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五盜”治理的困境

柏 樺

[關鍵詞]王廷陳 五盜 律例 王朝體制 社會治理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因進諫受到廷杖並被貶官的王廷陳(1493—1550，字稚欽，號夢澤)，自恃出身高貴，竟然毆打“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御史，被削籍爲民；家居二十餘年裏，雖然曾自暴自棄，卻也著書立說，所提出的胥史之盜、鄉曲之盜、邦國之盜、言語之盜、仁義之盜爲“五盜”說，頗具卓見。其中，“胥史之盜”是指左激、詭投、竊發、巧中、傍構、陰庇、舞法、深文等八種行爲；“鄉曲之盜”指誇族、怙強、負貲、併弱、閉施、腴貴、武斷、力攘、棄典、狎公等十種行爲；“邦國之盜”指陰伺、崛乘、侈權、貪要、揚險、黜貞、首災、幸亂、崇怨等九種行爲；“言語之盜”指違衷、捐實、遺直、務甘等四種行爲；“仁義之盜”指履僻、兇匿、情衒、世擬、聖附、賢信、蓄詐、怙宅、競讓、基取、特扇、從隱、乖顯等十三種行爲。在王廷陳看來，“五盜並興，翕翕紛紛，教化不流，綱紀失平，瑕瑜偶貢，獎詆俘貞，天下之盜皆其緒釀而涓出者也。皮之不去，毛奚拔焉？帶之不刈，條奚戔翦焉？五盜之不除盡，若類何益焉？”①〔明〕王廷陳：《夢澤集·夏令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272冊，第635頁。由於“五盜”不僅影響到社會治理，而且威脅到王朝統治，故翦除“五盜”乃是國家治理之本，也是社會得以安寧的必要條件，王廷陳希冀朝廷予以足夠的重視。但王朝體制存在著各種難以克服的矛盾與弊端，這就決定了治理“五盜”的局限性，其論斷也難以取得社會認同。

一 “胥史之盜”治理的困境

明代雖然實行賤吏政策，但政務運作離不開胥吏?！肮俸屠羰墙M成官僚體制不可分的兩個政權載體，在實施統治上的作用，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兩者既是王朝對一統國家管理性能的主要體現者，又是官僚政治腐敗在體制上的源頭?！雹诶钿骸断聦W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173頁。胥吏也稱“胥史”，處於同一體制內的官員和胥史，既有相互依存和利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和衝突的一面。

在王廷陳列舉的“胥史之盜”八種行爲中，“左激”是以不正當手段刺激官員，進而鼓動官員做出過激的行動，以期從中牟利；“詭投”是以詭詐手段欺瞞官員，使官員不能夠把握要領，以遂其奸貪之謀；“竊發”是胥吏假借官威而使官員不知不覺，以成其狐假虎威之勢；“巧中”是巧佞足以蠱惑人心，且懷影射之謀，實有竊取之計；“傍構”則是挾私構陷人罪，竭盡其讒毀之能事，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陰庇”雖爲人之常情，如庇護鄉里、親戚、黨羽，但所庇意在私蓄桃李之黨，則難免弊端百出；“舞法”是玩弄法律文字，進而徇私舞弊，本屬罪不容誅，卻總能逃出法網；“深文”是援用苛細嚴峻之律例，嫁禍於善類，耗財虐民以肥己私。胥史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能夠上下串通、左右逢源，並且熟悉本地政情，與官威相抗衡而自成一勢，欺矇和挾制官員也是難免，以至於被稱爲“吏蠹”“吏弊”。駕馭胥史雖然是朝廷的要求，但駕馭談何容易！官員的施政技巧和複雜的政治心理在與胥史關係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胥史作爲王朝政治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形式是“以官府之衣冠臨天下，以胥史之心計管天下”③〔明〕陳龍正：《幾亭全書·政書·御吏》，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12冊，第162頁。，雖然官府與社會賤視他們，但他們是本地人，有風土人情的便利，可以利用制度上的缺陷達到掌握某一方面實際權力的目的，再利用自己擁有的實際權力發財致富，甚至以本地人的優勢所形成的人脈架空上官，進而成爲“盜”。雖然“胥史之盜”帶給社會的危害是局部的，但它是從制度上禍亂而危害社會，所以王廷陳將其列爲“五盜”之首。

朱元璋認爲：“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惫蚀颂岢觯骸半匏悦鵂懥钫?，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背理違法，繩以死無論?！雹堋睹鲗嶄洝ぬ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洪武九年九月己卯”。因此，嚴刑法、善駕馭就成爲治理胥史的總原則。

以嚴刑法而言，《大明律》涉及胥史犯罪有四十二條之多，輕者笞杖，其次徒流，最重絞斬，乃至於梟首。此外，《問刑條例》內與胥史有關的“例”也有二十三條，分別予以革役爲民、枷號、附近充軍、邊遠充軍、邊遠煙瘴充軍等刑罰，總體處置要重於律。此外，針對“胥史之盜”也常常實施嚴打。如《大誥》對那些越禮犯分、亂政壞法、賄賂受贓、買放囚徒、巧取民財、交結有司、酷害百姓的胥吏們，輕者笞杖，重者斬首梟示，甚至牽連家族。洪武以後，雖然不再實行嚴打，但也時常針對胥吏犯奸作科的行爲從重處罰。例如，宣德時，因“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糧，剋減冬布綿花”，命都察院揭榜禁戒，還明令“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①《明實錄·宣宗》“宣德九年五月丁酉”。除了朝廷的榜例之外，地方各級官府也時常頒佈告示，撫按官對於那些“老奸大猾，擅柄專權”者，一經發覺，“立刻嚴拿處死”。②〔清〕李漁：《資治新書初集·文告部·嚴剔造訪積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第172頁。府縣官沒有生殺大權，但對胥史爲奸、害民誤事、營私舞弊者，“重責三十板革役，斷不姑息”。③〔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諭清理事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第344頁。有國家的法規，朝廷的授權，按理說官員駕馭胥史應該不存在什麼阻礙，而實際上並非如此。

