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與超越

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其要旨是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以西方文明為中心展開，以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價值的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標桿。西方中心主義根源于西方文明的中心主義和唯我主義的精神內核，而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率先走上現代化道路，又鞏固和加強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權。歷史上，封閉的地理環境讓不同人類文明長期處于孤立分散發展狀態，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曾習慣以自身所處的境遇為中心，來建構自己的觀念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但大多都只是停留在凝聚社會共識的層面，并沒有形成一種“中心主義”。然而，在工業革命的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以西為尊”的全球話語體系，并在資本主義物質基礎和資本強國的軍事基礎之上，編制出一套“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的扭曲的歷史敘事模式。

西方中心主義的長期盛行使其負面影響不斷放大。首先，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國際話語和意識形態傾向，對世界多元文明發展與文化傳承造成深層影響。西方文明對于絕對真理的追求、對于絕對標準的標榜，使其不斷向外輸出其文明“果實”，并將其“普世價值”強加給非西方社會，這種文化專制主義行為造成一些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失去文化自信和文化創新的自主性。其次，西方中心主義扭曲了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不僅使西方社會失去了對是非、善惡的基本把握，也讓其看不到自身的問題，更無法清醒認識其內部發生種種亂象的原因。

作為一種知識格局和話語體系，西方中心主義長期塑造著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學科發展的現代化品質。在中國學術界尋求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中，中國學術話語逐漸脫離傳統中國的知識樣式，轉而采納西方現代性的知識體系。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引進西方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實現了巨大進步，但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一些研究者習慣于運用“西方理論”對比中國現實來發現“問題”，認為西方理論對中國問題能夠發揮規范性作用，甚至將西方理論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答案，由此導致中國的學術話語長期處于比較邊緣的狀態，造成“中國無法言說中國”的話語權危機。中國的理論創新性與學術影響力與當前中國的大國地位不相協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評判標準在于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需要。中國改革發展實踐提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理論任務。其一，中國的改革發展實踐是具備鮮明有力的指導思想的自覺自為的偉大實踐，而中國的理論學術現狀與豐富、鮮活、深刻的當代中國實踐并不匹配，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理論研究對實踐的引領力。其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條與西方現代化迥異的道路，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理論與實踐一統天下的格局，這就需要我們以一種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視野，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譜系。其三，中國實踐是復雜且系統的，中國理論研究應突破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過于精細的學科專業劃分，整體把握當代中國社會實踐，回應和解決中國正在發生的重大課題，形成具有鮮明中國風格且能代表新時代中國學術水平的思想和理論，創造具有思想穿透力和世界影響力的理論成果。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要求。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構建對于人類社會生活更有指導意義和規范意義的知識體系？如何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如何從中國實踐中發現并提煉中國理論，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本期特別策劃聚焦“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與超越”，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分析西方中心主義的源流、演變及深層影響，探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必要性及重要路徑。敬請讀者垂注！

——《學術前沿》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