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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城市發展史的力作
——評《近代哈爾濱歷史探研》

2022-03-03 07:47
許昌學院學報 2022年4期
關鍵詞:哈爾濱日本研究

衣 保 中

(吉林大學 日本侵華史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東北地區是我國面向東北亞區域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哈爾濱作為東北亞地區的重要城市,素有“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之美譽,其城市化進程、農業開發、中外交涉、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抗日斗爭、名人史話、檔案文獻等眾多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不夠系統,有碎片化的傾向,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間。為了系統、全面地梳理哈爾濱發展史,黃彥震、胡珀主要以近年來出版的檔案史料匯編中有關哈爾濱的內容為研究基礎,緊緊圍繞城市的發展變遷,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利器,匯智形成了《近代哈爾濱歷史探研》,2021年10月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閱讀該書,發現全書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研究范圍相對廣泛,研究視野比較廣闊

哈爾濱作為依托中東鐵路而崛起的“速成型”城市,其近代城市歷史至今只有100多年,與關內的眾多古城歷史研究相比,比較薄弱。改革開放以后,史學界迎來了又一個春天,關于哈爾濱的歷史研究,最先集中于城史紀元與地名釋義。關成和的《哈爾濱考》(哈爾濱市社會科學研究所1985年)提出“‘哈爾濱’這個地名本是宋代女真語‘阿勒錦’的音轉”,哈爾濱城市史當始自1097年。紀鳳輝的《哈爾濱尋根》(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提出“扁狀島說”,王禹浪的《哈爾濱地名含義揭秘》(哈爾濱出版社2001年)提出“天鵝說”,三說并存,至今沒有定論。

近代哈爾濱歷史,需要專家學者關注的問題不在少數。兩位作者抽絲剝繭、條分縷析,以極大的學術勇氣開展研究工作,全書分為“哈爾濱地區的農業開發研究”“哈爾濱與鐵路交涉研究”“哈爾濱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研究”“日本侵華與哈爾濱解放研究”等四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節。例如,此書第二章“哈爾濱與鐵路交涉研究”分為六節,分別為:杜學瀛與清末吉林黑龍江對俄交涉、哈爾濱關道性質與哈爾濱設治時間、首任哈爾濱關道杜學瀛宦游生涯探微、義和團運動期間中俄雙方圍繞哈爾濱的爭奪、沙俄強占拉哈蘇蘇與同江設治、收回市政管理權與建立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選取哈爾濱與鐵路交涉的難點重點問題,展開論述。又如,第三章“哈爾濱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研究”分為四節,主要為:哈爾濱金融發展、哈爾濱猶太人經商理念、哈爾濱民族資本家經商理念、哈爾濱開埠前后社會風尚的變遷,就近代哈爾濱金融發展、哈爾濱猶太人、民族資本家經商理念和哈爾濱開埠前后社會風尚等進行研究。此書第一章則分為“封建土地關系的瓦解”“農產商業化與種植結構的變化”和“林業和漁業的變化”三部分,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哈爾濱及周邊地區農業發展進行系統研究。第四章則圍繞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侵華日軍的郵政檢閱制度、日軍審訊和虐待英美戰俘、哈爾濱解放始末開展研究,對《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一書予以評述。全書的研究范圍涉及近代哈爾濱農業史、中東鐵路交涉史、近代哈爾濱經濟史、哈爾濱區域社會史和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研究、哈爾濱解放研究等專題研究,門類包括專門史、專題研究和書評。

二、充分利用已經出版或公開的原始檔案、報刊資料,立論有據,論證嚴謹

該書是吉林大學省校共建項目“日本侵華檔案整理與研究”成果。吉林大學日本侵華史研究中心自2014年成立以來,致力于日本侵華史、東北抗日戰爭史的系統研究,與吉林省檔案館合作,對日本侵華歷史檔案資料進行整理和研究。該書兩位作者為子項目研究人員,親身參加項目研究,充分利用了近年來吉林省出版的日本侵華檔案史料——《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鐵證如山2: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政檢閱月報專輯①》《鐵證如山3: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政檢閱月報專輯②》(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另外還有《東北邊疆檔案選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吉林省檔案館藏清代檔案史料選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實錄》(全60冊,中國和平出版社2015年)等原始檔案,立論有據,令人信服。

