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青年治村的機制、困境及出路
——基于江蘇楊村的案例分析

朱 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鄉村振興是基于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和鄉村發展需要而提出的重大戰略。不同于返鄉青年創業的經濟精英對地方社會產生的影響，返鄉青年治村是通過政治參與深入到鄉村治理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索了基層干部隊伍的組織建設經驗，在鼓勵青年投入鄉村振興實踐過程中，返鄉青年與基層社會如何互動？返鄉青年治村呈現出何種治理樣態？認識和分析返鄉青年治村的微觀運作機制是理解基層治理轉型的重要切口。

關于誰來治村，學術界主要從以下兩個視角來分析：一是階層視角［1-2］，二是村莊結構視角［3-4］。從階層視角看，基于村莊階層劃分，村治主體可以分為中農治村和富人治村。中農治村主要是指中農階層因在農村生產、生活和交往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其在村民民主選舉中被選為村干部的一種治理樣態，即中農階層主動介入或被納入到鄉村治理中，而由于其行為、活動、觀念影響鄉村治理的整體面貌，形成不同的農村政治社會現象［5］。中農治村一方面依靠責任心積累自己的權威資源，另一方面通過與大多數村民建構密切的人情往來和互助關系以獲得社會認同和社會威望［6］。中農因其主要經濟來源依靠的是土地產出，在維護村莊整體利益、表達村民需求、維持村莊秩序和化解村民矛盾等方面更有優勢，而使得村級治理達到更好的效果［7］。富人治村作為精英階層治理村莊的一種典型，其財富資源是進入村級組織的關鍵，以財富劃分出來的村莊社會階層往往壟斷村莊自治組織的席位，近年來關于能人治村、新鄉賢治村的探討賦予富人治村在基層精英政治中的豐富意涵。從村莊結構視角看，村莊治理主體可分為能人治村和青年人治村兩種類型。能人治村是應對基層治理現代化時期基層治理體系變革與治理主體轉型而產生的村莊權力結構轉型［8］。能人自身的資源稟賦、村社內部的信任資源與鄉村互惠的關系結構構成能人治村的發展能力、發展動力和發展空間。然而，資源匱乏型地區的能人治村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發展型村級債務的形成、基層微腐敗現象的蔓延和村莊之間的分化加?。?］。青年人治村是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縣域社會供給內生型治理人才和提升地方治理效能的基層組織建設實踐。引導青年村干部這一群體參與鄉村治理，意圖在新時代背景下，為人口流出的鄉村實現有效治理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本文關注的青年群體參與村莊治理，主要是以青年視角考量鄉村內生的潛在治理主體。在實際調研中發現，青年群體參與村莊治理的社會動機和政治動機明顯，且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能有效提升村級組織行政化和職業化，但青年村干部為民服務動力不足、偏離群眾路線，在村莊矛盾糾紛等內部事務化解上短板凸顯。因此，青年村干部如何嵌入村莊治理體系是合理的？這成為本文的問題意識。

返鄉青年治村受到村莊社會結構、制度和地方規則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實踐中呈現出現實經驗的復雜性。本文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2021年7月2—23日在江蘇楊村①遵照學術慣例，文中人名、地名均已作技術處理。田野駐點調研。調研期間，筆者采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半結構式訪談對當地村“兩委”干部、普通黨員、村民、鄉鎮干部等進行訪談，搜集一手資料以支撐本文研究。楊村8名村“兩委”干部中有6名是35歲以下的青年干部，最年輕的僅25歲，當地以返鄉青年為主的村級組織建設現象引起筆者的關注?；诖迩f調研，用“返鄉青年治村”來描述基層治理現代化轉型時期精英更替中的青年治村實踐，呈現青年治村中的治理實踐樣態，探索返鄉青年治村的內涵、實踐機制與困境，以期從治理主體變遷的經驗實踐中推進新時期的基層治理轉型經驗研究。

