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卷藏書宜子弟”*
——《江蘇藏書史》導言

徐 雁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南京 210023）

在源遠而流長的中國書籍文化史上，發端于中原的植物纖維造紙技術，及其與發軔于佛教傳播及日歷、童蒙讀物所需的雕版印刷技術的融合，曾經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古代書籍文化的傳承和傳播。于是，漢、唐以來，文人學士對儒家經籍的閱讀接受，鈔書、購書、借書、換書、校書、藏書、刻書，構成了中國書籍文化的豐富人文內涵，開啟了宋、元、明、清千余年間的文風和學風。

江蘇的文脈、學風和書香，正是在這樣的人文背景上傳承發展起來的。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江慶柏指出：“江蘇是我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藏書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藏書在這一地區的社會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江蘇文化的質量，和大量文化典籍積淀在這一地區息息相關……文獻不僅僅是被動地靜止地反映歷史，它對地區的文化環境、人文素質也將起到巨大的可塑作用?！盵1]22-23

本文擬通過回溯“南方夫子”言偃晚年歸吳傳播儒學之后，江蘇一域文脈和學風的發展軌跡，以及科舉取士制度與士族之家熱衷藏書的內在關系，旨在總結歷代江蘇藏書家的共性收藏行為和基本人文特征。

1 言子晚年歸鄉與吳地儒學傳布

史載，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公元前537-前496年）擇地姑蘇，修建了規模宏壯的新都城。被后人敬稱為“南方夫子”的言偃（公元前506—前443年），即誕生于闔閭當政的吳國富強之時。有學者指出：“吳地民俗原本尚武好斗、狠勇輕死。長大后的言偃深感吳地的民俗當改、民風當移，從而萌發了畢生為崇文尚禮、弦歌之治做出努力的宏愿?！盵2]4

江南的儒學傳統，其源正出之于“道啟東南”的言偃。言偃名列孔夫子門下“文學”科首名，系后世所稱“七十二賢”及“十哲”之一。他晚年攜孫回歸故鄉，并在周邊地區講授儒學。其江南弟子及言氏家族，遂得薪盡火傳，儒學火種逐漸傳布開來。因此，在江蘇的文化教育史上，崇儒慕學之風，以常熟為其端點。

按，言偃，又稱叔氏，春秋末吳國（今江蘇常熟）人。他出生在虞山東麓一個平民之家，排行第三。尊長為之起名為“偃”，當寓有“偃武修文”之義。子游是他的字，在《論語》中有多次出現，后世則尊稱其為“言子”，或“南方夫子”。他在61歲時攜孫回返故里，謹遵孔子心愿，授徒講學，以講“仁”說“義”為旨歸。

據徐縉《學道書院記》說：“故吳逸民，聞風向學，從之游者以千計”，于是，“孔子之道漸于吳，吳俗乃大變。千載之下，學者益眾，家《詩》《書》而戶《禮》《樂》?！币虼?，有學者指出：“中國私家藏書始于春秋時期的孔子。北學孔門的‘南方夫子’言偃……是孔子私學南下和傳播中原文化于吳地的創始者，也是中國南方最早的藏書家和文化傳播者”；“由于言偃的影響，常熟包括文學、歷史、藏書在內的學術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素以人文薈萃、人才輩出聞名于世。尤以私家藏書之名享譽海內外，稱為‘藏書之鄉’。常熟藏書甲天下，名不虛傳。特別是常熟明代以來，形成了獨特的藏書流派——虞山藏書流派，簡稱‘虞山派藏書’，或稱‘常熟派藏書’，對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影響深遠?！盵2]4,181-182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問世的《常昭合志稿》述及兩邑藏書之家，開中國地方志為藏書家立傳之先聲。據曹培根等所撰《常熟藏書史》所述：“常熟素有‘文獻之邦’之譽。歷來有讀書、著書、藏書、抄書、刻書的傳統，這與先賢言子的影響密不可分”，而言氏一族家藏簡策，自有“家學”世傳，是“江南第一文獻世家?！盵3]

2 官、私學尊經與朝廷科舉取士

我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大致可分為官府所辦之學和私家所辦之學兩大類，至于書院的教育，則與兩者有所不同。

古代朝廷辦學，是為了國家育才取士的需要。西漢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公元前 179-前104年）提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又，“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即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接受。而漢武帝當政時創設的“太學”，是朝廷所立中央最高學府[4]。

在江蘇，儒學教學最先在蘇州興起。史載，東漢永元年間（89-104年），經學家張霸擔任會稽太守。他大力提倡經學，于是“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改稱吳州為蘇州。唐大歷三年（768年）二月，李棲筠（719-776年）遷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在任期間，既張設武備，安定地方治安。又增置學廬，表薦優拔宿儒褚沖、吳何員等擔任地方學官。其尊師重道，影響所及，使仰慕向學之徒達到數百人。大歷九年（774年），大理司直王綱任昆山令后，重建縣學，并藏《詩》《書》《禮》《易》《春秋》于其中，聘儒師以訓生徒。

