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及機制研究
——來自CFPS 與PKU-DFIIC 的經驗證據

張永奇

(四川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變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八個明確”“十四個堅持”,深入闡釋了新時代改革發展的新問題、新目標與新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儼然步入新階段之時,將繼續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制度體系的變革?！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以及2021 中央一號文件均要求“深化土地改革、完善土地激勵”,這意味著激發土地要素流動、保障收益分配公平有效、彰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拓展農村土地利用質量,以期對接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部署,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有力支撐。然而,中國農村土地流轉,涉及對象動態變動、牽涉利益錯綜復雜,土地流轉體系的不完善顯著制約了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及城鎮化加速進程。

現有研究表明,農村土地流轉受到政府制度、交易費用、勞動力轉移、社會資本、金融可得性等多種因素的約束,學者們依托不同的研究視角為中國土地流轉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前沿思路與經驗證據。但與此同時,在信息化與城鎮化持續加碼的現實環境下,中國土地流轉主體以小農戶為主、經營權分散、信息不匹配、周期短等土地亂象仍未緩解,使得中國土地規?；?、集約化、結構化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建設現狀與長遠目標仍存距離,最終引致農業高質高效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十分緩慢。由此,在抓住契機啟動全方位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途的首個五年中,補齊以土地流轉為主要弱項的農業農村短板,緩解農地經營規?；?、細碎化、農村地權使用不穩定問題,健全土地流轉服務體系,使得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明顯提升,這將對中國進一步夯實脫貧攻堅勝利果實、全方位開啟振興鄉村戰略新進程、在城鄉區域打造良性經濟循環、促進新發展態勢的更快建成、及時推動現代化農業農村的發展產生重要參考價值。

20 世紀中后葉人類社會出現了影響力最強的通信技術,該項技術以迅猛之勢發展為重要的助推全球經濟發展的力量?；ヂ摼W被信息傳輸領域譽為“高速公路”,其有助于抑制或排除影響信息順暢傳輸的因素,能夠節約信息搜集成本,并且能夠通過提升金融素養與增加信貸機會,有效緩解農地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深度規范土地流轉市場,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和生產結構,對包括土地、勞動在內的各種要素的生產率產生積極作用,快速實現農業增長的轉型升級?；ヂ摼W所發揮的數字經濟效應引起各級政府重視且應用于推動農業信息化建設的同時,以各類數字技術為支撐對傳統金融業務升級,或者創新金融產品服務形式,進而形成的新型普惠金融發展業態——數字普惠金融,憑借使用數字手段向弱勢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同時演變為國家支持新的農村產業形態與農業運營主體的重要手段。數字普惠金融的特點在于能夠降低信息失衡、拓展服務界限、增強服務效率和質量等,被普遍視為緩解收入失衡問題、增強金融兼容性與社會福利的重要國家政策。黨中央在2021 年發布的一號文件中首次對數字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說明,再度體現了國家對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密切關注。大力要求各級政府通過提升農村地區數字金融服務的量與質,以及完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信用體系,謀求數字經濟與農業經濟的有效結合,最終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長遠目標。由此,在鄉村振興、農業農村現代化、數字鄉村和“2035 遠景目標”等政策目標下,系統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國農地流轉市場化的重要影響與理論機制的緊迫性愈加凸顯。

基于以上分析,此次研究選取兩期國內家庭跟蹤調研(CFPS)數據為樣本,結合相應時期省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PKU-DFIIC),從多層面、多維度分析數字普惠金融是否會對農村土地流轉產生影響并對其內在機制進行實質挖掘,探求數字普惠金融的持續滲透能否成為中國土地規?；?、集約化、結構化的新契機。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第一,從數字普惠金融視角切入,研究其對土地流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豐富了現有研究土地流轉的相關成果;第二,進一步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農地流轉的相應機制展開分析,并且還拓展研究了影響農戶土地轉出、土地轉入的響應機制。