二、治理重塑：返鄉青年治村的形成機制

（一）返鄉青年參與村莊治理的現狀

村級治理年輕化符合基層治理現代化要求，是大勢所趨，但治理結構年輕化卻對村級治理中行政與自治關系產生外部性影響。一方面，青年村干部具有理解政策的優勢，能夠準確地將上級政策文本轉換為地方執行效度，提高辦事效率，從而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能力；另一方面，相較于傳統型老干部而言，青年村干部在村莊治理事務上往往表現出治理經驗欠缺、權威性弱、工作方法不接地氣等缺陷。因此，青年村干部治村難以回應村莊治理的內生需求，具體表現在村莊矛盾糾紛調解上，援引外部執法力量解決問題有余，而以村民自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在此過程中，青年村干部治村雖然能夠彌補村級組織行政化能力的不足，但是會對村莊內部自治秩序產生沖擊，弱化村莊內部規則對群眾的規約，造成村級治理行政與自治失衡的隱患?；鶎咏M織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在基層治理全面轉型的背景下，村級組織的新老交替是全國各鄉村地區面臨的共性問題，尤為嚴重的是有些較為落后的鄉村地區面臨村干部選任后繼無人的問題。鄉村治理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對村干部的文化水平、現代化辦公技能和學習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返鄉青年能夠匹配基層治理轉型的需求，但也在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過程中面臨多重困境。

第一，青年村干部無法適應基層工作事務的繁雜性?；鶎庸ぷ鞯姆彪s首先體現在工作量上，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說：“在村里工作加班是常態?！睆闹贫仍O置來看，村莊屬于自治單元，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因而村委會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各種村民自治事務，如村民糾紛調解、村莊公共品供給、村民生活互助等，但伴隨著村級治理的行政化，鄉鎮一級逐步將很多行政事務下放到村一級來完成，如各種資料整理、綜治維穩、公共服務等，在村莊自治事務的基礎上增加行政事務，其結果是村莊的治理事務猛增。調研實踐發現，村里承接多達48 個上級職能部門的任務，對下還要處理1 000 余名村民的低保、扶貧、糾紛、建房等各種事務，村干部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以致于一名年輕干部剛剛上任兩個月就“跑了”。從楊村的調研實踐來看，村干部忙的工作主要是文字材料工作、會議工作、接代工作等，村干部不得不付出較大的時間精力去完成這些任務，從而擠壓村干部回應村莊內部治理事務的空間。

第二，中西部地區絕大部分鄉村返鄉青年無法接受村干部待遇較低的問題。村干部的低待遇并非是一個純粹的工資收入低的問題，而是與年輕人所處人生階段和工作場域緊密相關的相對落差問題。村干部的工資水平是由縣級財政能力決定的，在稅費改革后，原本由村級稅費提留作為收入用以支出的村干部工資全部轉變為縣級財政的統一支出。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由于縣級財政資源較弱，并且鮮有村莊有較強的集體經濟實力，村干部工資必然不會太高。在中西部鄉村地區調研發現，村干部待遇普遍不高，且由于以前無全職要求，村干部可以兼有各種副業，但現在村干部需要坐班，按點上下班并記錄考核，因此，中西部地區的村干部尤其是主職干部，基本上脫產任職。較低的工資待遇增加返鄉青年的經濟壓力，影響返鄉青年擔任村干部的積極性和穩定性。村級治理的行政化與規范化是導致村干部全職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全職化是村莊治理規范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在村級治理事務逐漸增多的背景下，村干部也無時間從事兼職。

可以看到，當下的基層治理已經出現一個悖論，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的背景下，基層治理向服務化和規范化轉型，這必然需要引入年輕的治理人才，但返鄉青年參與治村過程中如何協調行政與自治的均衡性關系又成為村莊治理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村級治理行政化一方面極大地增加村級治理中的治理事務，另一方面將行政體系中的形式主義引入到村莊的治理工作中，造成村級治理事務的惡性膨脹［10］，影響返鄉青年治村的穩定性，不利于基層治理效益的提升。