學校教育的重點，是對儒家經典的文字釋讀和內容講解，書院教學更注重生徒的自學用功，但殊途同歸，其主旨同樣在于以儒學思想化育士子，讓士子通過熟讀儒家經典，理解和掌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類的“圣人之道”，然后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服務朝廷，教化百姓。因此，規模較大者，大多建有“尊經閣”，以藏儒家經典書籍。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代學者、藏書家黃體芳（1832—1899年）在任江蘇學政期間，為其與左宗棠（1812-1885年）等共同捐建的江陰南菁書院撰書有一副藏書樓楹聯，云：“東西漢，南北宋，儒林道學，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黨未容分兩派；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萃總目至萬余種。文宗江上閣，斯樓應許附千秋?！盵5]

自隋、唐建立科舉考試制度以后，士子參與縣試、鄉試和廷試中式者多少，很快成為衡量一個家族及所在地域學風書香濃淡的重要標志。也就是說，能否有弟子在科考中金榜題名，關乎其家族的鄉土體面和社會地位。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述“早生養出一個兒子來，接進士的書香”之語，最能反映出金陵大戶人家生兒教子的人生價值取向。

因在唐、宋期間，李棲筠、王綱、范仲淹等率先垂范，重視儒學教育，因此吳縣、長洲、常熟、昆山、吳江諸縣都次第興建了官學，加上城鄉所建為數眾多的社學、義塾、私塾和書院，士子人數大大增多，在各級科舉考試中大占先機，人才優勢不斷顯現。而科舉入仕，朝廷賜予其人的前程和其家的榮耀，更激勵著富貴及小康人家的尊長，努力鞭策自家子弟去苦讀經史，而絕大多數的士子也能被裹挾著，在經、史叢中刻苦用功，以求借由科舉考試的臺階，去博取“千鍾粟”、“黃金屋”和“顏如玉”。潘美月指出：“私家藏書之風，至宋代而大盛……加以雕版流行，得書較易，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士大夫以藏書相夸尚，實開后世學者聚書之風?！盵6]

如今，檢視宋代蘇南城鄉的藏書家，多有科舉入仕者。有學者指出：“科舉與其他選官形式的根本區別在于，科舉惟一重視的選擇標準是候選人的文化素養。江蘇人最為鐘情的是入仕，而科舉是踏入仕途的敲門磚，‘詩書傳家’作為許多大宗族的共同門風，科舉人才的家族特征和地域特征，自然也就非常明顯?！盵7]

江慶柏曾經總結說：“圖書在蘇南望族向文化型發展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蘇南望族積聚了空前數量的圖書，圖書的大量收藏促進了讀書風氣的形成，培養了家族濃厚的文化氣氛，圖書的旺盛需求促進了圖書市場的繁榮。以圖書為重要標志的文化消費，促進了整個蘇南地區文化事業的發達?！盵8]而科舉制度“引發了‘學而優則仕’觀念的盛行，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藏書與刻書文化的大發展。進士是科舉制度下讀書入仕的成功士人，他們既有從事藏書與刻書活動的強烈愿望，又有從事藏書與刻書活動的經濟實力，更有從事藏書與刻書活動的文化素養，故中國進士藏書家代不乏人，且英才輩出，傳承和創作了彪炳史冊的大量典籍，造就了歷史上眾多藏書、刻書名樓，對于中國藏書、刻書文化發揮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盵9]

3 “百計尋書”與“藏書教子”

蘇轍（1039—1122年）《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詩云：“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簽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無獨有偶。黃庭堅（1045-1105年）《題胡逸老致虛庵》詩云：“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籯常作災。能與貧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山隨宴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觀水觀山皆得妙，更將何物污靈臺？”

蘇、黃在詩作中，贊美了“詩書教子”、“藏書教子”的家業傳承觀，揭批了“金玉傳家”、“遺金滿籯”帶給子弟的深刻教訓，對當代及后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臺灣學者陳冠至認為：“江、浙地區自宋代以來，即是中國經濟和文化的重鎮，尤其在版刻技術興起之后，私人藏書之風更是大盛”，而明代私人藏書風氣之盛又遠超宋、元時期。據其統計：“明代著名藏書家共有四百二十七人，且其中大多集中在蘇州一府及浙江一省?！盵10]

他通過對明代“江南六府”（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興府、杭州府）私家藏書做統計分析后指出，該六府為“以藏書風氣見勝的文化首善地區”，而“松江府與常州府的97 位藏書家，加上蘇州府的185 位藏書家，總共有282 位藏書家，是浙西（‘三府’）的兩倍多，其中蘇州一府的藏書家，便已經遠遠地超過‘浙西三府’之總合”，為“江南六府”之最，因此，如以有明一代藏書家的多寡為依據，則依次為蘇州府、嘉興府（有68 人）、松江府（有59 人）、杭州府（有45 人）、常州府（有38 人）、湖州府（有19 人）[11]。

明代中葉，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發展。較南方其它地區更為發達的水系和陸路交通，便利了蘇州城鄉及其周邊地區的商品聚散，使之成為可與北京、佛山、漢口并稱的“天下四聚”之地，成為“江南地區最具影響力與輻射力的中心城市”[12]。

