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化疫情防控下電信網絡詐騙治理難點以及對策
——基于H 省E 州的調研

◆宋劍鋒 王淑合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 100038）

1 引言

電信詐騙是指通過電話、網絡和短信方式，編造虛假信息，設置騙局，對受害人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誘使受害人打款或轉賬的犯罪行為[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之網絡犯罪特點和趨勢》顯示，2016 年至2018 年，電信網絡詐騙發案數逐年上升，網絡犯罪的30%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2]；新冠疫情暴發后，網絡授課、網絡辦公、電話會議成員公眾生產、生活、學習的主要方式，頻繁使用網絡和通訊工具，導致電詐犯罪態勢高漲，電信詐騙的危害不只是讓人蒙受經濟損失，更嚴重的是，當違法犯罪人員通過詐騙獲利，誘使更多的不法分子參與其中[3]。高發的電信詐騙嚴重阻礙社會正常生產生活，嚴重影響公眾社會幸福感；在既有治理措施和工作力度下，電詐犯罪治理效果不明顯，治理拐點尚未到來。

王潔從電詐犯罪立體式、操控式、應和式的獨特屬性出發，提出被害預防的治理措施（2019）；馬忠紅基于W 省的調研，從偵查觀念、偵查方法、偵查取證角度出發，提出全鏈條打擊、加強各部門協作、加強電子取證工作的建議（2018）；謝玲對電信網絡詐騙心理控制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提出增強反詐意識、及時預警的阻斷措施（2021）。

上述研究均未考慮疫情防控對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的影響，在疫情常態化管控的環境下，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僅限于國內，境外電信網絡詐騙分子日益猖獗，不僅將詐騙手段不斷推陳出新，招募國內人員出境參與電信詐騙，還安排專人維護國內GOIP、“偽基站”、“黑廣播”等電詐設備，此類人員因為跨國抓捕行動的暫停打擊難度大，且在高新技術、通訊設備高度發達的今天危害性極大；本文基于疫情管控期間的實地調研，提出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治理電信詐騙犯罪的對策建議，綜合各方力量，保護公民財產安全。

2 H 省E 州電信網絡詐騙現狀

2.1 立案以及破案情況

2021 年至8 月，H 省E 州共發電信網絡詐騙2034 起，其中E 市發案758 起，立案排名第一，共破案216 起，破案率10.6%；2020 年同期發案2094 起，破案114 起，破案數同比上升88.5%，破案率同比上升96.3%。

2.2 作案手段多樣

H 省E 州電信網絡詐騙手段多樣，冒充電商物流客服；冒充公檢法及政府機關；刷單返利；貸款、代辦信用卡；殺豬盤；虛假購物、服務；網絡婚戀、交友（非殺豬盤）；冒充領導、熟人；網絡游戲產品虛假交易以及其他類型詐騙。其中，冒充電商物流客服占全州電信詐騙發案數16.1%；冒充公檢法及政府機關占全州電信詐騙發案數8.5%；以刷單返利形式詐騙占全州電信詐騙發案數29.6%；以殺豬盤手段詐騙占全州電信詐騙發案數21.6%；其他手段占比24.2%。

3 疫情常態化管控下電信網絡詐騙特點

3.1 組織化傾向嚴重，成員之間分工明確

電信詐騙團伙成員之間按照公司化運作的模式，分工明確，相互之間是一對一的關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謀面[4]。根據公安機關實戰，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多為分工明確、組織結構嚴密、具有極強反偵察意識的犯罪團伙，這些團伙一般為10 人左右，有的甚至能達到20 多人，不同于疫情管控前，這些團伙的成員分布在全國各地，主要成員隱匿在境外，成員之間互以代號相稱，準備實施電詐犯罪時他們才建立聯系，除協商相關犯罪活動外，他們之間很少有其他方面的聯系；實施電詐犯罪時，真正的組織策劃者隱身于幕后甚至境外，不負責前臺具體操作，而是雇請安排他人負責與電信詐騙相關的網絡技術、收集被害人信息、辦理詐騙使用的銀行卡以及詐騙得手后的轉款、取現等環節，并將詐騙流程模式化、固定化，自己則幕后遙控獲利[5]。實戰中，公安機關難以打擊到電詐團伙的核心人員，到案人員多為洗錢以及幫助信息犯罪的外圍人員，組織策劃者隱匿境外，當發現境內團伙成員被公安機關抓獲時，仍可繼續發展其他人員作為團伙成員實施電詐犯罪。