（二）返鄉青年參與村莊治理的形成機制

1.地緣吸附 從楊村調研①筆者所調研的楊村，不僅村干部以年輕人為主，而且多數青年人在本地縣域范圍內就業并在周末返回農村，這一現象保證此次調研青年人數的樣本量和問題代表性、客觀性。實踐看，對于20～30歲這一階段的青年而言，大城市的工作機會是首選，緣由在于“在生活穩定之前要過一種一眼望不到頭的生活，追求不確定性?！雹谠L談資料來自于2021年7月15日下午在楊村入戶訪談的調研。然而，在工作階段中，生活與工作的不確定性與適婚年齡階段的青年對工作和生活居住地的穩定需求產生矛盾。對于適婚階段的青年而言，回歸本地不僅意味著婚姻關系的穩定，還能夠獲得較為豐富的本地社會關系網絡資源。這種家庭回歸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新一階段社會化進程，完成青年就業社會化的轉型，在此過程中，生活中“一眼望不到頭的不確定性”被“一眼望得到頭的確定性”代替，即回歸本地就業。青年在本地就業過程中，就業圈與生活圈高度重合的資源整合驅動，導致青年人以追求體制生活為目標來實現家庭生活圈和就業圈的最大化重合。如青年村干部，可以就近在本地通婚圈范圍內實現婚配，從而得到雙方父母和鄉土親緣社會的支持。因此，結合體制工作選擇與就近得到家庭社會支持的雙重因素，青年人有動力和積極性參與村干部選拔。

案例1：小吳，楊村村民，24 歲，去年畢業之后留在南京工作，“南京是大城市，工作前景好，生活便利，符合年輕人的生活節奏”，然而這次回到家之后，小吳打算在本地附近找一個工作，報名了后備干部，“工作之后，家里一直催婚，在本地找工作也是為了可以在本地成家，過上比較穩定的生活?！雹侔咐齺碓从?021年7月13日在楊村入戶訪談資料。

2.角色適配 青年村干部對于政策性文件理解能力強，回應行政工作任務的積極性高，而青年村干部除了要應付上級行政任務之外，還要對下回應群眾需求，做好群眾工作。調研發現，在與群眾打交道的過程中，青年村干部普遍缺乏傳統老干部“腿勤、嘴勤”的群眾動員能力，在解決群眾矛盾糾紛等村莊內部事務上往往表現出經驗方法不足。青年村干部成為一名合格村干部的過程，是個人職業與村莊政治生活的結合，是做好國家代理人和村莊、村民當家人的角色適應過程。青年村干部不僅要承接上級行政任務達到職業化要求，完成上級布置的考核任務，還要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在回應行政任務過程中，青年村干部面對上級考核要求和督查檢查，由于工作政績以及績效工資直接與上級考核掛鉤，在上級考核監督和科層體制壓力之下，青年村干部有充足動力去完成行政化任務。因此，處理上級布置的任務一般要優先于村莊內部事務，正如楊村的一名村委委員所說：“做群眾工作會影響做材料工作?！边@導致青年做群眾工作耐心不足，易采取以激化矛盾的辦法解決村莊內部矛盾糾紛。青年村干部包括主職干部缺乏耐心和動力化解村莊內部矛盾糾紛，一旦采取不恰當的工作方法使村莊矛盾外溢，最終交由當地派出所等執法機關解決，雖然表面上解決了問題，但實際上是借助執法機關的外部力量轉嫁村莊內部矛盾解決問題，可能會失去村民自治的內涵價值。相比較而言，傳統型老干部更有耐心化解村莊矛盾，依靠“腿勤、嘴勤”積極溝通，不厭其煩回到群眾中間聆聽問題、溝通對策，往往在村莊內部就能化解矛盾。青年村干部無法解決村莊內部事務導致村莊內部的內生規則秩序無法建立，矛盾糾紛容易滋生為村莊社會秩序的不穩定性因素。當村干部缺乏解決村莊內生事務動力和能力時，村莊自治的合法性就遭到破壞，楊村的老支部書記說：“村莊內部的事務就應該由村干部自己解決，不能什么都往上報，該村干部自己做的事情就要由村干部來解決，現在調解矛盾糾紛都要報警，（說明）村干部沒有做事情的能力?！雹谠L談材料來自于2021年7月23日在楊村訪談老書記的調研。

