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國“南明”史概念發生與傳播探論

文/謝貴安

指代南明斷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時最先出現，道咸間被錢綺作為書名，但卻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學者對此不滿，在乾隆時即用“南明”作為書名。清末，中朝兩國同時興起反清運動，朝鮮人鄭喬將其南明史著寄贈章太炎，增強了清末革命黨人的“南明”意識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傳播開來。民國初建至抗戰之前，雖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綁，但也因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視?？箲鸨l后，南明史的象征意義再次凸顯，促使柳亞子、朱希祖、錢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廣大知識分子對“南明”史加以重視，“南明”語境驟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風行一時?？箲鸷?，“南明”史概念的傳播雖因政治意義消失而退潮，但已成為不可磨滅的史學現象，在課堂講授和課題研究中歷久彌新。

“南明”史概念在清前中期的曇花一現

清朝滅掉南明后，為消解南明的正統地位和歷史記憶，而大興文字之獄，嚴禁撰述南明史和使用南明年號，“南明”一詞成為敏感的政治符號被禁止提起。然而，仍有極少數人提出“南明”概念并作為書名，不過只是曇花一現。清代康熙年間，江陰人陳鼎在其所撰《東林列傳》卷一二《黃道周傳》的末尾，比照“南宋”而提出“南明”概念。19世紀中葉，錢綺率先用“南明”一詞作為書名，撰寫了《南明書》，其書成于咸豐八年以前。除錢綺之外，同時代的夏燮和徐鼒兩位史學家也開始突破清朝的忌諱，書寫南明歷史，但囿于嚴峻的政治環境，均未使用“南明”概念。此外，乾隆時人南沙三余氏編寫的《南明野史》雖然用了“南明”一詞，但它不是原名，而是后人所改，其原名為《明季五藩實錄》。

由于錢綺《南明書》的出現，使得學界普遍認為中國人是在此時才提出“南明”概念。美國南明史專家司徒琳稱：“眾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學者才使用‘南明’這一稱謂?！钡齾s未能發現比《南明書》更早的《東林列傳》已經使用過“南明”一詞。

總之，“南明”一詞作為晚明偏安政權的代稱，始于康熙時陳鼎的《東林列傳》，在中國率先用“南明”作書名的是19世紀中葉錢綺的《南明書》。然而，在中國的東鄰朝鮮，乾隆時已有黃景源和成海應二人用“南明”作為書名。

朝鮮士人率先用“南明”作書名

用“南明”作史書之名，最先出現在鄰邦朝鮮。乾隆年間，朝鮮官員黃景源有感于《明史》不寫弘光至永歷的帝統，憤然撰寫了《南明書》，這是最早以“南明”作為書名的史書。與黃景源幾乎同時，成海應也對張廷玉《明史》未把南明三帝列入本紀表示不滿，特撰《〈南明書〉擬稿》以駁之。他們之所以率先用“南明”作書名，是因為當時的朝鮮以“小中華”自居，將自己視為明朝的繼承者，故竭力維護明朝及其后繼者南明的正統地位，對作為“夷狄”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則持排斥的態度。

及至清末，反清運動興起，朝鮮又掀起了反清尊明思潮，已經偃息的“南明”概念再一次興起。朝鮮人鄭喬撰成《南明綱目》，書中特重華夷之辨，大書南明弘光、隆武、永歷年號，以南明為正統，黜清朝為僭偽。鄭喬的《南明綱目》初刊后不久，即贈送給時在日本的章太炎，成為“南明”概念在中國傳播的觸媒之一。鄭喬的《南明綱目》傳入中國后，在民間有一定的收藏。

中朝“南明”概念及其史書在清末的交匯

在朝鮮關注南明史的同時甚至稍前，中國的部分史籍已開始介紹錢綺的《南明書》。此時，人們不再顧忌清廷的忌諱，公然在史志著作中著錄錢綺的《南明書》。成書于光緒二年（1876）的《（同治）蘇州府志》記載道：“錢綺……《南明書》三十六卷?！迸c朝鮮反清運動相呼應，清末革命黨人也興起了反清運動，開始主動使用“南明”概念，試圖撰寫南明史。1904年，柳亞子可能已使用了“南明”的概念。此外，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對于“南明”概念已經全然接受。在清末反清潮流下，中朝兩國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思潮已經匯流。

