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成因與應對

趙廷辰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能否較好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是決定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變量，是影響21世紀大國競爭的因素之一。2021年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再度引起我國各界關注。

現狀：我國已出現人口老齡化趨勢

人口老齡化根源于低生育率。一般認為，如果總生育率（總生育率指該國或地區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低于2.1，新生人口便不足以彌補父母數量。如果總生育率持續低于2.1，即使總生育率能夠保持穩定，出生率[出生率指該國或地區人口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活產嬰兒數與同期總人口數量之比，一般用千分比表示]也會逐年降低，將會出現總人口增速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老齡人口占比上升三個特征，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

我國總生育率于1992年跌破2.1（1.98），1995年后長期維持在1.6～1.7。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我國已出現了人口老齡化趨勢，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印證了這一判斷。當前，我國人口現狀呈現出老齡化趨勢下的三個特征。

第一，總人口增速進一步減緩。2020年我國總人口為14.12億人，2010—2020年間總人口增長了5.38%，增幅低于2000—2010年（5.84%），明顯低于1982—1990年（12.45%）和1990—2000年（11.66%）。

第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1964年后，我國15～64歲年齡段（此年齡段一般被視為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持續攀升，自1964年的55.75%升至2010年的74.53%，“人口紅利”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然而，本次普查發現，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但首次下降，而且降幅較大（降低5.98個百分點），這無疑將對未來經濟增長帶來挑戰。

第三，老齡人口占比顯著提升。從前幾次普查結果來看，我國65歲以上（一般被視為老齡人口）人口占比雖然持續提升，但每十年間增幅一般不超過兩個百分點。但據本次普查，老齡人口占比不僅首次突破10%（達到13.5%），而且增幅高達4.63個百分點，顯示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

我國生育率降低的成因

兩種常見觀點

關于我國生育率降低的成因有多種看法。有觀點認為，根源在于我國長期執行計劃生育政策。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的確由2015年的12.07‰升至2016年的12.95‰，但此后又逐年降至2019年的10.5‰。這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但已不是當前影響該問題的根本原因。未來，即使完全解除生育限制，也難以徹底扭轉老齡化趨勢。

另有觀點認為，我國年輕人生育意愿低主要是因為房價高、工作壓力大、子女撫養成本高。這些因素無疑影響了大城市年輕人的生育意愿，但為什么在房價較低、工作壓力較輕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同樣出現了出生率的持續下滑？另外，從我國歷史來看，生養子女成本高并不必然導致低生育率。例如，過去60年間，我國人口出生率最高的時間段為1962—1965年（每年不低于37‰），但該時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當時生養子女的經濟成本雖然絕對值較低，但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并不低，人們即使缺衣少食，生育意愿依然較高。

“養兒防老”必要性降低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齡化的根源在于生養子女的凈收益下降，導致年輕人的生育意愿降低。年輕人之所以愿意生養子女，原因在于生養子女的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超過成本越多，意愿便越強，反之便越弱。

生養子女的收益有哪些呢？可從文化角度來分析：實現家族延續，傳宗接代。也可從心理角度來看：獲得家庭幸福感，享受天倫之樂。各國情況各異，就我國而言，“養兒防老”的現實需求，可能是影響居民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年輕父母在生養子女過程中，需要付出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這可以視為一種對金錢和人力資本的儲蓄;子女長大成人后，又會付出金錢和時間來贍養年邁的父母，這可視為對父母當年所儲蓄金錢和人力資本的償還。

“養兒防老”并非唯一養老方式，但在我國封建時期，金融產品匱乏、金融業存在嚴重道德風險、紙幣通貨膨脹率高，年輕人無法將其收入借助金融工具妥善儲蓄。此外，由于缺乏健全的醫療陪護產業，老人難以通過市場購買醫護服務。在此情況下，“養兒防老”便成為最佳的人力資本儲蓄手段和養老方式。因此，年輕人往往具有很強的生育意愿。

