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歷史發展

[摘要]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民主集中制的源起，以及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對這一原則的不斷發展，凸顯出民主和集中辯證發展的制度建構邏輯。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發展;無產階級

[作者簡介]吳伯奎，韶關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廣東韶關 512000。

[中圖分類號] D262.1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2）03-0018-03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民主集中制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本文意在梳理這一組織原則的歷史發展，具體分析民主集中制在不同時期的特定含義，從而有助于人們了解其來龍去脈，提高執行黨組織原則的自覺性、堅定性。

一、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源起

民主集中制成為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其原因在于，無產階級政黨成立伊始，其反體制的性質使它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深刻的異數，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馬克思主義理論因而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綱領鮮明，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具有高度內聚的特征。在實踐中馬克思也致力于無產階級的統一行動，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后來的第一國際都沒有真正整合起來，資本主義競爭性的政治生態對無產階級政黨的誘惑和影響，使無產階級政黨分裂為不同派別，不同派別又分別被納入資本主義可控的政黨政治中，最終閹割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無產階級政黨要求推翻資本主義政治生態，但無產階級政黨活動又依賴這種政治生態提供的游戲規則，這一悖論很早就被列寧認識到，植根于俄國沙皇專制統治的政治環境和黨特定任務基礎之上，列寧強調黨必須高度集中統一，而不能象馬爾托夫一樣把無產階級政黨變成一個“群眾性”政黨。①1906年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會議根據列寧提議，民主集中制首次被載入黨章。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凡是成為共產國際成員的黨，應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從此，民主集中制遂為共產黨組織建設的根本原則。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形成和確立

（一）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形成

中俄兩國社會經濟政治條件的相似性，再加上列寧式政黨的成功，使急于尋求國家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將目光移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1920年，赴法留學的蔡和森致信毛澤東，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建黨思想，提出黨的組織應該極其集權，黨的紀律極其嚴格，這樣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才能養成，才能適應戰爭和擔負起改造中國的重擔。②毛澤東在回信中完全贊同蔡和森的建黨意見?？梢?，列寧的一些建黨基本原則已經被當時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接受，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比較順利的一個思想原因。1921年陳獨秀草擬黨章，主張中央集權制應為黨的組織原則。上海李漢俊認為陳獨秀有獨裁嫌疑。他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分權于地方，并將自己的上述意見加以整理，也寫了一個黨章草案，寄給廣州的陳獨秀。陳獨秀雷霆大發，認為上海黨員反對他。③對黨的組織原則的爭論，在一大會議上仍然繼續。但最后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黨的各級領導機構以委員會制度建構，并明確中央執委監督地方的財務、活動、政策。中共一大最終確認共產黨不應是松散的、可以爭論不休的自由學術團體，而應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戰斗力很強的無產階級政黨。

1922年中共二大召開，面對國內軍閥混戰，中國共產黨謀求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二大黨章對黨的紀律也作了嚴格規定，雖然沒有直接把民主集中制正式寫入，但第一次明確闡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本思想，如本黨最高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委會之決議，少數服從多數，一切會議取決多數等等。它包含具體和完善的實體性內容，又含有較具操作性的程序性規定，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正式黨章，有力地指導了黨員言行，使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得以提高。

1923年，中共三大會議，對紀律部分基本保持原貌，僅在具體細節規定處進行了細微調整。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對一年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提出了批評，他提出中央委員會沒有組織，五個中央委員經常不在一起，使工作受到了損害，政治主張不明確。由此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用法規條文的形式規定黨中央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并且單獨列出，說明當時黨內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又明確中央執委會的議事規則，即中央執委和中央局的決定，必須由多數決定，臨時全黨大會，必須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這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明確意識到集中的必要性，但也沒有罔視民主而不顧。

三大以后，國共關系復雜化，面臨許多革命的新問題需要解答，1925年召開四大，為加強組織建設，第一次規定支部為黨的基層單位，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1927年4月，中共五大組織問題決議案認為，黨發展迅速，但缺乏干部人才，組織不夠完備，這就隱藏著危險。在此形勢下，黨不但要擴大群眾性，而且需要變成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在思想上如此，在組織上也應如此。④會議期間沒有來得及通過新黨章，雖然其后發表的宣言振奮了革命精神，但沒能挽救大革命的命運。