文章的其他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第三部分數據來源和實證設計;第四部分計量分析;第五部分機制探討;第六部分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在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引入后,中國“三農”事業得到迅猛發展。政府大力發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監管制度,使得數字普惠金融從量與質兩方面均實現全面升級,將“大國小農”環境下“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現狀打破,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農村地區銀行機構“嫌貧愛富”“離農脫農”的現象,顛覆了傳統金融的“二八定律”,改善了農戶的信貸可得性,拓展了農戶的就業選擇,幫助農戶實現了自我造血功能。經由數字普惠金融模式,農村勞動力能夠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金融素養、更為有益的社會資本提升自我認知能力,改善信貸使用觀念,從而制定適宜家庭長遠利益的經濟決策,進而增強土地流轉意愿以及時長?？傮w來看,數字普惠金融將會通過以下三個渠道影響農地流轉。

1.數字普惠金融作為一種信息傳播載體,能夠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減少信息不對稱,影響農村土地流轉。具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作為一種信息渠道,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興信息技術,可以拓展金融服務范圍和觸達能力,充分發揮提高信息傳播效率和拓寬信息傳播范圍的作用。農地流轉的實質就是土地轉出者與土地轉入者的一種契約達成過程,但農村地區土地流轉信息不流暢,降低了農戶的土地流轉認知,提高了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進而制約了農村土地流轉體系的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一方面,能夠更為高效、精準地獲取客戶信息以及信用記錄,引領農業發展,使土地供求主體間存在的信息失衡問題得以緩解,大幅削減土地交易各方在收集、傳輸信息方面的經濟成本,擺脫“無償租金”“熟人社會”對農村地區的限制,有助于農地流轉契約達成時逐漸實現農村土地流轉的市場化,加快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和發展,提高土地的邊際生產力。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降低金融準入門檻,拓寬農戶金融服務的信息獲取渠道,調整農戶就業信念以及模式,增加土地轉出農戶非農就業的概率,及早脫離土地束縛,帶動土地轉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說1: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促進農地流轉。

假說1.1:緩解信息不對稱能夠降低農戶交易成本促進其轉入農地。

假說1.2:緩解信息不對稱能夠帶動農戶非農就業促進其轉出農地。

2.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升金融素養,加快土地流轉市場化。金融素養被當作是經濟主體進行信息篩選、財務規劃與風險管理的能力。多數金融素養較低的農戶存在過度負債的情況,在“短視效應”的影響下實施非理性金融決策的可能性大幅提升。依托互聯網技術建成的數字普惠金融為農戶提供了一條及時、準確與全面獲取金融知識的新渠道,使借款方、機構和農戶間存在的信息失衡問題得以緩解,增加了信息透明度,有效提升了農戶的金融素養,使得農戶能夠實施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家庭決策。針對土地轉出方而言,汪險生等研究發現提高金融可得性有效促進了土地租出,將金融可得性作用到農民自身具化為金融素養。金融素養提升使得農民對投資土地有一個新的認知,能夠幫助決策主體抑制風險抵觸心理,養成風險傾向心理,在收益最大化目標占主導情況下,農戶轉出農地的意愿明顯增加。對于土地流入,金融素養較高的農民擁有更加開闊的視野。農戶通過數字普惠金融渠道,顯著提高了對數字信貸市場的理解與認同,降低了認知偏差,極大程度地緩解了信貸約束,提升了資本配置效率。農戶可以依靠數字普惠金融模式獲取適宜的區域農田與租賃規模,實現規?；a經濟作物,提高生產效率,從而達到增收目標。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說2: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升金融素養促進農地流轉。

假說2.1:金融素養的提高能夠以拓展農業運營規模的方式使其將農村土地轉入。

假說2.2:金融素養的提高能夠以強化農村居民風險傾向的方式使其將農村土地轉出。

3.從理論上講,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網絡資源的輸送、分配,強化社會資本,促進土地流轉。梳理過往文獻,已有研究發現以血緣、親緣為基礎構建的地域型社會資本能夠提高農戶土地流轉概率以及期限。江激宇等研究發現,農地轉讓年限受農戶相互幫工、大戶社交關系、農戶加入鄉村集體事項等因素的明顯積極影響;本期農地轉讓運營權的穩健性受集體、團結、信任、網絡等方面社會資本的明顯作用。楊晶等研究也發現,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轉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學者表示,社會資本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并不明顯,即便有影響也受到一定的條件制約。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資本的概念與內涵往往呈現動態變化。因此,有必要結合社會結構變遷的現實環境,對社會資本進行動態分解,通過全新視角,為解釋過往實證研究結論不一致提供新的經驗證據。