“養兒防老”模式曾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多子多?！保▼胗變洪L大成人概率低，多生子女才能確保存活數量）、“重男輕女”（女兒出嫁后無法贍養親生父母，兒子結婚后卻可以新增兒媳共同為公婆養老）等觀念深入人心。此外，社會價值觀高度強調“孝”的重要性。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可視為一種對父母儲蓄的“剛性兌付”。當年邁父母無力約束年輕子女時，通過道德準則、社會輿論和法律規定來督促子女贍養父母。如果沒有這種“剛性兌付”，生養子女的凈收益就會下降，年輕人就不愿生養子女，人口繁衍、社會穩定的根基就會動搖。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政策鼓勵下，我國人口出生率在1963年一度達到了43.37‰的高峰。然而此后，雖然沒有執行全國性的生育限制政策，出生率卻逐年下降，到1979年降至17.82‰，16年間銳減了25個千分點。這與當時我國穩步建立起全國性的計劃經濟體制直接相關：由于國家負責養老，“養兒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導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改革開放后，我國人口出生率止跌回升，從1979年17.82‰的階段性低谷，逐年上升至1982年的22.28‰，僅3年便升高了4.46個千分點。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3年生育率降至20.19‰。但即使在強力政策約束下，到1987年生育率竟反彈至23.33‰。這一反彈是驚人的，顯示出在改革開放浪潮下，20世紀80年代居民對未來國家還能否負責養老出現了顧慮，“養兒防老”意愿升高。

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人口出生率又逐年降低，1995年后總生育率基本穩定在1.6～1.7。這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已落實到位，但也說明居民逐漸失去了80年代那樣強烈的生育意愿，以至于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后，人口出生率回升有限。具體來看，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國逐漸出現了由全國社?；?、企業年金和商業養老保險共同組成的養老保險體系。第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通脹率保持穩定，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發展迅速，居民可以通過銀行存款、購買理財、投資股票和購買房地產等方式儲蓄家庭財富。第三，各類醫療陪護產業蓬勃發展。第四，由于工資水平較快提升，減少工作時間用以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大幅升高。第五，人口流動加快，更多年輕人與父母身處異地，養老不能靠子女。上述五點因素，均與我國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密切相關。在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下，“養兒防老”的必要性再度下降，我國居民整體的生育意愿逐漸降低，千百年來形成的“多子多?！薄爸啬休p女”等觀念迅速瓦解，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問題。

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生育率的反向變動關系不是我國所獨有的

雖然在許多國家，“養兒防老”不一定是決定居民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但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生育率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是普遍存在的。具體而言，在排除戰爭、饑荒、國家版圖變化等可能導致人口快速變化的因素后，可以觀察到三個現象。

第一，窮國生育率高于富國。以1992年和2019年為例，無論從出生率還是人口增長率來看，低收入國家高于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又高于高收入國家（見表1）。

第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生育率會逐漸降低。這一現象在市場機制發育充分的發達經濟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在歷史上同樣采取“養兒防老”模式的經濟體，在實現經濟騰飛后似乎人口出生率比歐美經濟體還低。這一現象對我國是否有參考意義？這是否可說明“養兒防老”動機一旦失去，相比歐美經濟體，儒家文化圈經濟體的生育率會更低？這一問題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一國如出現經濟停滯，其出生率可能保持相對穩定。近30年來，全球經濟整體處于不斷上升過程中，出生率下降是普遍趨勢，但也可以找到幾個特例。例如，伊朗、南非和俄羅斯。這些國家均為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出現了顯著起伏。其中，南非出生率出現了下降，但在2002—2009年間持續回升;伊朗出生率一度下跌，但在進入21世紀后企穩回升;俄羅斯出生率則穩中有升。

如何提高生育率

完全依賴市場機制可能無助于提高生育率

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帶來兩大難題：一是如何保障老年人養老;二是如何提高生育率。當今世界主要國家普遍走上了依靠市場機制發展本國經濟的道路，事實證明，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能夠較好解決如何為老年人養老的問題，但很難解決低生育率問題。

