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會址，找了30年

尹潔

中共四大紀念館外景。

1984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市區北部的東寶興路附近，一位耄耋老人拄著拐杖，站在一條鐵軌旁，反復確認著四周雜亂的工房，最后指著鐵軌東邊的新工房說：“就在這個地方?！?/p>

這位老人要確認的地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會址所在地。這樣的尋找前后經歷了近30年。

“頂天立地”的大會

1925年1月的上海寒風呼嘯。一天，在臨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的虹口東寶興路上，出現了一些外鄉人。他們的口音南腔北調，其中還有一名高鼻梁的外國人。

他們陸陸續續地拐進一條逼仄的石庫門弄堂，上二樓，進入一間屋子。屋里的桌子上擺放著一些英文講義，黑板上寫著英文詞句，看起來是一個簡陋的英文補習班。

一般人很難想到，這間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場，這群外鄉人正是前來參會的各地黨員代表。

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與會正式代表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那位外國人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曾經指導陳獨秀、李大釗建立中共早期組織。

除了代表們，大會還有一名書記員，名叫鄭超麟。四大召開時，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會議記錄。此外，他還擔任了向導工作，從11日午后起，陸續將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周恩來、李維漢、彭述之、李立三等代表帶入會場。

當時陳獨秀只有46歲，卻因為在黨內的領袖地位被年輕黨員們私下稱為“老頭子”。大會開始后，他坐在正中間，作了第三屆中央執委會的工作報告。

彭述之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推選的代表，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人員，在會上作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報告。維經斯基則帶來了共產國際的相關政治議決案，并由瞿秋白譯成中文。

這次大會的氣氛比較平和，代表們在討論問題時不像前幾次大會那樣激烈甚至針鋒相對。四大結束不久，彭述之在給旅莫支部的信中寫道：“此次大會的空氣極好，現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現在可以說我黨自經此大會之后，已由小團體而轉入真正的黨的時期了?！?p>

鄭超麟（1901年—1998年）

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明確提出工農聯盟問題，并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

“在黨的歷史上，四大的意義被譽為‘頂天立地，力量之源?！敝泄菜拇蠹o念館館長童科對記者說。

“天”是指中央領導機構設置的變更。二大時，作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領導人的稱謂是委員長，四大將其改稱為總書記。

“地”是指黨的支部建設。四大首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規定“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個支部”，并延續至今。

“力量之源”是指四大闡明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理論的基本框架。大會制定了黨領導工、農、青、婦等群眾運動的方針政策，提出吸收工農先進分子入黨等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和計劃，開啟了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新浪潮。

一位關鍵人物

1932年，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四大會址原建筑毀于日軍的炮火。隨著歲月的流逝，這里的景物幾乎都變了模樣。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四大召開的具體地點在很長時間里仍然無法確定。一方面是當年條件艱苦，很難保留完整的檔案資料;另一方面是時隔多年，許多參會代表已經去世，相關當事人說法不一。

“從1958年10月至1961年7月，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先后發函給文化部、武漢大學、江西省委黨校等單位，聯系查詢中共四大的有關情況。他們還派人赴京，到中央檔案館等單位查訪，并訪問了一些與中共四大有關的人。但因年代久遠，當事人的回憶沒能形成一個確切的說法?！蓖普f。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虹口區地名志》編輯組有了突破。他們在1982年的《解放軍畫報》上看到了“四大會址”照片，照片說明中將會址注為上?！皺M浜路6號”?！逗缈趨^地名志》編輯組據此開始查訪，之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也加入進來。接著，一位關鍵人物的出現讓尋訪工作發生了重要轉機，這個人就是鄭超麟。

鄭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后赴蘇聯學習，1924年歸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由于四大結束后并沒有馬上退租會場，而是將此處作為中央工農部的宿舍，所以鄭超麟又多次來過這兒，對這個地點印象很深。

