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隴西地區移民問題初探

張添洋

（渤海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

西漢時期由政府組織或自發進行的移民活動可謂不知凡幾。然中古之史，能被記載的移民事件占比不高，囿于年代久遠，考證困難，葛劍雄先生在《中國移民史》中將古代移民定義為：“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盵1]卷1，10研究重點在歸結史冊中出現過的個體、小群體移民，發現對應歷史階段的地域性移民規律。西漢“實關中”和“屯田河西”是記載清楚、考證較多的兩大移民類型；而在地理上連接關中至河西的隴西地域，其移民問題或因史料有闕，目前研究仍顯單薄。

秦穆公時“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張守節《正義》考此“千里之地”，正是“隴西、北地郡”[2]194也。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秦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3]2874中原政權由此開始在隴西地域設置政區，以郡縣制實施管轄。本文題中之隴西地區，大抵包含隴山以西、羌水以北、洮水以東、湟水及六盤山以南地域，是三輔①三輔指漢代在關中設置的三個行政區，分別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西大門，以其獨特的地緣優勢在西漢王朝各個階段都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討論這里的人口遷徙類型以及西漢二百余年先后推行于此的種種移民政策，可以進一步了解漢政府在西北邊疆地區的人口、經濟、軍事等策略。

一、漢初入隴移民對西北邊防的鞏固經營

（一）漢初邊防形勢與劉邦遣卒戍隴西

秦二世元年（前209），秦末農民起義爆發，中原權力體系內的各方暫時無暇顧及邊疆控制問題?！爸T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介于故塞?！盵2]2887此時冒頓單于已立，先后滅東胡、敗月氏，南并婁煩白羊二王，匈奴遂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趁“漢兵與項羽相拒”之際，“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2]2890“故塞”“故河南塞”一般指秦昭襄王時所筑長城，西起隴西，東至上郡、云中。漢匈“介于故塞”標志著秦朝開拓的隴西郡在昭襄王長城以北轄域盡數失守，匈奴隨時可能越過“故塞”進一步入侵隴西，甚至威脅漢王朝的腹心——關中地區。

面對嚴峻的邊防形勢，高帝五年（前202），劉邦遣卒“戍隴西”[2]2715，后來提出“都關中”建議的齊人婁敬就是這批隴西戍卒中的一員。西漢承秦之兵制，民傅籍后為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4]547，內郡正卒須在邊郡服役一年，以軍事屯墾自養，名曰“戍卒”。此外，由于漢政府要修繕多已損壞廢棄的障塞，同時興建新的邊防設施，僅靠戍卒人力明顯不足；結合漢初《二年律令》中十分常見的遷刑，如“吏贖遷”[5]13“戍邊二歲”[5]69等，應該還有部分刑徒被徙入隴西郡承擔戍邊的責任。有漢一代，來自內郡的戍卒刑徒會在制度、律令規定的時限內留居隴地，而漢初隴西郡人口總數遠不及日后，這些暫時性的入隴移民就成為防御匈奴襲擾、建設西北邊防的重要人力來源。

（二）漢初隴西遷豪

漢初豪族遷居隴西的案例多見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如項羽封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陜西延安），高帝二年（前205），翳降漢，董氏徙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子孫遂居隴西”。[6]3386余者遷徙時間記載不甚確切，皆寫作“漢初”：

秦有將軍辛騰，家于中山苦陘。曾孫蒲，漢初以豪族徙隴西狄道。[6]2879

漢徙大姓以實關中，上官氏徙隴西上邽。[6]2943

漢初，姜氏以關東大族徙居關中，遂居天水。蜀大將軍平襄侯維，裔孫明，世居上邽。[6]2963

漢初遷徙各種社會勢力時普遍會分批分類，移民類型相似者遷徙時間也接近。依史料載，高帝五年曾集中“徙諸侯子關中”[7]58，十年徙“貲三百萬以上”[8]1115，十二年徙“吏二千石”。[7]78似入隴豪族以“大姓”“大族”之名被遷徙者，主要見高帝九年（前198）十一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實關中”[7]2123和同年“廉氏豪宗，自苦陘徙（關中）焉”。[3]1101對比之下，漢初入隴的齊地姜氏、楚地上官氏、苦陘辛氏與高帝九年“實關中”豪族在遷徙群體、遷出地等方面高度一致，應屬同批被遷徙的同類豪族，據此推斷大批豪族入隴時間亦為高帝九年。參照同期“實關中”豪族十余萬的人口數量，徙隴西豪族及其依附者大致在萬口左右。崔向東先生認為：“豪族是財富的擁有者，不管哪種衡量標準，本質是相同的?！盵9]149龐大的隴西遷豪人口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攜帶巨貲進入隴地，必然會極大地促進隴西郡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