3.精英更迭 青年村干部從后備干部成為正式的村“兩委”干部，甚至經過歷練有機會成為主職干部，為青年村干部晉升提供制度支撐，表現優異的村干部甚至有機會被遴選到鄉鎮部門工作，達到一定工作年限的青年村干部也可以通過考試成為公務員編或者事業編。在此過程中，青年村干部逐步成為村干部核心，以制度保障打破資歷和傳統權威賦權的晉升機制。傳統的村莊政治精英依靠治理周期內與村民互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掌握村莊決策話語權和事務權威，而青年村干部缺乏通過村莊治理事務與群眾互動的歷練，限制其進一步參與村莊決策、村莊規劃以及重大事務參與的空間，村莊政治始終籠罩在傳統內部精英的身上。筆者通過訪談鄉村干部過程中發現，無論是村莊里有和資歷的老干部，還是鄉鎮領導，對于青年村干部處理復雜基層事務的能力始終都持保留態度，其對青年村干部的定位基本上都是處理上傳下達的材料性工作和電腦工作，認為青年村干部是作為一種輔助和補充力量嵌入到村級組織中。這就忽視了青年村干部的成長過程和發展潛力，以短期功能視角代替長期的干部培育視角。青年村干部附著于材料工作上的刻板印象和標簽，阻礙青年村干部的成長空間，打擊青年村干部投身實踐的積極性，造成青年村干部的工作無實踐獲得感和付出意義感，消磨青年村干部為家鄉干事創業的熱情和激情，最終造成青年村干部流失、村干部年齡結構斷層、組織建設陷入瓶頸。

三、治理失衡：返鄉青年治村面臨的問題

返鄉青年村干部治村受到青年村干部自身屬性和基層治理現代化轉型實踐的影響，產生村級治理體系失衡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治理任務導向與自治體系內卷、價值目標實現與治理場域錯位和行政與自治失衡。

（一）治理任務導向與自治體系內卷

青年村干部解讀政策的能力強，能提升村級組織回應上級行政任務的能力，但青年村干部回應上級行政任務越積極，上級下派的任務越多，對青年村干部的工作標準和要求也越高，而且通過層層加碼，對鄉、村兩級實行高質量高標準考核，以調動村干部積極完成上級職能部門下派的任務。在此過程中，上級職能部門的任務從鄉鎮一級傳導到村一級，導致鄉、村兩級均面臨著大量的行政任務工作，其中材料類的工作耗費基層工作80%的精力，以會議多、材料多、報表多、檢查多、考核多等為典型特征的形式主義工作［11］使青年村干部疲于應付，造成干部脫離群眾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具體來說，青年村干部被卷入基層形式主義工作的機制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考核機制。多中心工作模式的高壓考核使得上級職能部門對口的工作在鄉鎮通過監督考核，轉化成多中心工作的鄉村治理模式，如環保、安全等常態化工作和“雙創”等即時性的任務都成為中心工作，完不成任務會被追責、問責。因此，基層干部為了確保工作萬無一失，要耗散大量體制資源來解決問題和預防問題發生。二是上級部門對基層創新工作機制的要求。上級不斷通過創新工作形式給基層干部布置任務，以自上而下的創新標準對基層干部提出多重要求。創新工作機制表面上是為了推進工作效能，實質上是在服務上級部門的創新工作考核需要，其忽視了基層工作的實際需求，導致青年村干部也不得不卷入進來，為了創新而創新，最終做了許多無用功，消磨了青年村干部的工作熱情。三是政績錦標賽體制。青年村干部為了在有限的干部晉升機會中被上級領導識別和甑選，原本可以簡單應付的任務也被要求認真對待，并且以做出亮點為最高要求。在此過程中，政績競爭帶來的展演式運作讓基層體制偏離基層治理的基礎和治理目標而高速運轉。由此，鄉、村兩級主體性喪失，“鄉政村治”結構被打破，通過吸納財政權力以及不斷下沉職能部門任務，村一級被完全吸納進科層體系。然而，職能任務下放與權力下放不匹配使得基層成為責任轉移的重災區，青年村干部不敢做事情、不能做事情、“一做就犯錯”等問題屢見不鮮［12］。