以善駕馭而言，因爲是強調單方面的，且朝廷唯恐官員擅權，也時常干預，所以，雖然法律規範的總原則是，駕馭胥史以嚴，懲處胥史以狠，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階段性變化。例如，洪武十九年(1386)，“蘇州府吏錢英奸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棰死之”。朱元璋得知，非但沒有治其擅殺之罪，卻遣使齎敕獎諭有云：“將奸吏棰死，蒞下之方得矣?！雹堋睹鲗嶄洝ぬ妗贰昂槲涫拍昵锲咴乱颐贰?。他一方面將那些爲非作歹的濫設胥史予以族誅，另一方面號召“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⑤〔明〕朱元璋：《大誥續編·濫設吏卒第十六》(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第112頁。。明太宗也秉承這種方針，多次頒佈詔書云：“凡有軍民利病，及貪官污吏作弊害民者，許諸人具實奏聞?！雹蕖睹鲗嶄洝ぬ凇贰坝罉肥甏赫挛煳纭??！白越窆倮舾矣胁蛔衽f制，指以催辦爲由，輒自下鄉科斂害民者，許里老具實赴京面奏，處以重罪?！雹摺睹鲗嶄洝ぬ凇贰坝罉肥拍晗乃脑乱宜取??！胺灿胸澪酃倮?，蠹政壞法，作弊害民，詔書到後，不即改悔，仍前貪虐者，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即拿問解京?！雹唷睹鲗嶄洝ぬ凇贰坝罉范臧嗽露∷取?。但自仁宗之後，政策發生改變，明令宣佈：“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爲準理者，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雹帷睹鲗嶄洝と首凇贰昂槲踉暾卤纭?。不僅不允許軍民綁縛貪官污吏，地方官也失去對胥史的專殺專斷權力。宣德五年(1430)，在任命況鍾等九人爲知府的敕書中明確寫道：“所屬官員人等，作奸害民，即提解赴京?！雹狻睹鲗嶄洝ば凇贰靶挛迥晡逶鹿锖ァ?。但全部解京審訊是很難做到的，故三年後又改爲：“諸司官吏有貪酷害民及闒茸者，直隸令巡按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審察奏來，以憑罷黜?！?《明實錄·宣宗》“宣德八年夏四月戊戌”。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巡按御史也難以專斷。如山西巡按李穩，發現太原人劉澄“與諸猾胥怙勢害民”，便將其同夥四人拷訊以死，而劉澄之子赴京擊登聞鼓訴冤，明武宗竟然派刑部官員與錦衣衛官去“逮問”，最終將李穩“黜爲民”。?《明實錄·武宗》“正德十年冬十月己卯”。劉澄等人犯罪證據確鑿，巡按有審問權，法律規定也有“邂逅致死”免責的規定，如今卻被罷免爲民。

當各級長官對害民胥史沒有直接處置權時，形勢也就發生變化?！氨嚷劻僦畬傧轮晾赳?，縱橫放肆，全無忌憚，甚至貪淫無恥。堂上官陽若不聞，御史聞而不舉，御史亦或縱恣不守禮法，目睹邪慝，緘口不鳴?！?《明實錄·英宗》“正統五年十一月壬寅”。官員行使權力離不開胥史，胥史更離不開官。若遇上胥史“上恃官府之威，下懷肥己之奸”?〔明〕朱元璋：《大誥三編·巡闌害民第十六》，第224頁。，非但害民而且壞官。如果遇上險惡胥史，“官之長短反爲吏把持，噤莫敢出聲”①〔明〕林烴：《林氏雜記·宦遊記》，收入《明史資料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第5輯，第255頁。，官反成傀儡。故此，明代官箴書在談及胥史時，無不講述駕馭之道。在一些官看來，“十吏九奸”，爲官者要“待群吏如奴僕”，其可教者，“當以禮待之，以道化之”；不可教者，“當以刑威之，以法繩之”。②〔明〕汪天錫：《官箴集要·馭下篇·約束吏典》，收入《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第1冊，第275頁。

在恩威並濟的思路下，駕馭吏書，在於官省事而讓吏書少任事；駕馭皂快，在於禁需索、省牽累、免貽辱，重要的是讓他們“無威福柄”；駕馭捕役，在於杜絕誣詐，使他們“指扳誣陷之計無所用”③〔明〕劉時?。骸毒庸偎R·馭應捕》，收入《官箴書集成》，第1冊，第601頁。?？偟囊笤陟秶兰臃拦?，因爲在地方官看來，“左右前後大小一應人等，俱是本縣之人，惟我是外人，他個個都要瞞我欺我，問人討錢，到任之後，一應人役，俱要防範”④〔明〕蔣廷璧：《璞山蔣公政訓·御下類·屏左右》，收入《官箴書集成》，第2冊，第5頁。。但對吏與胥的駕馭還是有區別的，馭吏的重點在於防，“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牙，剔漱之則益利”⑤〔明〕吳遵：《初仕錄·立治篇·防吏書》，收入《官箴書集成》，第2冊，第44頁。；馭胥的重點在於嚴，“此輩如狐鼠，然少一人是一蠹也”⑥〔明〕吳遵：《初仕錄·立治篇·馭門皂》，收入《官箴書集成》，第2冊，第44頁。。胥史爲奸是朝野公認的現實，朝廷雖再三要求官嚴格馭吏，但胥史爲奸從來就沒有清除，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在於，“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胥史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稟事，曰棍徒充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關節，曰閣滅卷宗，曰積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仵作詐害，曰白役下鄉”⑦〔明〕田藝蘅：《留青日劄·非民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29冊，第298頁。，所以，不以制度規範，僅憑地方官能力，是不可能根除“吏弊”的，也就無怪乎王廷陳將胥史稱爲“盜”了。

