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與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基于進口中間品搜尋視角的分析

魏悅羚 張洪勝

摘 要：依據《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和易貝線上交易商品識別跨境電商行業，基于2009-2016年高度細化的千萬級中國海關交易數據，利用2012年跨境電商相關政策作為擬自然實驗和雙重差分模型，首次研究了跨境電商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和機理。研究發現，跨境電商政策的出臺顯著提高了出口產品質量。機制分析發現，跨境電商有利于降低進口搜尋成本，這擴大了進口中間品搜尋范圍，進而提高了中間品進口質量，最終帶來了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在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控制時變行業特征和時變省份特征、安慰劑檢驗等有效性分析和穩健性分析后，結論保持不變。政策啟示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貿易強國建設應該重視跨境電子商務新業態新模式在推進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可通過優化跨境電商行業支持政策、培養跨境電商專門人才和制定跨境電商行業標準促進跨境電商長期健康發展。

關鍵詞：出口產品質量升級;跨境電子商務;搜尋成本;中間品進口;雙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十九大報告還明確提出，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建設質量強國。出口產品質量是度量和判斷一國制造業競爭力和全球價值鏈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標和關鍵變量，也是培育我國出口競爭新優勢的重要來源（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規模實現大幅增長（馬述忠和張洪勝，2017），但出口質量提升則比較有限（施炳展，2013;張杰等，2014）。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同時在中、美大國戰略博弈長期化和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是建設貿易強國亟需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

現有研究主要從貿易開放（Fan等，2015;Bas和Strauss-Kahn，2015）、出口目的地（Bastos和Silva，2010）、競爭效應（Amiti和Khandelwal，2013;Antoniades，2015）、人民幣匯率（王雅琦等，2015;余淼杰和張睿，2017a）、FDI（韓超和朱鵬洲，2018;李瑞琴等，2018）、國內產業結構（Chiang和Masson，1988）、生產效率（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上游壟斷（王永進和施炳展，2014）等視角對出口質量升級的驅動力量進行了研究。目前尚沒有研究深入剖析跨境電子商務（簡稱“跨境電商”，Cross-Border E-Commerce（CBEC））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作用。在“互聯網+”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動下，我國跨境電商近年來迎來爆發式增長，日益成為驅動中國外貿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在傳統對外貿易增長速度逐漸下滑的趨勢下，同期跨境電商卻呈現每年平均增長率超過30%的逆勢高速增長態勢。2010年我國CBEC交易規模僅為1.3萬億元，2016年已高達6.7萬億元。圖1報告了2010—2018年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結果顯示，CBEC進出口總額占外貿總額的比重穩步快速增長，2010年僅為6.4%，2016年已經提高到接近28%。就B2B和B2C占比而言，表1顯示，B2B仍然是跨境電商主要方式，不過B2C占比在不斷提高。根據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疫情期間跨境電商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長，2021年我國窄口徑的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達到了1.98萬億元，相較于2020年增長了15%。展望未來，跨境電商仍然將保持相當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中國跨境電商發展迅猛，在世界上也非常具有代表性。2018年3月兩會期間中國商務部原部長鐘山接受采訪時稱，中國跨境電子商務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對幾乎所有國家都有跨境電商往來。

