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小說的世界性

王 寧

今年3月是偉大的德國作家、自然科學家和人文思想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逝世190周年，全世界各國的人們在紀念這位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同時，不僅緬懷他對人類科學、文明和世界文學等方面所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就，更為他對構想世界文學的理念并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門學科的創立所作出的奠基性貢獻。我們作為中國學者，在參與國際學界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時，不僅有機會重新閱讀和研究歌德的文學作品，評估他的理論建構，同時也借此重新思考他關于世界文學理念的一系列論述，從而用以推進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化進程。

歌德之于世界文學的意義

提到“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我們自然無法繞過最早創造這個術語并將其概念化的德國思想家和作家歌德。當然，我們過去一直認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術語是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學子艾克曼談話時創造出來的一個充滿了“烏托邦”色彩的概念，但根據德國當代學者海因里?！さ系铝郑℉einrich Detering）近年來的重新考證發現，歌德實際上并不是第一個使用這一術語的人。早在1810年，德國詩人克里斯托弗·馬丁·魏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就率先使用了這一術語，此外，哲學家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等人也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過諸如“世界文學”和“世界的文學”這樣的表達法，［1］但是他們也只是偶爾使用這些術語，并未對之加以界定和理論闡述。因此我們無法否認，歌德是最早將世界文學付諸實踐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歌德被稱為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之父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他的理論概念具有一定的獨創性和前瞻性，并引起了學界廣泛持久的理論討論甚至辯論。毋庸置疑，歌德堪稱率先從理論上對“世界文學”加以概念化并作出闡釋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之所以于1827年在和青年學子艾克曼的談話中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比較。這也正是歌德的理論視野明顯地高于他的同時代人的地方。當年逾古稀的歌德通過翻譯讀到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一些東方文學作品時，不禁浮想聯翩，對全世界各民族文學所共有的一些美學特征和寫作方式有所感悟，同時也對未來文學發展的美好前景作出了大膽的構想。因此當艾克曼遠道前來拜訪他時，他便興致勃勃地接待了這位崇拜者，并和他一起探討了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等理論問題。他們的討論和對話已經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對我們今天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者有著重要的啟示和激勵。

人們或許會問，為什么別的作家也閱讀了一些非西方文學作品，但卻沒有想到各民族文學的共同審美特征，而歌德僅僅依靠幾本翻譯過來的次要的東方文學作品就萌發了“世界文學”的構想？我認為這絕不只是他偶然的或一時的沖動所致，而正是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一以貫之的“超民族”（transnational）想象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意識的必然升華。再加之歌德本人的文學和學術地位，他的理論構想便影響了一大批后來者，使其對之討論和踐行。不可否認，不少西方學者和讀者長期以來總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透過有色眼鏡來閱讀和理解東方及東方國家的文學。在他們眼里，東方國家貧窮落后，盡管東方有著綺麗神奇的景致，但東方人民卻是“未開化的”和愚昧的，而愚昧的民族是產生不出偉大的文學的。歌德則不同，他認為各民族的文學應該是平等的，因而完全可以通過交流而互相影響和互相啟發，因為這種交流實際上是一種雙向的交流。當然，作為一位德國或歐洲作家，歌德在談到世界文學時，也經常流露出一種德國文學或歐洲文學優越的思想，［2］所討論的作家作品也大多是歐洲作家和藝術家，這在我們看來也不難理解。