那么，何以藏書家在蘇州城鄉獨多呢？除前已隨文論及的歷史、經濟、文化、教育諸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華夏書文化傳統和地域人文風氣的雙重浸潤下，除了世家大族有藏書外，還吸引了不少小康乃至寒素之家的子弟竭力慕求書香。

錢榖（1508—1579年）字叔寶，吳縣人。少時以孤貧失學，迨壯始知讀書。家無典籍，游文徵明門下，日取其架上藏書而讀，以其余暇習水墨蘭竹之畫，日漸心通。善書，長于篆、楷，手錄古文金石書幾萬卷。其藏書印文曰：“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還遭神誅，子孫不讀真其愚！”

就縣邑而言，自清代建政以后的300 余年間，以常熟、吳縣等地所產讀書人及藏書家為最多，蘇南諸邑的學風和書香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1933年春，吳晗（1909-1969年）在清華大學期間所撰《江蘇藏書家史略》云：“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長盛衰，盈虛機緒，必以其地經濟情形之隆詘為升沉樞紐，而以前輩導契，流風輝映，后生爭鳴，蔚成大觀，為之點綴曼衍焉”；“惟一般士大夫憑藉稍厚，每于升平之際，肆意蓄書，往往積至數十萬冊，奇文秘乘，有為內府所無者……其精讎密勘，著意丹黃，秘冊借鈔，奇書共賞，往往能保存舊籍，是正舛訛，發潛德，表幽光，其有功于社會文化者亦至巨”。他指出：“以蘇省之藏書家而論，則常熟、金陵、維揚、吳縣四地始終為歷代重心，其間間或互為隆替；大抵常熟富庶，金陵、吳縣繁饒，且為政治重心，維揚則為鹺賈所集，為乾隆之際東南經濟中心也?！盵13]

因此，黃丕烈（1763—1825年）在《晁氏讀書志敘》中稱：“吾吳多藏書家?？?、雍之間如碧鳳坊顧氏，賜書樓蔣氏，皆坐擁厚貲，而又與文人學士游，如何義門昆仲輩為之師友，故鑒別皆真，無時刻惡鈔以廁其間，一時藏書之盛幾于絳云、傳是……近年閬原觀察英年力學，讀其尊甫都轉厚齋先生所藏四部之書，以為猶是尋常習見之本，必廣搜宋、元舊刻，以及《四庫》未經采輯者，于是厚價搜書，不一二年，藏弆日富?！鳖欘R剛（1893-1980年）在其《蘇州史志筆記》中引述此語之后，發表議論說：“他們專收舊本秘冊，為與‘讀書家’分業起見，自是應當。只是守秘密的一個習慣，是以學術之公物而私為己產，太不應該了！”[14]

潘圣一（1892-1972年）在《蘇州的藏書家》一文開篇中也曾寫道：“吳中文風，素稱極盛，俊士薈萃于茲，鴻儒碩彥，代不乏人。以故吳中舊家，每多經、史、子、集四部書之儲藏。雖寒儉之家，亦往往有數百冊；至于富裕之家，更是連櫝充棟，琳瑯滿目。故大江以南，藏書之富，首推吾吳。溯自宋、元、明，以迄清季末葉，藏書之家，指不勝屈?！盵15]

常熟、吳縣等邑所在的蘇南，位于氣候溫和地帶，水系成網，舟楫交通頗為便利。隨著先民們的勤勞開發，世代接力，當地的種種自然資源和地域優勢，不斷被發現，并獲得良好整合，逐漸發展成為知名的“魚米之鄉”。北宋以來，“蘇常熟，天下足”、“蘇湖熟，天下足”及“蘇松熟，天下足”之類熟于人口的民諺，正體現了時人的觀感。豐衣足食的自然經濟基礎，為千家萬戶的繁衍生息，及其子弟養育，提供了物質條件方面的良好保障，有利于形成耕讀傳家、尊師崇儒的家教傳統和地域風氣。

如此年復一年，循環往復，在若干士大夫之家，逐漸形成了“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于文林”；“與其饒于財，孰若饒于學”；“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刻書賽積德，藏書賽藏金”；“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數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花香不如書香遠，美味怎及詩味長”等文教價值觀，涵育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也啟迪了世上無數書香之家。

正是在這種對儒家文明的尊崇和追求，讓江蘇擁有了獨特的文化底蘊、知識理性和精神追求，其學風和書香，在世代士紳之家承前啟后之下，不斷發揚光大之下，造就出詩書繼世、崇重文教的社會風尚，為吳文化、江南文化乃至華夏文化的精神文明寶庫貢獻或理政或治學的各種人才。

據朱君毅（1892-1963年）依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所編《清代人物之地理與分布表》，可見在清代達到“精英級”的12 類人才，“宰輔、卿貳、詞臣、諫臣、郎署、疆臣、監司、孝友、儒行、經學、文化、隱逸12 類中，江蘇、浙江的人才數目均名列第一、第二。其他如守令、僚佐、材武、方技兩類中，江、浙區域人才也名列前三名之內。只有在忠義、將帥兩類中，江、浙區域人才沒有躋身于前三名之列?！盵16]可見，江、浙地域的人才，具有因儒學教育而成就其文才的基本特點。