二 “鄉曲之盜”治理的困境

凡是能夠武斷鄉曲、把持與挾制官府、窩藏強盜、包攬錢糧、兼併土地、橫行一方的，都是“鄉曲之盜”，大體上分爲兩類：一是作爲權豪、勢豪、官豪、富豪、豪右、土豪、豪貴、市豪、鄉豪、豪族、豪門、豪商等“豪強”，既能夠武斷於鄉曲，又能夠擅奪山海之利，甚至“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齎糧漏師，奸詭百出”⑧〔明〕鄭曉：“與荊川唐都憲”，《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3274頁。。二是作爲無聊、無行、無賴、橫民、刁民、惡少、棍徒、光棍、奸頑、積猾、巨奸、豪猾、閑漢、淫棍、博徒、訟師、不肖子、刁猾等“莠民”，“此尤良民之螟螣，而爲政之蟊賊也”。⑨〔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莠民》(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106頁。莠民若是依附於豪強勢力，便是如虎添翼，而豪強勢力有莠民相助，更能夠把持一方，不但“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⑩〔清〕顧炎武：《日知錄·舉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黃汝成 集釋、欒保群 等點校，第927頁。，而且地方社會也因此失序，朝廷官府政令難以推行，當然也無法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

“鄉曲之盜”是地方社會現實存在，乃是由階級形成的等差，與王朝既有合作也有分離，直接關係到地方社會治理。在其十種行爲中，“誇族”是指強宗豪族，沒什麼深謀遠慮，卻依仗自身勢力於所在地倡導一方，也難免違法亂紀；“怙強”則是依仗自身的強勢，專做非法的勾當，或負險以霸一方，或窩藏盜匪，或武裝販私，或把持市場，屬於豪右而爲非者；“負貲”乃是紳縉豪強依仗貲財，或田連阡陌，或財產鉅萬，囤積糧食貨物、坐收壟斷之利而善於交結官府者；“併弱”則是官宦之家、土豪劣紳等巨室，不滿足富足，專事兼併土地、把持市場以厚取租利者；“閉施”是控制市場、善於發國難之財者，災年則囤積而哄抬物價，平年便製造恐慌，以期謀得巨額利潤；“腴貴”則是投充權貴，偷稅漏稅，將膏腴田地納與權貴名下，自己掌握經營權，進而隱佔田土，私相典賣，埋沒產業，以至於膏腴歸於私室、耗費損於國家者；“武斷”是憑藉自身權勢而作威作福，或擅立關隘而私刻關防以徵收私稅，或招納亡命而藐視官府，或藉災荒以鼓動鬧事，平時號稱大俠、亂時弄兵假符以倡導者；“力攘”則是能夠惑衆者，便於身而不便於官時攘臂而趨之，便於官而不便於身時奉首而避之，常常造成一夫狂呼、千人攘臂的局面，甚至亡命山林而爲強盜；“棄典”是蔑視國法者，遇有獄訟則大肆行賄，稍有不公則聚衆抗糧抗捐，勾結官府以謀私利，罔顧朝廷典章制度；“狎公”則是憑藉與官府的關係，在相與綢繆而殷勤備至的情況下，明目張膽地幹非法勾當。這些人既可以陰竊官吏之權，又可以巧逢貪污之意，還可以欺壓百姓而胡作非爲。即便如此，“鄉曲之盜”也是各級官府所能夠依靠的地方勢力。官紳的勾結、反目、衡情，彼此相互依存，對地方社會治理的影響深遠。

明初，朱元璋將“戢豪強，均賦役”，納入“巡按事宜”①《明實錄·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辰”。，而《御制大誥序》講到“舞文之吏玩法於上，豪強之家兼併於下”，乃是“由法制不明而彝之道壞也”②《明實錄·太祖》“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故此，嚴刑法、抑豪強成爲治理“鄉曲之盜”的基本國策。

在《大明律》中，針對權豪、勢豪、官豪等豪強犯罪懲處條目有十項：隱蔽差役，盜賣田宅，強佔良家妻女，違禁取利，把持行市，詐冒給路引，關津留難，私役民夫抬轎，威力制縛人，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違犯輕者笞杖，重者絞。在《問刑條例》中，又補充了十六例，笞杖之罪予以枷號，徒罪以上充軍，多是律內沒有規定的刑罰?！洞竺髀伞飞婕暗胤?、里長、里老人、鄰佑、兩鄰等犯罪者有十六條，基本上是笞杖之刑，但也有檢舉首告給賞的規定。在《問刑條例》中所增加的十六例，也是笞杖之罪枷號，徒流之罪充軍。其中，所增加的棍徒罪名，涉及光棍、奸頑、積棍、規利、包攬、刁潑、狡猾、無籍之徒等。

除律例之外，朱元璋及其後繼者，也經常根據當時形勢，頒佈榜文禁令，對豪強採取嚴打。例如，宣德時，因爲“在京權豪貴戚及無籍之徒，停積商貨，隱匿官稅”，命刑部揭榜禁約予以治罪，並鼓勵揭發，“有能首者，賞鈔一千貫”。③《明實錄·宣宗》“宣德八年二月丁未”。成化時，豪強攪擾商稅，命都察院頒榜，“犯者枷項示衆，滿三月處罪”④《明實錄·憲宗》“成化三年冬十月癸巳朔”。。除了頒佈榜文外，皇帝還經常頒給地方官以敕書，允許其專斷行事。如明孝宗頒給巡視浙江彭韶的敕書有云：“豪強刁潑，把持官府，興滅詞訟之徒，爾即拿問，務除民害?！雹荨睹鲗嶄洝ば⒆凇贰昂胫卧晡逶卤?。正因爲有敕書授權，一些撫按官頒佈禁約對所謂“頑民”使用威脅性語言。如巡撫王陽明榜諭云：“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雹蕖睬濉忱顫O：《資治新書初集·文告部·告諭頑民》，第217頁。沒有便宜權的巡撫及其他地方官，則衹能夠在朝廷的法律及榜例規範之下，在自己職權內對“鄉曲之盜”予以處罰。如嘉靖年間，北直隸兵備道李某對“不務本等生理”的光棍及快手民壯，“許地方人等即拿送官問罪，枷號發落”；⑦〔明〕錢術 等：《嘉靖威縣志·風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2冊。廣州府推官對“聚集遊棍，率領娼優，三五成群哄動街市，不論軍民人等，當時擒拿解廳，重責三十板，用百斤大枷枷號兩月”⑧〔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禁扮春色》，第339頁。；威縣知縣對“嚚訟”者，“先責以大義，誣告者則連坐，代書重則申請問擬發落，輕則逕自究治”⑨〔明〕錢術 等：《嘉靖威縣志·風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2冊。。朝廷規定有枷號刑，地方官則增加枷的重量，責罰多加幾板，也都是在許可權之內。