我始終認為，歌德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是一種雙向的關系，這一點應該成為我們重新認識歌德與世界文學之關系的出發點。如果我們據此來描述歌德與世界文學的雙向關系，便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歌德之所以能夠提出“世界文學”的假想，首先是由于他廣泛地涉獵了世界文學，而不僅局限于歐洲文學，同時還包括那些在一般的歐洲人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東方國家的文學。正是那些來自歐洲以外的民族和國別的文學激發了他的想象力，使他感覺到各民族文學都有著某種共性，因而據此他對未來文學的前景作出了大膽的猜測和憧憬，預示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可能到來，甚至呼吁每一個人都要為其早日到來而努力奮斗。其次，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學構想的前后，自己也受益于世界文學，尤其受益于那些翻譯過來的世界各民族文學的作品。當歌德晚年逐漸在德國批評界受到忽略時，他的不少作品卻通過翻譯的中介在英語和法語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使他成為一個超越日耳曼民族和德語世界的歐洲著名作家。在“歐洲中心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年代，蜚聲全歐洲實際上就等于蜚聲全世界，因而歌德生前便成為歐洲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在這之后，歌德的作品仍然繼續通過翻譯的中介旅行到東方各國，尤其是他的作品在有著悠久歷史和輝煌文化遺產的中國受到了特殊的禮遇。一些大作家和大翻譯家，如郭沫若、馮至等，也翻譯過歌德作品并對之做了深入的研究。最終，在歌德去世前后，他又開始回光返照，對歐洲乃至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文學均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喜愛歌德的作品，并受到他的世界文學構想的啟發，在《共產黨宣言》中從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之角度簡略地描述了世界文學現象的出現。今天，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廣德語和德國文化之重任的“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之所以以歌德的名字來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對歌德當年的努力的一種紀念，這大概不難為我們所理解。因此，我們說，歌德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正是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今天，我們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重溫世界文學這一“旅行的概念”（traveling concept），不禁更加珍視這位先驅者早年對世界文學的憧憬和構想。

由此可見，歌德與世界文學的不解之緣就絕不是偶然的：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學影響并啟迪了歌德，反過來，歌德關于世界文學的構想又推動了各民族文學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和接受。據美國當代歌德研究專家簡·布朗（Jane Brown）披露，歌德對世界文學的涉獵非常廣泛，即使在他那個時代許多世界文學作品并沒有被譯成德文，但他依然通過英語或法語等歐洲主要語言，閱讀了所能讀到的東方文學作品譯本，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的文學史家看來并不那么重要的中國文學作品。此外，歌德對東方國家及其文化的情懷也并非一時的沖動。對于一個不懂中文的歐洲人而言，歌德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和研究一直是很認真的，他盡可能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歐洲主要語言，收集關于中國的材料。同樣，受到東方文學在歐洲譯介的局限，歌德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和研究主要以游記和他所能接觸到的零散的文學作品為基礎。1781年，他讀到一篇法國的中國游記之后便開始對儒學發生興趣。1796年，他通過英文譯本讀到他所接觸到的第一本中國小說《好逑傳》，1817年，他又讀到英譯本戲劇《老生兒》。1827年，他讀了英譯本小說《花箋記》及其附錄《百美新詠》。同年還讀了法譯本中國故事選集和另一本小說《玉嬌梨》。除此之外，他與中國文學的接觸還促發了他的進一步思考和探討，寫出了抒情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3］由此可見，歌德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并非偶然，而是一以貫之且相當濃厚的，雖然他所讀到的上述這些作品也許在中國文學史上微不足道，甚至連專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也不見得讀過這些作品，但是它們依然影響了歌德這樣的世界級文學和理論大師，促使他對東方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最終激發他寫下了這段至今仍被人們不斷引證的文字：“我越來越認為”，歌德繼續說：

詩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創造出來。一個詩人可能比另一個詩人寫得好一點，浮在水面上的時間也長一點，如此而已……我們德國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狹隘的圈子，張望張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盲目自滿了哦。因此我經常喜歡環視其他民族的情況，并建議每個人都這樣做。一國一民的文學而今已沒有多少意義，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們每個人現在就該為加速它的到來貢獻力量。但是，我們對外國文學的重視還不應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學，唯視其為杰出典范。我們不應該想，只有中國文學杰出，或者只有塞爾維亞文學，或者只有卡爾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龍根之歌》杰出；而總是應該回到古希臘人那兒去尋找我們需要的典范，因為在他們的作品里，始終塑造的是美好的人。［4］

