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愛情三角關系

淡豹

作家李翊云接受采訪時講到過“處境”與“故事”的區分。有天她凌晨時分等早班飛機，遇到了一位帶著三個女兒，要乘早班飛機去新奧爾良的迪士尼樂園玩的單身母親。那邊廂三個女孩子躺在機場長椅上補覺，這邊廂單身母親和女作家聊了起來。

那家人住得離機場很遠，早上2：30就在鬧鐘召喚下醒來，先由一位家庭友人3點鐘開車送到火車站，再乘一個半小時的火車來機場。臨行前一晚，三個女兒為家中所有電器列出表格，凌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拔下所有插頭。

在三個孩子躺在機場長椅上時，那位單身母親，以及她女兒的“處境”，已經可以算是一望即知。不可能富裕，甚至不寬裕，平時常會有無法體面的時刻，更別提舒適;女兒們獨立得很，不怕吃苦。平時母女四人或許有些像姐妹團;她想為女兒提供力所能及范圍內最好的一切。

這是全世界任何社會中都可能有的處境。我們能理解它，是因為我們能理解貧窮、辛勞、善意、欲望和愛。這些是處境，是小說家不同于社會學家的任務——通過普遍的人性給出啟發。而電器表格和插頭，既是細節，也是故事——那是一位美國城郊單身媽媽與一位中國農村單身媽媽的不同故事。在飛機還沒有成為全民旅行方式、而高鐵高度普及的國度，機票可能還是種奢侈，后者對孩子的愛也大抵不會體現在等待早班飛機的候機廳里。

我們也可以基于以上處境發展想象。例如，這位媽媽會有男性朋友，在困難時刻幫助她，那位送她全家去火車站的男性友人或許是其中又羞澀、愿望又格外強烈的一位。他給自己上的鬧鐘是凌晨一點半。凌晨3點出現在她家門口，這舉動不是在說服她，而是在說服三個女孩，讓她們能認為他足夠可靠。例如，她選擇早班機，不僅因為機票便宜，還是為了上午就到達迪士尼樂園，省一天的酒店費用?；蛟S，到新奧爾良后，她們會坐公共交通，直接去迪士尼樂園，把箱子存放在門口，晚上再入住酒店。

當我們平時說“故事的另一面”時，我們實際上往往是在說“處境的另一個方面”。處境是社會學家喜歡稱之為結構的東西。它有正反，有黑暗與光明。故事改變不了人的處境，只會基于生長出長長的尾巴與豐富的層次，最激烈時可能會斷尾，再做一次移植，那就是夢。

下一種關于“處境”的講法，來自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的日記。1950年，她28歲，辭掉了蒙特利爾的記者工作只身來到巴黎，想要寫小說。1952年，旅居西班牙時，她寫下了這樣一段：

是否所有事都是預先決定的？這令我害怕。譬如，我本不該存在，不能擁有任何東西或任何人，這或許是細胞已經決定了的。譬如，我父親的死，我失敗的婚姻，我愛上一個已婚男人的事實。與John H.的結束在最初已經注定了。我們聽見孩子哭，他專家般地說，“那是累了的哭聲”。那一刻我知道他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沒有，因此我們不平等。那不是愛情，而是一種處境。這從一開始就隱含在我們的關系里。弗雷德里克說，“如果你和他在一起，是你使得他的生命完整。他無法填充你的生命”。真的。他還說，“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作家了。你的時間都會花在密謀企劃上，拼命想要和他見面，還覺得自己很聰明”。這也是真的?！澳阌肋h不可能有什么屬于自己的東西了”。真的。當John談論他的孩子們時，我感到羞辱。這是一種處境。那怎么辦？我們目標不同：我離開他時他說，“隨著你，我的青春也走了”。不對——那是我的青春。我感到我離開的不是一個男人，而是一種處境。我的視線中只留下了他的藍色雨衣。

還有什么能更好地告訴我們關于三角關系的秘密？表面上與愛有關，實際上是一種困于其中的處境，其變化只在于發展出不同的細節故事。那對于小說家有意義，對人來說則是不同形式的枯萎。它往往很熱烈、熱鬧，甚至狗血，可本質上卻又平淡無聊，畢竟這種關系通常難以用得上真正的智力，也難以成長。它關乎操縱、設計、躲避、甚至追殺，但它的成敗與節奏往往是受其他因素操縱的——比如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