在“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過程中,數字普惠金融所引發的“數字福利”改變了農戶社會資源積累的方式,經由數字普惠金融渠道,農戶可以提高金融可得性,緩解信貸約束,減少民間借貸的依賴性,從而減弱地域型社會資本的聯系,提高脫域型社會資本的積累。一方面,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增強降低了具有土地轉出意愿農戶的事前交易成本,大幅度減少了村莊內部成員的協商和議價空間。與此同時,在信任機制不斷強化之時,農戶通過弱關系建立的脫域型社會資本能夠獲得更加長久穩定的工作機會,從而增加土地轉出期限,提高“離土離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脫域型社會資本也可以提高土地轉入農戶的行為預期,改善供需不匹配的融資困境,增加用于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借貸規模及期限,調整生產種植結構,進而促進農業生產力的不斷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說3: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增加脫域型社會資本正向影響農地流轉。

假說3.1:提升脫域型社會資本能夠提升農戶長期借貸促進其轉入農地。

假說3.2:提升脫域型社會資本能夠促進農戶工作穩定促進其轉出農地。

三、數據來源和實證設計

(一)數據來源

在數據獲取方面,本文主要以中國CFP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為主,從中選取了2014 年、2018年兩年的數據。該數據變量全、樣本大,被認為是一項全國性跟蹤調查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新時期個體土地流轉的情況。為避免異常值和缺失值對實驗結果造成偏誤,本文剔除了兩期核心變量缺失樣本,經過整合,最終得到兩期相同農戶勞動力樣本量7 326 份。篩選過程如下:第一,將樣本進行合并后,選擇18 周歲至70 周歲的農戶樣本,確保此類樣本具有較強的土地流轉實施意愿;第二,針對核心變量土地轉出、土地轉入,刪去缺失樣本;第三,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相應各省份個體樣本進行匹配,剔除不適配數據;第四,針對其他控制變量的調查內容,對缺失、不合理樣本進行詳細篩選。

(二)變量選取

將農地流轉作為被解釋變量。轉入農地、轉出農地兩個變量的構建則應用問卷中的如下兩個題項:“近一年來,有沒有轉入其他農戶分配的集體土地?”“近一年來,有沒有向其他人出租自己家庭分配的集體土地?”其中,農戶只要將土地交與其他人使用則定義為“出租”(賦值為1),農戶只要利用其他人的土地則定義為“租入”(賦值為1)。然后在此基礎上,將參與土地轉出、土地轉入的農戶統一定義為參與了土地流轉,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另外,本文考慮到所選變量的穩健性,還利用“出租土地所得”以及“租入土地花費”兩個變量再度構建土地轉出、土地轉入變量,對測度模型展開進一步檢驗。鑒于上述變量構建只考慮了土地流轉的可能性,并未考慮到土地流轉的時間長度,土地流轉時長較短對于中國規?；?、集約化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建設將會造成嚴重阻滯作用,而這也是以往多數有關土地流轉的研究存而不論的痛點。因此,在此部分本文通過CFPS2014、2018 的轉入農地、轉出農地變量,將兩年均轉出、轉入農地的主體解釋為實施了農地長期轉讓(是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借鑒張勛等的研究,選取螞蟻集團聯合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創立的中國數字化普惠金融指數為對象展開考量。該指數覆蓋范圍廣、指標選取全,選取國內數字金融領域的典型機構為樣本針對海量微觀數據展開研究,構建起完整的囊括國內31 個省域、337 個地級以上城市及2 800 個左右縣區2011—2018 年的“北大數字化普惠金融指數”,精準且科學地描繪出數字普惠金融在國內的真實發展狀況,為有關研究領域提供數據支撐。因此,本文從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三個層面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效應展開分析能夠立足。

中介變量:結合上文的理論分析,本文從數字信息、金融素養、脫域型社會資本三個角度出發,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相關影響作出進一步檢驗。

