分得很清楚，而且不尚空談，有措施有辦法。一個階段的工作快結束時，立刻提出下一階段的任務。幾十年來我接觸到的領導干部不少，回憶起來，能做到像他那樣的并不算多。

知人善用，關愛干部

楊西光對干部并不是只使用，也十分關心和愛護。這些，他很少說，但十分細心。

他從福建調到復旦來，除一個司機兼警衛員的小喬外，沒有帶來一個干部。那時校部的干部人數很少，各系的黨總支書記或副系主任，大多是從本校各系畢業不久的年輕黨員，年齡一般在三十歲上下，就委以重任。這是很大膽的，在各高等學校中也不多見。他們在專業知識上有一定基礎，和本系人員熟悉，工作充滿生氣和活力，一般都做得不錯。楊西光同志平時除星期天外都不回家，住在第五宿舍，經常找他們去談談系里的工作（有時還找教師和學生去）?！拔母铩苯Y束后，其中好些人調到上海其他高等學校擔任黨委書記或其他負責工作。

我在50年代后期，先后擔任校教務部副主任和教學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是入黨不久的原化學系主任嚴志弦教授），還根據楊西光的要求擔任不少文字工作。他知道我個人熱愛的是歷史專業，從1953年開始給歷史系、新聞系、中文系學生講中國近代史課程，就把我的行政編制轉到歷史系，并且在1956年確定為歷史系講師。這就基本確定了我日后的發展方向。當他調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后，因為文字工作的需要，從復旦調新聞系畢業的張黎洲（“文革”后曾任福建省新聞出版局長、《福建日報》總編輯）和史中興（“文革”后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去市委教育衛生部工作。他們兩人都曾是我的學生。他們問楊西光：“金沖及一貫為你起草文件和報告，調他過來不是更順手嗎？”楊西光回答：“他是歷史系的講師，在近代史研究上已經很露頭角，把他調到市委機關來工作，不是讓一個很有希望的歷史學家脫離了專業，半途而廢嗎？”此話我根本不知道，是楊西光同志去世后多年，才聽史中興說的。

更能說明他對干部愛護的，是所謂“資產階級地方主義”的問題。

這事得從1952年說起，復旦原來只有一個主要由地下黨學生組成的黨總支，人數只有幾十人，但活動能量很大。1952年開展“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時，從原來的華東革命大學調來一百多名干部，大多數是從老解放區來的，由華東革大副校長李正文同志率領來到復旦，建立起黨委。

建立黨委后，在學校組織上設立了政治輔導處，由黨委副書記王零同志任主任，最初很長時間沒有副主任。下面分設組織、宣傳、青年三個科，三位科長（孔子彬、徐常太、劉潔）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前兩個科的副科長（葛林槐、劉振豐）也是從華東革大來的，因為我原來是復旦大學團委書記，就由我當青年科副科長。

講實在話，開始時我對擔任青年科長的劉潔是很尊敬的，她的黨齡大約要比我長十年，又是從解放區來的，我怎么能不尊敬呢？但不久后，彼此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矛盾的產生，完全不是出于個人的原因，而是雙方的工作傳統習慣實在相差很大：他們對每周的工作和活動都要服從上級的具體布置，而地下黨過去除了重大事情外，平時哪能有如此頻繁的接觸？在工作的大方向和重大行動上需要服從上級的指示，一般的事就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自行決定如何行動。這樣，相互間在日常工作中就不斷產生矛盾：我覺得你（指劉潔）怎么自己沒有頭腦？而她覺得你們怎么一點組織觀念也沒有？有的同志還說：“你們連黨內的吃飯規矩還不懂?！边@種矛盾，不只是在某幾件事情上存在，而是在平時許多問題上都存在；而且不只是我和科長之間存在，而且在其他部門的不少兩類同志之間也存在。當然，華東革大來的同志處于優勢地位，而當一些有著同樣處境的原地下黨同志聚在一起時就要發起牢騷來。這便成為一個事件。

1.2.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earson分析法分析各計量資料之間的相關性。

1957年“反右派”斗爭將要結束的時候，楊西光把我和徐震、郝孚逸三個原復旦地下黨中比較活躍而有影響的人找去，嚴肅地談了一次話。他說：“你們問題的性質是資產階級地方主義，但你們還年輕，算了?！?/p>