4 “吾家業儒”與“人文旨趣”

有關歷代藏書家的流派，明、清以來學者曾發表過多種區分意見，并有過一番商榷和討論。胡應麟（1551-1602年）、洪亮吉（1746—1809年）、葉德輝（1864-1927年）、繆荃孫（1844—1919年）等，雖然意見不一，但推崇聚書善讀的“賞鑒家”態度，則是基本一致的。

江慶柏認為，蘇南望族之家藏書的目的，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就是通常所說的“藏書家的藏書”。他們主要出于收藏的需要，“是我國古代藏書家的代表人物”。如葉盛、錢謙益、錢曾、常熟毛氏父子、昆山徐氏三兄弟、張海鵬、張金吾、黃丕烈、黃廷鑒、瞿鏞等皆是。第二種，是“學者型藏書”，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讀書和做學問的需要。因為在上個世紀初公共圖書館在我國出現之前，“一個人如要做學問，他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藏書?！钡谌N，“主要是要在家族中營造出一種文化氣氛，通過藏書來培養子女的閱讀興趣，提高子女的閱讀能力，從而提高整個家族的文化水平?！盵8]206-207

筆者細察歷代藏書家的人文旨趣，結合其所藏書籍的主要用途，試做以下五方面的歸納，并以江蘇藏書家的典型予以說明。

4.1 淘書觀書藏書，治學立言著述

在中國傳統人文理念中，“立言”乃是次于“立德”和“立功”的人生最高價值觀之一，此“三不朽”之說隨著《左傳》流傳后世，長時期地影響著中國古代士人。于是，聚書而讀，有所述作的“立言”，也就積淀成為中國書籍文化史的優秀傳統之一。江蘇藏書家在歷代讀書人抄書、購書、藏書、讀書、著書方面的典型，可謂不勝枚舉。

錢謙益（1582年-1664年），虞山(今江蘇常熟)人。受其父錢世揚及本地藏書家趙琦美（1563-1624年）等影響，嗜好藏書。除了抄錄，還不惜重金購求古書。曾購得厞載閣主人劉鳳(1517-1600年)，懸磬室主人錢榖、錢允治（1541-1624年）父子，萬卷樓主人楊儀（1488-約1560年），脈望館主人趙用賢（1535—1596年）、趙琦美父子遺藏之書，而書賈們更聞風而動，積極為之尋訪古書，于是“東南文獻”多歸其家，數量“幾埒內府”。錢氏著有《初學集》110 卷、《有學集》50卷、《錢注杜詩》20卷、《投筆集》2卷、《苦海集》1 卷等，另編選《列朝詩集》77 卷（順治間刊本作81 卷）、《吾炙集》1 卷。

于中年時，構建拂水山房，鑿壁為架以藏書。晚年又建絳云樓于城北邵巷半野堂后，于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冬落成。樓為五楹，是一幢兼書樓、書房、居室、客廳多功能的樓宇。貯書之外，樓下有錢、柳夫婦寢室，有廂房供賓客留宿。絳云樓落成后，錢氏“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輿致其上，牙簽寶軸，參差充軔”。其中多宋、元本，不乏孤本，明代文獻尤多。藏諸七十余個大櫝。編有《絳云樓書目》，著錄其藏書中的3 900 余部。清順治七年（1650），不幸失火，樓與書俱燼。錢謙益痛稱之為“江左史書圖籍一小劫”。

曹溶（1613-1685年）在《絳云樓書目題辭》中說，牧齋“每及一書，能言舊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間差別幾處，驗之纖悉不爽。蓋于書無不讀，去他人徒好書、束高閣者遠甚?！盵17]因此，錢曾(1629-1701年) 在《讀書敏求記》中，稱道其為“讀書者之藏書”，而指借書勤抄，并在精校后時付刊刻的趙琦美，為“藏書者之藏書”[18]。

錢曾，字遵王，號也是翁、貫花道人、述古主人。曾得絳云樓焚馀之書，其書目著錄4 000 余種，超過《四庫全書》收書總數。素抱以“善讀”為“善藏”之念，認為善藏書者必須先善讀書，而所謂“善讀”，唯有好古、敏求者方能達之。所藏多宋、元善本，撰有《讀書敏求記》。

在洪亮吉的觀念里，他最為推崇的，是以錢大昕（1728—1804年）、戴震（1724 -1777年）為代表的“考訂家”，認為他們貴在“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而錢大昕，字曉征、及之，號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系太倉州嘉定縣人。

錢基博（1887-1957年），字子泉，號潛廬，江蘇無錫人。倫明詩云：“今文獨有錢基博，不薄今人愛古人。中國近代文學史，春秋筆削自通神”。錢氏著述豐富，耗十余年精力著成《現代中國文學史》?！靶屡f學人之交替，風氣之變遷，此書靡不脈絡分明?！盵19]82-83

諸如此類致力于考訂古書、著書立說的藏書家，在江蘇藏書史上，不勝枚舉。藏書是為了讀書，讀書之后又能加以考證，實得歷來藏書家之真趣。葉昌熾及其后問世的各種“藏書紀事詩”及藏書家傳里，作者們對于所有藏書家的著述書目，著錄力求詳盡，正寓有此意。