數字信息:指標設定為廣播、報紙雜志、電視、網絡等作為信息渠道重要程度的相關問題(囊括了1～5 個等級,1、5 分別代表十分不重要和十分重要),在上述指標加總后,將新的信息渠道指標重新劃分為5 個等級,等級越高,代表農戶使用數字技術渠道獲取信息的方式愈加常見。

金融素養:關于金融素養的概念,Hastings et al.作出如下闡釋:制定理智的金融策略且最后獲得個人金融福祉的一系列環節所必須具備的理念、態度、技術、能力、知識與活動的統稱。通過以上概念,可知金融素養涵蓋了如下三個維度的內容:一是金融活動,二是金融認知,三是對待長效化金融計劃的態度。以上維度同時為本文探究金融素養提供了理論支撐。在設計CFPS 問卷時引入了兩大涉及金融素養的內容:一是重點闡釋了基礎金融素養,有關題項包括12 個月本息和的測算、定期利率、復利、時間價值、通貨膨脹、基金與股票的不同等,以上題項均涉及常態化金融往來、金融策略等基礎理論;二是關于高級金融素養的鑒別,包括有無養老計劃、金融產品風險、股票投資風險、基金概念、央行職能、股票市場功能與理財產品的概念等題項,以上題項均涉及有關投資與資產配置的理論。此次研究中通過指標加總的方式擬合了以上與金融素養有關的各個指標,同時經過細致劃分得到兩類金融素養:基本素養與高級素養。但需說明的是,設計CFPS2018 問卷時沒有引入有關農戶金融素養調查的內容,由此將會導致CFPS2018 農戶的金融素養指標測度存在問題。不過,針對成年農戶而言,金融素養提升并不是一項短期行為,源于長時期的積累,因此在此項研究中,本文使用CFPS2014 的金融素養充當兩年的金融素養變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與可行性。

脫域型社會資本: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基于“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換、“熟人社會”向“陌生社會”持續變遷的現實環境,利用個體對父母、鄰居、陌生人、干部、醫生等主體的信任指數,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脫域型社會資本變量。

控制變量:本文遵循傳統文獻的做法,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社會特征角度,控制了其余可能影響農戶土地流轉的變量。相關變量為:學歷、性別、年齡、身體狀況、年齡平方、婚姻狀況等。其中,性別變量中,0 和1 分別代表女性和男性;婚否情況調研中,1 和0 分別表示已婚和其他;健康狀況中,1 表示不健康,2 表示一般健康,3 表示比較健康,4 表示很健康,5 表示非常健康;此外,養老保險中,1 表示擁有,0 表示沒有;家庭照料中,1 表示承擔家務或照料父母,0 表示未承擔此類家庭照料責任;區域效應中,1 表示東部地區,0 表示其他地區。具體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模型設計

此次研究中的指標“農地流轉”屬于二分類變量范疇,按照這種變量的數據結構特點,引入最大概率評估的Probit 框架進行主要測試。并且進行了基本回歸框架的構建,得到:

其中,

i

代表農戶,

t

代表時期,

LAND

代表土地流轉,

DFIIC

代表數字普惠金融,

X

代表影響農戶土地流轉的一系列變量,

ε

為隨機擾動項。農戶土地流轉受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的程度主要用字母

β

表示。

β

為正,代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提升農戶土地流轉的可能性;

β

為負,代表數字普惠金融的拓展能夠降低農戶土地流轉的可能性。

四、計量分析

(一)數字普惠金融對農地流轉的基準回歸

表2 展示了數字普惠金融對農地流轉的基準回歸結果?；貧w結果(1)列至(4)列分別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關系進行檢驗。其中,第(1)列是運用Probit 模型進行的回歸分析;第(2)列是運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的隨機效應回歸;第(3) 列是運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的固定效應回歸;第(4)列是采用穩健標準誤得到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從模型1 至模型4 的回歸結果能夠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顯著為正,代表經由數字普惠金融渠道,農戶土地流轉的概率顯著上升,符合本文的研究預期。但同時4 個回歸方程中,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和顯著性存在明顯差異。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分別對4 個回歸方程使用LM 檢驗,根據檢驗結果發現,Probit 模型估計結果更適合本次回歸分析。鑒于Probit 模型與固定效應回歸兩種方法可以相互驗證核心變量的參數估計值正負和統計顯著性,本文將著重報告Probit 模型估計結果。