從徙居地看，漢初入隴豪族有兩種類屬。第一類遷豪的“戍邊”色彩更重，如“翟王董翳”“秦將軍辛騰”族人，多是政權更迭中的失敗者，他們的徙入地臨洮、狄道（今甘肅臨洮）近故塞，位于隴西郡西部，易遭受匈奴攻擊；此間漢民“迫近戎狄，修習戰備”[7]1644，后世猛將迭出，西漢名將辛武賢、辛慶忌父子就屬狄道辛氏。第二類遷豪大多定居在與關中一脈相通的隴西郡東部渭水流域上游范圍內，如徙上邽（今甘肅天水）的姜氏、上官氏，這類遷豪與“實關中”豪族聯系緊密，更靠近西漢社會的頂層，“孝昭上官皇后”[7]3957即出身隴西上官氏。

高帝時各類入隴移民被安置于不同徙居地，形成了漢帝國西北邊防體系的三層屏障。最外層是“故塞”等邊疆障塞，駐扎戍卒、刑徒，直接面對匈奴軍隊。次外層以臨洮、狄道為南北節點①西漢時狄道、臨洮分別是隴西郡治和南部都尉治，各為軍事要沖。，借洮水為天然防線，徙入豪族人口加以鞏固。最內層是渭水上游諸縣，渭水沿岸土壤適宜農耕，《尚書·禹貢》有云：“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10]24；劉邦遷豪隴西，提高了渭水上游地區的農耕經濟水平，使該地區成為農耕民族政權的一個向西突出部，它主要確保關中平原西大門的安全，同時就近為西北邊防體系提供錢糧和人力保障。

二、文、景及武帝初隴西郡的主要移民類型

（一）漢文帝募民徙邊

漢高帝雖然為鞏固西北邊防而遷徙了一些移民，但由于漢匈故塞界線過于漫長，匈奴部隊憑借其機動性依舊可以伺機入塞劫掠。漢文帝時，各郡備邊人手在匈奴頻繁入寇之下還是顯得匱乏，賈誼言：“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盵7]2240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晁錯上“言邊事疏”，疏中舉隴西郡的情況為實例：“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7]2278所謂“隴西三困”，即高后六年（前182）、七年及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隴西郡治狄道遭逢匈奴的三次大規模侵擾。而后，晁錯指出西漢戍卒“一歲而更”的邊防制度不能有效遏制胡騎在諸多邊郡間的往來侵擾，國家應在屯戍基礎上“選長居者”，由政府“為室屋，具田器”“予冬衣，廩食”，以“毋下千家”的規模遷往邊郡“要害之處，通川之道”，最終實現邊郡百姓“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邊庭“亡系虜之患”[7]2286的目標。文帝依其策而行，后世稱為“徙民實邊”，可惜具體的移民規模、人口遷出地、徙入地等信息，史料匱乏，不得而知。

因此，學界對文帝“徙民實邊”相關問題爭議頗大。呂思勉先生早就提及：“錯之言多有所本，蓋古之遺規也。然其能行之與否，則難言之矣?！盵11]496劉光華先生認為，文帝“徙民實邊”是“西漢大規模向邊地徙民的開始”。[12]葛劍雄先生則持相反意見，指出漢文帝推行“徙民實邊”，鑒于兩方面的阻礙：一是“關東還有不少荒地沒有墾復，人口壓力不大”，移民本身缺乏積極性；二是各諸侯國“正千方百計與朝廷爭奪民戶，不會允許自己所屬的人口遷離”；故“即便有些移民，數量也不會很多”。[1]卷2,149