屠寄（1856—1921年），原名庾，字敬山，江蘇武進人。精研元史，以畢生精力撰寫《蒙兀兒史記》。自謂“余今年六十矣，再須六十年可成，然余固不期其成。家中雇一刻工，成一篇即刻一篇，死而后已”。倫明詩曰：“日日先生住醉鄉，生平不逐著書長?！盵19]30吳則虞（1913-1977年）所著《續藏書紀事詩》中也有屠寄詩傳，案語云：“民國后任國史館總纂。著有《蒙兀兒史記》《黑龍江輿地圖》 《常州駢體文錄》《洛陽伽藍記注》等。余見其手?！犊鬃蛹艺Z》及批點《唐文粹》多種?！盵20]

吳梅（1884-1939年），字瞿安，號霜崖，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藏書處稱“百嘉室”，所藏有關戲曲、曲譜的藏書頗富。王謇（1888-1968年）所著《續補藏書紀事詩》中稱道云：“曲海詞山百嘉室”。所著有《顧曲麈談》 《曲學通論》《中國戲曲概論》 《元劇研究》 《南北詞譜》等。

4.2 搜求宋元舊槧，庋藏珍稀古版

明、清以來藏書家的一個顯著人文特色，是對宋、元版及名家抄、校本的珍賞與鑒定。葉昌熾（1849—1917年）在《藏書紀事詩》自序中曾抱憾道：“昌熾弱冠，即喜為流略之學，顧家貧不能得宋、元槧，視藏家書目，輒有望洋之嘆?！盵21]1

“得一奇書失一莊，團焦猶戀舊青箱”。明代藏書家王世貞（1526—1590年）在其太倉弇山園中，有“爾雅樓”專藏宋版書，多至3 000 余卷。且曾以一座莊園換取宋版《前漢書》及《后漢書》，以為鎮樓之寶。其同好張應文過目后驚嘆道：“墨光煥發，紙色堅韌，每本用澄心堂紙為副，尤為精絕”[21]192。此事在歆動士林、為人樂道之余，也在客觀上昭告了藏書界人士有關宋版書的價值。

至于明末，常熟汲古閣主人毛晉（1599—1659年）更以“每葉二百錢”的高價出資收購宋版書，以“每葉四十錢”的價格收購舊抄本，刺激了湖州書賈搜集宋槧本及舊抄本的神通。

徐秉義（1633-1711年），字彥和，號果亭，江蘇昆山人?？滴跏辏?673）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務余暇，“購求古書，或借稿本鈔錄”，編有《培林堂書目》。嘗云：“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版，然宋版可以資校對?！盵21]321

在經歷了1644年清兵南下之劫后，宋版書在民間的流傳愈發稀少，因此，兼具文獻眼光及家財實力的清代藏書家，無不努力追求宋、元古版書籍。而“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的黃丕烈（1763—1825年），則是其中最為典型而且杰出的代表。

黃丕烈，字紹武、紹甫，號蕘圃，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以“士禮居”命其藏書之所。一生熱衷于宋、元版書收藏，嘗以“百宋一廛”命名其藏書處所，有 “佞宋主人”及“宋廛一翁”等藏書印。葉昌熾詩云：“得書圖共祭書詩，但見咸宜絕妙詞。翁不死時書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癡?！盵21]461

光緒十七年（1891），王頌蔚（1848—1895年）在《藏書紀事詩》序中說：“宋、元舊槧，明代傳世尚多，故‘鈐山堂’著錄以數千部計。至明季變亂，而古刻始漸就散逸。以蒙叟、遵王兩世之勤搜，宋刻不及百種。述古、延令書目均別出‘宋板’，而汲古藏書，至以‘宋本’二字鈐卷耑，其珍貴可知矣。三百年來，凡大江南北以藏書名者，亡慮數十家，而既精且富，必以黃氏士禮居為巨擘。蕘翁之書，有竹汀、澗薲為之考訂，香巖、壽皆、仲魚諸君為之通假，故自?？桃贼咝ｂn，靡不精審。洪北江論藏書家次第，斥蕘翁為‘賞鑒家’，列傳是、瓶花之次，非篤論也?！?/p>

顧千里（1766-1835年），本名廣圻，號澗薲，清代元和（今江蘇蘇州）藏書家。精于古書舊籍的校讎，經其手所校者質量精湛，為后世學者所珍視。他與黃丕烈被并稱為“黃跋顧?！?。葉昌熾詩云：“不校校書比校勤，幾塵風葉掃繽紛。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

按，“黃跋顧?！笔乔迩螘r期私家藏書活動的重要成果，以“黃顧”為中心的藏書賞鑒和?？被顒訛橹行?，可窺知當日江南藏書家和古舊書商的活動情形。

顧千里從弟顧之逵（1752—1797年），字抱沖，與黃丕烈、周錫瓚（1742-1819年）、袁廷梼（1764—1810年），人稱“藏書四友”。其藏書處名為“小讀書堆”，多藏宋、元本和明抄本，喜?？?。瞿中溶所撰《挽顧抱沖茂才》詩云：“宋刊元印與明鈔，插架堆床娛心目……黃金散盡為收書，秘本時時出老屋?！盵21]461