歌德在這里效法亞里士多德，以詩來指代整個文學，以世界文學作為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最高境界。正是這些作品對歌德產生了啟迪和影響，促使他把目光轉移到歐洲以外的東方國家，我們不能不承認歌德作為一位世界級大作家所具有的廣博胸襟和遠見卓識。一百九十年過去了，從歷史的發展眼光來看，歌德的許多同時代作家幾乎早已被人們遺忘，而歌德這位最早構想了“世界文學”概念的作家，卻再次受益于世界文學，他在文學理論界被當作世界文學理論的奠基人，在比較文學學科領域內，他被譽為比較文學之父和重要先驅者之一，他的作品幾乎入選所有主要的權威性世界文學選集，在中國學者編撰的所有世界文學或歐洲文學選集中，歌德的作品都赫然入選。因此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充當了世界文學與中國之關系的橋梁和培育者。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展時又進一步發展了歌德早年構想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學”概念，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將其概括為資本主義全球化運作在文化和知識生產中的一個直接后果。雖然馬、恩并沒有接下去進行深入的論述，但他們在這里所提及的“世界文學”之范圍卻極為廣闊，實際上涵蓋了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知識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及流通的“世界性”特征。這就說明，被稱為“世界文學”的文學作品絕不能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精英文學圈，它必須關注整個世界以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個民族的人們。同樣，被稱為世界文學的作品必定有著廣泛的傳播和廣大的讀者群體，尤其是要為母語以外的廣大讀者所誦讀。這應該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堪稱世界文學的一個標準。我們今天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再次在一個跨文化的國際語境中討論世界文學的理念，就不能忘記歌德對之作出的前瞻性貢獻。

世界文學理念在當代的復興

受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的啟發，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時資本就開啟了大規模運作和向海外擴張。從那時起，全球化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而在文化方面，這一過程也許開始得更早。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了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后指出，“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5］雖然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并未明確指明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文化上的趨同現象，但是他們卻隱隱約約地向我們指出，全球化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只存在于經濟和金融領域里的現象，它在其他領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說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使得原有的封閉和單一的國別—民族文學研究越來越不可能，于是世界文學就應運而生了。

雖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世界文學的提及十分簡略，但是后來的世界文學研究者總免不了要引證上述這段文字，并將其與世界主義的精神和全球化時代的氛圍相結合。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世界文學之所以能夠在21世紀國際學界成為一個前沿理論課題，與這兩位歐美學者的理論貢獻和大力推進密切相關：在當今的國際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界，人們若討論世界文學問題，總免不了要引證美國學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的《世界文學構想》和他的“遠讀”策略以及戴維·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學？》等著述，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他們往往容易忘記另一些先驅者的奠基性工作：丹麥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吉奧格·勃蘭兌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 1842—1927）的六卷本文學史巨著《19世紀文學的主流》自1890年出版以來,不斷地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為文學史家和比較文學學者所討論，因而作者也被譽為現代“比較文學之父”。猶太裔德國學者埃里?！W爾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理論巨著《摹仿論》（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該書于1947年在瑞士出版德文版，1953年在美國出版英文版以來，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部最具有雄心勃勃地書寫歷史和闡釋理論的比較文學巨著。作者同時從美學的角度和文學史家的眼光，對西方文學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經典文學作品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從荷馬史詩等古典名著一直討論到現代作家伍爾夫、喬伊斯等人的作品，其中涉及的文類包括教會文學和騎士小說，涉及的國家包括法國、西班牙、德國、英國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文學。作者在《后記》中稱“本書論述的是用文字描述對真實進行的詮釋或‘摹仿’”，并提及了此書的雄心勃勃的意圖以及對各章節的處理等問題。這些歷史性的理論著述無疑都為當代學界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奠定了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基礎。

在當前圍繞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中，雖然鮮有人提及荷蘭比較文學學者和漢學家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的著述和貢獻，但實際上據我所知，佛克馬的《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就出版年代而言，以及所涉獵的世界文學問題而言，應該在時間上早于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發表關于世界文學的著述，而就其中的單篇論文所發表的年代而言，就更是早于這兩位美國學者對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了。在這本文集中，佛克馬也受到歌德和中國文學的啟迪，提出了關于世界文學的新的含義。他從考察歌德和艾克曼的談話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國文學的啟發，因為歌德在談話中多次參照所讀過的中國傳奇故事，尤其是通過英文譯本閱讀了《好逑傳》。佛克馬認為世界文學問題對文學經典的構成和重構有著重要的意義?？梢哉f，他的理論前瞻性已經為今天的國際比較文學界對全球化現象的關注所證實，因此他的世界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將研究的視角指向他自己所熟悉的中國文學。他的這一思想也貫穿著他應邀為勞特里奇《全球化百科全書》撰寫的“世界文學”詞條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國際場合公開批評了那種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觀，針對世界文學版圖分布的不公正狀態，他更是在詞條中嚴正地指出：