據《漢書》記載，漢文帝“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盵7]2287-2288從晁錯的后續進言看，至少已有一批應募之民被徙往邊塞。這次徙往邊郡者的主要來源是馳刑徒（免徒）、一歲刑徒（復作）等罪犯，也有尋求被“賜高爵”的應募士（平民）。晁錯在此基礎上補充：“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陳直先生認為，政府以減罪、封爵為籌碼，同個人交換所屬奴婢之事“不見于漢書紀傳，當為文帝時制度”。[13]296文帝征募徙邊之民需要以獨制進行刺激，應該確實存在一定困難。不過參照當時徙豪民實陵縣的規制：“徙民置縣者凡七，長陵、茂陵各萬戶，余五陵各五千戶”[14]119；單次徙邊只要求“毋下千家”，即一千戶，且移民主體由刑徒奴婢構成；以當時西漢之國力還是能夠支撐多次徙邊活動的。如此，本身“三困于匈奴”，又被晁錯特別強調“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7]2278的隴西郡治狄道基本可以肯定是“徙民實邊”的遷入地之一。

那么這些“募民”又從何地遷出呢？由于當時“諸侯王的轄境占了關東大部，應該是主要的移民來源”。[1]卷2，149我們不妨基于史實進一步猜測。第一，晁錯獻策的同年（文帝前元十五年），河間王劉福薨，“無子，絕后，國除，入于漢”[2]1990，中央新領“河間、廣川、渤海三郡”[15]90，河間三郡歸漢，時間上恰符合朝廷募民徙邊的需要。第二，參考葛劍雄先生統計的元始二年西漢郡國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渤海為55.62，河間為80.73[16]111-114，整體上屬地窄人稠的狹域；而文景時期漢政府鼓勵狹域人民徙出，如景帝元年（前156）有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7]139河間三郡或許是文帝招募徙邊人口的地區之一。同時，憑代王身份繼承大統的漢文帝長期通過“以親制疏”手段抗衡關東諸侯，文帝四年（前177）帝二子分別王于代國、淮陽國，十二年（前168）梁國絕后，復徙親子淮陽王王梁，這三國民戶在文帝一朝也是接受中央征調的，同樣可能是文帝時入隴移民的來源地。

（二）其他入隴移民類型

1.受貶謫權貴

西漢官僚、貴族因政治斗爭失敗而遭貶徙往邊郡的情況屢見于數朝。如武帝征和二年（前91）衛太子巫蠱亂，受牽連官吏“皆徙敦煌郡”[7]2882；宣帝時，丞相楊敞子楊惲被指“大逆無道，要（腰）斬”，“妻子徙酒泉郡”[7]2898；成帝永始二年（15年），將做大匠解萬年因修建昌陵造成“百姓罷極，天下匱竭”的嚴重后果，被“徙萬年敦煌郡”。[7]322這種貶徙失勢權貴于邊郡的做法為西漢統治者所慣用，在武帝開拓西北疆土以前，隴西郡長期作為漢帝國西界，當亦有受貶謫權貴徙入，證見《趙寬碑》：

迄漢文景，有仲況者，官至少府，厥子圣，為諫議大夫。孫字翁仲，新城長，討暴有功，拜關內侯。弟君宣，密靖內侍，抱怨禁中，徙隴西上邽育生充國，字翁孫，該于威謀，為漢名將。[17]432-433

趙充國生于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其父君宣被徙隴西上邽的時間或為景帝末，或為武帝初。趙君宣被徙隴西而后得子，可證是其房舉家隨之而來，武帝之前歷代應該皆有此類貶謫移民，移民人口數目不能低估。

2.受災移民

西漢立國之初，關中饑饉，高帝令民“就食蜀漢”，自此，遷徙受災人口成為漢政府的日常管理舉措。受災之民失其家業，生存困難，遷徙阻力更小，故漢文帝確定“徙民實邊”戰略后，“徙災民”和“實邊塞”二者聯動頻繁，很多時候同步進行。漢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帝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何其民食之寡乏也！”[7]128這份詔書在文帝十五年募民徙邊兩年后下達，主要感嘆天災頻仍，人民多遭饑餓，也是為后續與丞相、列侯等討論災民安置問題做鋪墊，有可能正是“徙災民實邊地”政策的濫觴。結合史料明確記載的西漢以“徙邊”名義向隴西郡遷入災民的事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2]1425，“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7]178可知在文景之世及武帝初年，隴西郡確系安置災民的主要邊郡之一。