表2 基準回歸檢驗

中國人民銀行在《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 年)》中指出,要不斷提升金融惠民的水平,利用移動網絡的普遍性特征,針對農業、農村、農民及偏僻農村供應效率高、便利化、安全性強的、特殊的金融技術服務,大力夯實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利用數字科技給金融素養帶來的作用、健全數字化普惠金融監督管理制度、不斷創新發展金融教育的數字化進程等,鑿穿農村金融數字鴻溝,突破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制約。數字普惠金融在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壁壘、提升農戶獲取農業服務多樣性的同時,通過健全金融信貸環境為土地流轉雙方金融素養、社會資源的積累提供了可行路徑,使得農戶的認知和能力持續升級,在發展數字經濟為鄉村產業振興賦能的過程中,讓農戶土地流轉的效率與滿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處理

在微觀分析中,需要考慮模型的穩健性以及內生性問題。故在此部分,本文針對穩健性檢驗,選擇替換模型與替換核心變量的方法進行驗證。具體思路如下:第一,將Probit 模型改為Logit 模型進行回歸。第二,考慮到中國農村廣泛存在的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的農地流轉形式。因此,本文在整體土地流轉的基礎上構建“有償流轉”變量。根據CFPS 問卷中的“過去12 個月,您家出租集體分配的土地收取多少租金?”以及“過去12 個月,您家租入集體分配的土地花費多少租金?”兩個問題建立“有償轉出”“有償轉入”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關系進行深度檢驗。針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內生問題,本文參照單德朋等使用CMP 估計以及工具變量、IPWRA、3SLS 分別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反向因果、樣本自選擇、遺漏變量三項問題進行緩解。

根據表3 模型1 至模型4 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使用替換模型與替換核心變量的方法進行檢驗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土地流轉的促進作用依然顯著,且相比基準回歸結果存在大幅上升,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的基準研究結論是值得信任的。此外,模型5 至模型6 的回歸結果顯示,在將工具變量“滯后一期的數字普惠金融”納入回歸模型后,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反向因果偏誤得到緩解后,數字普惠金融依然能夠起到促進農戶土地流轉的積極作用。模型7 表明,考慮到樣本自選擇問題,使用IPWRA 模型進行緩解后,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積極作用仍然明顯。模型8 顯示,為了克服遺漏變量這種潛在內生性問題可能導致的模型估計誤差,本文使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展開分析后,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正向關系依然顯著。綜合來看,在對兩者關系利用多種方法以及分析思路進行穩健性與內生性處理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促進土地流轉的研究結論依然穩健。

表3 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三)數字普惠金融對農地流轉方向、主體、時長的影響

上述分析已經驗證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正向影響,但是并未查清這種積極影響在土地轉出、土地轉入中的經濟差異。因此,在此部分,本文利用數字普惠金融變量對農戶土地轉出、土地轉入兩個維度的影響進行重新分析。

根據表4 的回歸結果可知,通過數字普惠金融渠道農戶土地轉出、土地轉入的概率及可能性顯著提升。但仔細對比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農地轉入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通過此次研究發現:增強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質量,確實刺激了土地流轉市場的活躍度,使得農村地區土地轉出和土地轉入概率顯著提升,這與本文前述的理論分析情況保持一致?？赡艿慕忉屖?數字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的滲透優化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滿足了農戶多樣化的資金需求,拓寬了其信息搜尋能力。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使得農戶能夠快速掌握前沿農業信息,優化土地、勞動、資產等因素的有效分配,使得農村居民能夠借助搜集到的信息數據作出對農業生產最有利的經濟決策,以轉入農地的方法逐步提高農地的流轉質效。此外,為了防止CFPS 數據與宏觀數據的匹配程度不高,本文使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5)的數據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關系重新分析。根據列(5)至列(7)的回歸結果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正向影響依然顯著。