一方面，面對人口老齡化，市場機制在自利動機下，會激發養老金融、醫療陪護等業態的興起，有助于保障老年人養老、提高晚年生活質量。例如，美歐日各經濟體建立了完善的以公共養老金為第一支柱、企業養老金為第二支柱、個人商業養老金為第三支柱的養老金融體系，吸引了大量儲蓄資金。2020年，美國養老金資產總額已超過33萬億美元，約為同期美國GDP的165%。又例如，日本老人多選擇居家及社區養老，居家護理服務多達14種，涵蓋遠程醫療、社區健康、提供餐飲、家政服務、照顧起居等。自2000年日本開始實行《介護保險法》以來，一大批經營家用醫療器械、康復器械、遠程醫療及護理服務的企業開始提供專業化養老服務。即便是在我國，近年來各類“銀發產業”、養老金產品蓬勃興起，未來有望成為新的行業“風口”。

但另一方面，養老金融、醫療陪護業的發展，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年輕人在權衡后，自愿減少了生養子女的時間和金錢投入，轉而將更多時間用于工作或休閑消費，將更多金錢用于儲蓄，并在年邁時購買醫護服務，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比生養子女帶給自己的福利（效用）更大。這很可能是近年來導致全球性生育率下降的關鍵原因。

政府應積極作為，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困境

既然年輕人普遍生育意愿較低，那是否也應按照經典的古典經濟學觀點，將人口老齡化視為個人依據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最優選擇，并據此認為這對社會而言也是最優的，政府無須干預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即使不考慮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的國際影響力下滑、國防力量萎縮等政治軍事因素，僅從經濟層面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導致經濟增長乏力、長期利率下降（當今發達國家出現的“低生育、低增長、低利率”現象便是例證），這對所有人都是不利的。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將面臨養老金價值縮水（原因是長期利率降低、資產價格下跌）、保姆護工的勞務費漲價（年輕人較少，保姆護工供不應求）等難題。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發生沖突的博弈難題。每個個體做出的最優選擇，卻導致了集體層面的不利困境。要走出這一困境，不能依靠順從個人理性的市場機制，而更多要由政府依據集體理性，積極采取逆向調節。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應著手降低生養子女成本，提高生養收益，只有使收益顯著大于成本，才能扭轉老齡化格局。具體有三方面需要探討。

第一，政策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生育政策要從“養兒防老”轉變為維護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梆B兒防老”可視為一種私有產品，其收益主要被父母獲取，個人積極性高，政府只須提倡“百善孝為先”，無須過多干預。而維護經濟持續增長則可視為一種公共產品，各年齡段主體將普遍受益，但收益不能被某個人獨占，個人更傾向于“搭便車”。因此，政府應將鼓勵生育政策視為一種公共投資，由此帶來的人口和經濟增速的提升便是公共投資的社會收益。

第二，政策的具體方式。一是降低生養子女的成本。例如，加大教育和醫療投入，降低子女生養過程中的醫療費用和未成年人的教育費用。近年來在我國公共財政支出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和“教育”的占比穩步提升，分別由2003年的12%和3%上升至2019年的15%和7%。未來，繼續提高相關財政支出是有益的。二是提高生養子女的經濟收益。例如，可規定凡生育一名子女，母親可享受一次生育補貼，此后定期還可獲得若干次子女撫養補貼。當前，難點在于因沒有歷史數據積累，難以確定出生率相對生育補貼支出的反映函數（無法確定多大規模的補貼支出可以帶來多大程度的出生率提升）。對此，應通過建立試點、循序推進等方式，逐步探索最佳的補貼投入力度，實現社會收益的最大化。上述兩項措施可協同實施，只有切實提升生養子女的凈收益，才能真正提高人口出生率。

第三，資金來源。實施各類生育補貼政策無疑會加大政府財政支出壓力，但也要充分認識到適當補貼會提高長期經濟增長。因此可考慮發行長期國債籌措資金，例如期限可為18年，按年付息，到期還本，用未來人口紅利帶動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稅收作為支撐，吸引市場資金為當前生育補貼支出進行融資。由于近年來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正處于歷史低位，并考慮到債券期限長，且人民幣相對美元可能存在長期升值趨勢，發行一部分長期外債可能是劃算并且風險可控的。

未來展望及對我國的啟示

人口老齡化問題體現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在主要發達國家，一方面，市場機制催生了養老金融和醫療陪護業的發展，在保障老年人養老的同時抑制了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發揮集體理性、居中調配資源的能力有限，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愈演愈烈。