注：左側縱軸和右側縱軸的度量單位都為萬億元。實線（左軸）表示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虛線（右軸）表示外貿進出口總額。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缇畴娚痰拇罅Πl展對探索出口質量升級的新機制新模式，增強外貿國際競爭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和建設貿易強國，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因此，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研究跨境電商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突出的學術創新價值。雖然跨境電子商務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但關于跨境電商完善的統計體系尚未建立起來，數據約束仍然較為明顯。本文或許是國內外首次利用《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第一批和第二批）（HS8位層面）和易貝（eBay）線上交易商品（HS6位層面），科學識別跨境電子商務行業，并將其與2009—2016年中國海關交易數據相匹配，對跨境電商與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關系展開研究的學術文章。本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跨境電商數據缺失的現實困境，為分析跨境電商推動出口質量升級的作用邁出了第一步，期待能夠“拋磚引玉”。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為尋求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內在邏輯及解決方案提供了一個來自跨境電子商務的嶄新視角。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問題業已引起學者們廣泛關注，但跨境電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卻鮮有研究涉及?？缇畴娮由虅盏谋举|是“互聯網+外貿”，日益成為變革國際貿易的重要力量，因此從跨境電商角度研究出口質量升級是一個重要而且新穎的嘗試。第二，基于2012年開始的針對跨境電商的三十多項政策措施，首次借助《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第一批和第二批）（HS8位層面）和eBay在線交易商品品類（HS6位層面）識別跨境電商行業，從經驗上檢驗了CBEC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機理，并評估了其影響程度。通過設置對照組和控制組，利用2009-2016年千萬級中國海關交易數據和雙重差分模型從經驗上對研究假說進行了驗證。本文提供了較強的支持證據顯示，CBEC政策的出臺明顯提高了出口產品質量。第三，本文驗證了跨境電商作用于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具體機制?？缇畴娚掏ㄟ^降低進口搜尋成本，擴大了進口中間品搜尋范圍，提高了進口中間品質量，進而提高了出口產品質量。結論顯示，推動互聯網與國際貿易深度融合，大力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等外貿新業態新模式，不僅是我國主動順應全球產業變革趨勢的客觀需要，而且是加快推進貿易強國建設的必然選擇。政策啟示是出口質量升級推進過程中更加注重跨境電子商務的作用，在規范跨境電商行業發展的同時繼續實施跨境電子商務免稅降費的政策優惠，分類施策補足短板。本文還提示我們，面臨緊缺跨境電商專業人才的問題，應該通過增設跨境電商專業學院，培養跨境電商專門人才予以解決，并通過制定跨境電商行業標準促進跨境電商長期健康發展。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本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進行文獻綜述并提出研究假說;第三部分回顧跨境電商相關政策背景;第四部分提出檢驗研究假說的經驗分析框架;第五部分報告并分析經驗結果;第六部分總結全文，并依據本文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說

（一）文獻綜述

本文對現有文獻進行了全面搜集和系統梳理，發現目前尚沒有針對跨境電商和產品質量相關的研究，也沒有與電子商務和產品質量相關的研究。從更廣泛的視角而言，與本文相關的文獻包括與出口產品質量相關的研究以及與跨境電商相關的研究。由于單獨聚焦于出口產品質量的文獻極為豐富，本文從出口產品質量測度、出口產品質量的決定因素和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結果三個方面綜述與出口產品質量相關的研究。鑒于單獨聚焦于跨境電商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本文主要綜述與本文主題相關度最高的跨境電商和貿易成本相關的研究。

與出口產品質量相關的早期研究聚焦于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主要包括單價法和需求殘差法（Khandelwal等，2013;施炳展，2013;王明益，2014;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張杰等，2014）。事實上，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一直在不斷完善中，Feenstra和Romalis（2014）、余淼杰和張睿（2017b）均提出了基于供給面和需求面因素的測算方法。后續大量研究轉向探尋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決定因素，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比如Bastos和Silva（2010）發現高質量產品通常出口到更遠的國家和富裕國家，Bas、Strauss-Kahn（2015）和Fan等（2015）均發現貿易開放能夠明顯提高出口產品質量，主要途徑是促進中間品進口質量提高，許家云等（2017）發現，中間品進口通過與質量、種類、技術相關的三個渠道提高出口產品質量，蘭健和張洪勝（2019）發現集群商業信用顯著提高出口產品質量。除了上述兩類研究之外，還有一類研究主要關注出口產品質量帶來的影響或者結果，比如李小平等（2015）分析了出口產品質量對出口量的影響，張先鋒等（2018）考察了出口產品質量對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影響。因此，從上述系統細致的文獻梳理來看，關于出口產品質量的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其決定因素以及其帶來的影響，尚沒有研究分析跨境電商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這可能主要受限于跨境電商相關數據獲取極為困難。