3.2 犯罪行為與網絡黑灰產業混合，犯罪利益鏈條化

所謂的黑灰產業涉及黑色和灰色兩條產業鏈。黑產主要包括“黑客攻擊”、“盜取賬號”、“釣魚網站”三類違法活動；而灰產主要是指處于法律灰色地帶的“惡意注冊和虛假認證”。目前黑灰產業已經呈現出鏈條的形式，成為支持網絡犯罪的一種形式，而整個鏈條就其上游、中游和下游來講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流水化作業[6]。電信網絡詐騙的高發態勢與黑灰產業監管力度不夠息息相關，非法買賣公民個人基本信息、研發網站和手機應用以及編輯虛假信息等行為都依托于黑灰產業。除電詐團伙利用黑灰產業實施犯罪以外，金融機構、通信行業頻繁出現行業內鬼，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售賣行業客戶相關信息；中國互聯網協會2016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一年時間，國內6.88 億網民因垃圾短信、詐騙信息、個人信息泄漏等造成的經濟損失估算高達915 億元[7]。

3.3 犯罪人年輕化、專業化

根據最高法公布的《網絡犯罪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四分之三的案件被告人年齡在20 至40 周歲之間。因新冠疫情暴發，全國各行各業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尤其是對危機處理能力較弱的年輕企業受到較大沖擊，大量年輕人失業，流入社會，有的甚至背負大量債務，境外詐騙團伙向此類人員發布招募信息，通過可觀的薪酬和提供生活便利等條件誘惑境內人員出境參與電信網絡詐騙，這類人員普遍歲數較低，缺乏法律意識，文化程度不高，同時到達境外后，會有專門人員對其培訓，教會他們電詐相關操作的同時，進行洗腦教育，減少新成員的罪責感。

3.4 詐騙手段多樣化、更具迷惑性

2020 年網絡詐騙增長迅猛，貸款、刷單、“殺豬盤”、冒充客服四類網絡詐騙案件已占電信網絡詐騙的 70%以上；手機APP 成為主要的電信網絡詐騙途徑，超過60%的詐騙是通過APP 實施的[8]。電信詐騙團伙不斷將詐騙手段推陳出新，冒充電商客服、刷單返利和殺豬盤是常用詐騙手段，其他詐騙手段例如網絡游戲產品虛假交易、虛假購物服務、貸款、代辦信用卡等使得電信詐騙手段更具欺騙性，迷惑程度更高。

4 治理難點

4.1 打擊難

隨著網絡和通信技術的進步，犯罪分子逐漸掌握了高端技術。在實施詐騙犯罪的過程中，科技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高科技被廣泛運用，如使用手機短信群發器、電腦群發軟件、網絡任意顯號、任意改號軟件等。新技術的運用，導致電信網絡詐騙更具有隱蔽性、迷惑性，發案后，偵查部門得到的信息僅為一個或多個電話號碼和銀行卡號，且使用的電話號碼經過偽裝，較難獲得其開戶信息，對破案的幫助有限。

4.2 取證難。

以電信詐騙為代表的網絡犯罪是利用高科技技術實施遠距離的、非接觸性犯罪，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不發生面對面的直接接觸，直接利用現代通信技術、網絡技術以及網上銀行技術，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作案過程，犯罪團伙多利用網絡電話批量自動群撥電話和利用網上銀行轉賬等犯罪手段作案，其操作的服務器和互聯網 IP 地址大多在境外，給偵查打擊帶來極大難度[9]。電詐團伙更多采用虛擬幣洗錢的方式轉移、套現贓款，而目前虛擬幣市場是存在于監管之外的地帶，無法及時調取證據。

4.3 綜合治理難

電信網絡詐騙涉及面廣、環節多，需要多個部門聯合形成合力，進行打擊和防范，自各地聯席會議成立以來，電信網絡詐騙防范效果明顯，但隨著疫情的到來，種種原因導致防控難度變大，綜合治理效果不明顯，電詐案件發案數不斷上升。

（1）灰色產業鏈打擊難、效率低。電信網絡詐騙作案涉及多個領域、行業和部門，非法買賣兩卡（手機卡、銀行卡）、非法買賣個人信息、開發虛擬產品等都是電信詐騙的環節之一，是電信網絡詐騙生存發展的灰色地帶；一是灰色產業鏈的存在，導致電詐團伙可以迅速將贓款轉移、套現，公安機關在追贓返贓時受到極大影響，止損困難；二是灰色地帶治理涉及通信、銀行、金融等行業，其業務超出偵查部門管轄范疇，在獲取流水信息、電話單信息、IP 地址信息時，需相關企業支持，雖然聯席會議的存在使得公安機關能與各行業進行協調，但效率仍不是很高；三是各行業信息壁壘未完全打通，協作程序煩瑣，對灰色產業鏈打擊的效率低，導致公安機關無法及時中斷犯罪鏈條，減少損失。