雷蒙德·格諾（Raymond Queneau）的《文學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3 卷本, 1955-1958）有一卷專門討論法國文學，一卷討論西方文學，一卷討論古代文學、東方文學和口述文學。中國文學占了130頁，印度文學占140頁，而法語文學所占的篇幅則是其十二倍之多。漢斯·麥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1989）一書中，則對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學全然忽略不談。［6］

這樣一種歐洲中心主義式的世界文學繪圖在佛克馬看來，顯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確實，進入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以來，已有更多的西方學者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藩籬，對世界文學進行了專門的論述，可見佛克馬的理論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印證。［7］

不可否認，真正使得世界文學問題成為一個國際學術前沿理論課題，則主要得助于莫瑞提和戴姆拉什在本世紀初以來所作出的貢獻。正如莫瑞提所指出的，“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因為不同的人們出自不同的角度，因而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因此在莫瑞提看來，世界文學的“范疇也應該有所不同”，［8］因為“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通過閱讀更多的文本來發現一種方法。那不是理論形成的方式；理論需要一個跨越，一種假設——通過假想來開始?！保?］也就是說，莫瑞提試圖通過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來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的世界文學格局。此外，莫瑞提還創造性地運用大數據的方式對世界各國的文學進行一種“遠距離的閱讀”（或稱“遠讀”）。毫無疑問，他的遠讀策略對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世界文學的全貌頗有啟迪，同時也可以被視作對深入文學作品研究的“細讀”方法是一個補充。［10］

美國學者戴維·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就其傳播的廣度和影響力以及所引發的爭議而言，應該算是世界文學研究領域內的扛鼎之作。他在書中從歌德對“世界文學”術語的創立談起，把世界文學界定為一種文學生產、出版和流通的范疇，而不只是將其用于價值評估的目的。戴姆拉什的另一本普及讀物《如何閱讀世界文學》（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09）中，更是通過具體的例證說明，一位來自小民族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作品是如何通過翻譯的中介旅行到世界各地進而成為世界文學的。［11］在討論世界文學是如何通過生產、翻譯和流通而形成時，戴姆拉什提出了一個專注世界、文本和讀者的三重定義“1.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的作品。3.世界文學并非一套固定的經典，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觸我們的時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種模式”。［12］這就使他的這部著作超越了以往的經典模式，而更側重與世界文學與翻譯和傳播的關系。當然，這也恰恰也是他的這部專著所引發的爭議之處。阿普特（Emily Apter）就在《反對世界文學：論不可譯性的政治之維》一書中對戴姆拉什過分強調翻譯的作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3］美國華裔學者潘則健對通過翻譯來研究世界文學的可靠性也持有異議。［14］當然，在我看來，強調翻譯的作用是不錯的，因為任何一位學者都不可能掌握全世界所有的主要語言，他不得不在大多數情況下依靠翻譯來了解世界文學，而就文學的世界性傳播和影響而言也是如此，未經過翻譯的文學是不能稱為世界文學的，而僅僅被譯成另一種語言而未在目標語的語境中得到批評性討論的作品也不能算作具有世界性意義和影響的文學作品。

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可以說是法語世界最重要的世界文學研究者，她的代表作《文學的世界共和國》是近十多年來國際世界文學研究領域內討論最多的一部非英語著作，同時也是法語世界研究世界文學的一部奠基性著作。2004年該書譯成英文出版后，在英語世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廣為人們所引證，現在也被譯成了中文，為推進國際學界的世界文學討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此外，卡薩諾瓦本人也身體力行，一直活躍在世界文學教學第一線，經常往返于歐美兩大陸，將世界文學的理念從書本直接引入課堂。她的這本書開篇就討論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理論，并以費南德·布羅代爾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為出發點，高屋建瓴地描述了整個世界的狀況?？上Эㄋ_諾瓦59歲就英年早逝，因而未能留下更多的著述。作者將世界文學空間當作一個歷史和地理概念來考察，認為這一廣闊的世界文學空間一直為兩個為人們所認可的習俗所遮蓋：其一是將文學的書寫當作純粹的創作活動；其二則在民族、國別文學的框架內來看待文學。這些都是拓展世界文學研究空間的多角度嘗試。