3.內附羌人

漢景帝時，有“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景帝許之，“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今臨洮西南），至臨洮、氐道（今甘肅禮縣）、羌道（今甘肅舟曲）縣”。[3]2876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曾派蒙恬“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筑長城以界之”，眾羌被驅趕到黃河以北，秦長城以西區域，本已“不復南度”，可能因羌人不堪匈奴“威震百蠻，臣服諸羌”[3]2876的壓迫，遂歸降西漢而徙入隴西郡。羌人愿內附隴西，說明經文、景兩朝徙民實邊，經營邊塞，隴西郡的邊防危機已經有所緩和；而羌人降漢后，一并承擔“守隴西塞”的義務，更加穩固了隴西邊防。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無疑利于隴地漢羌的文化交流和交融，馬長壽先生認為，景帝時羌人附隴西，是兩漢期間羌人六次大規模內徙之發軔，推動了羌與中原民族融合的進程。[18]103-104

文、景時期統治者采取積極的治邊政策，及時扭轉了匈奴“攻城屠邑，驅略畜產”的不利局面，使隴西地區人口密度持續上升；還積累了寶貴的邊郡移民經驗、治理經驗和民族交往經驗，為漢武帝后續開拓西北疆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武帝元鼎以降隴西移民遷徙方向的轉變及其意義

（一）武帝元狩年間的移民潮

隨著西北邊疆形勢急速發展，元狩二年（前121）游牧于河西的匈奴昆邪、休屠二王為漢軍所破，他們的故土被納入漢帝國版圖。隴西郡復秦時境，徙入移民以填之?！稘h書》：

于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7]3769

乃分處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俗為屬國。[7]2483

句中安置移民的“河南地”不唯指“新秦中”一處，還應包括大片故塞以北，黃河以南的土地，隴西郡新復地區也在其內。漢政府在此基礎上徙入匈奴昆邪王所部降者，保留其制度、文化、民俗等，設都尉監之，立“隴西屬國”，治勇士（今甘肅定西境內）。又，元狩四年受“關東水災”影響，災民多徙入隴地，加之武帝元狩年間的移民潮，隴西郡人口總量劇增。西漢一直有“其郡太大”則“稍復開置”[4]731的行政劃界習慣，遂于元鼎三年（前114），從原隴西郡中析置天水一郡。此后，隴西、天水二郡所受外部軍事壓力愈輕，備邊移民徙入兩郡的記載幾乎絕見，遷徙人口的重心轉向新置的河西邊郡。

（二）隴西地區移民徙入—遷出的漸變情況

元鼎六年（前111）漢朝得河湟谷地，“羌乃去湟中……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3]2877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詔：“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7]224來看，元鼎六年至始元六年的三十年間，隴西、天水兩郡實控范圍較分郡時又有所增長，轄域向西北湟水流域延伸。周振鶴先生考，前漢金城一郡是隴西“割枹罕、白石二縣，合天水金城、榆中二縣與張掖另二縣”[15]148而設，且枹罕、白石、榆中、金城四縣在史料中出現的時間都早于金城郡。葛劍雄先生亦認為，金城郡初置時所居者以移民為主，“大部分應該是從附近地區轉遷去的”。[1]卷2，151綜合考證之下，我們認為金城設郡前，隴西、天水兩郡人口主要在本郡不同地區間遷徙，大概是從渭水流域的人口稠密區徙出，填充枹罕、白石、榆中、金城等“空地”，進入日后的金城郡地界。

較諸金城郡，西漢開發河西四郡的周期更長，河西地區的移民來源，史書上常以“關東下貧”或“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作籠統概括。即先采取“塞卒輪戍，屯田自養”的辦法保證河西人口數量，再徙關東無地之民、刑徒等續填之。目前暫未發現漢政府大規模遷徙隴西、天水郡人口實金城郡以北河西空地的記載，但二郡是西漢重要的戍卒征發地[19]58-59，應該有部分隴西、天水戍卒參與了河西屯田輪戍。陳直先生指出，居延漢簡中就有天水籍戍卒在河西地區服役的案例。[20]218很多屯田河西的戍卒，拖家帶口而來，最終立業于此。例如居延漢簡所記的“燧長徐宗”：

