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刺客與中國文化的兼容性問題

刺客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群，遠有司馬遷在《史記》里為之寫下《刺客列傳》，近有《刺客聶隱娘》的全球熱播和好評連連?？梢哉f，刺客一直若隱若離地存在人們的視野里，有時萬眾矚目，有時銷聲匿跡。刺客這種與人群若隱若離的關系正是刺客與中國文化真實關系的寫照。

中國文化講究正統，推崇“泱泱大國，煌煌正道”，視刺客的手段為小道，羞于當眾提起;中國文人又吃了太多次武力不足的虧，忍不住幻想出一個英雄夢——鋤強扶弱、重義輕利的俠客形象[1]。這種俠客形象其實是傳統文人的內核加上刺客的武力值，實現的也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夢想。由此，刺客與正統文化開始產生交集，也就帶來了刺客與中國文化的兼容性問題。

一、忠義：刺客進入中國文化的入場券

縱觀中國文化中關于刺客的記載，無不與忠義二字掛鉤，《史記·刺客列傳》和《戰國策·燕策三》中《荊軻刺秦王》，其中的刺客形象都是有勇有謀、重義輕利的典型。難道真的是古時候民風淳樸，連刺客都如此品德高尚嗎？并非如此，而是中國文化青睞的只有這部分刺客，其他刺客無法獲得中國文化主流人群的認可，也就無法在文字中找尋到其他刺客的蹤跡。

（一）早期刺客形象分析

中國文化記載下的早期刺客形象并不是純粹的武者，而是兼具文人謀士和劍客武者的雙重身份，這一點在荊軻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高中語文將《戰國策？燕策三》中《荊軻刺秦王》選入教材，而不是選擇敘事更加詳盡生動的《史記·刺客列傳》中關于荊軻刺秦王的部分，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荊軻刺秦王》中荊軻形象更加符合中國文化口味。一是其中太子丹稱呼荊軻為“荊卿”，是標準的對謀士的稱呼;二是荊軻從出謀到說服樊於期，再到出使秦國刺殺秦王，所言所行與文人謀士一般無二;三是對荊軻生平行事進行刪選，只看文中所展現，荊軻對太子丹的忠誠分明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典范，而太子丹于荊軻也似乎“君臣相得”。而在《史記·刺客列傳》中，增加了“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之后才有了刺殺秦王的謀劃，太子丹的主公形象因私怨而顯得暗淡了些許。再到田光因太子丹的疑慮而自殺，田光又是荊軻到了燕地后的知己和伯樂，讓太子丹和荊軻這對主公與謀士之間平添了許多隔閡。

《荊軻刺秦王》成書晚于《史記·刺客列傳》，如此刪減必定是作者劉向故意為之。劉向是西漢宗室大臣、文學家，與太子丹同處于統治者的地位，自然會偏向太子丹，為之塑造出更加完美的形象。同時，荊軻這位刺客也被詳加取舍，只留下其中最符合正統文化的忠義與謀略，就連刺客必備的劍術都沒有著墨一二。

從早期刺客形象塑造中，我們可以發現能夠被中國文化兼容的刺客屬性唯有忠義與謀略，武力值也只是順帶的。

（二）爭霸天下的市場需求呼喚刺客

歷史上成功的刺客并不罕見，以一己之力左右天下格局，實在令野心家心動神移。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為了爭霸天下，舍棄了對刺客的偏見，遵從于利益的需要，對刺客進入朝堂參與政事大開方便之門，讓刺客走進了中國主流文化的視野。比如，《荊軻刺秦王》荊軻刺秦就是由太子丹主導、推動，最后也以太子丹的死亡方才平息秦王的怒火。荊軻刺秦王只是其中一個案例，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刺客身影活躍在各種史料記載中[2]?？梢哉f，刺客與中國文化最早的交集通過“刺客—統治者—史學家”這一方式產生。

這種方式下的刺客與中國文化的兼容，是以中國文化為主導，更確切地說，是統治者利益導向下的主動引入刺客，中國文化作為歷史記錄者和旁觀者，也與刺客實現了短期的交集與和睦。

二、文人的英雄夢：刺客與中國文化的蜜月期

隨著戰亂的結束和和平的降臨，刺客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畢竟刺客作為一種職業，雖自由卻風險極高，可以安穩地生活的話，誰又會主動選擇當刺客呢？另一方面，刺客的武力值加上任情任性，對社會長治久安的潛在威脅較大，統治者對他們也有主動利用變為嚴加管制。因此，一般戰亂時才是刺客與中國文化兼容性最強的時刻。當然，其中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唐代的游俠文化。

