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書法考略

李楚凝

關鍵詞：唐代;詩人;書法;表意

“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高度概括了中國歷史上代表性的文類，唐代以詩歌為最。唐代詩人數不勝數，據清代《全唐詩》記載，有姓名可考的詩人多達二千人，錄存作品4萬余首。唐代詩歌形式豐富，內容多樣，使“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傳為佳話。無可否認，唐代是詩歌創作的高峰;但唐詩不足以窮盡唐代文化藝術的魅力，唐代書法界也名家輩出。唐代延續隋朝“由質趨文”的趨勢完成了南北書風的大融合，創造出法度嚴謹的楷書與極度表意的狂草。唐代詩歌與書法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唐代文化藝術的繁榮，正如李澤厚所言：“書法和詩歌同時在唐代達到了無可再現的高峰，既是這個時期最普遍的藝術，又是這個時期最成熟的藝術?！盵1]

唐代多數文人詩、書兼擅，有人詩名為書名所掩，如“草圣”張旭、“柳骨”柳公權等;有人詩名大過書名，如“詩仙”李白、“詩魔”白居易、“詩狂”賀知章等。本文擬通過對文獻與圖像資料的分析，揭示唐代詩人群體書法面貌及其“表意”傾向性。

一、唐代詩人善書之背景

詩歌與書法是中華民族古典文化藝術的兩大瑰寶，其淵源自有語言始，節奏是二者的共同靈魂。書法對詩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張懷瓘所云：“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征，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盵2]文章之功用的發揮，依靠于書寫，將內容書寫于載體有利于文章的傳播與保存，故書能“發揮文”?！妒奈摹返氖畟€鼓形石頭上分別用篆書記載了描繪秦王出獵的十首詩歌，是最早詩、書結合的例子。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雖也有以其自作詩為內容的墨跡，但未在詩歌史上占據一席。在唐代獨特的文化背景下，詩、書皆取得不俗的成就，并擦出絢麗的火花。

李唐帝國經濟之繁榮、政治之清明、思想之自由造就了輝煌燦爛的唐代文化，使詩歌和書法得到空前的發展。具有非凡膽識的李世民在位期間以史為鏡，成就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其政治上虛心納諫、任人唯賢，經濟上輕徭薄賦、扶持商業，思想上三教融合、寬松自由。眾多措施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奠定了王朝基業，使唐朝成為我國封建王朝的高峰。

唐代以“詩、書取士”的科舉制度為書法與詩歌的相互滲透創造了條件。就詩歌而言，嚴羽曾論及宋朝詩歌不如唐朝之緣由：“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盵3]雖“凡省試詩類鮮佳者”[4]，但唐代“以詩取士”的制度確實激發了讀書人作詩的積極性。在此種制度下，唐代詩歌創作形式豐富，種類多樣。就書法而言，唐代書法的繁榮依托于各項士人篩選政策，如設立以書法取士的科舉制度，確立以“身、言、書、判”為標準的選官、用官制度，設置國子監書學科以培養擅書之人才，使唐代書法藝術蒸蒸日上。唐代以科舉制代替了世族制，這一舉措促使越來越多的文人志士求取官名。以詩、書取士從制度上帶動了讀書人詩、書兼擅。

唐代詩人多有工書者，卻不以書法名世，或為其詩名所掩，或不屑于書名，或真跡流失而不傳。王士禛曾言：“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為詩所掩耳?！盵5]如此看來，詩人之書法是不容小覷的。

唐代詩人的書學思想也頗有創建，他們多通過論書詩抒發對書法藝術的見解。岑文本、李嶠率先以書法評論為題材作詩，許多詩人皆效仿之。白居易、韓偓、李賀、許渾、溫庭筠、蘇浣等詩人都有論書詩流傳。著名詩人杜甫便作有一百余首論書詩，如《觀薛少保書畫壁》《飲中八仙歌》《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等。唐代詩人文采豐茸，單描寫運筆迅速的詩句便有多種，如李白言“時時只見龍蛇走”（《草書歌行》），任華言“速祿颯拉動檐隙”（《懷素上人草書歌》）等等。這些論書詩不但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同時也為后學者提供了研究唐代書法藝術的新角度。