三 燧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24·1A

妻子男一人男同產二人女同產二人

宅一區直三千田五十畝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24·1B[21]14

徐宗年已五十，與妻子兄弟在屯戍地長期生活，擁有田宅耕牛，不可再視其為“輪戍之人”，他更近似“徙邊移民”的一種。陳直先生考證：“漢代戍卒，有戍邊屢年不歸者，更有攜家老弱一去不歸者?！盵20]18依此類推，來自隴西地區的戍卒很大一部分最后實際上成了入籍河西邊郡的移民。

除戍卒外，隴西、天水二郡刑徒也有被徙往河西的情況，證見懸泉漢簡：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施刑士誠成□

Ⅱ90DXT1411②:21[22]

從該簡看，漢政府開發河西地區時，比較樂于征發臨近各郡刑徒作為屯田勞動力。這種移民形式的持續時間很長，臨河西各郡輸出“施刑士”人力的任務并未隨著大規模移民活動的結束而終止，反而在地理空間上逐層傳遞，不斷為漢王朝向西北更廣大地域探索提供支撐。至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仍有征調金城郡之“施刑士”以助屯田西域鄯善伊循城的記載。如下簡：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太守賢、丞文謂所過縣道官，遣浩亹亭長桼賀，以詔書送施刑伊循。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Ⅱ90DXT0114④:338[23]244

綜上所述，自元鼎六年后，隴西、天水兩郡的移民遷徙方向轉而以遷出為主，遷徙目的地是湟水流域乃至更遠的河西地區。文、景及武帝早期曾以關東之應募、刑徒、災民、失勢官宦等徙居隴西，武帝元鼎以降復徙隴西、天水之平民、戍卒、刑徒等以填湟水、河西各郡。在西漢向西北開拓疆土、遷徙人口的大潮流下，隴西地區扮演了中轉樞紐的角色，它還是關東人民由人口稠密區向河西新拓空地遷徙的一條重要走廊。對此較直觀的例子是，漢宣帝時清河張氏一步步徙往河西敦煌郡的過程，其事錄于《敦煌名族志》：

時有司隸校尉張襄者，趙王敖□□，□準襄奏霍光妻顯毒煞許后。帝以光有大功，竊其事。襄懼。以地節元年自清河繹幕舉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來適此郡，家于北府，俗號北府張。[24]110

司隸校尉張襄舉告霍光妻子毒殺許皇后，因懼怕盛極一時的霍氏家族勢力，不得不舉家而走，其族人遷徙軌跡正是關東（清河）—隴西（天水）—河西（敦煌）。

（三）隴西地區移民徙出的意義

西漢隴西地區的移民遷徙方向經歷了“徙入—遷出”的漸變過程，這對漢家經略西北邊疆而言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隴西有不少人口是從關東經濟發達地區遷徙而來的，他們是中國先進文化、生產技術在西北邊疆的傳播者。相比于遷徙新的“關東下貧”，直接令其投身西北邊疆的山陬海澨，這些已經在隴西地區適應了西北氣候風俗，有遷徙經驗并且可能接觸過羌人、匈奴人的關東移民或移民后裔顯然更有機會在新的徙居地站穩腳跟。

第二，河西四郡新立，亟需建設烽燧障塞，組織訓練邊民，以構建完整的邊防體系。隴西、天水皆為西北邊郡，兩郡戍卒長期在成熟有效的邊防體系下服役，有豐富的戍邊經驗，非常適合承擔上述任務。

第三，有利于同隴西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互通有無。有學者曾提出“隴西走廊”的學術概念，它“北起河西走廊咽喉——祁連山脈的冷龍嶺分支烏鞘嶺，南至入蜀咽喉摩天嶺”，周邊聚居著羌、氐等少數民族，“是農業和牧業經濟區的分界”。[25]51-66漢民徙入隴西多取東西向的渭水道、回中道等，并不經由“隴西走廊”，遷出隴西則行程轉向西北，這才跋涉于“隴西走廊”上。長此以往，便加強了隴西地區漢族同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方面向外傳播具有隴西特色的漢文化符號，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少數民族的畜牧業技術優勢，進一步優化隴西地區的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