（二）價值目標實現與治理場域錯位

從調研實踐來看，目前村莊治理的任務分工一般表現為“分工不分家”，上級布置下來的任務由村干部全員一起做。然而每個村干部都有中心工作，如A村干部手中的A中心工作任務布置下去的時候，B 村干部等人需要配合A 村干部完成A 中心工作，但是實際上B 村干部手頭上也有B 中心工作，其他村干部同樣也要配合B村干部完成B中心工作，由于每個中心工作上面都有需要完成和交付的時間，且都有考核壓力，因此，村干部忙個不停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村干部忙的不僅是自己的中心工作，還要處理所在分工組的其他各類中心工作。做自己專門負責的工作，任務規劃和完成時間是有規律可以計劃的，但是做其他分工組工作的時候，分工是“亂”的，缺少規劃，很多事情都在工作計劃之外。另外，各類高質量發展考核要求倒逼村干部不得不認真地應付上面的任務，且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程序、制度、規則，其中很多還是形式主義工作，既枯燥又繁瑣。在此過程中，村干部具有承上啟下的雙重角色，既兼網格員又包組，小組治理空間被壓縮［13］，產生較高的治理成本打擊村干部積極性，且青年村干部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很大，無法匹配村莊治理內生需求。在考核要求方面，鄉鎮工作完成與否、質量好壞與村莊工作緊密相關的，鄉、村兩級實行責任連坐也順應考核任務基層加碼要求，“鄉鎮扣一分，村里扣29分”。忙碌的事務和高壓考核與青年村干部對村干部職業的預設不相匹配，青年村干部無法在群眾事務中獲得社會價值，導致留守村莊工作的動力以及服務群眾的初心受到動搖。

（三）行政與自治關系失衡

在鄉村關系中，鄉鎮處在強吸附力位置，村一級服務于行政任務下沉，造成村莊內部需求無法有的放矢，村級組織變成扁平化治理結構，導致治理力量單薄，破壞村民自治的完整性，村莊從有機關聯的“自己人”治理秩序變成行政化科層體制秩序。由于村干部負責的工作內容繁雜、壓力大，青年村干部流動性大、不穩定性強，年輕人做了幾年要么晉升離開，要么做不下去而辭職。而村級組織越來越職業化，回應上級的能力增強［14］，最終形成不斷循環的積極反饋，造成科層任務下沉越來越多、任務越重、考核越嚴，最終形成體制內的懸浮和體制性的內卷。最終，青年村干部雖然做得了材料工作，卻做不了群眾工作，導致青年村干部工作中對上回應、對下回避，把材料工作看得比群眾工作重，只積極做考核工作，無動力做非考核類的群眾工作。

案例2：衛偉，楊村村委副主任，32 歲，妻子經營村里村玫瑰園，有兩個在上小學的小孩。2016 年回村做后備干部，2021 年選上村委副主任。調研期間，正好遇到他在處理一起違建事務：楊某，62 歲，男，妻子去世，獨女外嫁，一人在家，其木板屋廁所建在河道緩坡處，由于不符合廁所建造要求和村莊環境衛生整治要求，衛偉看到這處違建廁所時，未與楊某打招呼就直接叫人把廁所拆了。楊某看到廁所被拆后，很快鬧到村里，結果村里不得不出錢為他建造新的廁所。