唐代詩人擅書并非藝術史中的偶然現象，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促成了書法與詩歌藝術的共同繁榮，以“詩書取士”的科舉制度成為詩人兼擅書的必要條件。唐代詩人在書藝與書學上的造詣，是治唐詩者、治書法史者、治美學史者皆不可忽視的。

二、唐代詩人書法概說

初唐時期關于詩人工書的文獻記載不多，真跡也幾乎無存。他們的書風大抵不出歐、虞、褚、薛的藩籬。虞世南書名大過詩名。他的詩歌被明代許學夷稱為“唐音之始”。虞世南擅長楷書，其融合南北的書風深受唐太宗的喜愛。開創了“上官體”詩風的上官儀憑借細膩精巧的描繪在貞觀后期名噪一時，張懷瓘言上官儀“師法虞公，過于纂矣”[6]。其書法師法虞世南，成就高于王纂。初唐“文章四友”皆工書，崔融師法薛稷的弟弟薛曜。薛曜也是學褚的，崔融書風亦應是瘦硬一脈。李嶠的《書》是目前所見較早的論書詩作，其對書法的評述具有專業書家的鑒賞力。杜審言對自家書法的評價相當自負，自言其書“合王羲之北面”[7]，諷刺蘇味道見其判“自當羞死”[8]。這二人書法真跡皆無存，其書水平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稍后的沈、宋二人完成了五律詩的定型。沈佺期“以工書著名”。宋之問天賦異稟，擅長真書、行書，有記載曾書《龍鳴寺碑》，但已不可考。

盛唐的詩人群體不但詩名顯赫，書名也絲毫不遜色。詩人王維不僅善畫，且“工草隸”，《舊唐書》稱其“筆蹤措思，參于造化”[9]?！霸娤伞崩畎住皝O歲知通書”[10]，擅長行草，黃山谷謂“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11]，《宣和書譜》稱贊其書“字畫尤飄逸”[12]。李白草書墨跡《上陽臺帖》筆法多變，結構開張，“飄飄乎有仙氣”[13]。杜甫“于楷隸行草，無不工者”[14]，9歲便能書大字，曾在詩中回憶道：“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保ā秹延巍罚┒鸥φ孥E雖不存，但其書法觀皆留存在論書詩中。他向往“瘦硬”書風，屢次在詩中提及對張旭書法的喜愛。張旭狂草在唐代享有盛譽。其好友賀知章亦擅草書，書風與張旭相類，據說能“縱筆如飛，酌而不竭”[15]，宋朝時還留存有其草書“一十有二”，如今僅有草書《孝經》（圖一）傳世。竇臮曾評其草書“落筆精絕，芳嗣寡仇”[16]。

中唐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期，李唐王朝的境遇已大不如前。然而藝術與社會的發展并非和諧對應的關系，一個時代經濟的衰退并不意味著藝術的衰退。以諷喻詩見長的白居易開創了元白詩派，其“書不名世，然投筆者皆契繩矩，時有佳趣”[17]?！缎蜁V》稱其字畫“不失書家法度”[18]，行書“妙處與時名流相后先”[19]，特為宋人賞識?！洞疚趺亻w續帖》卷五所刻其作品《與劉禹錫書》（圖二）行楷兼雜，天機自動。同為元白詩派的元稹亦善書，《宣和書譜》評“其楷字蓋自有風流醞藉，挾才子之氣而動人眉睫”[20]。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經常作詩論書，其作《石鼓歌》較早揭示了石鼓文的美學價值與文字學價值。他雖然誤將《石鼓文》判為周宣王時代的產物，但以其在文壇的引領地位對石鼓文的廣泛傳播是功不可沒的。韓愈自謂“性不喜書”，朱長文曾言“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眾人所可及”[21]。從其留存的刻帖和多處題記來看，朱長文之評價不虛也。