多數發達國家政府實行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政策效果不明顯。其中原因較為復雜，與補貼政策力度不足密切關聯。以日本為例，生育費用并不屬于醫保報銷范圍，孕婦孕檢后可獲得42萬日元（約2.5萬元人民幣）政府補貼，可用于支付生育費用，子女在3歲前每月還可獲得1.5萬日元（約900元人民幣）的政府補貼，2020年日本人均GDP約為4萬美元，政府生育補貼明顯力度不足。而與之相比，主要用于中老年人口的養老與醫療支出在日本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中的占比，在2010年為74.6%，到2019年已升至79.6%。這顯示出，面對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日本政府所發揮的逆周期調節的作用較弱，絕大部分政府社會保障資金被用于滿足中老年人的醫療和養老需求（而這又會進一步鼓勵年輕人減少生育），能夠用于刺激生育的財政資源所剩不多。

在發達國家中，生育補貼政策力度不足的現象并不鮮見，這可能與幾方面原因有關：第一，實施生育補貼的主要好處并不體現在需求側，原因在于政府無論實施何種財政支出，均能提升總需求。主要好處在于能夠從供給側增加勞動力，但這一好處往往要經歷18年，等到兒童長大成人后才能顯現出來。生育補貼的支出和收益存在嚴重期限錯配，而西方國家政權輪替頻繁，不利于制訂長期規劃，政府寧可提高成年人福利標準（馬上可以贏得選票），或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幾年內便可用于經濟生產），也不愿意大量支出鼓勵生育（兒童18歲成人后方可見效）。第二，依靠市場、限制政府的觀念盛行，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和支持度低，政府施政障礙多，集中調配社會資源能力差。第三，政府負債率普遍較高，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政府抗疫無方，只能大搞財政補貼維護社會穩定，負債率進一步陡增。發達國家在過去數十年間，未能抓住經濟形勢較好、政府負債較少的時間窗口提振生育率，未來在“低增長、高債務”的不利情形下，人口老齡化恐將成為無解難題。

數十年來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惡化，有評論以此為據，對我國未來人口結構持悲觀態度。但實際上，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我國擁有顯著制度優勢，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條件較好。政府發揮集體理性、制訂長遠規劃、統籌調配資源，這正是我國制度優勢所在，對此已無須贅述。在主要經濟體中，我國政府負債率相對較低，財政支出空間較大，且全球低利率環境有利于境外融資。長期以來，我國處于高速轉型發展過程中，各種政策挑戰層出不窮。相比之下，各界對人口老齡化的關注度相對不足，近10年來相關呼聲才逐漸升高，但生育限制政策始終存在，表明政府未將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視為當時的政策重點。

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將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顯示我國政策方向已出現調整。此后，整頓學區房、整頓校外輔導機構的政策接連出臺。四川攀枝花市、甘肅張掖市臨澤縣開始實行生育補貼政策，這可視為政策試點，未來全國可能還會有更多地區推出類似政策。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人均GDP差距較大，全國仍有約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因此，合適的政策激勵對生育意愿的提振作用是值得期待的。本文相信，只要凝聚起足夠的政策關注度和社會共識，未來我國完全可能成為主要經濟體中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效果最好的國家，為21世紀的大國競爭奠定堅實人口基礎。

人口老齡化將對中國金融業產生深遠影響，挑戰與機遇并存。老齡人口占比逐漸升高，往往會導致儲蓄資金供大于求、長期利率逐漸下行。金融機構吸收資金較為容易，但找到具有穩定較高收益率的資產將更為困難。以養老、醫療、陪護為代表的“銀發產業”無疑將成為具有逆周期特征的重要投資方向。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老齡人口比重已達到13.5%，且該數字正在加速升高，我國“銀發產業”所面臨的市場需求將不斷擴大。但與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我國養老服務供給仍存在較大缺口。例如，按照國際通行的5%（老齡人口中5%進入養老機構）標準估算，我國至少需要950萬張養老床位，但截至2019年，養老床位數只有438.8萬張。未來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銀發產業”或將經歷快速發展。金融機構應更具前瞻性地開發適應不同人群需求的養老金融產品，并著力增強對“銀發產業”發展前景、經營模式、風險因素的理解和認識，在準確把握相關行業風險的基礎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真正把握“銀發產業”興起的時代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