如此解決群眾問題的青年干部并不是個案。青年干部雖是本村人，但面臨村莊政治事務時對接的是相對陌生復雜的農村情況，并無先前的經驗，還無法熟練地開展農村工作，必將經歷向老干部學習經驗技巧的“拜師交學費”過程，這樣才能成為既可以承接行政任務又能回應群眾工作的多面手。

可以發現，返鄉青年村干部經過村民選舉走到村莊政治前臺，較好地分擔村級組織行政任務，但過多的行政化任務會弱化返鄉青年村干部回應村莊內部需求的職能屬性，造成治理失衡，導致村級組織的干部年輕化建設體系始終無法滿足國家現代化治理要求和趨勢。質言之，基層治理需求與返鄉青年干部參與村莊治理事務的適配性，是推動村干部年輕化和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關鍵。

四、治理進路：返鄉青年治村的改革方向

基層治理現代化轉型背景下，返鄉青年治村成為基層組織建設一大特點。對于返鄉青年而言，積極融入基層治理，既是實現個體價值的重要平臺，也是通過建設家鄉以回饋鄉土實現社會價值的機遇。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積極吸納返鄉青年參與基層治理是推進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步驟。從調研實踐來看，吸納返鄉青年治村，主要有以下兩種實踐方向：

（一）制度援引與基層治理體制改革

近年來，村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年輕化趨勢明顯，村“兩委”中有學歷、有知識的青年村干部增加。同時，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推進村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鄉村青年群體積極響應黨的基層組織路線要求，在參與村莊工作和致力于鄉村發展過程中給現有的村“兩委”班子帶來兩方面的直接變化：第一，提高村干部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員比例，即提高村干部知識化程度；第二，推進村干部隊伍年齡結構的優化，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村莊干部隊伍結構。2018 年3 月在武漢城郊地區調研發現，上級要求村干部中返鄉能人比例至少達到80%，主職干部中能人比例至少占到60%。2020 年3 月在浙西某鄉鎮調研發現，上級要求村干部一肩挑和年輕化要達到“雙百分之百”，即100%實現一肩挑、100%實現干部年輕化，且52 歲以上的村干部一律不能繼續在村“兩委”任職。2021 年7 月在江蘇泰州市調研時同樣了解到類似情況。甚至早在90 年代末，江蘇泰州農村合村并組時出臺村干部職業化和年輕化的地方政策，如2001 年換屆時，要求52 歲以上村干部不能繼續在村任職，之后相繼在2014 年和2018 年出臺后備干部制度。目前，江蘇農村的年輕干部比例占到90%以上，已實現村干部高度職業化和年輕化。

然而，政策導向驅動的村級組織干部年輕化雖然適應基層治理現代化轉型的需求，但是一些地區片面追求村干部年輕化和高學歷，規定村干部達到60歲必須辭職，人為地將一些能力強、群眾基礎好的老干部排斥在外，浪費基層治理內生資源［15］。有的地方以社會招聘等非正式方式納入村級治理的“聘用干部”［16］，如扶貧專干、信息員、退養干部、后備村干部等“聘用干部”補缺村干部治理精英流失以及優化村級組織治理結構。

（二）村社認同與精英有序更替

后備干部制度是為村“兩委”干部儲備人才和選拔人才，同時通過階段性的、有梯度的、篩選性的流程選拔出適合村“兩委”干部人選的一項人才選拔機制。作為一種階段性的、有梯度的組織建設機制，后備干部成為正式村“兩委”的過程中需要經過處理復雜農村經驗事務的歷練，向村老干部學習辦事技巧和經驗，從而最終成長為正式干部。因此后備干部制度是有梯度性的組織結構建設，不能一蹴而就將青年干部納入村級組織。中老年干部有其不可替代性的一面，其在農村說話有分量，“能說得上話”，且熟悉村莊事務和村民的特點，可迅速制定出符合村莊實際情況的解決策略和辦法。在村莊治理過程中，以后備干部為基礎，建立“老中青”搭配的村級組織結構是比較適宜的；后備干部制度具有篩選性的流程，吸納返鄉青年進入村級組織工作，需要對返鄉青年進行一定限期的考察和能力檢驗。將返鄉青年作為后備干部，使其在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和在與群眾打交道、解決群眾事務的過程中接受檢驗，最終符合組織要求和群眾滿意的青年后備干部才能有機會通過正式選舉，在層層篩選中成長為正式干部，村級組織結構內部的層級性為返鄉青年治村提供成長空間。