1927年6月中央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首次將黨的建設單列一章，并且第一次明確“黨部指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另外，各級黨的組織系統第一次明確劃分，各級黨組織的職責也得以規定。從一大到五大，黨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保證了黨的戰斗力，但在強調集中的同時對發揚民主重視不夠。⑤應該看到，一大綱領、二大黨章及以后兩次修改，關于黨的集中和紀律方面，都有很突出的、嚴格的的規定。但對于發揚黨內民主，則比較忽視，缺乏具體的細則。

重視集中而忽視民主狀況應該說受到第三國際和俄共黨的影響。當然也由于在建黨初期，多數同志理論水平不高，機械地了解列寧建黨的組織原則，把列寧建黨的組織原則絕對化，即強調組織上高度集中，比較忽視黨內民主。gzslib202204051317

（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黨內的確立

1928年，六大黨章在組織制度方面，更加強化民主集中制，黨的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提出，要“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既要“保證黨內的民主主義”，同時又要“反對極端民主主義的傾向”，六大黨章進一步規定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則，并詳細規定了三項基本內容：第一是黨員選舉產生各級黨部;第二是各級黨部需定期向黨員作報告;第三是下級黨部服從上級黨部，組織未通過決議之前的黨內問題，黨員可以爭論。這三條原則體現了民主和集中兩方面要求。

但是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大，其蘇共色彩過于濃厚，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中心問題、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沒能對中國許多實際問題產生有效指導，1935年，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結束。1943年5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宣布共產國際正式解散，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由各國共產黨根據各國的情況來領導解決。從這以后，中共六大黨章錯誤部分已不再執行。

到1945年七大時，通過一系列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及其理論總結，黨開始逐漸認識到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同時積累了自己的獨特經驗。劉少奇主持修改黨章，充分地發揚了黨內民主、進行了廣泛討論，經過了長期醞釀和反復修改。在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上，七大黨章對其概括得比六大更加全面，第一次把民主與集中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將民主集中制的四項基本條件進行了規定，這實際上是深刻總結了過去黨的建設經驗和教訓。另外，一些擴大黨內民主的規定得以新增，明確要求黨內民主應該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原則，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需要得到發揮。在民主擴大的同時也強調：黨的地方組織凡在關于全國性質的問題上，不得自由發布意見和決定，凡關于地方性質的問題，不得和中央及上級決定相抵觸。把黨中央和黨的地方組織權限作了規定，在保護地方黨組織積極性的同時，強調中央權威。這實際上已經在黨內確立起正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了。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成就和曲折

1956年召開中共八大時，革命已經成功，全國各地區、各單位及各民族已經分布黨的組織，黨員人數比七大時增加八倍，達1073萬，黨的建設面臨更嚴格的考驗。

八大黨章報告由鄧小平主持起草。鑒于蘇聯斯大林的個人專斷造成的嚴重后果和毛澤東的設想，增設“副主席若干人”，增設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毛澤東認為，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就多了幾道防火墻，可以防備蘇聯那種斯大林一死其國家就不行了的情況。⑥鄧小平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边@項工作，可以說深刻影響了隨后幾十年中國共產黨的建設。

八大報告的一個重點就是闡述執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報告分析了黨組織狀況，闡明了執政以后的考驗，適當修改了原有黨章。如規定常任制度適用于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各級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民主集中制即是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確定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制相結合原則;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梢哉f八大就黨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正確論述，民主集中制有了比較充分的規定，對推進黨和國家民主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969年九大所通過的黨章，沒有像八大的黨章那樣在總綱中闡述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而是刪除了相關論述，中央書記處等黨的機構亦被取消。1973年的黨的十大，黨內生活同樣遭受破壞，民主集中制在九大、十大黨章總綱中甚至根本沒有被提及。鄧小平后來指明：九大和十大對于黨員的權利和義務是什么，究竟怎么樣才算個共產黨員，不合條件怎么辦，都沒有規定，所以必須修改。⑦實踐證明，不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破壞了黨內民主，黨的指導思想就容易發生失誤，黨的建設方針就容易出錯，黨的事業和國家建設就會遭受損失。