表4 分流轉方向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長遠影響,本文將收入群體按照平均收入標準劃分為低收入、高收入群體,以期通過土地流轉主體之間的轉移方向,測度中國未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況。根據表5 的回歸結果可知,針對土地轉出而言,低收入農戶受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極大,高收入農戶則沒有顯著變化。針對土地轉入而言,低收入農戶受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并不明顯,高收入農戶則因數字普惠金融的引入具有較強的土地轉入意愿。上述研究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影響在農戶中并非總是起到促進作用,這與土地流轉的轉入、轉出主體具有密切聯系。在低收入農戶中,數字普惠金融更多的只是起到短期、小額借貸作用,從而助力低收入農戶實現轉移就業、自主創業;在高收入農戶中,數字普惠金融的長期借貸功能更為明顯。

表5 分主體、時長檢驗(土地流轉)

除了針對土地流轉方向、主體,本文還進一步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時長的影響。根據表5 的回歸結果可知,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土地流轉時長,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該研究結果表明,促進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經濟的融合程度,有利于發揮長久的土地流轉功能,從而改善農村土地流轉主體以小農戶為主、土地流轉時長不穩定的問題,進而加快健全土地流轉連片化、長期化格局,提升中國新型農業經濟主體的土地規模擴張速度與時間長度,強化農業的發展質量,實現社會化、集約化、規?；洜I的長期發展目標。

(四)數字普惠金融廣度、深度對農地流轉的基準回歸

根據表6 的回歸結果可知,在深度與廣度兩個層面上,數字普惠金融給農地流轉帶來異質性影響。整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流轉效用更為明顯。原因在于:數字普惠金融應用于農業領域的主要方式是緩解融資難題,而如何融資、融資多久對農戶而言并不是一項短期經濟決策,在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僅停留于信息傳遞的表層情況下,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更有利于強化農戶土地流轉的內生動力。由此,政府在后續宣傳、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注重數字普惠金融深度的經濟作用,避免數字普惠金融成為一個“面子工程”,亦或者部分地區政府并未關注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與使用深度的差異,將農戶勞動者素質“一視同仁”,最終可能會引發新的不平等,隔斷實現中國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

表6 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與土地流轉的關系

五、機制探討

(一)數字普惠金融→數字信息→土地流轉

根據表7 的回歸結果,能夠看出,(2)列中數字信息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促進了農戶對數字信息的依賴程度,有效緩解了信息不對稱,提高了農戶接收農業信息的及時性與全面性。(3)列、(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數字信息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代表農戶能夠經由數字信息通道,減弱土地流轉信息的不對稱,深化數字普惠金融對土地流轉的積極影響。

表7 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中介檢驗(數字信息)

此外,本文還進一步考慮數字普惠金融能否經由數字信息的后置表現非農就業、交易成本對農戶土地轉出與轉入帶來差異性作用。其中非農就業以“是否有人從事個體經營”(是=1,否=0)來衡量,交易成本以“人情支出(對數)”進行測度。通過表7,得到如下回歸結論:能夠以驗證中間效應的方式來解釋核心解釋變量與中間變量間的關系,即可以通過數字信息渠道,降低農戶交易成本促進其轉入農地,以及帶動農戶非農就業促進其轉出農地。從而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說1,假說1.1以及假說1.2。

(二)數字普惠金融→金融素養→土地流轉

根據表8(2)列至(4)列的研究結果可知,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金融素養渠道顯著影響農戶土地流轉行為。將金融素養進行細分能夠發現,相比高級金融素養,基本金融素養對土地流轉的促進效應更加明顯。這表明,在中國持續加強數字經濟在農業領域布局之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溢出效應對于提升農戶的基本金融素養較為明顯,而與此同時高級金融素養還需與自身的勞動素質相結合,才能發揮持久的經濟效應。這也表示中國在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率與有效性的過程中,應該考慮不同地區農戶之間的勞動素質,嚴防因“數字福利”與“數字鴻溝”并存導致的區域流轉差異,從而加劇農村收入不平等現象。

表8 數字普惠金融與土地流轉的中介檢驗(金融素養)

此外,本文還進一步考慮數字普惠金融能否通過金融素養的后置表現風險偏好、經營規模對農戶土地轉出與轉入帶來差異性作用。其中風險偏好以“是否投資金融產品”(是=1,否=0)這一問題來衡量,經營規模以“農用機械總值(對數)”這一變量進行測度。通過數據分析,得到如下回歸結論:能夠以驗證中間效應的方式來解釋核心解釋變量與中間變量間的關系,即可以通過提升農戶金融素養增加農戶經營規模促進其轉入農地,以及通過增加農戶風險偏好促進其轉出農地。從而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說2,假說2.1 以及假說2.2。