（2）基層工作人員任務煩瑣?；鶎又卫碇?，各鄉鎮（辦事處）工作人員、社區民警、社區志愿者、下沉黨員參與電信網絡詐騙治理工作，形成多元共治，逐戶逐人開展防范宣傳，治理效果明顯，但疫情的到來，面對嚴峻的新冠疫情，廣大干部群眾未能做到力度不減，基層組織干部對反電詐工作出現厭戰、畏難、松懈情緒，導致電詐警情、案件出現反彈，出現局部疫情暴發一次、電詐案件反彈一次的情況。

5 疫情防控下電信網絡詐騙治理對策

疫情常態化管控的背景下，需要有不同于非疫情管控下的電信網絡詐騙預防體系，黨政機關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的工作指示，總攬全局，分配好各行業、部門的職責工作，協調各行業、部門之間工作的協調，發揮統籌協調職能；強調綜合治理，從多個角度、維度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全方位提升打擊治理防范能力；做好以打開路，政法機關要統一思想、達成共識、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公安機關開展各類專項行動，做好預警，深入研判，提升打擊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實行考核機制，對各行業、各部門分配的任務、工作實行考核，對排名靠后的責任人進行約談，對相關單位實行掛牌整治。

基于各地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實際，考慮到疫情常態化管控的需要，本文提出如下治理措施。

5.1 聚焦研判抓打擊

（1）建立建強地級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地市級反電詐中心應由傳統的線索收錄、研判改變為線索收錄、研判、落地、實施逮捕，逐漸實現從指揮研判機構向實戰打擊方向轉變，下設預警攔截、信息研判、資金研判、網安落地查詢以及打擊組等機構，提高研判、打擊效率，深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選擇最佳破案時機，精準打擊，重創電詐團伙、窩點，讓本市成為電詐窩點“禁區”。

（2）建立“1+3”高效運轉機制，集合成作戰中心、反電詐中心、情報中心、新聞中心為一體的運轉機制，精確指令、深度經營線索，適時收網打擊，通過“1+3”運轉機制，精準研判，打窩點、打鏈條、打通道。

（3）加強對GOIP、“黑廣播”設備打擊力度，依托公安大數據、技術偵查等手段，深入研判，確定GOIP 等設備具體位置，掌握設備維護人員基本信息，精準打擊，加強對設備維護人員的審訊工作，挖出招募者，以點帶面，打擊窩藏在本地的GOIP 設備。

5.2 宣傳既要廣度又要精度

（1）宣傳的廣度。進行逐戶上門宣傳，并組織戶主、業主簽訂《承諾書》。梳理轄區案件高發區域，開展由縣市公安局領導包街道、機關科室包社區，指定民警包小區的針對性宣傳工作；利用新媒體平臺，建立反詐專欄，推出特色模塊，做到反詐宣傳全方位、無死角，公民“入腦入心”形成免疫力，以達到“全民免疫”。

（2）宣傳的精度。公安機關依托公安大數據，做精做實預警機制，精準篩選易受騙人員，對于未接收到電信網絡詐騙信息的易受騙人員，公安機關向其發送預警短信、預警信息，及時通過電話咨詢情況，進行反詐宣傳，喚醒反詐意識；對于正在與電詐團伙通話的易受騙人員，反詐中心及時向屬地轄區派出所發出派警指令，及時上門制止易受騙人員轉賬、支付的行為。

5.3 重視源頭治理

（1）開展“掃樓”行動，反電信詐騙中心利用“云鏡”等公安大數據工具，檢測疑似電信詐騙窩點，通過研判，摸排本地涉詐窩點，對下載過涉詐APP 的重點WiFi 加強監管，及時上門檢查，將電詐窩點的出現抑制在初期，及時制止“跑分”團伙、涉詐設備維護窩點的形成。

（2）通信公司、金融公司加強對“兩卡”（電話卡、銀行卡）的治理，加強對異常開戶審核、可疑交易監測的監管，規范開卡程序，同時深挖非法售賣客戶信息、非法開卡開戶的行業內鬼，并嚴厲打擊，及時通報相關情況，增強通信行業、金融行業從業人員的憂患意識。

（3）嚴厲打擊網絡灰黑產業，地毯式排查涉嫌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非法售賣公民個人信息的APP 和網站，對涉嫌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APP、網站，及時發布整改指令，對涉詐的APP、網站及時關停，從源頭上避免公民與此類APP、網站接觸，使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沒有賴以生存、發展的灰色地帶和利益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