在“鄉曲之盜”中，“誇族”即強宗豪族之所以被放在首位，源於朱元璋的定性：“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贬崂^者因此把抑豪強作爲基本國策，明英宗《即位詔》甚至將“土豪”納入不赦之款，並且出臺“土豪事例”，凡是害民及交結官府者，均按“土豪事例全家編發充軍”⑩《明實錄·宣宗》“宣德十年八月丁巳”。。然而，隨著社會發展及政治形勢的變化，豪右、官豪、權豪、勢豪、對社會治理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於“有能鋤擊豪強，振揚風紀者，往往爲憸邪之徒訐其細過，輒奏逮問，或加以罪，或貶其官”①《明實錄·英宗》“正統六年秋七月戊午”。，導致“各司府州縣官不知養民之政，往往通同猾吏豪民，侵欺剋害，致其無所控訴，甚至逃竄失業”②《明實錄·英宗》“正統十四年六月己巳”。。面對抑豪強的政策與阿附豪強的現實衝突，各級官員在施政過程中就出現了許多變數。例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知縣錢本中，將豪民宿吏“捕其尤者一二徙遠方，邑中肅然”③《明實錄·太宗》“永樂九年二月癸巳”。；婺源縣知縣吳春，“摧豪猾，清獄訟，均徭役，民甚德之”④《明實錄·太宗》“永樂二十年十一月壬午”。。這是利用官權成功打擊者。而不成功者，也不在少數。例如，江西樂安知縣顧春潛，“不以勢移，不爲利殉，而將以勤誠”，但任職不過年餘，就在豪強中傷下，“竟投劾去”；⑤〔明〕文徵明：《甫田集·顧春潛先生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3冊，第217頁。河南裕州知州王廷陳，“治尚嚴，棘法行貴戚，簿書期會瑣屑，既非所好，欲如長儒臥治”，不但得罪了上官，也招致地方豪強的不滿，結果被上官“招來黠民羅織罪狀，下大樑獄”。⑥〔明〕王廷陳：《夢澤集·家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2冊，第714頁。按照整體要求，“爲政者當抑強扶弱爲先”⑦〔明〕汪天錫：《官箴集要·宣化篇·抑強》，收入《官箴書集成》，第1冊，第271頁。，但“扶弱抑強雖是爲政大體，若將此念橫在胸中，民必不堪”⑧〔明〕佘自強：《治譜·忌偏重》，收入《官箴書集成》，第2冊，第122頁。。因爲，“士大夫中自有恂恂長者，細民中自有磽磽戮民”⑨〔明〕許自昌：《樗齋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33冊，第75頁。，偏袒一方，非但不利於豪強，也不利於小民，“蓋以不畏強禦爲名高，而不知庭侮於奸民，其傷體殆有甚焉”⑩〔明〕王肯堂：《郁岡齋筆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30冊，第154頁。，反而影響社會治理，也不利於社會穩定。

地方官偏袒一方的施政，對地方社會治理影響甚巨。例如，海瑞在江南頒佈《督撫條約》，抑制與打擊豪強，結果是：“南畝之夫，盡釋耒鉏，以告訐爲事，城市闐溢，食肆至不能給，而邑之風俗始大壞矣?！倍绻胤焦倥c豪強勢力相勾結，不僅會使一些“豪民結黨恣睢，玩弄官司於掌股之上”?〔明〕李培根 等：《萬曆承天府志·風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而且會使官吏與豪強“各便其私，貽禍小民，供薦紳之魚肉”，所帶來的危害是，激起民憤，百姓鋌而走險，“忿民相挺而起，幾釀大變”。?〔清〕談遷 等：《崇禎海昌外志·輿地·風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華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第117冊。在摧毀社會經濟的同時，也直接威脅到王朝政治統治。

三 “邦國之盜”治理的困境

“邦國之盜”，既是王朝體制難以消除的政治現象，也是與其共存的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在王廷陳所列的九種行爲中，“陰伺”指心懷窺伺之心，善於揣摩，能夠進讒言而遂所欲，攘貨賄以肥己，結親信以固寵，以正爲邪，指廉爲貪，媒孽生事，總在爲自身謀，爲親識故交謀，全無公心；“崛乘”則是虛張聲勢，藉勢而崛起，造無根之言以誣陷，挾舊例新規以作弊，乘機竊取利益，謀求倖進；“侈權”是於己有利則謀求不已，得倖則專權而擅作威福，恃寵便橫行無忌，以權挾制衆人，無法無天，乃至於造成怨聲載道，人皆思亂；“貪要”乃是惟知希求進用，爲一身之榮，不惜傷害善良，假公濟私，不顧民命，虧損國體；“揚險”是立心險詐，阿奉權貴，爲了家族及同黨的利益，設險謀以害他人，爲詐僞以欺良善，混淆視聽，肆行無忌；“黜貞”是妒賢嫉能，稍有機會便加罪黜，不是誹謗中傷，便是以衆忌而黜免，使忠直者爲之氣沮；“首災”是虛報災荒以謀私利，甚至明明已經徵收，卻聲稱朝廷蠲免，上吞朝廷之賑濟，下侵百姓之賦役，以至於唯恐天災不至；“幸亂”是幸災樂禍之人，唯恐朝廷不亂，以便在亂中謀利；“崇怨”則是崇尚怨謗，以恩出於己，以怨歸朝廷，爲了自身私利，罔顧人民生死，不惜出賣國家利益?！鞍顕I”猶如心腹之患，卻是王朝體制自身難以解決的。