與跨境電商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境電商帶來的貿易成本變化。不僅有研究聚焦于跨境電商能否帶來整體貿易成本的直接下降（張洪勝和潘鋼健，2021），而且有大量研究聚焦于跨境電商能否帶來細分貿易成本的下降（Goldfarb和Tucker，2019;鞠雪楠等，2020）。就后者而言，已涌現出大批針對跨境電商和地理距離關系的研究，其關注的焦點問題是，跨境電商是否會導致“距離的死亡”（death of distance）（Cairncross，1997），大部分研究發現地理距離對跨境電商的阻礙作用大幅下降（Hortasu等，2009;Cowgill和Dorobantu，2012;Alaveras和Martens，2015;Gomez-Herrera等，2014;Cowgill和Dorobantu，2012），降低搜尋成本是其背后重要的作用機制（Lendle等，2016）。因此，跨境電商新模式顯著降低貿易成本得到廣泛的文獻支持。進一步的研究證明，跨境電商不僅能夠降低固定貿易成本，而且能夠降低可變貿易成本（Lendle等，2013;施炳展，2016;Fan等，2018）。因此，關于跨境電商相關的研究不僅證實了跨境電商對總體貿易成本的削減作用，而且驗證了跨境電商對細分貿易成本的降低作用，其中最普遍降低的一種貿易成本是搜尋成本。同時值得指出的是，既有研究主要聚焦消費者對最終品的搜尋，尚沒有研究關注企業對中間品的搜尋。

（二）研究假說

跨境電商對搜尋成本的影響已經被眾多研究所證實。研究發現，由于跨境電商能夠降低搜尋成本，導致地理距離對跨境電商的影響比對傳統貿易的影響小65%（Lendle等，2016）。在跨境電商交易模式下，企業能夠方便地了解產品信息，并就產品特征、售后政策等直接與賣家進行交流，降低了搜尋成本和信息成本（Fink等，2005;孫浦陽等，2017）。從本質上而言，跨境電子商務最大的特點是基于交互式的網絡來提高市場的信息完全程度?？缇畴娚唐脚_通過提高信息完全程度，比如通過評價和反饋機制，能夠顯著降低搜尋成本和信息成本（Tadelis，2016）?？缇畴娚碳瓤梢燥@著降低企業搜尋成本，也明顯降低了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張洪勝和潘鋼健，2021）。不過上述研究主要聚焦跨境電商對最終品搜尋成本的影響，尚沒有研究探討跨境電商對企業中間品搜尋成本的影響。

事實上，在傳統貿易模式下，高質量中間投入品的搜尋成本較高，不僅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且涉及較大的資金投入（陳昊等，2020）。在跨境電商貿易模式下，跨境電商平臺為企業搜尋中間品提供了便利，不僅擴大了中間品搜尋范圍，而且減少了搜尋時間?？缇畴娚唐脚_允許入駐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方便快捷地搜尋中間品，并進行比較選擇。因此，跨境電商不僅降低了最終品搜尋成本，而且有利于降低中間品搜尋成本?；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一：跨境電商顯著降低進口中間品搜尋成本。

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重要渠道是獲取高質量中間投入品（Fan等，2015;Bas和Strauss-Kahn，2015;許家云等，2017），跨境電商帶來的重要影響是降低搜尋成本（Lendle等，2016;孫浦陽等，2017;張洪勝和潘鋼健，2021），不僅顯著降低了最終品搜尋成本，而且大幅減少進口中間品搜尋成本。中間品搜尋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企業擴大中間品搜尋范圍，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到更加適合企業生產、質量更高的中間品，即跨境電商通過降低進口中間品搜尋成本，提高中間投入品的搜尋范圍和質量，進而提高出口產品質量?；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二：跨境電商通過降低搜尋成本，擴大了進口中間品搜尋范圍和質量，提高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并進而提高了出口產品質量。

在前兩個研究假說的基礎上，跨境電商將有利于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三：跨境電商顯著提高出口產品質量。