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新確立與發展

執政黨的組織發展到全國，又掌握了全國政權，擔負著領導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任，沒有高度的集中統一是不可想象的;高度的集中統一如果不是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之上，就會變成權力過分集中和個人專斷。要保證執政黨的領導正確和堅強有力，必須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黨的十一大于1977年召開，強調黨內民主要充分發揚。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目前需要著重民主，民主集中制要進一步健全。鄧小平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黨的民主，保障黨的民主，同時也需要集中，必須嚴格維護黨的紀律，增強黨的團結。

在此指導思想下，1982年召開十二大，民主集中制在黨章總綱中強調高度集中應建立在高度民主基礎上。這里著重強調了民主，主要考慮是糾正“文化大革命”過度集權的錯誤。撥亂反正，民主方面成為民主集中制重點方面，這適應于當時黨的狀況和建設要求，現實針對性很強。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修正案》。更加重視和發展黨內民主是其特點：黨內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辦法和程序更趨完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更顯突出，黨內決定重大問題進行表決的內容得以增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得以進一步擴大，長期以來職權過分集中而忽視全國人大作用的現象得以改變。

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堅持民主集中制，并闡述了怎樣堅持的六條原則。在強調個人對組織，少數對多數，下級組織對上級組織必須服從的同時，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八大黨章規定的如何實行民主集中的六點要求，在十四大得以繼續豐富和發展。

當黨內民主發展較好時，黨及其所領導的事業就會欣欣向榮，即使犯了錯誤，出現偏差，也能及時糾正;當黨內民主遭受破壞，黨及其領導的事業就會蒙受損失。這已經是黨的發展事實一再表明的一個歷史經驗。

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黨內民主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肯定黨內民主就是黨的生命，也肯定了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認識。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內民主的若干規定得以細化和擴展，如任期制、黨務公開、基層直選領導班子等新探索。十七屆四中全會在強調黨內民主關系到黨的生命的同時，也強調黨的力量保證在于集中統一。gzslib202204051317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肯定了十六大報告中黨內民主事關黨的生命這樣一個判斷。再次強調民主集中制必須堅持，黨內民主體系必須進一步健全。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切實維護好中央權威，肯定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集體領導制度在組織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始終堅持;發揚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擔責，是對各級黨委（黨組）的政治要求。在政治實踐中，加強中央集中，改變了以前頂層權力分散的局面⑧，強調中央權威的維護以解決組織渙散問題，體現出運用民主集中制實現治黨治國的鮮明色彩。

五、新時代民主集中制的創新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了要“善于進行正確集中”的要求，在堅持正確集中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法規;針對集體領導的決策議事規則、領導干部問責以及“一把手”監督問題，從體系機制上進行了重大改革。這為十九大黨章的修改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召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原則。黨員主體地位和黨員民主權利要得到進一步尊重和保證;增強四個意識，確保黨的決定能迅速有效地貫徹執行。這是從民主和集中兩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又從總的方面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文化積極健康，政治生態風清氣正。對于基層黨組織，黨章明確規定黨支部的地位、作用和職責，將黨總支、黨支部每一屆任期由原來的兩年或三年改為三年至五年，加強基層領導隊伍的穩定性。確?；鶎庸ぷ鞯倪B續性，改變基層組織弱化狀況，夯實黨執政的組織基礎，從而把治黨要求延伸到基層組織。黨的十九大雖然在原有黨章基礎上作了不少修改，但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強調是一以貫之的，將時代發展的新要求，最終體現到了黨章上，創新和發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內容。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組織層次清晰明了、架構體系完整嚴密的政黨，增強組織性、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是其恒久的主題。黨從成立伊始，到黨的十九大，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和具體內容不斷發展演變。其既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汲取了民主集中制的內核，又吸收他國共產黨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的合理成分，更是不斷從本國革命和建設實際中汲取經驗，形成獨創性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體現出一個生機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新性。

[注釋]

①列寧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

②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0.

③⑤姚恒，李娜，張惠艦.從黨章發展看中國共產黨成功之道[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18+70.

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88.

⑥毛澤東選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0.

⑦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