柳宗元與劉禹錫私交甚好，《書史會要》稱此二人皆善書，他們都曾向皇甫閱學書法，“柳為升堂，劉為及門”[22]，柳宗元的書法成就在劉禹錫之上。柳宗元長于章草、草隸、小草書，在當時頗有影響，有記載言：“柳柳州書，后生多師效”[23]。劉禹錫善作楷書、草書，其楷書《崔迢墓志》略帶南北朝余風，似出虞氏麾下。常與白、劉二人唱和的牛僧孺書法效法鐘繇，落落不俗?？嘁髟娙速Z島善寫八分書，與韓擇木近似，“得鐘、張之奧”[24]。李紳的書法被朱長文列為能品，稱其“筆老字勁，亦無愧于前輩焉”[25]。張籍亦善書，《宣和書譜》稱其“善書翰，行草為最”[26]，唐代韋氏家族墓志的出土使后人得以一睹韋應物書法的風貌。韋應物為其妻子撰文并書的《元蘋墓志》（圖三）有褚書余韻，瘦硬清挺，含蓄自然。才女薛濤善詩，善制小箋，亦善書法，其書頗與王羲之、衛夫人相類?！缎蜁V》評薛濤書“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27]。

晚唐時期，唐王朝呈現出顯著的衰敗之勢，兼善詩書者規模已大不同以往。杜牧書法豪爽率真，“與其文章相表里”[28]，其行草書墨跡《張好好詩》（圖四）留存至今。李商隱善作藁草，《宣和書譜》載其藁草“字體妍媚，意氣飛動”[29]，可惜的是其藁草作品已無存，現僅留存其楷書《王翊元夫婦墓志》（圖五），結體寬博，法度嚴謹，頗與柳（公權）書相類。受晚唐頹風影響，許渾常在其詩作中懷古傷今，在晚唐享有盛譽。許渾擅長正書，《宣和書譜》評其正書“雖非專門，而灑落可愛”[30]。

三、唐代詩人書法觀的“表意”傾向

唐代詩風與文風的發展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一性。唐朝建立之初，李世民便將文化政策置于自己的掌控下，主導了國家的文化走向。這一時期的詩風與書風皆受制于法度之中。初唐詩壇強調格律森嚴。這樣的詩風對詩歌創作的聲律、韻律都有嚴格的約束。在此基礎上崔融、上官儀、沈佺期等人加快了律詩的定型。與此相照應的是，初唐書法家好寫法度嚴謹的楷書，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初唐書法名家皆寫得一手中規中矩的唐楷。

初唐的詩書風格是短暫的。隨著經濟的繁榮，出現了唐代詩、書創作的最高潮。盛唐時期的詩風“破偶為散”，突破了初唐時期工整拘謹的面貌。王維、孟浩然等人的詩風呈現出自由活潑的氣象，后由李白將詩歌推向浪漫主義的高峰。與此相呼應的是盛唐書風打破了“法”的約束，張旭、懷素的狂草以及顏真卿行書《祭侄文稿》有了更多抒情表意的分量。

就整個唐代詩人的書作與書學的面貌而言，唐代詩人的書法觀存在“表意”的傾向性，其緣由有二：首先，唐代詩風與文風發展的趨同使得二者之間互相滲透，洶涌澎湃的浪漫主義思潮必然滲透進詩人的書法作品與書學思想中，正如陳振濂所言：“在詩的國度里，詩的審美決定了其他藝術的審美”[31]。其次，唐代詩人與書法家有較多交往，同為書家與詩人的張旭在唐代詩人群體中享有盛譽，其意態勃發的狂草對詩人的“尚意”的書法觀有重要影響。正如韓愈《送高閑上人序》所言：“喜怒窘窮，憂悲……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盵32]韓愈此語雖意在稱贊張旭草書，卻也將書法的本質分析得十分透徹。當時無論詩人還是書法家，皆認為書法應具有寄情喻物之特質，以及擁抱大自然、張揚自我和人性、呼喚個性自由與思想解放的豪邁情懷。這與唐代詩歌美學的終極意義也是相契合的。