具體而言,《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系》一節引用了《“七三一”部隊罪行鐵證——關東憲兵隊“特殊輸送”檔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七三一部隊”罪行鐵證——特別移送·防疫檔案選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實錄》等檔案史料匯編中的原始文獻作為具體論據,強調“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物,日本細菌戰和人體實驗是自上而下、有預謀、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七三一部隊的設立,得到了參謀本部、陸軍省、關東軍、陸軍軍醫醫院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裕仁天皇是知情者和支持者。細菌戰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表現,其本質是反人類的。人體實驗違反了醫生的職業倫理。天皇體制、武士道精神、恥感文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自己制造的欺騙”。

又如,《從日本侵華期間郵政檢閱檔案管窺其掩蓋侵略罪行的蓄意性》一節比較集中地引用《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鐵證如山2: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政檢閱月報專輯①》《鐵證如山3: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政檢閱月報專輯②》,以原始檔案揭露侵華日軍暴行,原因在于在郵政檢閱檔案中有“反映日軍燒殺淫掠罪行的檔案,有日本軍人寫給日本親友之間的信件摘錄”,“有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寫給日本國內友人的信件輯錄”,“有中國人的通信摘錄,內容反映了日軍‘野獸般的暴行’”。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中央檢閱部”的《通信檢查月報》摘錄的信件中提到了1940年哈爾濱地區物價暴漲以及對患病勞工不予醫治的反人道罪行。日本軍人寄給家人、友人的信中還分別寫道“臨汾市內中國人尸體橫陳”,“刺刀刺人,就像切豆腐一樣”,“所有男子都被槍殺……婦女及女孩子們的哭喊聲讓人于心不忍……但是一想到這是敵國的孩子……于是一狠心將其扔到火中”,“砍下中國人腦袋的時候,說不出是什么感覺,但是無法忘記他們臨終時痛苦的表情”,“幾乎每天都在放火、搶劫、殺人”,上述這些內容均被郵政檢閱人員做了刪除、挖補等處理,但是在郵政檢閱檔案中卻予以記載,令人發指、罄竹難書,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再如,《七三一部隊常德細菌戰和中國政府防疫敘論》一節引用《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細菌戰資料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罪證: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史料集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中的部分檔案文獻作為論據,論述七三一部隊在湖南常德開展細菌戰的史實及中國政府的防疫措施?!度哲妼徲嵑团按⒚缿鸱芬还潉t重點引用了《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三件檔案,考證出奉天俘虜收容所戰俘的生存狀況、收容所的管理制度,以及奉天地區的勞務動態?!渡扯韽娬祭K蘇與同江設治》一節利用了《東北邊疆檔案選輯》中有關沙俄強占拉哈蘇蘇土地及中俄雙方多次交涉的檔案文獻,《杜學瀛與清末吉林黑龍江對俄交涉》《哈爾濱關道性質與哈爾濱設治時間》則分別引用《東北邊疆檔案選輯》《吉林省檔案館藏清代檔案史料選編》及當時的報刊,以期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三、兩位年輕作者孜孜以求,業精于勤,提出一些新觀點引人注目

近年來,東北三省學者外流嚴重,很多東北高校與研究院所都面臨著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的局面。而該書的兩位作者都是青年同志,他們常年執著于東北地方史研究,對繁榮東北學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黃彥震教授曾是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2016年出站,中央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史專業博士畢業,曾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中國歷史學科清史分支副主編,202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專著《清朝索倫部與滿洲關系研究》,是其在東北民族史領域的代表作。胡珀是哈爾濱市檔案館檔案資源開發處四級調研員、歷史學博士,在從事哈爾濱檔案資源開發的同時,深耕東北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早在2008年就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黑龍江大學“大界江畔——沿黑龍江百村歷史文化行紀”課題,赴黑龍江省同江市調研,《拉哈蘇蘇舊海關——同江鎮紀行》(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是其東北地方史領域的代表作。