比利時學者西奧·德漢（Theo D’haen）也是近十多年來活躍在國際學界的一位世界文學學者。他通曉多門歐洲語言，早年曾從事后現代主義小說和美國文學研究，近年來逐步轉向世界文學研究，僅僅在過去的五年內，他就出版了一部專著和兩部編著，尤其應該提及的是他的《勞特里奇簡明世界文學史》就是一部從古至今的世界文學學術史，相當全面，是我們今天研究世界文學無法繞過的一部專著。他除了分析西方世界的世界文學研究之外，還涉及了俄羅斯以及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世界文學研究，從而梳理出一條從古到今的世界文學研究發展史。但作者的局限恰恰在于兩個方面，其一，不太了解東方文化語言中的世界文學研究成果。關于這一點作者早就有所意識，并在撰寫過程中與筆者聯系，我也向他提供了數千字的關于世界文學研究在中國的英文綜述以及我本人發表的多篇英文論文。［15］所以他在書中也大量引用了筆者的論文。其二，他也不懂俄文，所以他很少涉及俄羅斯-蘇聯的世界文學研究，尤其是蘇聯解體前后俄羅斯學者對世界文學的研究和世界文學史書的編寫。

應該承認，雖然世界文學目前在中國學界被人們炒作得很熱門，但是真正對之有所深入研究并在國際學界發聲者寥寥無幾。這就向我們提出了警示：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中討論世界文學問題，究竟是關起門來自娛自樂還是要走出國門，直接與國際學界的頂級學者進行對話，從而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這應該是我們中國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者在今后一段時間的一個主要任務。［16］

走向世界的中國當代小說

如前所述，世界文學確實與中國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年歌德正是在閱讀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中國文學作品之后，首次將“世界文學”概念化。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漫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一直沒有占據突出的位置，這主要是由于長期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和后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在作祟。盡管如此，中國的翻譯家和文學研究者在過去的幾百年里仍然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把各種外國的，特別是西方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思潮譯介到中國，但這樣導致的一個結果便是，文學翻譯方面出現了一種極大的不平衡狀態：一方面，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西方文學作品，通過翻譯和批評性介紹來到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文學雖然有不少古典和現當代的作品被翻譯成一些主要的外文，但卻很少得到國外學者的批評性討論。莫言作為為數不多的當代小說家之一，不僅吸引了文學圖書市場，同時也吸引了各種文學頒獎機構，包括2012年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他在感到欣喜的同時，也表達了對中國文學的擔憂和希望: “我的下一個夢想是，有一天，一些年輕的西方作家會說，他們的作品受到某些中國作家的啟發和影響?！保?7］這也許是其他一些當代卓有成就的中國作家的希望和夢想。大多數當代中國作家，包括莫言本人，都是在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的影響下開始他們的寫作生涯的。對他們來說，西方文學幾乎等同于世界文學，閱讀和研究西方文學作品就等于在某種意義上閱讀和研究世界文學。同樣，走向西方也意味著走向世界，因為世界文壇總是以西方文學為主導。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不少中國當代重要小說家的作品已經或正在成功地躋身世界文學之林。它們不僅在國際圖書市場上有一定的銷路，而且也受到國際文學評論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在這些作家中，我謹簡略討論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說家，因為他們以其杰出的成就和獨特的風格而獲得了相當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他們的作品應該被認為是世界文學，因為他們的作品已經走出了國門，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性意義。如果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進而成為世界文學之一部分的良好開端，那么下面這四位小說家的成就也值得國際學界認真考慮。由于我在國內外已經多次討論過莫言的創作，因此本文將簡要地從世界文學背景下來論及這四位享有國際聲譽并引起國際評論界關注的中國小說家。