明初所構建的制度，朝臣與宦官基本上能保持平衡，科道監察職能也能正常發揮。正統以後，朝臣與宦官矛盾加劇，部分朝臣與宦官勾結，科道監察職能難以發揮。此後，宦官相繼專權，朝臣經過殘酷打擊，大部分已經屈服。嘉靖時期，對宦官嚴加管理，沒有出現權宦，但在首輔之爭過程中，宦官往往被首輔利用，而科道監察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萬曆以後，朝臣、宦官、科道官們，爲了獲得權力，在利己意志的支配下，參與政治鬥爭，結成團夥互相傾軋。他們“熒惑聖聰，妨蠹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①〔明〕劉?。骸罢摶馂氖琛?，《明經世文編》，第406頁。，因此，治理要點在於除“奸黨”、慎用人、禁擅權。

由於《大明律》新增“奸黨罪”，使除“奸黨”有了法律依據?！凹辄h罪”由“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三條律組成，列舉了六類犯罪行爲。其律目結構是：奸黨律是總綱，奸邪進讒言左使殺人、巧言諫免殺人、暗邀人心、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是特指的犯罪行爲。雖然王朝體制不能克服吏治的週期性敗壞，也不能消除政治上的腐敗，但也並非坐視吏治敗壞和政治腐敗的發展而不顧，其本身也有一種自我整肅的機制?！凹辄h”罪名的設置，就是自我整肅機制的一環。然而，君主意旨、法司弄法、權臣構陷、風憲助虐，非但不能懲治“奸黨”，還會使“奸黨”橫行，成爲“邦國之盜”。

按照朱元璋的思路，“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僞自見”。這種用人方法，衹能由君主來辨別，但深居九重深宮的君主又如何辨別真僞呢？在王朝體制下的官僚，其權力主要來自君主，是一種“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雇傭加主僕的關係，君主以刑賞二柄駕馭臣下，操官僚生死榮辱於手中。對官僚來說，權力的中心來自君主，爲了攫取更大的權力，爲了在衆多官僚競爭中獲勝，向君主借用權力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成爲圖謀的重點所在，也就難免出現以君主爲中心的“邦國之盜”。

朱元璋在設官分職方面的想法是：“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雹凇睹鲗嶄洝ぬ妗贰昂槲渚拍晔辉滦了人贰?。但即使絕對集權於上、巧妙分權於下，也不能不授予官僚以權力，進而出現實際掌權者?！胺驒嗾?，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雹邸裁鳌惩跏厝剩骸吧蠗铄溻珠w老”，《明經世文編》，第1293頁。然而在王朝體制下，權力的私有是司空見慣的，出現權奸、權宦、權閹、權相、權臣、權倖、權惡、權貴、權豪等“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④〔明〕焦竑 輯：《國朝獻徵錄·廣東右布政使周斌》(臺北：學生書局，1965)，第4375頁。也是見怪不怪。他們所乘的是權，所邀的是寵；有君主之寵，便有可乘之機，“上讒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幸會，而入其讒，獻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⑤〔明〕丘濬：“獻言圖報疏略”，《明經世文編》，第596頁。。他們崇尚權力，一旦擁有權力，便“呼朋引伴，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⑥〔明〕焦竑 輯：《國朝獻徵錄·張公居正傳》，第656頁。。一旦權奸在位，“於進言之人多方箝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索其瑕疵。凡有更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蛎骷幼l罰，或陰爲中傷”⑦〔明〕戴冠：《濯纓亭筆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第103冊，第143頁。。人們“畏權要而不畏法度”⑧〔明〕趙南星：“申明憲職疏一”，《明經世文編》，第5026頁。，權要也因此頤指氣使。在威權之下，一些無恥小人諂佞之態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張居正得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其中有朱姓御史，竟然“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⑨〔明〕于慎行：《穀山筆麈·相鑒》(北京：中華書局，1984)，呂景琳 點校，第45頁。，招搖過市，唯恐世人不知；而當張居正死後，他又屢上彈劾奏章，欲將張居正挫骨揚灰而後快。①〔明〕張瀚：《松窗夢語·權勢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盛冬鈴 點校，第127頁。這些“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惟巧也，故千變萬狀而人莫能知”②〔明〕胡松：《承庵先生集·陳三策以革弊安民疏》(歙邑：刻本，明萬曆間)。。所以，“邦國之盜”都是以禍亂朝廷始，而以身敗名裂終。

王朝體制是奉上安下，給“邦國之盜”留下很大的活動空間，他們欲長久把持朝政，必然會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置人民死活於不顧。例如，嘉靖時，“遠近之民餓莩盈途”，皇帝爲此頒蠲免之詔，而“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以至於“小民全不得霑實惠，徒有賑救之名，其實未活一命”，最終使“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③《明實錄·世宗》“嘉靖九年四月庚午”?！鞍顕I”不希望政治穩定，因爲在亂中可以攫取更大利益，所以，“亂政則矯劫橫生”④〔明〕高岱：《鴻猷錄·追戮仇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9冊，第205頁。?！鞍顕I”號稱爲國爲民，實際上有利則爭、聚斂謀私，故“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⑤〔明〕劉基：《誠意伯文集·蛇蠍》，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5冊，第453頁。。由於在王朝體制下，追求個人私利往往是最大目標，因此“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⑥〔明〕黃瑜：《雙槐歲鈔·臣節忠謹》(北京：中華書局，1999)，魏連科 點校，第34頁。。這也是“邦國之盜”賴以生存的基礎。