事后回想起來，“資產階級地方主義”這頂帽子雖然不輕，但他只是在口頭上對我們三個人說一下而已，沒有外傳，更沒有記入檔案，沒有留下任何“后遺癥”。當時同志間一些分歧，其實只是有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都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新中國大學辦好的兩部分同志之間，由于長時期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經歷中養成不同習慣和看法所產生的矛盾。有時我們一些處境相同的同志遇到一起，隨便發幾句牢騷。但這類事處理不當的話，小事可以變成大事，可以認為是一批有宗派色彩的人私聚在一起攻擊黨委的多數同志。這就成了政治問題了。以后，我們更多地加強了組織觀念，他們也更多地熟悉了大學和知識分子的工作特點，相互取長補短，合作得越來越融洽，彼此不再存在多少你我之分。

當時，在新解放的有些地區和單位就曾對類似問題不適當地開展尖銳的反對“資產階級地方主義”的斗爭，還進行組織處理，傷害了不少好同志，長時間內留下不少后遺癥。比較一下，就深感楊西光同志處理這個問題的慎重而恰當，只是口頭上不留痕跡地說幾句就把事情了卻了，不僅避免錯誤傷害了像我們這樣一批年輕干部，而且使學校中形成了一種團結一致、共同前進的良好局面。

力促復旦大學發展的十年

楊西光在復旦大學擔任了十年左右的黨委書記，后來又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候補書記。那時，正是復旦在院系調整并經過初步安頓后開始重大發展的十年，也是周圍環境異常復雜、不易處理的十年。

習近平同志曾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新中國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成績，也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成績。這是極其深刻而正確的論斷，也是我們看待新中國歷史的根本指針。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所謂“一月風暴”前夜，聶元梓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來到上海。上海市委書記處領導成員中第一個被打倒、受到殘酷迫害的就是楊西光（他那時已擔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造反派稱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那么，楊西光在這十年中執行的是什么路線？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上海的代表呢？

楊西光同志在復旦和市委工作期間關于教育工作的講話稿和文件許多是我根據他口述的提綱起草的，平時又經常聽到他在這方面的議論。因為時間已相隔六十多年，記錄本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銷毀了，所以只能講個大概（可能學校檔案中仍保留下一些講話稿和文件，復旦造反派還編過一本《楊西光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摘編》，可以查一查）。

楊西光是有大思路的。他所談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學校應當以教學為主，不斷提高教育質量，為國家培養高質量人才；二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一定要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對老知識分子要尊重，并且充分發揮他們“傳幫帶”的作用，對青年知識分子要為他們創造條件，以便更快更好地成長并發揮作用。

以教學為主，培養人才

他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這在當時很不容易。他對我說：政治運動有著統一部署。從學校來說，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要及時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最近從復旦《校史通訊》上看到1956年入學的經濟系同學鄭勵志所寫回憶：他在入學后讀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哲學、高等數學、邏輯學、統計學等；以后又開始讀《資本論》、經濟學說史、中國經濟史、外國經濟史等。1958年8月下旬，全系師生到江蘇吳縣，和當地農民同住同吃同勞動，幫助他們辦人民公社。1959年4月底，楊西光看望他們時就說：“勞動鍛煉得差不多了吧？書也不能不讀??！”于是，全系師生回校，并進行補課。這是一個例子。所以當五六十年代之交，盡管還受到政治運動的一些影響，但校內仍能保持相對正常的教學秩序，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上?，1965年以后，情況就發生巨大變化。剛才所說這些，便成為他的“罪狀”。

他提倡“又紅又?！?。在智育方面，他特別注意要學好“三基”，也就是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這是學好任何學科的出發點。同時，根據周恩來總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他又強調教育要現代化，要求基礎課程的原有內容要適當精簡、深化、更新，不能只是抱著多少年前的老講稿去講。如果不精簡原有教材中過時的或不重要的內容，就不能騰出時間來學那些適應時代快速發展需要的新內容。這是他常在各種會議上講的。

楊西光同志不僅這樣說，而且抓緊這樣做。我們可以看事實：復旦在1958年“大躍進”中，盡管也有人在會上說了些大話，但校黨委切實抓的主要成果有：在理科建立起一批新學科。包括：成立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分兩個專業，一個是核物理，一個是放射化學；數學系新設了兩個專業，一個是力學，一個是計算機，還建設了一個風洞實驗室。為了配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制造，在校園西北角建立一座高質量的廠房。那是嚴格保密、對外完全不宣布它是做什么的。楊西光讓我進去看過一次，但也沒有告訴我那具體是干什么的。我很久以后才聽說是參與研制成了鈾同位素分離的重要部件——甲種分離膜，為原子彈爆炸作出了貢獻。此外，物理二系研制了國內第一臺實驗室用的氣象色譜儀、精密分餾柱和BET固體表面測定儀；物理系和數學系合作，研究出我國第一臺電子模擬計算機、質子靜電加速器、順磁共振波譜儀等。并且在研制過程中培養出一批年輕的尖端學科研究人員。在文科，建立了中國歷史地理、語言文字等研究室。