閻連科以卡夫卡獎、布克國際獎入圍作品而聞名于世，他的頗受關注的小說包括《丁莊夢》（2006）、《為人民服務》（2005）等。由于在西方漢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中具有廣泛影響，他經常被視為最有希望問鼎諾獎的下一位中國作家。從2014年3月到4月，他在北美10多所大學發表了多次演講，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杜克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些大學專門為他舉行了各種活動。2018年3—4月，筆者應美國比較文學協會邀請，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身份為學會作專題報告。在出席那次學術盛會的眾多華人學者中，閻連科是唯一一位應邀出席的來自國內的作家，其間會議主辦者為他和另一位拉丁美洲作家專門舉辦了一個翻譯工作坊，并邀請了這兩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譯者與作者進行直接對話。通過作者與譯者的面對面對話，讀者和學者對閻連科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閻連科曾非常坦率地說，他非常喜歡卡夫卡、?？思{、馬爾克斯等西方文學大師，尤其喜歡他們的代表作《變形記》《城堡》《喧嘩與騷動》《百年孤獨》等。也就是說，雖然出名較晚，但是他的起點很高，從一開始寫作的時候就把目標定得高遠。對他來說，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僅要為本國讀者寫作，還要為其他國家和文化語境的讀者寫作，這樣通過翻譯的中介和批評的推動，他的作品就有可能走向世界并成為世界文學。閻連科的作品總是涉及當今世界上人們普遍關心的基本問題，正是這樣，他才創作出了具有普適性寓意和永恒價值的優秀作品。他的那些看似荒誕的故事，通過作家的理想主義想象和精湛描寫，便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很容易被國外的讀者或翻譯后的文化語境所接受。因此，除了將他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卡夫卡相提并論外，人們也經常把閻連科與魯迅相提并論。

余華應該算是中國當代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和最有名的小說家，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意大利語、荷蘭語、挪威語、韓語、日語等多種語言，在國際上被認為與莫言齊名。他的小說長期以來也吸引了一些主流批評家和比較文學學者的注意，而不僅僅是國外漢學家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應國際后現代研究權威期刊《疆界2》（boundary 2）主編的邀請，為其“后現代主義與中國”專輯撰寫一篇導論性的文章，盡管余華當時只在國內刊物上發表過幾篇短篇小說，我還是想到了他的潛力。我在討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后現代主義變體時，花了一些篇幅討論余華，盡管他只是當時一位新興的具有后現代主義傾向的先鋒小說家。［18］另一本著名的美國文學史研究期刊《現代語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也曾發表美籍華裔學者劉康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這在純粹的英語文學期刊是非常罕見的待遇。［19］余華雖然比閻連科年輕，但卻比他更早為國際學界所知。電影導演張藝謀根據余華的小說《活著》改編的電影，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他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使他的同名小說在國內外圖書市場大受歡迎。此外，余華的作品亦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和澳洲的一些著名文學獎項，以及其他多個國際文學獎項。

2004年4月，筆者在耶魯大學訪問講學時，我的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邀請我去他家參加他的70歲生日宴會。令我驚訝的是，余華也收到了邀請，他當時正在不少美國大學巡回演講。詹姆遜特別重視余華的文學創作，并將其與魯迅的作品進行了比較。如果說大多數中國著名作家只是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批評性關注的話，那么余華則是極少數受到詹姆遜這樣的主流院士的學術性關注的中國當代小說家之一。余華早期的文學生涯無疑受到現代西方文學和后現代西方文學的影響。在他1990年9月16日寫給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公開宣稱自己所受到的現代和后現代西方文學的影響，比受中國文學的影響更大。他說，他非常感謝那些翻譯了極好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但他認為，如果一個作家想要寫出一部具有永恒價值的優秀作品，就必須忍受像卡夫卡和喬伊斯那樣的“孤獨”。［20］事實上，即使面對商業化的浪潮，余華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精英文學創作意識。

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杰出小說家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甚至他的敘事語言也具有鮮明的西北特色和濃重的口音，小說中不時地出現方言，曾一度被認為是不可譯的。盡管如此，這并不妨礙他的作品在國際圖書市場上暢銷。他最著名的小說《浮躁》（1987）、《廢都》（1993）和《秦腔》（2005）等均被譯成了多種語言，他憑借這些小說在國內外贏得了許多著名的文學獎項，如美孚文學獎銅獎（《浮躁》）、法國菲米娜文學獎（《廢都》）以及第一屆紅樓夢獎和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秦腔》）。賈平凹被認為是中國當代少數幾個文學天才之一，他的作品以微觀敘事和細節描寫為特征，成功地描繪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以及中國農村面臨的種種矛盾和困惑，充滿了情感的描寫和純情的闡釋。此外，賈平凹還是一位對文學理論批評風尚有著某種預示的小說家，［21］這一點許多國內同行并未發現。我們通常認為，一部文學作品越是具有民族性，就越能具有世界性。但我認為這個看法并非總是正確和全面的。也許更為恰當的表達應是這樣的： 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它必須得到優秀的翻譯的幫助。如果翻譯得不好，不但不可能有效地走向世界，甚至很可能會使原本寫得很好的作品黯然失色。隨著葛浩文助力賈平凹作品的翻譯，而且翻譯的國外語種越來越多，賈的價值和意義也將越來越受到重視。