正因為有如此眾多醉心賞鑒、愛書如命的藏書家，前仆后繼地追求著宋、元舊槧，才刺激了我國古舊書市場交易的活躍，并成為新一代藏書家的文化沃土。筆者在《中國舊書業百年》一書中曾經指出：“無論是淘書者，還是藏書家，這一以書林學海為安身立命之所的知識群體的長期存在，便是舊書業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盵22]

4.3 藏書以教子弟，求取科舉登第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弊詽h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學說占據了正統思想地位。于是，“詩書繼世”，遂為我國民間古老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一。尤其是隋文帝以后,儒家傳統上的“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又得到了朝廷在科舉制度的保障。

然而，在中唐以后，“科舉取士，尤其是進士試，已經成為高門大族、官僚新貴與廣大出身較低、家境清寒的地主階級（包括一部分商賈）知識分子爭奪仕進出路的場所?！盵23]

有鑒于此，開寶八年（975年），宋太祖決定親自主持禮部貢士殿試，試圖改變“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的積弊，也即“取士不問家世”以后[24]，讀書中舉被視為士子從政的出身正途，于是集藏和研讀儒家經史，也就成為助力子弟求取功名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謂“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籯常作災”（黃庭堅《題胡逸老致虛庵》）及“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郭明甫作西齋于潁尾請予賦詩二首其一》）之類的詩句，正體現了黃庭堅（1045-1105年）耳聞目睹了當世若干富貴人家家事糾紛之后的強烈觀感。

洪亮吉對于“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的藏書家，提出了天一閣主人范欽（1506—1585年）、傳是樓主人徐乾學（1631—1694年）及瓶花齋主人吳焯（1676-1733年）三人作為代表。

徐乾學，字原一、幼慧，號健庵，自署玉峰先生。昆山人。清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 《明史》總裁官、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嗜好藏書，熱衷編纂。曾奉旨主持編修 《明史》及《讀禮通考》等。在晚年，聘請閻若璩、顧祖禹、胡渭、黃虞稷等學人，利用家藏文獻，編纂 《大清一統志》。自著有《讀禮通考》 《通志堂經解》及 《澹園集》等。

徐氏曾收購“靜思堂”主人季振宜所大部分精本書籍，以及李中麓等家藏書。有“玉峰徐氏家藏”“冠山堂”“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昆山徐氏乾學健庵藏書”“東?！薄皫E園”“健庵考藏圖書”“昆山徐氏家藏”等藏書印章。

據汪琬（1624-1691年）在《傳是樓記》所記：“徐健庵尚書筑樓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斵木為廚，貯書若干萬卷。部居類匯，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啟鑰燦然。與其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汝曹哉？嘗慨為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汝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曰‘傳是’?！笨梢娖湔滟F典籍子孫遞傳的強烈心愿。編有《傳是樓書目》4 卷，收書3 900 余種。每書上記卷數，下記冊數。該目不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而以《千字文》之“天、地、玄、黃”為編號，以一字標一櫥，共有56 櫥。另編有《傳是樓宋元本書目》。

其長子徐樹榖，字藝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次子徐炯，字章仲，號自強，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進士。官至直隸巡道、提學使等。繼承其父藏書，有藏書印“徐仲子”、“徐章仲所讀書”、“徐炯收藏秘籍”、“彭城仲子審定”等多枚，著有《五代史記補考》。又與其兄樹榖同撰《李義山文集箋注》。第五子徐駿，亦能藏書，有“清景山樓”。有聯語云：“教子有遺經，《詩》 《書》 《易》 《春秋》 《禮記》；傳家無別業，解、會、狀、榜眼、探花?！?/p>

常熟翁氏，既是為人艷羨的科舉世家，又是藏書名家。翁心存（1791-1862年），字二銘，號邃庵，道光二年1822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其子同龢，字叔平，號松禪，咸豐六年（1856年）中進士，為丙辰科狀元，先后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其孫子曾源，字仲淵，號寔齋、海珊，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科狀元，相對于其叔同龢，時有“小狀元”之稱。歷官翰林院修撰、國史館纂修。

“山中宰相廚顧及，鵓鴿峰下筑瓶齋。從孫枝茁家之喜，黃批顧校自然佳?！盵25]如今，在虞山鎮翁同龢故居還可見翁同龢手書對聯：“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蔽淌霞易逯匾曇宰x書入仕以振家聲，與人為善以綿世澤的家教智慧。有學者指出：“翁氏科第聯翩，簪纓不絕，如此世澤連綿的名門望族原因，就在于翁氏世世代代重視藏書、讀書和為善?！盵26]

此外如常熟趙用賢、趙琦美家族，常熟瞿紹基、瞿鏞、瞿秉淵、瞿秉清家族，昆山葉盛、葉恭煥、葉國華家族，常州唐順之、唐仁家族，太倉王世貞、王敬美家族，常熟錢謙益、錢謙貞家族，昆山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徐炯家族，江陰繆荃孫、繆祿保，蘇州潘承弼、潘承厚家族等，均可從中一窺其家族藏書的脈絡與傳承。