唐代是一個自由奔放、兼容并包的時代，造就了唐代文化對刺客的高兼容性[3]。游俠文化在唐代格外流行，詩仙李白就曾做過游俠兒，并熱情洋溢地寫詩贊美游俠兒。此時的游俠兒其實就是刺客的變體，同樣的特立獨行，同樣的任情人性，同樣的崇尚武力。這種風尚之下，掩藏著的是文人對于建功立業、開疆拓土的渴望，正是這種渴望，讓中國文化自主自愿的接納起刺客形象。

也許有人會質疑：游俠兒是光明正大的，似乎與刺客的隱藏蟄伏截然不同，為何將游俠兒與刺客歸為一類呢？這個疑問其實將中國刺客與外國的刺客混為一談，外國的刺客講究隱藏于暗處施行雷霆一擊，中國的刺客從未真正隱藏過身影，比如荊軻刺秦王時是作為趙國使節出使秦國，被秦王以九賓之禮相迎的。中國的刺客隱藏的從來不是身形，而是目標——通過各種計謀策略來隱藏自身真實目標，麻痹對手后實施“圖窮匕見”的一擊。解除了這一疑慮，再看刺客與游俠兒就會發現他們之間并無本質區別，是可以自由切換的。

《荊軻刺秦王》中，作者對荊軻的態度雖也傾向于正面，但遠沒有唐朝文化的熱情洋溢。比如，李白《俠客行》寫道：“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楊炯《紫騮馬》寫道：“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梢园l現，唐朝文人對于刺客熱情贊譽與歌頌下，是對刺客個人武力的夸張崇拜，對刺客建功立業的豪情展望，而武力和建功立業正是大多數唐代文人求而不得的，因而他們將這種渴望轉移到刺客身上，織造起一個文人的刺客美夢。

三、以武犯禁：刺客退出中國文化的生死線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庇凶R之士從來就能夠認識到刺客的危害性，只是當危害小于利益誘惑時，統治者選擇接納任用刺客;當危害大于利益誘惑時，統治者選擇對刺客舉起屠刀。正統漢人更喜歡文斗，收天下名望而治，所以講究名正言順，本質上因為名正可以穩固政權。但這一套對異族沒有作用，因此當異族入侵或異族統治時，有勇有謀的刺客就成為人們心中最后的寄托。當一切平定后，有勇有謀又成為刺向刺客自己的雙刃劍，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狡兔死，獵狗烹”。封建王朝中，刺客的命運如此輪轉。

汪精衛是中國頭號大漢奸，曾投靠日本人建立汪偽國民政府，但這樣一個人早年曾經行刺過攝政王載灃，成為人人稱贊的少年英雄。當他是個刺客少年時，他是人人交口稱贊的英雄;當他自以為功成名就時，他卻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當刺客與忠義相聯時，造就的是時勢英雄。與之相反的是，國民政府也成立過特務機構，專門從事暗殺刺客事宜，最終造成了白色恐怖下的一片噤聲，特務的刺殺行經與刺客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義”，這里的“義”是正義，是公道，是民心所向。

無論刺客在中國歷史中有著何種輝煌成就，曲終人散終有時，刺客與中國文化也終究會面臨分道揚鑣的時刻。這個時刻是封建王朝認識到“俠以武犯禁”時，也是人類社會真正平等之時。封建王朝的例子在歷史上時有佐證，汪精衛和國民政府則證明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真正平等的社會絕不會讓一二刺客扛起國民命運，更不會以刺客約束國民言論與自由。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刺客早就在我國現實中退場，只有虛擬文化作品找中才能找尋到刺客的身影。

《荊軻刺秦王》被放進高中語文課本，其中的意義絕不只是讓學生了解古代典籍與文化，更重要的作用是幫助學生塑造價值觀[4]。青春年少的高中生容易被武俠作品中的人物感染，對社會現實產生錯誤的認知，而《荊軻刺秦王》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生冷靜下來，從客觀的角度認知刺客這一人群：刺客的偶爾成功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取舍和文人的英雄幻想，真實世界從來不是任憑刺客馳騁的小天地。

《荊軻刺秦王》所折射出來的刺客與中國文化的千年歷史，或讓人悲嘆，或讓人激昂，或叫人扼腕嘆息，或叫人拍案叫絕。無論如何，刺客只屬于歷史，而不屬于今日之中國。通過刺客與中國文化的兼容性分析，希望可以幫助學生正確看待《荊軻刺秦王》中刺客形象，理智對待虛擬作品中的刺客形象，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參考文獻：

[1]王利民.刺客文化與俠義精神[J].國學，2013（02）：28-29.

[2]張瑤.清潔與清醒——淺析《史記·刺客列傳》中的“刺客”形象[J].今古文創，2021（06）：31-32.

[3]邵志國.唐代刺客文化考[J].唐都學刊，2004（04）：44-50.

[4]張小慧.《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部分的敘事藝術[J].學語文，2020（03）：73-75.

楊愛民，湖南省湘北職業中專學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