四 “言語之盜”治理的困境

“言語之盜”可以用“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蠹惑人心”⑦〔明〕商輅：“請革西廠疏”，《明經世文編》，第294頁。來概括。若是聽信他們的言語，看似太平無事，一旦出現禍患，爲害甚巨。在四種行爲中，“違衷”是以虛僞的一面暴露給他人，博得自己的聲譽，不但誤國，而且誤人，乃至於貽禍患於將來；“捐實”是空談利國利民，卻從不幹實事，任事則無成，臨機則無測，總在虛文以博譽；“遺直”是買直沽名，不敢倡言是非，因此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毀言而釀亂，卑躬而屈膝，以邀聲譽；“務甘”是以甘言媚詞以取譽，好爲諛詞而行揣摩之術，實貪利而稱賢能，好文藻而顯才能，有蠱惑求寵之巧，無真心辦事之才?！把哉Z之盜”假聖賢之說以媚衆，以不實之詞以惑上，用虛假言語以邀譽，在人心易搖、人言易惑的情況下鼓弄風波、傾陷善類、顛倒是非而操控輿論，往往貽害於無窮，動搖統治基礎。

輿論出自於社會而影響於社會，既能反映出公衆的好惡，也能影響國家的決策。因爲，“凡臣所言者，上之必稽乎祖訓，而下之必順乎輿情”⑧〔明〕沈鯉：《亦玉堂稿·典禮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8冊，第263頁。，“以輿論爲必不可拂”⑨〔明〕顧憲成：“建儲疏”，《明經世文編》，第5015頁。。由於輿論的作用不可估量，官僚集團爲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輿論，“藉輿論爲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⑩〔明〕海瑞：“三進士申救疏”，《海瑞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陳義鍾 編校，下編，第630頁。，使不利於己的言論消失，危言聳聽，壅蔽迷惑皇帝不能做出正確決策。這些“言語之盜”在肆行威福的同時，不但給社會帶來混亂，也使人們失去是非善惡觀念。其治理要點在於：明國法，正本源，崇正論。

在《大明律》中，有講讀律令、上書奏事犯諱、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奏對失序、上書陳言、造妖書妖言、見任官輒自立碑、術士妄言禍福、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誣告、教唆詞訟、詐教誘人犯法、搬作雜劇、獄囚誣指平人，以及八條罵詈律，都涉及言語犯罪，重者斬，輕者笞杖?！秵栃虠l例》對假以建言爲由而妄言者、以害人爲目的的誣告、造謠生事等行爲，有梟示、充軍、枷號等刑罰。在非常時期，還以“奸細”“誹謗”“惑衆”等罪名予以嚴厲打擊。因爲言語可以傷人，亦可以媚人，更能夠蠱惑人，有許多行爲也是律例難以規範的，所以明官府也時常頒佈榜文告示，一方面勸諭，一方面打擊，更伴以朝廷闢謠而理順輿情。

明朝建立之初，將“興學校而崇正學”作爲立國的先務，並且納入地方官考核，頒行十二條禁例，刻成臥碑，樹立各處學校內，不準生員妄言軍國政事，不許妄爲辯難及建言，實行嚴格管控，但還是出現“學校生員多驕惰縱肆，淩慢師長”①《明實錄·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以至於“稍通於膚淺，即欺人傲物”②《明實錄·太祖》“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未”。。爲了管控，正統元年(1436)又添設提調學校官，由按察司副使、僉事擔任，並頒行“合行事宜”十五條，督促各處儒學生員“熟讀《四書》經史講義”③《明實錄·英宗》“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嚴格按臥碑禁例實行。然而，日久生疲，到成化年間，“學校之政廢於往時”④《明實錄·憲宗》“成化三年三月甲申”。，甚至“群造謗言，肆無忌憚”⑤《明實錄·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辛卯”。。到嘉靖時期，學校制度敗壞也導致朝廷的失控，“學校諸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挾制官府”⑥《明實錄·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這些諸生“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更有甚者，“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⑦〔明〕海瑞：“規士文”，《海瑞集》，上編，第21頁。他們往往藉公議爲名，上下奔走倡議，“或造爲歌謠，或編爲傳奇，或摘《四書》語爲時義，以恣其中傷之術，而臺省撫按，且採其語以入彈章”⑧〔明〕伍袁萃：《林居漫錄》(臺北：偉文出版公司影印本，1976)，第94頁。。士風惡薄影響到官場，他們或“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⑨〔明〕焦竑 輯：《國朝獻徵錄·張公居正傳》，第643頁。，或“惟務好名，不肯務實”⑩〔明〕李贄：《焚書·答李見羅先生》(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6頁。，或“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明〕文震孟：“國步綦艱疏”，《明經世文編》，第5515頁。，乃是“茍利目前，終無了日”?〔明〕袁世振：“鹽法議六”，《明經世文編》，第5229頁。。這種視誇誇爲美談而不願講實話的現象，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當時政治局勢和社會風氣的影響，因爲“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明〕焦竑 輯：《國朝獻徵錄·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修己墓表》，第3760頁。。說真話實話難在官場生存，“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明〕胡世寧：“備邊十策疏”，《明經世文編》，第1351頁。。若是僅僅是自好其名，還不至於惑亂世聽，但罔顧天理，好名說謊，混淆是非，操縱輿論，就會危害社會，成爲“言語之盜”了。

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官僚政治，欺上瞞下是常態，各種虛假的信息傳來，必然導致君主決斷上的失誤。朱元璋要求臣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明實錄·太祖》“洪武十年秋七月是月”。殊不知，不顧現實，專務虛文，是臣下通過輿論獲得利益的手段?！爸蓍傕l遂之民，孰有不談詩書、誦周孔、以文學名當世哉？尊虛文爲高致，鄙武事而不爲?！?〔明〕馮璋：“慈溪縣新城建祠記”，《明經世文編》，第2967頁。所有講讀都是虛文，“不知當世能認真任事，不以虛文誤國者，復有幾人”?〔明〕馮恩：“上閣部諸公書”，《明經世文編》，第2091頁。。那些“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明實錄·宣宗》“宣德二年三月己丑朔”。，大言無實，但是能夠惑衆，“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明〕張居正：“答福建廵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經世文編》，第3512頁。。上對君主，“講讀者皆成虛文”?〔明〕劉?。骸敖痍I玉闕真君祀典疏”，《明經世文編》，第409頁。；下對士子講學，高談玄論，毫無依據，“徒令人淩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明〕陸樹聲：《清暑筆談》，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3)，第13編，第3011頁。。虛文闊論若僅限於個人，尚無可指摘，但顛倒天下是非，就會禍國殃民。

