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劭先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進步出版活動概敘

陳劭先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戰士，民革創始人之一，他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為民革的建立和發展所做的貢獻，永遠值得紀念。同時，他還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在戰爭年代，在白色恐怖的威壓下，他作為一位進步出版人的遠見、胸襟、風骨和大無畏精神，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和跟黨走的堅定政治立場，同樣值得紀念和弘揚。

一、主持廣西建設研究會期間的進步出版活動

1937年，以反蔣為主要目的的廣西建設研究會成立，陳劭先主持會務，出版了系列進步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包含有叢書和定期期刊，其中叢書包括“廣西之建設”“列國國勢要覽”等教材。定期期刊主要有三種：一是《建設研究》，每月出版一次，十六開本，每期七八十頁。這是一種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綜合性雜志，以宣傳廣西的“三自政策”“三寓政策”，和所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等口號為主，但也討論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一般問題。二是《時論分析》，十六開本，每期30頁左右，分作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四欄。內容以每個月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的重要問題為中心，介紹國內各方面的報章、雜志對這一問題的評論和文章，具有文摘性質。引用的文章包括《新華日報》《群眾》等，目的是不讓蔣介石反動派一手遮天掩盡天下人耳目。三是《敵國輿情》，專門摘譯日本報章雜志上有關侵略戰爭的言論，并介紹一些日本報章雜志所透露的戰時日本的政治、經濟等情況，最初是油印本的內部刊物，專供有關人士參考，后來改為十六開鉛印本，出刊日期和頁數視材料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這些刊物的時候，陳劭先經常會因所選取的內容進步傾向明顯而受到內部一些人員的反對和抗議。他們認為，這些內容，具有明顯的親共傾向，宣傳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張，因而極力阻撓，甚至把狀告到主政廣西的長官面前，請他出面壓制陳劭先。每遇此事，陳劭先都要據理力爭，寸步不讓。通過在這些刊物中從事的進步出版活動，陳劭先團結了千家駒、陶孟和、張志讓等大批民主人士，助推了大后方的文化抗日氛圍不斷高漲。

二、主持文化供應社時的進步出版活動

文化供應社是抗日戰爭時期廣西最大的一家地方出版發行企業，成立初衷即為“從事文化生產，以適應國民文化之需要”，與國際新聞社，《救亡日報》并稱為“桂林三大進步團體”。陳劭先是文化供應社的首任社長和發起人之一，始終指導和維護文化供應社的出版工作，以出版為文化陣地宣傳進步思想，支持和保護進步文化出版人，為抗戰時期進步文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文化供應社正式成于1939年10月。為避免重慶方面的審查和給予編輯們更多的創作空間，在與文化供應社編輯部主任胡愈之商量后，陳劭先表示不插手文化供應社的編輯和出版的具體業務工作，而是主要負責為文化供應社成員提供各方面保障，維護文化供應社運營。文化供應社初期為配合抗戰宣傳、推進通俗教育文化運動起見，以編刊大眾讀物為中心，兼及干部訓練及抗戰必需的工具書。后來涉及少年讀物、青年讀物和一般學術圖書的編纂。因為戰時學校教材匱乏，1940年冬，開始編印初中課本。

1938年9月，廣西書刊審查委員會奉國民黨中央當局飭令進行改組，并依照《地方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組織通則》更名為廣西省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負責對抗日期間桂林的出版業進行更為嚴厲的審查。在抗戰期間的三次反共高潮過程中，這種針對出版業中進步出版機構、書刊的審查尤為突出。但陳劭先對此都做了堅決斗爭和靈活處理，最大程度保障了文化供應社編輯出版活動的正常開展。

陳劭先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保障相關人員的安全。邵荃麟從浙江撤退來到桂林，加入文化供應社并擔任《文化雜志》主編。在該雜志發刊詞上，邵荃麟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論點發表了《我們對于當前文化建設工作的意見》，引起了廣西國民黨省黨部的警覺，并要求陳劭先辭退邵荃麟。陳劭先并沒有妥協，而是反問：“你說他是共產黨員有什么證據？他在一個民間文化團體當一個編輯怎么不可以？現在不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嗎？”面對陳劭先的質問，省黨部的人只好作罷。

1939年至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湖南地下黨省委所辦的《觀察日報》被查封，其所屬印刷廠有被沒收的危險。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與陳劭先商量，希望桂林的進步出版力量能夠盡可能進行搶救。陳劭先答應下來，并動員新知書店、生活書店和文化供應社共同出資，將《觀察日報》及所屬印刷廠遷來桂林，成立新的西南印刷廠，為文化供應社所用。

1940年，重慶當局查封了桂林許多進步書店，又命令生活書店桂林分店停業，新知書店的門市部也遭到多次審查，許多圖書不能重印，面臨經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陳劭先出面將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的一些門市部接管過來，改為文化供應社的營業處，將兩所書店的一些工作人員轉入文化供應社工作，一部分存書收入文化供應社，改換封面和書名之后重新出版。之后，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派專員來查問此事，陳劭先也出面做了掩飾，保存了進步出版力量。

1945年，中國民主同盟希望在桂林辦一個刊物，報道政治形勢和民主運動發展情況，想借此改變桂林目前的沉寂現狀，恢復昔日的“文化城”樣態，推進廣西的民主運動。這就是桂林版《民主》雜志的創刊。雜志創刊后，由于國民黨的阻撓，印刷成了一個問題。事情傳到陳劭先那里，他主動提出讓文化供應社來承印《民主》雜志，促進了戰后民主事業的發展。

三、支持出版《廣西日報》昭平版

1944年湘桂大撤退，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推動下，《廣西日報》昭平版創辦。陳劭先對此大力支持，自任社務委員會主任，繼續宣傳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和進步的主張。昭平縣是廣西八步專區的一個縣，屬于廣西管轄范圍，在這個地區的一舉一動，處處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牽制。陳劭先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廣西的特殊地位和聲望，很快取得廣西當局創辦《廣西日報》昭平版的批準，并利用此地與南寧隔絕、沒有書報檢查的環境，大量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嚴厲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實面目和國統區的腐敗現象。這些行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散布謠言說昭平已經變成了延安，《廣西日報》昭平版就是延安的《解放報》，并通過廣西當局對陳劭先施加各種壓力。陳劭先始終不為所動，依舊繼續支持《廣西日報》昭平版的出版發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陳劭先回到桂林，以極大的毅力進行恢復文化供應社的工作，繼續從事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民主活動。1947年，他被迫離開廣西，抵達香港。

陳劭先在抗戰期間所從事的進步出版活動，不僅使他結識了一些中共黨的地下工作同志，與他們廣交朋友，并為他們提供隱蔽身份的場所，為抗戰時期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而且自己也從中進一步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更加深信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于他后來堅定跟著中國共產黨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誠如千家駒前輩所說，“我們永遠懷念陳劭老，永遠懷念他在抗戰期中為進步的文化事業，為抗戰的統一戰線所做出的卓越的貢獻”。

（趙文娟，《民主》雜志副主編/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