(三)數字普惠金融→脫域型社會資本→土地流轉

根據數據的研究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脫域型社會資本路徑顯著影響農戶土地流轉行為。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拓寬居民的社會網絡,助力農戶積累多樣化社會資源,在“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社會結構轉換的背景下,使得農戶可以借助弱關系聯結,尋找更加穩定的工作以及提高借貸規模、貸款期限,為農戶擁有多樣化就業選擇提供機會,從而加大、擴增農村土地流轉的概率與時長。

此外,本文還進一步考慮數字普惠金融能否通過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后置表現對農戶土地轉出與轉入帶來差異性作用。其中工作穩定以“工作是否簽訂合同”(是=1,否=0)這一問題來衡量,長期借貸以兩年內“是否均有借貸需求”(是=1,否=0)這一問題進行測度。經由數據分析,得到如下回歸結論:能夠以驗證中間效應的方式來解釋核心解釋變量與中間變量間的關系,即可以經由提升農戶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方式破解農戶長期借貸問題促進其轉入農地,以及通過促進農戶工作穩定促進其轉出農地。從而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說3,假說3.1 以及假說3.2。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制度改革,為中國土地流轉制度的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鑒于土地流轉市場化并非一項短期工程,農村土地資源能否達到優化配置仍需展開深度探討。已有文獻對土地流轉的研究多數集中在其績效與影響因素上,對土地流轉的方向、時長、流轉成員關注程度存在明顯不足。此次研究利用2014 年、2018 年國內家庭跟蹤調研的海量微觀信息,同時參考北大數字普惠金融指數(PKU-DFIIC)宏觀數據,依托鄉村振興與數字經濟的現實環境,從數字普惠金融視角實證分析了土地流轉市場化的短期以及長期行為。研究發現:第一,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農戶的金融信貸可得性,提升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以及時長,加速中國土地規?；?、集約化、結構化進程。利用多種回歸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后,上述研究結論依然成立。第二,細分土地轉入、土地轉出行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作用對土地轉入的積極效果更加鮮明;細分土地流轉主體,數字普惠金融所帶來的流轉效應在高、低收入群體中存在顯著不同;對比數字普惠金融的兩個維度,相較其廣度,數字普惠金融深度具有更強的土地流轉效應。第三,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提升金融素養、增加脫域型社會資本三種途徑間接帶動土地流轉。通過三種中間渠道的后置表現,進一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經由非農就業、風險偏好、工作穩定方式影響農戶土地轉出;能夠通過交易成本、經營規模、長期借貸路徑影響農戶土地轉入。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結合數字鄉村以及“2035遠景”的現實要求與中國“三權分置”制度的推進進程,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實施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工程。推動農村千兆光網、第五代移動通信(5G)、移動物聯網與城市同步規劃建設。加快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持續深入推進農村支付環境建設,全面激活農村金融服務鏈條。穩妥有序推進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探索縣級土地儲備公司參與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兩權”抵押試點工作。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支持農業企業依托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壯大。創新服務模式,引導持牌金融機構通過互聯網和移動終端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促進金融科技與農村金融有序發展。

第二,支持市縣構建域內共享的涉農信用信息數據庫,搭建以“數據庫+網絡”為核心的信用信息服務平臺,提高信用體系覆蓋面和應用成效。積極推進“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創建。大力開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保單質押貸款、農機具和大棚設施抵押貸款業務。鼓勵開發專屬金融產品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增加首貸、信用貸。加大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的中長期信貸支持。加強對農業信貸擔保放大倍數的量化考核,提高農業信貸擔保規模。

第三,健全農業再保險制度。發揮“保險+期貨”在服務鄉村產業發展中的作用。積極開發適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的保險品種,探索開展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鼓勵開展貸款保證保險等試點。實施數字鄉村戰略,加快物聯網、地理信息、智能設備等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村生產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深化農業農村大數據創新應用,推廣金融服務進村等信息服務,建立空間化、智能化的新型農村統計信息系統。

注釋:

①篇幅所限,文中未匯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