兩位作者對近代哈爾濱地區歷史諸多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提出哈爾濱關道是依照海關道成例設立的地方外交交涉機構,有關中東鐵路及與駐哈各國領事的對外交涉是其最主要的職掌。由于哈爾濱關道沒有屬員,設立濱江關同知未果,只得設立濱江廳同知,作為管理哈爾濱道外行政事務的民官。1907年2月6日清廷同意設立江防同知,當為哈爾濱設治時間,是具有突破性的創新觀點。提出1926年11月1日是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的成立時間。當日,“哈爾濱特別市自治會及市政局奉長官公署訓字第九十六號一并成立,委任儲鎮為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局長,正式就職視事,啟用木質關防一顆,文曰‘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關防’”。運用參謀本部的文件(《陸滿密受第一三一九》)《軍令陸乙第四十一號》,證明日本裕仁天皇御筆親批支持七三一部隊,批示陸軍軍醫學校人員到七三一部隊兼職,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物。運用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給陸軍大臣寺內壽一下達命令(《參謀本部臨參密第二七一號第一》《參謀本部臨參密第二七一號第三》),證明七三一部隊的發展壯大是經過裕仁天皇、參謀總長、陸軍大臣的層層命令,才得以實施的。運用《關作命丙第七八號》《陸滿密受第一零九一號》“大陸指”證明七三一部隊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直接指揮。另外,從郵政檢閱制度的角度透視日本掩蓋侵略罪行的蓄意性,角度新穎。并根據《高[崗]、陳[云]關于哈市為我全部占領致中共中央及東北局電》,明確提出哈爾濱作為全國解放最早大城市的地位不可動搖。

該書還列有“哈爾濱近代名人史話”“近代哈爾濱重要文獻匯集”兩個附錄,把哈爾濱近代名人杜學瀛、宋小濂、伍連德、武百祥的軼事展現給讀者,將近代哈爾濱重要文獻分時段予以匯集,史學界同仁研究時可做參考。限于材料的發現,哈爾濱近代名人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強,該書做出了一個有益的嘗試。如杜學瀛是哈爾濱地方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無論是民國初年黃維瀚撰寫的《黑水先民傳》,還是當代學者李興盛編纂的《黑龍江流寓人士傳記資料輯錄》,乃至改革開放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出版的新方志對其生平事跡的記載不是語焉不詳,就是付諸闕如,以杜學瀛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也是鳳毛麟角,殊為可惜。清末沙俄在中國修建中東鐵路,妄圖把中國東北變為“黃色俄羅斯”,對中國的主權、利權多有侵奪,而清朝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均無法改變被動局面。該書將杜學瀛置于清末吉林、黑龍江對俄交涉的事務中進行研究,探索清末邊疆地區官員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教訓,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超出了史學界以往的研究。作者總結杜學瀛在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的任職行為,提出一是雖然杜氏坐鎮哈爾濱,直接負責與中東鐵路管理局交涉,但是不論從資歷還是從職權上來看,其實一定程度上只是吉林將軍的屬員,凡事必須向吉林將軍請示匯報,與黑龍江將軍衙門往來不多;二是與中東鐵路當局的交涉,雖然也可算據理力爭,不辱使命,但是由于中東鐵路管理局之強勢,往往效果不佳,一再退讓;三是杜學瀛雖然在吉林任職多年,歷守多地,但是畢竟是雜途出身,對外交涉乃至外交基本常識知之不多,難免被中東鐵路管理局巧言蒙蔽,這對其以后擔任署理哈爾濱關道道員,承擔更為艱巨的交涉任務埋下隱患。

此前,將哈爾濱的歷史作為整體考察的專著不多,李士良、石方、高凌的《哈爾濱史略》上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部研究哈爾濱歷史的專著,提綱挈領,將哈爾濱史事做出勾勒。段光達等的《東方珍珠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注重于城市歷史發展與文化形態的考察。但是以上兩書由于時代的局限,都沒有條件大量使用檔案資料,在新一輪東北振興中,城市歷史文化的挖掘尤為重要,使用第一手史料進行研究是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砝碼。令人欣喜的是,兩位同志在參加吉林大學省校共建項目“日本侵華檔案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寫成此書,順利出版,可喜可賀。

四、結語

總之,該書通過微觀考證,力求透視近代哈爾濱的重要地位,展示哈爾濱由封閉到開放的歷史過程與文化變遷,歌頌中國共產黨對十四年抗戰的領導與貢獻,挖掘哈爾濱地方名人和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為哈爾濱市“十四五”發展規劃提供智力支持。同時由于近代哈爾濱社會劇烈動蕩,華洋雜處,局勢復雜,該書也有不足之處,如對于哈爾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論述不夠深入,對于日文和俄文史料利用不足,希望今后在此方面能夠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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