三、跨境電商政策背景

為了對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相關政策規章有一個深入了解，本部分簡要介紹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的相關政策背景。自2012年以來，為了鼓勵和規范CBEC持續健康發展，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多次出臺相關政策[CBEC的發展離不開電子商務（E-commerce，EC），中國EC的蓬勃發展始于2007年，《電子商務發展“十一五”規劃》是促進EC發展的首個重量級官方文件。此后，商務部等中央部門連續出臺了若干規范和鼓勵EC發展的文件與規定。]。經作者們統計，截至2017年底，僅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委出臺的CBEC相關政策文件就累計超過二十余份。這些政策的制定極大地促進了我國CBEC的發展。2012年3月，商務部出臺《關于利用EC平臺開展對外貿易的若干意見》，這是關于CBEC的第一份重量級官方文件。文件從EC平臺的外貿增強能力、外貿服務意識、孵化經營環境、相關政策支持、突出促進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規定與要求。2013年8月，商務部等九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實施支持CBEC零售出口有關政策的意見》（簡稱《意見》）?！兑庖姟访鞔_提出，要加快CBEC發展，從確立CBEC主體、建立CBEC監管方式、建立CBEC檢驗監管模式、支持CBEC收結匯、為CBEC提供支付服務、對CBEC合理征稅、建立CBEC信用體系七個方面制定了具體政策?！兑庖姟肥悄壳盀橹贯槍BEC出臺的力度最大的政策文件之一。隨后國務院和中央多個部門相繼從支付政策、監管方式、綜合試驗區、通關、稅收政策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這里值得詳細介紹的是，關于CBEC海關監管方式改革的政策文件、關于設立CBEC綜試區的政策文件以及CBEC零售進口商品清單。

為適應CBEC的爆發性增長，海關總署于2014年兩次增列了CBEC監管方式。第一次增列時間為2014年1月，第二次增列時間為2014年8月。兩次增列的監管方式代碼分別為“9610”（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和“1210”（保稅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前者針對境內通過EC平臺實現的CBEC交易，后者針對通過經海關認可EC平臺實現的交易，并通過海關指定場所進出的CBEC零售商品。2014年10月，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宣布絕大部分的CBEC交易已經納入海關統計[請見相關報道：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41013/2722258.shtml。]。目前CBEC主要通過三種方式進出境：一是以貨物貿易方式[即CBEC B2B已經以一般貿易的方式全部納入海關統計。];二是以快件的方式進出境，其中95%的快件商品按照進出口獲取向海關報關，已經納入海關統計，另外5%暫時還沒有納入海關統計;三是以郵局郵政渠道進出境，主要表現為國內消費者購買的日常消費品，不納入海關統計，但此類商品總價值很低。因此從2014年8月開始，跨境電子商務已基本全部納入海關統計，官方海關貿易數據包含了絕大部分的跨境電商交易活動。

從2015年3月至今，從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作為全國首個綜試區設立以來，全國已設立132個CBEC綜試區。同時國務院和地方政府連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CBEC的監管政策和配套服務政策，大大促進了CBEC的蓬勃發展。2015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通過《關于促進CBEC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其主要目的是著力解決制約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突出問題，營造有利于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環境?！吨笇б庖姟肥抢^2013年8月《意見》后，國務院再次出臺的關于支持CBEC發展的重要文件。相較于《意見》，《指導意見》包含的CBEC相關內容更多，涵蓋的CBEC種類更廣，對CBEC的指導與鼓勵更加具體和明確，具備更強的針對性和系統性，不僅對中央部委，而且對地方部門和相關CBEC企業都提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

為了促進CBEC健康發展，2016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財政、海關、稅務三部委聯合公布了首批和第二批《CBEC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下文使用《清單》指代這兩批清單）。公布《清單》的目的是對CBEC零售進口進行規范化征稅，包括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以及關稅。因此，《清單》發布之前，CBEC都是免稅的。然而《清單》公布后并沒有真正實施，而是前后延期了三次。分別將《清單》執行日期延長至2017年4月、2017年底、2018年底。因此，《清單》延期執行，表明了國家對CBEC的鼓勵。

雖然《清單》尚沒有真正實施，但這為本文識別CBEC行業提供了便利?！肚鍐巍罚ǖ谝慌偷诙┕采婕?240個HS8位產品，1021個HS6位產品。2012年版本的海關協同編碼體系（HS）共有98個HS2位行業，《清單》涉及72個HS2位行業，不過進口清單中至少包含20個HS8位產品的HS2位行業僅有25個。表2列出了《清單》涉及商品最多的前十位HS2位編碼，從表中可知，涉及的進口商品主要為服裝、食品等個人消費品以及零件等中間品。