4.4 搜集地方史志，特藏鄉邦文獻

一般說來，藏書家都非常熱衷于鄉邦文獻的搜集，江蘇藏書家尤甚。

楊循吉（1456-1544年），明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授禮部主事。性格狷隘，好持人短長，喜以學問難人。讀書每至得意處，則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人稱“顛主事”。年過不惑，即以身體欠佳，致仕歸鄉。建“雁蕩村舍”于支硎山下，結廬讀書，專意著述為事。有讀書、藏書處名為“臥讀齋”，另有“壽松堂”。其《題書櫥詩》和《抄書詩》云：“經史及子集，一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為命，縱橫堆滿前?！庇钟性娫疲骸吧蚣惨言诠?，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貿人，恒輟衣食費?！奔尉赴四辏?529年），得時任吳縣縣令蘇祐（1493—1573年）支持，纂修《吳邑志》16 卷刊行。家本富裕，以巨資購書，且勤于抄錄，藏至10 余萬卷，以致晚歲赤貧。藏書印有“雁村居士”、“臥讀經史子集”、“楊氏循吉藏書之印”等。

繆荃孫（1844-1919年），字炎之、筱珊，號藝風，江陰人。其藏書樓有“藝風堂”，特別重視江陰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編撰有《江蘇通志》《江陰縣志》等，籌建了江南圖書館（現南京圖書館）。倫明詩云：“一冊垂為學海津，畢生事業與書親。偉哉雕木破前例，幾許刊傳近代人?！盵19]32

葉昌熾（1849-1917年），長洲人，其收藏特點是“以蘇州先哲遺書為收藏重點，蘇州人著作三百五十余部，占其收藏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中明代文集又占半數以上”[21]1。葉氏還計劃把這部分地方文獻、先賢著作中的一部分整理之后出版，為此他寫了兩首標題很長的詩，表達自己的愿景。其題作《碩果堂中藏吳郡先賢撰述，頗有人間未見本，擬仿“武林掌故叢編”之例，集貲付刊，拈此以為喤引》。詩有兩首，其一寫道：“學至荀揚始大純，等閑敢說著書身。棗梨業待名山壽，桑梓情因故國親……”[1]213

此外，如藝海樓藏書主人顧湘舟（1799-1851年），可園藏書主人陳作霖（1837—1920年），群碧樓藏書主人鄧邦述（1868-1939年），湘素樓藏書主人丁祖蔭（1871-1930年）等，皆是致力于鄉邦文獻的搜集和保存的知名江蘇藏書家。

4.5 精刊古書秘籍，博取青史留名

柳詒徵（1880-1956年）在《中國文化史》一書中指出：“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降及隋、唐，著作益富，卷軸益多，讀書者亦益眾，于是雕板印書之法，即萌芽于是時焉。然隋、唐之時，雕板之法，僅屬萌芽，尚未大行。故唐人之書，率皆寫為卷軸，而印刷成冊者，流傳甚稀。雕板大興，蓋在五代，官書、家刻，同時并作。度其情勢，似以蜀中刻板為早。自唐季及五代，時時有雕板印書者，故毋昭裔必就蜀中刻之……北宋之初，雕印書籍，先佛藏而后儒書”；“印售之書既多，藏書者亦因之而多……而士大夫家以藏書名者，所在多有?！盵27]

木板書籍歷來為宋代以來讀書人，尤其是明、清以來的藏書家所珍愛收藏。在藏書家中，又有一部分有經濟實力和文化志趣者，非常熱衷于刻書。有學人指出：“古代蘇州是我國刻書業最早的發祥地之一……相傳舊時蘇州有‘刻書賽積德，藏書賽藏金’之說?！盵28]

王琪（生卒年不詳），字君玉，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在派任姑蘇郡守后，大修官衙公廳，欠下轉運使司借款數千緡。他便挪用公使庫錢數千緡，以蜀刻家藏《杜工部集》20 卷本為底本，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以“姑蘇郡齋”名義重編翻印了近萬本，以1 000 錢一部的價格銷售，大受士人歡迎，還有富家大戶購買多達十余部的。王琪此舉既償還了官庫借款，在扣除雕印成本后，還把售書盈余補貼給了官府。

按，《杜工部集》20 卷本，原是北宋翰林學士、藏書家王洙（997-1057年），取秘府舊藏及時人所有之杜集抄本整理編輯成書后，在成都刊刻的。經王琪在姑蘇翻雕傳布之后，遂有“二王本杜集”之稱，成為后來學人做杜詩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分韻之作的“祖本”。但此版后來散佚無存，如今傳世者為毛氏汲古閣所藏宋本《杜工部集》20 卷（《補遺》1 卷），經蘇州藏書家潘祖蔭（1830-1890年）等遞藏，現歸上海圖書館珍藏。此本由兩種南宋刻本配補而成，缺卷缺葉，為毛扆（1640—1713年）所抄補。