文人相輕不可怕，文人相傾真可畏。言語之所以成爲“盜”，就在於他們“但問趨向異同，不問事理曲直”①〔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妖人劉天緒》(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755頁。，“創立門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爲群，亡棄本業，兢事空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既而一國效之，則一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效之，則天下如狂”②〔明〕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經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32、34頁。，“爭門戶，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於干戈盜賊”③〔明〕葉向高：“條陳要務疏一”，《明經世文編》，第5076頁。，往往能三人成虎、衆口鑠金。雖說“知而不言則欺君也，言而不直則欺天也”④〔明〕胡松：《承庵先生集·容諫臣以防欺蔽疏》(歙邑：刻本，明萬曆間)，卷1。，但那些“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⑤〔明〕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陳銓曹積弊疏》，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8冊，第634頁。的官僚們，“大率以柔顏媚語者爲仁，以直言厲色者爲不仁”⑥〔明〕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經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32、34頁。，以至於“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⑦〔明〕李清：《三垣筆記·崇禎》(北京：中華書局，1982)，顧思 點校，第82頁。。所作所爲，沒有天理是非，罔顧國法民情，當然會禍亂朝政，擾亂世聽。

在朱元璋看來，對於臣下進言，一定要剖斷其是否邪正，“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⑧《明實錄·太祖》“洪武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讒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⑨《明實錄·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受王朝體制的制約，臣下若想獲得君主寵信，朝野信服，甘言美詞，務求華麗，也是必要的手段，這也使一些心懷叵測之人有了上下騰挪的空間：“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雹狻裁鳌成蝓帲骸兑嘤裉酶濉ふ捏w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8冊，第219頁。結果是：“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明〕丘濬：《大學衍義補·謹好尚以率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2冊，第915頁。對此，生活於萬曆、天啓年間的謝肇淛在《五雜俎·事部一》憤然寫道：“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託也；建白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睜戀\、爲奸、亂政、亂德之人，憑藉巧言令色，擾亂社會輿論，再藉輿論以謀私利。而惡劣的輿論，又會導致國無是非之辯，民無美惡之別，使社會失去公正。

五 “仁義之盜”治理的困境

“仁義之盜”既存在於官僚權貴，也存在於地方縉紳以及無賴，總在假仁義之名，謀自身及小集團私利之實。在王廷陳列舉的十三種行爲中，“履僻”是以邪僻行爲取譽，假正直以謀私，藉名賢以揚己名，有便僻側媚之態，無爲國爲民之實；“兇匿”則是違反天理，罔顧國法，悖逆人情，其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卻假仁義爲名，惑衆害國；“情衒”是以情惑人，藉仁義以煽情而志在名利，假人情以惑衆而心常懷私；“世擬”是假世情以邀名，藉人心而謀己私，窺伺逢迎之巧似忠勤，以趨利之術自謂知務，爲政乃爲身謀，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無事則懈怠，有事則張惶；“聖附”是假借聖賢之說而穿鑿附會，空談道學，以博仁義之名，通過生徒以結黨營私；“賢信”是自稱爲賢，侈談有信，託名於賢者之林，計利於信者之淵，群處則聲揚，起趨而趾高，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誠信之虛譽，號稱君子，實爲小人；“蓄詐”則是心懷狡詐而叵測，爲了個人及黨羽名利，專門以詐取巧，以浮誇之言掩其傾軋之術，用無形巧詐之術以成其陰謀，設變詐之機以邀功名，逞狡詐之態以匿奸宄，致使智者難辨是非，愚者受其欺弄；“怙宅”乃是口言正直而心存狡詐，遮掩心跡而寡廉恥，常存害人之心，善爲虛僞之行，號稱仁義而實貪殘；“競讓”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名爲讓人，實是競爭，好習浮詞而不崇實行，行禮讓而鮮有廉恥，心懷異同之心，深明利害之便，開巧僞飾詐之門以營私舞弊；“基取”是爲禍希福的必有根基，其巧取乃是剝人肥己之謂也，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假仁義之說盜名欺世，以富國爲由竊取名利，號稱正人君子，實乃奸險小人；“特扇”（“扇”與“煽”通)是竭盡其煽惑之能事，愚弄君主與百姓，號稱仁義而實敗德，妄生異議而實爲己，豈管國困民窮，更無人間道理；“從隱”則是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持威福之柄而互相隱匿，即便是力所不堪、理所不可，也要一意順承，使人主孤立而無聞見，世人受愚而有稱讚，明則危言罵詈，暗則隱面潛藏，假仁假義而笑裏藏刀；“乖顯”乃是行爲怪異，或法與情乖以求利，或事與理乖以求名，以至於上乖國政，下困黎民，卻博得才能之名，而賞罰之典、德化之道、親睦之情，都成爲其利用的工具。

《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比柿x就是孝順與尊重?！睹献印す珜O丑上》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比柿x乃是同情與善良。具體來說，仁是循天理，義是遵人道?！叭柿x之盜”不顧天理、滅絕人道，往往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之所不爲者，舉世樂爲之，又況姑息之仁，穿鑿之智，錯雜並用，將祖宗紀綱法度一切倒闒，如何教天下不壞得”①〔明〕李樂：《見聞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27頁。。仁義不見於行，僅見於言，再伴以詐僞，就能夠惑亂於世，所作所爲不但隱蔽，而且以小恩小惠、假仁假義來僞裝，故律例難以直接規範他們的行爲，使國法難施，人心難收。儘管《大明律》中有“造妖書妖言”“惑衆”“聚衆”“詐僞”等罪名，對“言語之盜”之“奸情”敗露者，除身首異處之外，還伴隨抄家、滅族、株連等異乎尋常的處置，卻也難免面臨困境。