四、經驗分析框架

（一）實證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上述研究假說，本文在借鑒Lu和Yu（2015）、Pierce和Schott（2016）、Liu和Qiu（2016）所提出的實證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廣義雙重差分模型（GDID），樣本時間范圍為2009-2016年。與標準雙重差分模型相比，公式（1）僅包含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與跨境電子商務行業識別變量交叉項，不含二者水平項，通過控制HS8位碼行業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吸收了二者水平項。

lnYiht=θPostt×Treath+FEi+FEh+FEh2，t+εiht （1）

其中，i、h、t分別表示中國出口企業、HS8位碼行業/產品、年份。Postt為跨境電子商務政策出臺時間虛擬變量，2012年及之后年份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穩健性部分采用中國海關監管方式改革作為穩健性檢驗。Treath是跨境電子商務行業識別變量，具體定義見下文。公式（1）納入了企業固定效應FEi，HS8位碼固定效應FEh，以及時變的HS2位碼行業固定效應FEh2，t，用來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企業特征、HS8位碼行業特征以及時變的HS2位碼行業特征。εiht是隨機擾動項。因此，公式（1）中的系數θ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參數，其含義為，跨境電子商務行業相對于非跨境電子商務行業（一重差分）在跨境電子商務政策出臺后相對于之前（二重差分）相關政策對結果變量Yiht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本文在企業層面對標準差進行聚類，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問題（Bertrand等，2004;Amiti和Konings，2007），并在HS8位行業層面進行聚類檢驗其穩健性。

（二）重要變量測算

1.進出口價格

為了剔除價格因素，使各年價格數據具備可比性，本文使用國家統計局的CPI數據得到真實價格。進出口價格=進出口值/進出口數量。由于不同企業不同產品出口到不同目的地或從不同目的地進口的價格很可能不同，不宜進行加總，本文參考Bas和Strauss-Kahn（2015），在企業—產品—貿易伙伴—年份高度細分層面進行分析。

2.進出口質量

根據Khandelwal等（2013）測算貿易產品質量。本文之所以沒有采用同時考慮供需因素的產品質量測算框架是因為如下兩個原因：一是由于數據缺失，無法計算本文樣本2014-2016年的企業生產率數據，進而無法考慮供給側因素;二是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框架適用于國家-產品層面的數據，余淼杰和張睿（2017b）的方法適用于企業—產品層面的數據，兩者均無法適用于本文計算產品質量所使用的原始數據中更為微觀的企業—產品—國家—年份數據。Khandelwal（2010）提出了一個不僅考慮產品價格而且考慮市場份額的質量測算指標。Khandelwal等（2013）進一步考慮效用函數，并對需求取對數，得到了企業—產品—貿易伙伴—年份層面的進出口質量測算框架，然后按照分組取中位數得到企業—產品—年份層面的進出口質量結果。具體方法為使用OLS方法估計如下方程：

lnqtihct+σlnpihct=FEh+FEc，t+ηihct （2）

其中，i表示企業，h表示HS8位行業，c表示貿易伙伴，t表示年份，qtihct和pihct分別是企業i在年份t從國家c進口的產品h的進口數量和進口價格。方程（2）納入了貿易伙伴與年份聯合固定效應，用以控制對進口產品供給具有重要影響的貿易伙伴的價格指數和收入水平，還納入了HS8位碼行業固定效應，用以控制進口產品異質性特征。ηihct為擾動項。進口質量lnλihct估計結果來自擾動項ηihct，lnλihct=ηihct/（σ-1），其中σ為產品進口需求替代彈性，數據來自Broda和Weinstein（2006）估計的HS3位行業層面的估計結果。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方法與方程（2）完全類似，只是將進口改為了出口。

3.跨境電商政策

從本文第二部分政策背景可知，我國實質性的跨境電商政策肇始于2012年，因此本文在基準回歸政策窗口設定中，選擇2012年作為跨境電商政策實施開始年份，即將2012年及之后的年份設定為1，將之前的年份設定為0。但在跨境電商政策實施后，并不是所有的跨境電商交易活動都已納入海關統計，因此本文穩健性部分引入第二類政策窗口設定以盡可能解決這一問題。如前文所提到的，截至2014年8月絕大多數跨境電商交易活動已經納入了海關監管統計口徑，因此，本文穩健性部分選擇2014年作為跨境電商政策完全生效年份，即2014年及之后年份政策實施虛擬變量設定為1，之前設定為0，以準確考察跨境電商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