1960年2月，中共復旦大學第三屆代表大會，楊西光在開幕式上講話

說到這里，不由得想起當年全國“大躍進”運動中許多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實：完全不顧實際情況信口開河，提出許多根本辦不到的“宏偉目標”，放了“衛星”還要放“太陽”，做不到就捏造事實自我吹噓，結果不僅完全落空，而且造成一時難以挽回的難堪后果。比一比復旦當年的情況，學校全力以赴地抓的那些國家迫切需要的重大項目和新建系科機構，幾乎沒有一項半途下馬，而是始終埋頭苦干，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為學校新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這在當年實在極不容易。我想當年全力投入這些工作的教師和同學對這些事實是不會忘記的。

做好陳望道、周谷城等老教授工作

提高教育質量，離開教師的努力是談不上的，這里包括老教授和年輕教師。這就關系到黨的知識分子工作。

先講老教授。

復旦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前原是上海四所國立大學之一，有著一批著名教授，如陳望道、周谷城、張志讓、錢崇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新中國成立后陸續調出一批教授，但在歷次院系調整中，調入更多著名教授。如1949年將同濟大學、暨南大學的文學院并入復旦，記得同濟大學文學院院長是郭紹虞，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是劉大杰，他們是我去迎接的。1952年院系調整中，復旦原有的法、商、農三個學院調出，而將華東地區不少大學的文、理科教授調入，其中最多的是浙江大學，如數學系的蘇步青、陳建功（他們都是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常務委員），物理系的盧鶴紱，化學系的吳征鎧，生物系的談家楨等教授；此外，拿物理系來說，調入的有交通大學的理學院院長周同慶、同濟大學理學院院長王福山等教授。高級知識分子隊伍之強大，在華東地區首屈一指。因此，楊西光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后，把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放在極重要的地位。

在這些高級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陳望道校長。當1949年人民政協開會時，我們在學校里就聽到傳聞：周恩來總理在會議期間說：一些前輩先生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教育了我們，如陳望道先生。聽了以后不禁肅然起敬。1950年11月29日，陳望道致信毛澤東，恭請其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1951年底，毛澤東題＂復旦大學＂四字。

楊西光同志來校前，校內在黨政關系上有一些不很協調的地方，望老很有些意見。時任校黨委組織部長的李慶云寫道：“楊西光同志調來復旦任黨委書記后即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他非常注意樹立陳先生作為一校之長的權威，在各種場合通過各種工作有意維護。比如，中央和上海市委有什么指示精神，教師和學生當中有些什么情況，黨委一個階段的工作意見等，他都及時向陳先生通報；學校工作有什么重大舉措，人事上有什么安排和調整等，他都及時征求陳先生的意見；在陳先生的健康情況允許的情況下，黨委的一些重要會議也請陳先生參加。由于黨委重視并維護校長的領導權威，所以校長也更加尊重和支持黨委的工作，黨政關系很快得到了改善，形成了協調配合、團結合作的局面，大家同心同德，共謀學校發展大計?！边@些情況，我也大體知道。

對陳先生，全校上下無不對他十分尊敬，都只稱他為“望老”。工作上他有什么吩咐，我們都努力去做。最近，復旦出版了一部12卷的《陳望道文存全編》，從中看到兩篇文章是望老吩咐我起草的。一篇是1959年5月寫的《復旦十年》，一篇是1961年10月寫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叵氘斈甑玫酵戏愿?，心里十分緊張，不敢輕率動筆，因為望老是中國修辭學的泰斗，后來得到他認可才放下心來。隔了六十多年重新看到，不禁感慨系之。

1957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由部長安子文簽署，根據陳望道的書面請求和上海市委的意見，批準陳望道同志重新入黨。由于當時的需要，不立刻公開他的黨員身份。那時我正擔任復旦黨委辦公室副主任，楊西光同志叮囑我：以后中央和市委發來的文件都得送給望老看一下。我還以為這是對望老的特殊尊重，根本不知道他已重新入黨了，可見當時保密工作的嚴格。直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望老以十大代表身份來到北京參加大會。這時我已在北京工作，擔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常見到的北京圖書館館長、上海原副市長劉季平同志約我一起去看望望老，我才知道他早已重新入黨了。這事后來沒有去成，沒有能最后見他一面，實在是很大的遺憾。

這里講幾句題外話，望老看起來很嚴肅，不茍言笑，其實很慈祥，還很有幽默感。他的夫人蔡葵先生是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干事，十分精干，平時話很多。一次，望老忽然對她說：“我看你一年中只有一個月話少一點?！辈滔壬汇?，問：“哪一個月？”望老說：“二月?！辈滔壬肓艘幌?，才明白：一年中只有二月比其他月要少一兩天，說話自然要少一點。