在王朝政治制度下，本來就缺乏健全的法治，再加上人爲因素，法律的實施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可變性，也容易成爲工具，而面對司法不公，人們也常表現出無奈，對“仁義之盜”的治理也就不得不寄託於君主聖明，希望統治者能夠別正邪而崇正德，除奸佞而去壅蔽，去空談而務實事。但王朝體制下的官僚政治是對君主及上司負責，取悅君主和上司是官僚們的首務，因此，對“仁義之盜”的治理很難實現。

首先，別正邪而崇正德，難在正邪原本難分。因爲，官僚們都有“便僻之才，巧於進取”②《明實錄·宣宗》“宣德元年夏四月癸酉”。。在這種情況下，正與邪都是相對的，而所謂的正德也不過是律人不律己的口頭禪。一些官僚“徒以一言偶合，躐升清秩”③〔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史乘考誤》(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33頁。，朝章國法對他們來說，“始而藉之以自匿，既而挾之以恣睢”④〔明〕趙南星：“覆陳給事疏”，《明經世文編》，第5021頁。。由於自身“志在利名，心同賈衒”⑤〔明〕霍韜：“第三劄”，《明經世文編》，第1897頁。，不但有軟靡之態，而且深通趨利之術，故此能夠“沽衒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⑥〔明〕葉盛：《水東日記·謝友規文賦》(北京：中華書局，1980)，魏中平 點校，第137頁。。一旦被他人指摘，“茍有正類，立見傾擠，以私滅公而不顧”⑦〔明〕汪若霖：“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明經世文編》，第5154頁。，以至於正類被目爲邪，邪者被稱爲正，是非不分、善惡無別則成爲官場規則。

其次，除奸佞而去壅蔽，但奸佞能夠僞裝，壅蔽也會不知不覺。官僚們基於利害，既要獲得名利，又不能讓人看到自己的真實意圖，往往上承君主之意，下邀百姓之心，上不知是奸，下不知是惡，壅蔽在所難免?！皟x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雹唷睬濉硿仡ＥR、李瑤：《南疆繹史·列傳·沈宸荃》(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277頁。雖然朝臣在疏中疾呼，“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閼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而是非淆”⑨〔明〕沈思孝：“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明經世文編》，第4032頁。，但正邪難分，壅蔽難識，導致竊國亂政，混淆視聽，最終成爲心腹之患。

再次，去空談而務實事，這需要官場生態清明，但現實卻是“持議者不務實而多務名，取人者或尚能而不尚德”①〔明〕陸樹聲：“敬獻愚忠以備採擇疏”，《明經世文編》，第3069頁。。務名就會假聖賢之道而行己私，尚能則務虛名而罕實事，故此，“率多穿鑿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得自騁其私，浮詞邪說充塞天下”②〔清〕陳鼎：《東林列傳·高攀龍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第199頁。。而那些擾亂天下之事者，都是所謂的智者：“智者所擾其害大，而私智穿鑿，天下之所尊信者，其害爲尤大?！雹邸裁鳌忱顦罚骸兑娐勲s記》，第357頁。自古以來，賢能信義是人們尊崇的道德，但一些官僚自身沒有賢信，卻以賢信相誇，“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④〔明〕吳時來：“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御虜保大業疏”，《明經世文編》，第4172頁。，實際上是巧詐橫生而隱藏真實的自己，甚至結黨營私，喜則相互援引，忌則相互傾軋，使得官場更加險惡，不但朝綱國法視爲具文，而且成爲可以利用的工具。

最後，在功名富貴與道德性命的選擇上，官僚們“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⑤〔明〕葉子奇：《草木子·原道》(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28頁。?？陬^上義正辭嚴，“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斁我彝倫，爲世大蠹”⑥〔明〕姜洪：“陳言疏”，《明經世文編》，第1175頁。，行動上卻是“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具，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⑦〔明〕劉基：《誠意伯文集·魯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5冊，第408頁。。正因爲以功名富貴爲性命的官僚，“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背而嬉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並盜賢聲”⑧〔明〕鄭瑄：《昨非庵日纂二集·坦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93冊，第298頁。，故“仁義之盜”的爲害最大，若失去控制，亂國亂制，最終會導致天下大亂。

綜上所述，概括王廷棟的“五盜”論，“胥史之盜”是亂制度，“鄉曲之盜”是亂社會，“邦國之盜”是亂朝廷，“言語之盜”是亂輿論，“仁義之盜”是亂國家。這五者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在王廷棟看來，國家發生動亂並不可怕，衹有那些民之賊、吏之賊、政之賊、學之賊、德之賊，纔是禍亂之萌，影響到社會治理。如果有真正的“德”，“仁義之盜”就難以橫行；有真正的“學”，“言語之盜”缺乏市場；有真正的“政”，“邦國之盜”難以得逞；有真正的“吏”，“鄉曲之盜”無法把持武斷；有真正的“民”，“胥史之盜”難以作弊爲奸。然而，在王朝體制下，“五盜”“五賊”是不可能根除的客觀存在，王廷棟也衹能寄託於君主聖明、官吏賢能。從減少與消弭弊端的角度看，若是能夠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就可以將“五盜”控制在一定程度，使之不能夠危害國家安全，威脅到社會的穩定。但是，與王朝體制共生的官僚政治，決定著對“五盜”衹會採取駕馭的態度，而不會從社會治理方面下功夫。朝廷與官府馭之得體，可使之成爲王朝順民；而馭之失法，就成爲王朝的離心力量，乃至威脅到王朝統治。瞭解“五盜”的各種行爲，認識其危害，不但可以看到明代社會治理所面臨的困境，而且可以加深對社會治理複雜性的理解，更不會忽略社會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