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賞之下必有“庸夫”

陳慶貴

恐怕不少人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深信不疑，我卻更信“重賞之下必有‘庸夫’”。因為于今，我對前語愈益耳聽為虛，對后說倒是越發眼見為實。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原意是指在重賞刺激下，定會有勇者接受挑戰。在物質極其匱乏年頭，有人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對“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者而言，也許藉以豐厚財物刺激，確能引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效應，相對而言，在人人衣食無憂安居樂業時代，重蹈僅憑重賞就讓人接受挑戰的覆轍，卻未必次次靈驗屢試不爽。原因在于，恩格爾系數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人數成反比，換言之，當解決溫飽甚至步入小康后，人們趨利避害權衡點發生嬗變，愿意接受重賞做“勇夫”者勢必減少，而非相反。

春秋戰國時，秦國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變法。彼時正值兵革互興，為立信推改，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門外立一根三丈長木頭，并當眾許諾：誰能將木頭搬至北門賞金十兩。圍觀者不信如此易事能得巨額豐賞，無人挺身一試。于是，商鞅將賞金提至50金，終于有人出手將木頭扛到北門，商鞅當即踐諾兌賞。此招意在樹立公信，果然立竿見影變法順推。玩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典故，其雖有重賞，標的物卻無風險可言。作如是觀，挑戰者也是為測試吏治公信而“勇”，并非“人為財死”之“勇夫”。

就算“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本質上，“勇夫”頂多也是“庸夫”。古語“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意思大抵是說，投放香餌必有貪吃魚兒上鉤，重賞之下必有敢拼命者出現。死結在于，重金懸賞猶如香餌，魚兒吞食香餌，必定上鉤淪為釣者美食;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拿人賞金為人賣命。也就是說，“勇夫”中不乏沖重賞而來的“庸夫”，至于重賞能不能拿、拿得是否正義等，他們往往因利令智昏而忽略不計。再掘進一步說，舉凡真正為匡扶正義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夫”，往往并非為重賞而動，更遑論計較重賞多寡。相反，設若“勇夫”不是為見義勇為而冒險出手，比如，封建統治者以賞金收買為其幫兇的“死士”“俠客”;二戰時被法西斯重金收買而背叛出賣民族利益的內奸叛徒;黑惡勢力重金雇傭戕害無辜生命的“刺客”“殺手”，等等。此等下三濫“勇夫”，則差不多已從“庸夫”墮落為罪人。

重賞性屬激勵范疇。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揭示，個體成長內在推力在于動機，動機由不同需求組成。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及自我實現“五層”，且呈現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的演進趨勢。由是，無論是從財物重賞性屬滿足低層生理需求審視，抑或就重賞標的未必與挑戰者需求同頻而照單全收考量，被刺激者都難脫下“庸夫”帽子。

由物質到精神，或可視為重賞升級版，比如許諾高官厚祿功名榮譽等。問題在于，真正精神獨立者，并不會在意在乎這些“勞什子”。一方面，蘇格拉底開示：“吃飯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不是為了吃飯?！睂樾叛龆钪默F代公民而言，他們非但對低級需求并不貪婪奢求，甚至能為信仰不惜犧牲生命;再一方面，對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特立獨行者而言，他們從來只從屬于內心和靈魂，而罕有為外部誘惑所動。至于現實中，那些經不住“身外之物”誘惑的“專家”，不是匍匐于權勢胯下茍且偷生，便是出賣良知靈魂為利益集團代言人;那些被網絡資本和流量圈養，動輒危言聳聽的“網絡大V”;那些被網絡平臺高光推介，夜以繼日胡編亂造生產嘩眾取寵垃圾文字，溫水煮青蛙讓人成癮“愚樂致死”的“網絡寫手”，等等宵小之輩，這些吃相難看“陰溝里的鵝子——顧嘴不顧身”的可憐人，當然不算“勇夫”而屬“庸夫”。

設若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看作是“重賞之下必有‘庸夫’”的動物性成因;那么，文明教化缺失、公民啟蒙缺位和公共精神缺乏，則可被視為“重賞之下必有‘庸夫’”的社會性動力。要讓“重賞之下必有“庸夫”消失，自然首當藉以“補缺”，鏟除“存在皆合理”的寄生土壤，改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環境生態。

王永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