在老教授中還有一位是毛澤東主席十分熟悉、也是極聰明的人，那就是周谷城老師。他們早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和農民運動中都共過事。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也分別去看過望老和周先生。

在這以后，毛主席到上海常找周先生聊天。周先生到北京，也常到毛主席處去。1965年上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夜，毛主席到上海去，還找了周先生和劉大杰教授，一起談中國的古詩詞，談得十分高興?！拔幕蟾锩睍r，我已被當時原任華東局宣傳部長兼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的石西民同志調到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1968年1月被復旦大學造反派到北京突然綁架，坐火車押到上海，在學生宿舍六號樓關了整整一年。望老沒有被“打倒”，但也“靠邊站”了。一次，工宣隊頭頭在大草坪作報告，我看到望老也拿了一只帆布折疊的小凳子去坐著聽。但那時我已不能上去同他打招呼了。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周谷城老師“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揪出來，被稱為上?！叭掖濉敝唬褐苡柰壬恰胺狻钡拇?，周谷城先生是“資”的代表，李平心先生是“修”的代表。我被揪回復旦時，周先生還沒有被“解放”。每天早上八點，一定準時從市區茂名路家里遠道趕到歷史系學生宿舍，從不遲到，有七八個人（我也在內）列了隊，聽造反派訓話后去打掃廁所。后來因為毛主席講了話，他才得到“解放”?！拔幕蟾锩苯Y束后，有人講起這一段歷史，他說：“我都忘了?！辈辉偬崞?。

周先生的極為聰明，我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他到北京，毛主席要他一起到深水處去游泳，他說：“我既不能由淺入深，也不能深入淺出?！边€有一件事更重要：1958年初，我在一次會議上聽中共上海局兼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講話。他說：周先生對毛主席說：我看中國共產黨現在的精神是“鼓起干勁，力爭上游”。毛主席說：你講得好，但“鼓起”還不夠，應該是“鼓足”。這就是當時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來源?？梢娭芟壬敃r已經敏銳地看出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那種精神狀態。

1958年，復旦理科圖書館落成，陳望道與教職員工一起參加義務搬書入庫活動（前排右側捧書者為陳望道）

除望老和周谷城外，楊西光對其他高級知識分子也十分關心。郭紹虞、方令孺等教授都是在1956年入黨的?！胺从遗啥窢帯鼻耙?，吳征鎧、談家楨等著名教授平時講話比較直率而隨便。吳征鎧教授已經入黨了，就直接叮囑他講話不要太隨便。談家楨教授不是黨員，就通過他女兒談曼琪叮囑他講話不要太隨便。復旦黨委統戰部長、副教務長、新聞系主任王中被打成“右派”。楊西光對我說：“他的事，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是《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點了他的名稱為‘右派’，我們無能為力?！薄胺从遗啥窢帯焙笃?，1959年3月，復旦黨委發展了蘇步青教授入黨。同年12月，任命吳征鎧教授為剛成立的原子能系黨總支書記兼副系主任。由入黨不久的教授擔任黨總支書記，而且是這樣重要的系，這在當時全國也是罕見的。在“反右派斗爭”中，復旦的一級教授7人（陳望道、周谷城、郭紹虞、蘇步青、陳建功、盧鶴紱、周同慶）沒有一個被打成右派的，二級教授也極少劃成右派。有一次我見到一位大學的黨委書記，她說：“和復旦不同，我們反右時吃了大虧?！?/p>

當然，復旦在“反右”中也有不少錯誤，特別是年輕學生中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以至影響了他們一生的命運。楊西光以后講到這件事一直深覺內疚，這在后面要講到。

在這前后，復旦大學發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入黨，1962年12月，復旦為開第四屆黨代表大會，選出黨委委員31人，其中包括教授7人：蘇步青、胡曲園、蔡尚思、謝希德、谷超豪、李鐵民、鮑正鵠。我是歷史系講師，也是黨委委員。第二年1月，教育部工作組來校了解老教師中建黨的情況。復旦全校教授69人中已有黨員14人，副教授43人中有黨員18人。這樣的比重，在當時全國高等學校中顯然是比較高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關心和信任，在專業上為了發揮老知識分子的更大作用，為他們配備業務上的助手或建立研究室。在文科有以望老為中心的語言研究室、以譚其驤教授為中心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在理科有以談家楨教授為中心的遺傳學研究室，還有其他好幾個研究室。這樣，不僅可以更充分地發揮一些在學術上有很高成就的老知識分子在專業上的作用，也能更好地發揮“傳幫帶”的作用，有助于培養中青年教師的成長。

（本文下期續完。感謝復旦大學檔案館提供圖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