清末，王葆心撰寫了《蘄黃四十八砦紀事》。他在該書卷二《鄂砦續篇》按語中稱：“吾觀朝鮮人所為《南明書》……”此書的《采用書目》中有“《南明書》（朝鮮人編）”。由此可見，《南明書》當時已傳入國內，從而為王葆心觀閱。王葆心閱讀《南明書》后，被謝國楨錄入其《晚明史籍考》中：“《南明書》。朝鮮佚名傳。按王葆心《蘄黃四十八砦紀事·鄂砦續編》注引《春在堂隨筆》云：‘吾觀朝鮮人所為《南明書》’云云?！笨梢姵r人的南明史傳入中國，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抗戰前“南明”史概念在民國的有限傳播

民國肇建至抗戰之前，雖然“南明”概念因政治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綁，但也因為其反清象征意義的消失而未受到特別重視。

柳亞子在民國建立后，仍然堅持使用“南明”概念，與柳亞子同一陣線的朱希祖，也一直在使用“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并以撰述南明史為己任。與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共事的孟森，也致力于傳播“南明”概念。1931—1937年，孟森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課時，編寫了《明史講義》，其第七章就叫《南明之顛沛》，他是最早以“南明”為專題在大學講課的教授之一。孟森接受“南明”概念，還見于他《南明永歷帝致吳三桂書跋》一文的題目上，明確使用了“南明”一詞。

受清末革命黨借南明以反清的影響，民國學者在宣傳南明抗清英雄時，順理成章地使用了“南明”概念。1926年，陳乃乾、陳洙編成《徐闇公先生年譜》。該年譜后有姚光寫的跋語，稱徐孚遠“參預義旅、從亡海外，薦紳耆德之避地者，亦皆奉為祭酒，與南明之關系蓋不亞于鄭延平王及張尚書焉”。又說：“百世以下，讀者可以想望其風旨，而亦藉以考見南明二十余年之文獻矣?！贝税现袃商幪岬搅恕澳厦鳌备拍?。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至20世紀30年代，“南明”一詞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流行。這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直接著錄錢綺的《南明書》。如1930年，范希曾在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作補正時，在《雜史第六》之《明季北略》下增補：“元和錢綺《南明書》三十六卷，未刊?！钡诙菑V泛使用“南明”概念。如1934年刊印的龍顧山人郭則沄所纂的《十朝詩乘》，有兩篇的標題使用了“南明”概念。第三，后起的學者開始關注南明史籍并撰寫南明史，其中以謝國楨、錢海岳為代表。

“南明”概念的流行，使得南明史開始成為官方認可的研究課題，并成為一門專門的課程和可供研習的斷代史專業。1931年，清華大學開設了南明史課程，這是有據可考的中國大學開設南明史課程之始。

總之，由于清朝滅亡，“南明”禁忌消失，借南明以反清的動力亦隨之消失，因此“南明”概念雖然仍在流行，甚至在個別學校進入課堂，但并沒有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抗戰引爆“南明”史的研究和史學書寫

“南明”史概念迅速被傳播并為人們所接受，與抗日戰爭的爆發有直接的關系?？箲鸬谋l激發了南明史家的斗志，推動了南明史的研究。

柳亞子對“南明”概念做出較為系統的界定，并稱撰寫編年體的《南明紀年》與紀傳體的《南明史》和紀事本末體的《南明紀事本末》這南明史三書，是自己未來的奮斗目標。1942年，柳亞子來到桂林，使他對南明史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一直將“南明”作為規范的學術術語，并繼續從事南明史的寫作，還把自己筆名取為“南史”。

朱希祖也在南明史的研究上有強烈的責任感。朱希祖“于蕭梁及明季歷史，尤悉力赴之”，研究“南明史，則成《明季史籍題跋》六卷”。朱希祖在抗戰時寫的南明史論著有《南明韓王本鉉考》《南明廣州殉國諸王考》《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廣州征訪南明史料記》。上述朱希祖的原著，皆使用了“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他已把它們當作標準的學術術語。

抗戰時，翦伯贊介入南明史研究。從1940年起，他先后撰寫和發表了《論南明第三個政府的斗爭》《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斗爭》等論文，旗幟鮮明地將弘光、隆武和永歷政權稱為南明史上的政府。翦伯贊的南明史研究，主要針對國民黨右派借南明史、明末農民戰爭史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行徑而展開，有強烈的政治意義。此外，錢海岳、徐安之等人也為南明史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抗戰時南明史家形成的隊伍，雖分散各地，但彼此之間有聯系，并相互幫助，共同研治南明歷史。1943年初，柳亞子曾托汪東帶信向朱希祖商討南明史問題。朱希祖寫了《答汪旭初代柳亞子問南明史事書》以作回答。南明史專家隊伍雖然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但在借南明史研究以表抗日不屈之決心上，立場基本一致。