左圖： 中共四大通過的議決案及宣言。中圖： 四大閉幕后，中共中央發出的中央領導成員分工的通告。右圖：紀念館里復原的四大會場。

1984年，調查人員與鄭超麟取得聯系，結果《解放軍畫報》所說的地址被否定了。據鄭超麟回憶，四大召開時他居住在靜安寺附近，乘有軌電車到北四川路橫浜橋下車，從川公路方向進去，走到鐵路道口轉彎，不過鐵路，沿著鐵軌往北走不遠，有一條弄堂，內有兩三排房子，都是比較新的三層樓石庫門房屋，其中一幢就是開會場所。gzslib202204041921

之所以選在這里，是因為它符合兩方面的要求：會場不能安排在租界里，以避免出現中共一大開會時，巡捕突然闖入搜查的情況;會場又不能離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可以撤往租界躲避。

鄭超麟在自己寫的《懷舊集》中回憶：“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課堂的樣子……三樓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們都從后門出入?！薄巴獾貋淼拇硎乘奁渲?，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樓下客堂;樓梯口裝有拉鈴，一有意外，就通知樓上。會議期間，未曾發生什么意外?！?/p>

1984年5月7日下午，在調查人員的陪同下，鄭超麟到實地尋訪會址。從橫浜橋南面的川公路進去，不一會就看到當年遺留下來的鐵軌，但沿鐵軌北行不遠，周圍環境已經變得認不出來了。

鄭超麟在腦海中梳理著回憶，最終在川公路與東寶興路的一段鐵軌旁站住，指著鐵軌東邊的新工房說：“就在這個地方?，F在新工房的地點，可能就是當年四大的會場所在地?！?/p>

為慎重起見，虹口區黨史辦公室又進行了大量調查工作，取得了不少佐證材料，于1987年4月25日確認今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為中共四大會址。

從和平坊到廣吉里

確定了會址的位置，但它所在的里弄當時叫什么名字，更是一個難題。鄭超麟在實地探訪時也說，除了鐵路如舊，周圍環境已經完全變了。

最初尋訪四大會址時，調查人員使用的是《民國22年閘北區地圖》，該地圖將四大會址所在的里弄標注為和平坊。但民國22年是1933年，不能證明1925年時這個里弄的名稱。

此外，根據《虹口區地名志》的記載，和平坊“建于1929年”，與四大召開時間也不一致。調查人員又檢索了《申報》的數據庫，發現“和平坊”一詞在《申報》上出現的最早時間是1932年10月27日，內容是一條招租廣告。這要比《虹口區地名志》記載的時間更晚。兩條不同來源的史料相互印證，基本排除了會址里弄名稱為和平坊的可能性。

左圖：1984年5月，鄭超麟實地考證中共四大會址。右圖：鄭超麟撰寫的《懷舊集》。

后來，調查人員找到了一張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別市道路系統圖·閘北圖》，這張地圖將四大會址所在的里弄標注為廣吉里。

更重要的是，在《申報》的數據庫中，“廣吉里”相關條目最早出現于1914年，最晚的是1932年，其中包括1924年、1925年的多項條目。由此判定，廣吉里在四大召開時是存在的。

之后，調查人員又經過多方查證，最終確認四大召開時會址所處里弄為東寶興路廣吉里。

“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黨員不足千人。短短兩年后，中共五大召開時，黨員人數迅速增長到57967人，增長了近60倍。四大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重要轉折點?！蓖普f。

“951120”是中共四大紀念館總結出的一組“紅色密碼”。童科介紹，“9”代表9個歷史瞬間，包括四大召開時間、會址原建筑毀于戰火的時間、會址被重新確認的時間等;“5”指四大在黨史上的5個突出貢獻，包括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第一次將支部明確為黨的基本組織等;“11”指四大通過的11項議決案和會議文件;“20”指參加四大的20位正式代表。

“據統計，四大代表的平均年齡為29.37歲。他們大多出生于19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0世紀零零年代，可以說是跨越百年的‘80后‘90后‘00后?！蓖普f，“我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可以傳承紅色精神，也想了很多方法吸引他們的關注，比如入駐一些熱門短視頻平臺，讓大家了解中共四大的召開背景、主要成果及歷史貢獻。希望今天的‘80后‘90后‘00后能更好地學習黨史，了解中共四大的故事?！?/p>

鄭超麟（1901年—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