詩人書法觀的“表意”傾向表現在其論書詩中，這些詩作多與歌頌草書有關。草書名家張旭和懷素尤受贊譽。張旭喜好醉后作狂草，《新唐書》記載：“（張旭）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呼為張顛?！盵33]李頎曾在《贈張旭》一詩言及張旭作書時的神態：“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生動形象地刻畫出張旭沉醉癡狂、無拘無束的書寫狀態。此外，杜甫《飲中八仙歌》、高適《醉后贈張旭》、皎然《張伯英草書歌》等詩作皆言及張旭狂草的美妙。懷素是繼張旭而起的又一草書名家，許多詩人皆作詩歌頌懷素草書，如貫休、任華、蘇渙、戴叔倫、魯收等。李白對懷素極為推許，曾在詩中言：“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保ā恫輹栊小罚┘幢愀桧瀾阉貢ǖ脑姼瓒喟胧菓阉刂鲃忧笞u，然就流傳懷素墨跡《自敘帖》所言，其書法也堪稱上乘之作?？磥碓娙藶樗髟婋m有應酬的成分，但終究是出于對其書法的欣賞。

對草書家的崇拜使唐代詩人身體力行地書寫草書。賀知章與“草圣”張旭交好，也善寫狂草，其小草更為人稱道，作品《孝經》草法純正，氣息高古，連綿不絕。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兼擅行書、草書，《宣和書譜》收錄五種。其墨跡《上陽臺帖》（圖六）留存至今，洋洋灑灑二十余字，用筆收放自如，章法靈動飄逸，意蘊大類其詩。晚唐詩人杜牧也善寫行草，現存其真跡《張好好詩》章法連貫得勢，字形錯落有致，筆法勁健得力，毫不矯揉造作，深得自然之意趣。董其昌盛贊它：“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34]。除此之外，書史還有劉禹錫、柳宗元、張籍、李商隱等眾多詩人善草書的記載。

題壁書是唐代詩人喜愛的書法形式。唐朝題壁多書于屏障和粉壁之上。一般而言，題壁書不受紙幅的限制，更適宜書家筆墨性情的發揮。張旭與賀知章皆擅長題壁書。據陳思《書小史》所記，此二人經常在市井閑逛，只要碰到整潔的墻壁及屏幛，便欲題壁，“筆落數行，如蟲豸飛走”[35]。即便是張芝、索靖的書法也無法媲美此二人的題壁書。詩人劉禹錫曾在洛陽親眼看到賀知章的題壁書法，并作詩言：“壁上筆蹤龍虎騰……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作者對賀知章題壁書的仰慕之情不言而喻。據白居易詩作《答微之》記載，白居易與元稹都曾互相將對方的詩作題壁而書。白詩言：“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贝送?，顧況、韓愈、劉禹錫、孟郊、張籍等詩人對題壁書皆有所記，然因題壁書不易保存，后人也無法一睹為快了。

梁曾在其書論中言及各朝代書風的主旋律，曰：“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36]，這一論斷成為書史上的定論。然就唐代詩人的書法觀而言，他們受“浪漫主義”詩風與盛唐狂草書家的影響，多崇尚抒發性情的行草書、題壁書，顯然并未趨向“法度”，而是具有明顯的“表意”傾向。

唐代文人志在科舉，吏部考試對應試者詩歌、書法的考核使唐代詩人善詩也工書。唐初文人的詩風與書風皆有“法”可循。盛唐之時，人文主義思潮的涌動與國家開放的對外政策的鼓勵，推動了浪漫主義詩風的大興。在此背景下，盛唐及以后的詩人打破了“法度”的牢籠，于作詩和作書皆崇尚于“意”的追求與表達?！缎蜁V》曾用“詩中有筆，筆中有詩”[37]評價詩人元稹，意指元稹的詩歌創作與書法創作相互融通。將這一評價延伸至對整個唐代詩書兼擅的文人群體，也是妥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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