戰時，中國史學史專著開始用“南明”概念稱述南明史書，對南明史學展開歷史書寫。1942年，蕭一山在《近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中首次使用“南明”概念指稱南明史。金毓黻1943年成書的《中國史學史》，也開始使用“南明”和“南明史”概念。顧頡剛于1945年撰寫了《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對當代的南明史研究給予了關注。

史學史專著是對中國史學進行總結的學術專書，它們對“南明”“南明史”概念的應用和南明史學的書寫，促進了這些概念規范化、權威化的過程，加速了其傳播。

抗戰時“南明”語境的形成與概念的迅速傳播

抗戰爆發后，“大西南”成為中國抗戰的后方，一批批中國知識分子從淪陷區流落此地。他們從時空環境上，敏銳地感受到“南明”阽危和悲壯的氛圍，覺察到南明抗清的局面將“歷史再現”，借南明的不屈以表示抗日到底的決心。加上前述南明史家的影響，社會上形成了鮮明的“南明”語境。

以對南明史料搜集和史書撰寫最執著的柳亞子為中心，出現了“南明”及“南明史”概念向外輻射的現象，不斷向其周圍的朋友、學人傳播，阿英、郭沫若、廖輔叔以及桂林《大千》雜志社的編輯和桂林中學的教師們都深受其影響。此外，朱希祖及其兒子朱偰、女婿羅香林，都是“南明”史概念的重要傳播者。

在知識分子一批批退向西南地區、南明史專家對“南明”史概念推動的背景下，“南明”認知幾成共識。黃裳、歐陽祖經等人面對知識界西遷，敏銳地體察到南明的“歷史再現”，便“對南明史事給予了特別的關懷”。此外，陜北、上海等地，在學者們的努力下，“南明”的概念也流行開來。

南明史專家的努力影響到官方對“南明”史的態度?？箲饡r，武漢大學西遷樂山，時任該校教授的蘇雪林，于1941年受官方“委托編寫了歷史傳記集《南明英烈傳》。這部集子歌頌了17世紀抗清復明的仁人志士。隨后，她又以此為素材，寫成南明歷史小說集《蟬蛻集》，1945年由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澳厦髟佻F”的歷史感與現實感交織形成的焦慮，并非僅僅出自學術界，官方顯然也有相同的感知。

抗戰時，具有特殊含義的“南明史”在大學課堂上得以繼續講授。因日本入侵而西遷貴州的浙江大學就開設了南明史。而北平的燕京大學，在20世紀40年代也開設了南明史的課程。無論是西南后方，還是北方淪陷區，講授“南明史”實際上都表達了中國人抗戰不屈的決心。

綜上，抗戰時，頗類昔日“南明”以西南為根據地的時局，以及南明史家的推波助瀾，對流落西南和其他地區的知識分子接受“南明”概念，普及南明歷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戰后政治環境的消失與“南明”史熱的退潮

抗戰后，借南明艱難處境以自警、借南明不屈以抗爭的政治環境突然消失，“南明”概念的使用和南明史的重視也隨之降溫。當然，“南明”及南明史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可能全然消失，作為抗戰時的記憶也無法抹去，仍然在民國末期流傳和應用，雖然已明顯處于退潮狀態。那批自清末即已立志修史的南明史家，其中朱希祖已經病逝，錢海岳沒有發聲，只有柳亞子仍在倡導南明史的編纂和研究。

對南明史頗為敏感的黃裳，戰后回憶抗戰時看過的南明劇目，仍然感嘆不已。1947年，他在文章中回憶：“《桃花扇》究竟不失為一部成功的歷史劇?，F在雖然也有不少寫南明史事的劇作，然而沒有一部能超越它?！秉S裳對南明史的緬懷，又引起了明史專家吳晗的共鳴。1948年3月13日，吳晗在清華園給黃裳的書作序，稱黃裳“特別對于南明史事關懷”，而吳晗自己原本也是“抱著搜輯南明史料”的目的前往南明舊都昆明的。同年，吳晗在給黃裳的《舊戲新談》一書寫序時，指出：“作者似乎對南明史事還在繼續探尋?！币陨隙家浴澳厦鳌弊鳛閷W術術語。

光復后的臺灣在大學課堂開設了南明史。臺北市人楊云萍曾留學日本，畢業后回到臺灣。1945年，楊云萍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參議、臺灣編譯館委員。1947年，他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明史、南明史、臺灣史、歷史哲學等課程。在鄭成功父子力撐到底的南明抗清基地臺灣講授南明史課程，一定是別有滋味。

抗戰后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南明史，顯得云淡風輕，往日的熱鬧已隨風而逝。對南明史研究繁盛狀況的恢復和超越，還要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