案例3：卞莉莉，女，1996年出生，楊村人，2018年報名鄉鎮后備干部，之后回楊村做后備干部，“剛開始處理村莊工作時并不是很熟悉，我一般會叫上所負責分工小組的兩個村民代表協助我，他們是小組里比較有威信的村民，熟悉每家每戶情況，有什么矛盾糾紛，叫上他們，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弊鳛楹髠涓刹?，從跟在老干部后面學習到逐漸可以獨立解決問題，從后備干部到正式干部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叭绻幌伦泳挖s鴨子上架，就會手足無措，后備干部也是提供一個（年輕干部）過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成為干部之后，人家知道你其實是經過鍛煉的，不會嫌棄你年紀輕輕不知道村莊的大小事情?！雹僭L談材料來自于2021年7月18日在楊村訪談村后備干部的調研。

后備干部制度實現村內部有序的精英更替秩序［17］，青年村干部在積累經驗的過程中，逐步符合村莊公共需要，發展成既能回應村莊需求，又能完成行政任務的治理主體。干部年輕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保證節奏緩慢進行，可以讓年輕干部真正成為群眾需要的干部，后備干部制度為年輕干部提供成長環境。青年村干部培養制度是行政再造村治主體及其穩定性實現的制度基礎，回流縣域的返鄉青年是村級組織結構合理優化的社會基礎，使青年村干部嵌入地方基層社會成為可能，以此解決人口外流背景下村莊精英更替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問題［18］。

五、結論與討論

在當前基層治理現代化轉型的大環境之下，村莊治理經歷了一個內部的自我調適過程。村莊治理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是村莊普遍的治理樣態［19］，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差異。一方面，行政任務下派在稅費改革之前具有較大的調適空間，而隨著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轉型，村莊治理的調適空間越來越小，從結果導向的治理走向過程導向的治理［20］，村級行政化部分的內容以上級考核為導向，而不是村級組織的自主性規定，村級自治空間被擠壓；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自治也隨著強國家治理滲透到村莊層面，對接到農民個體，其直接結果就是村級組織在自治上分身乏術，越來越需要村級自治下沉到小組一級。然而，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中青年人外流嚴重，村莊留守特征突出，傳統村莊社會解體明顯，內生秩序與內在規則尚處于轉型當中，小組一級甚至村一級多數無法有效組織起村民自治［21］。為此，激活村民自治，調動村莊群眾的內生力量尤為重要。返鄉青年作為當前基層社會中的回流群體，不僅成為基層治理現代轉型中的重要治理內容，還成為完善基層組織建設和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有生力量。

基于此，筆者認為要吸納返鄉青年治村，達到行政與自治均衡的基層治理秩序有以下思路。首先，理順村民自治，強調返鄉青年治村能較好回應行政需求優勢的同時，引導返鄉青年村干部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積極回應村民普遍存在的訴求，這是村民自治有效運作的前提之一。其次，完善村干部工作待遇機制，如將村干部某種程度上納入官僚化體制，通過績效工資的方式對其進行考核，激勵返鄉青年村干部落實政策的積極性，使返鄉青年治村目標與基層政府的目標一致。最后，基層政權下沉，目的在于督促返鄉青年村干部積極作為，將鄉鎮中心工作轉化為村民自治的中心工作［22］，重構新時代的村級治理秩序，在制度機制創建、組織建設創新上為青年村干部深入參與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發展提供保障，支持青年回流鄉村，以人才振興推動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