格非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的先鋒小說家之一。自新世紀初以來，他的創作產量并不算高，但他卻積累了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文學經驗，并在其后變得越來越有后勁。他早期雖然被認為受到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但實際上他更關注的是近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遷。從20世紀晚期開始，他便開始醞釀這個想法，并自2011年起，連續出版了由三部小說組成的宏大的《江南三部曲》。在這些小說中，格非始終堅持文學的精英意識和審美價值，以厚重的筆觸描繪了1911年民國以來中國社會百年的歷史變遷和內在精神發展。格非早期的創作主要受到博爾赫斯的啟發，主要集中在他的寫作技巧和敘事技巧上?，F在我覺得他更多的是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啟發，特別是那部在中國極受歡迎的杰作《百年孤獨》，格非受其啟發，也試圖寫出一部關于中國歷史變遷的百年史詩作品。有人可能會問: 格非自己的藝術創新是什么？顯然，除了他想寫一部歷史史詩的雄心外，他還有對未來的理想。他通過一個人物對建立一種“大同世界”的渴望，與另一個人物對“桃花源”的迷戀交織在一起，表達了作者朦朧的世界主義意識和審美理想的普遍性。也就是說，格非的寫作更接近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所追求的“理想主義傾向”。

在當代中國，人們常常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微時代，或者說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快速發展和更新，今天的青年學生更愿意在網上閱讀，而不愿意把時間消耗在圖書館里。文學市場變得日益萎縮。作為一個中國文學批評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我經常擔心這樣一種情況: 當代中國作家能夠以這樣一種浮躁的態度創作出偉大的文學作品嗎？中國文學能夠出現像歌德這樣的世界級大作家嗎？起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在莫言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我看到了中國小說家的一些希望。中國當代文學雖然出不了歌德這樣的集科學和人文、集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為一身的世界級作家，但完全可以涌現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以上簡略討論的這幾位小說家，無疑最具有代表性。雖然他們可以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水平，但在普通讀者中卻不一定那么受歡迎。但無論如何，他們正在努力創作自己的小說，不僅面向國內讀者，也面向更廣泛的國際讀者。如果他們想要達到這樣一個高遠的目標，就必須沉下心來擺脫各種干擾，從而創作出具有永恒價值的不朽作品。另一方面，作為文學批評家和比較學學者，我們也應該發現這些優秀作品及其作者，以便將他們介紹給國際學界，至少是介紹給英語世界的讀者和文學學者。

在當今的高科技時代，科幻小說也在中國興起，以劉慈欣、王晉康、陳秋帆、郝景芳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直面當前的形勢: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使得中國經濟一直在飛速發展，但中國的環境卻受到很大的影響。［22］這不僅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其他地方，這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作為作家和人文學者，我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來保護自然和人類的生存環境。在這方面，王晉康的《轉生的巨人》和《最后的愛情》試圖論證，中國科幻小說中的生物技術“重塑了社會中的生命政治和權力動態，將基于共同理解和價值觀的社會經濟制度轉變為一個由利益導向的理性和技術控制的機器”。［23］陳秋帆的《荒潮》也是這樣一部具有非凡藝術想象力的小說，它揭示了賽博格和高科技發展與一個病態社會的日漸疏離。［24］而郝景芳的趣味通俗小說《北京折疊》則描寫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北京經歷的飛速發展，同時卻暴露了表面繁華背后的一些“城市病”。這部小說“證明了我們仍然有理由和希望為一個多姿多彩的、自然和多樣化的未來而奮斗”。［25］雖然上述這些年輕作家可能現在還沒有較大的國際知名度，因為他們仍然處于上升階段，但我相信他們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因為他們開始創作的起點很高，而且目標也十分高遠。由于他們非常關心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的世界性將隨著越來越多的作品被翻譯成主要的世界語言而得到承認。

上述這些作家的巨大努力必將為中國當代小說的國際化做出重要的貢獻?；叵肫鹨话倬攀昵?，歌德在閱讀了一些包括中國小說在內的東方文學作品后，提出了他的“世界文學”構想，并呼吁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我們今天在紀念歌德逝世190周年之際，是否可以告慰安臥在九泉之下的歌德老人，我們將迎來一個真正的世界文學時代？在這個時代，他所看好的中國文學將獨樹一幟，進而在世界文學之林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注釋］

［1］ 可參考這兩篇文章：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zer,”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43.2 （2008）:288-298；Hans-Joachim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arcadia: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2 （1987）: 206—08.