汲古閣，是明末清初藏書家毛晉（1599-1659年）創立的刻書名號。葉德輝（1864-1927年）指出：“明季藏書家，以常熟之毛晉汲古閣為最著。當時遍刻《十三經》 《十七史》《津逮秘書》唐、宋、元人別集，以至《道藏》、詞、曲，無不搜刻傳之……然其刻書，不據所藏宋、元舊本，?？币嗖簧蹙?，數百年來，傳本雖多，不免貽佞宋者之口實?！盵29]

繼毛氏汲古閣之后，在清康熙年間，刻書界崛起了席氏“琴川書屋”及“掃葉山房”。席啟寓（1650—1702年），家世吳縣洞庭東山，后舉家遷至常熟城里。受虞山毛、錢兩家藏書、刻書之風影響，嘗以“琴川書屋”名義，刊刻 《唐詩百名家全集》及 《三魚堂文集》。至乾隆年間，家居青浦的席世臣（約1756—約1814年）曾赴京師，充任《四庫全書》校對，竣事后獲賜舉人?；剜l后，以“掃葉山房”名義，投入家資開雕 《四朝別史》等秘籍數十種，精校發行。

楊麗瑩認為，席啟寓父子在常熟以“琴川書屋”之名刻書，不僅為席世臣樹立榜樣，“其搜羅舊籍、保存先賢文獻的刊印宗旨，更對掃葉山房的刻書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在席啟寓的影響下，席世臣的父親席紹容成了藏書刻書方面的有心人，因此在乾隆中偶得汲古閣《十七史》版后，悉心?？?，為其子席世臣在乾隆后期創設掃葉山房提供了契機?！倍扒俅〞荨彼短圃姲倜胰芳啊度~堂文集》書板，后亦售歸“掃葉山房”后人，并于光緒年間得以修補重印[30]。

“掃葉山房”創立后，書業市場不斷擴張，先后在上海城內彩衣街設立分號（后改稱“南號”），又在上海棋盤街設立“北號”，在漢口設立“漢號”，在松江設立“松號”，而蘇州閶門老店，則改稱為“蘇號”。由私家藏書而為坊刻名家，歷時達300 余年。曹培根認為：“席氏掃葉山房是自常熟毛晉汲古閣后民間書坊中經營時間最長、刻書數量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私家刻書機構，為古籍的保存和文化的傳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盵26]329

晚清名臣張之洞（1837年-1909年）曾作《勸刻書說》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刻書不擇佳本惡，書佳而不讎校，猶糜費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于自著書、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錄中隨舉一類刻成叢書，即亦不惡）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盵31]因此，葉德輝也說：“乾嘉以來，黃蕘圃、孫伯淵、顧澗薲、張古余、汪閬源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敝斏?，遂使古來秘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盵32]

盡管綜合起來作分析，歷代藏書家的收藏旨趣可以有上述種種區分，但在一個具體藏書家的實際收藏活動中，它們往往是復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求書聚書讀書，著述立言傳世”及“珍藏宋元舊槧，增長知識學問”的初衷，與“經史子集傳家，科舉人才繼世”、“眷愛鄉土文化，集藏鄉邦文獻”及“精刊古書秘籍，留傳芳名青史”的行為，往往不分軒輊，甚至是并駕齊驅的，體現出歷代私家藏書文化內涵之豐富。

5 結語

上世紀20年代后期，袁同禮（1895-1965年）在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期間，曾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自雕板印書以來我國私家藏書的簡要歷史脈絡，得出若干重要的認識。略如下述：

“宋初承五季搶攘之后，書多蕩焚……當時之書，多散在民間也。加以雕板流行，得書較易，士大夫以藏書相夸尚，實開后世民間學者聚書之風……印書之地，以蜀、贛、越、閩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書，亦不出此四中心點之外”；“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書，極稱一時風尚……嘉、隆間，天下承平，學者出其緒余，以藏書相夸尚，浙江與江蘇乃互相頡頏”；“萬歷以降，巨儒宿學，私家藏書，當以海虞為最盛”；“吳、越之所以成為藏書中心點者，晚明實啟其端緒”；“清代私家藏書之盛，超逸前代……除二三家外，恒再傳而散佚，然輾轉流播，終不出江南境外者幾二百年。迨楊至堂得藝蕓書舍之經、史佳本，情勢始稍變?！?/p>

袁氏當年所撰《宋代私家藏書概略》 《明代私家藏書概略》 《清代私家藏書概略》三文，揭示了自宋至清近千年間，蘇南及浙西、浙東發展成為中國私家藏書中心地的梗概，足可為江蘇一域文脈源遠、學風濃厚、書香流長之佐證。

早在1933年春，吳晗在《江蘇藏書家史略》的序言中就曾提出：“學者茍能探源溯流，鉤隱掘隱，勒藏家故實為一書，則千數百年來文化之消長，學術之升沉，社會生活之變動，地方經濟之盈虧，固不難一一如示諸掌也?！盵13]因此，從事《江蘇藏書史》的撰著，有其學術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因為就總體來說，在中國歷史上，江蘇一域具有較他方為更盛的崇文重教、詩書傳家、為國育才的地域文化傳統，這是當代“書香江蘇”建設至可寶貴的精神文明遺產，值得我們繼承下來，并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予以保持和弘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