［2］關于歌德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及其對后人的影響，參閱拙作《世界文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學術前沿》，2022年第1期（下）。

［3］應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日耳曼語文學系教授簡·布朗（Jane Brown）于2006年3月10日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歌德與世界文學”的演講，她的演講稿經修改后由劉寧譯成中文，發表于《學術月刊》，2007年第6期。

［4］［德］艾克曼著：《歌德談話錄》，楊武能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頁。

［5］［德］馬克思、［德］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頁。

［6］ 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pp.1290-1291.

［7］關于“世界文學”之概念及涉及范圍的深入全面地闡釋，參見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特別是 “Introduction: Goethe Coins a Phrase”，pp.1—36.

［8］［9］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55.

［10］關于莫瑞提的“遠讀”策略及其影響和爭議，參閱馮麗蕙的長文：《莫瑞提的遠讀策略及世界文學研究》，《文學理論前沿》，2020年第22輯。

［11］ Cf.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Willey-Blackwell, 2009, p.65.

［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1.

［13］ Cf.Emily Apter,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4］ 潘則?。骸对姼枧c公共領域：“世界文學”具有怎樣的全球性？》，汪沛譯，《文學理論前沿》，2014年第11輯。

［15］ 這方面尤其可參閱德漢最近剛出版并寄贈筆者的一部世界文學專題研究文集：Theo D’haen,World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eopolitic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該處中多次討論了筆者的世界文學研究著述及其所產生的國際影響，參見該書：第36、37、58、147頁。他簡略討論的另一位華裔學者就是張隆溪的一篇論文，參見該書第25頁。

［16］雖然筆者在國內發表了大量討論世界文學的論文，但國內讀者對我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英文論文還不太了解，這里僅列舉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章：“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3）（2010）,159—174；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71, No.1（2010）: 1—14； “Rethinking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Neohelicon, Vol.XXXVII, No.2（2010）: 319—327；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ARIEL, Vol.42, No.1（2011）: 171—190；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XXXVIII （2011）2: 295—306； “Translating Modernity and Reconstructing World Literature,”Minnesota Review, Vol.2012, No.79 （Autumn 2012）:101—112；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62, No.4（2016）:579-589；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43, No.3 （2016）, 380—392； “World Drama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Its Broad Context”, Neohelicon, 46.1（2019）: 7—20；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World Literature,” Telos 199 （Summer 2022）, forthcoming.

［17］ Cf.Mo Yan.“A Writer Has a Nationality, but Literature Has No Boundary,” tr.Yao Benbiao,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 （2010）: 24.

［18］關于本人對后現代主義及其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變體的討論，參閱英文論文，Wang Ning, “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boundary 2, 24.3（1997）: 19—40.

［19］ Cf.Liu Kang, “The Short-Lived Avant-Garde:The Transformation of Yu Hua,”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3.1 （2002） 89—117.

［20］ 參閱拙作：《接受與變體：中國當代先鋒小說中的后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

［21］ 關于賈平凹對文學理論批評風尚的嬗變的預示，可參閱本人在法國比較文學學會會刊發表的一篇文章：Ning Wang,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Writers and Critics: The Case of Jia Pingwa,”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369 （2019.1）,35—47.

［22］為了在國際學界弘揚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世界性特征，本人應邀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會刊編輯了一個主題專輯，討論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科學技術因素，可參閱導言，Ning Wang, “Introduc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No.4 （2020）, pp.585—94.

［23］Cf.Li Zou, “Biotechnology and the Socioeconomic Forms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 No.4 （2020）:611—25.

［24］Cf.Yuqin Jiang, “Ecotech, Alienation, and Science Realism in the Chinese Cybog Novel Waste Ti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 No.4（2020）: 655—69.

［25］Cf.Wang Liao, “The Alienation of Spaces in Future China: The Case of Hao Jingfang’s Folding Beijing,”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 No.4（2020）: 686—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