4.跨境電商行業

研究跨境電商政策的影響，首先需要識別哪些行業是CBEC行業，哪些行業是傳統貿易行業。本文采用兩種方法識別CBEC行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跨境電商行業為包含跨境電商交易的行業，傳統貿易行業則指不含跨境電商交易的行業，因此對于跨境電商行業而言，并不意味著該行業所有交易都為跨境電商交易。]，在基準回歸部分采用《CBEC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第一批和第二批）列出的CBEC行業作為識別方法，在穩健性部分采用Lendle等（2016）使用的eBay在線交易的跨境電商產品品類進行識別，作為穩健性檢驗。

（三）數據處理說明

本文主要使用兩套數據庫，第一套是《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第一批和第二批清單）。

第二套是中國海關數據庫。海關數據庫是海關總署編譯的交易層面的詳細進出口數據，主要條目包括八位海關編碼產品貿易額、貿易數量、貿易價格、貿易方式、來源國、目的國等。貿易值和貿易價格以美元計價，貿易價格為離岸價格（FOB）。為了準確分析跨境電商的影響，本文剔除接受國外訂單并進行加工組裝后再出口至國外的加工貿易，僅保留一般貿易。

本文樣本時間為2009-2016年，為了編碼制度的前后可比性，本文根據聯合國HS對應表將2012—2016年的HS編碼轉換為2007年的編碼制度。

五、經驗結果分析

（一）基準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列（1）和列（2）控制了企業FE、HS8位碼FE和年份FE。列（1）和列（2）的區別在于，列（1）括號內為企業層面聚類的標準差，列（2）括號內為HS8位碼層面聚類的標準差。列（3）控制了企業FE、HS8位碼FE和時變的HS2位碼FE，其括號內為企業層面聚類的標準差。結果顯示，在1%顯著性水平上，CBEC行業相對傳統行業，在CBEC政策實施后，出口產品質量出現了明顯提升。具體而言，跨境電商政策實施后，因控制的固定效應不同，跨境電商行業出口產品質量相對于傳統貿易行業提高了0.27%或0.18%。這是具有明顯經濟意義的。在傳統貿易日漸式微的背景下，跨境電商政策的出臺有利于提高出口產品質量，促進對外貿易轉型升級和貿易強國建設。

（二）有效性分析

本節借鑒Lu和Yu（2015）、Liu和Qiu（2016）等現有文獻的權威做法對基準回歸結果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本文借鑒Tanaka（2015）事件分析框架，檢驗事件發生前后跨境電商政策對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影響差異性。將樣本第一年（2009年）作為基準年，得到圖2所示的結果。其中橫軸坐標為年份。相應結果顯示：跨境電商政策頒布前，系數雖然都為正，但與零比較接近，95%置信區間包含了零值線，說明處理組和控制組沒有明顯差異;跨境電商政策頒布后，系數為正而且絕對值總體上越來越大，逐漸遠離零值水平線。這表明，CBEC政策實施前處理組和控制組基本滿足DID的假定。這驗證了本文基本結論，即跨境電商顯著提升了出口產品質量。

2.隨時間變化的行業趨勢

基準回歸設定假定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出口產品質量具有相同的時間趨勢，因此可以將控制組看作處理組的反事實。不過出口產品質量變化趨勢可能受到行業變動趨勢的影響，比如不同行業技術進步程度不同，導致出口產品質量在不同行業可能是不同的。本文在表3基準回歸列（3）已經納入時變的HS2位碼行業固定效應，因此控制了隨時間變化的行業特征。這表明，跨境電子商務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是穩健的。

3.考慮國內時變省份特征

省份特定的需求、供給特征或地區產業政策可能影響出口產品質量，因此這里將省份和年份聯合固定效應考慮到經驗模型中，結果報告在表4。表4納入了省份×年份固定效應，其余設定均與基準回歸表格一致。表4得到了與基準回歸一致的結論，證實了基準結果的穩健性。

4.安慰劑檢驗：隨機政策時間設定

本文借鑒Topalova（2010）和Liu & Qiu（2016）的研究思想，隨機設定政策窗口并將其作為基準回歸的一個安慰劑檢驗，為保證可比性，將Post前與Post后的樣本比例設定為與基準回歸一致。由于跨境電商政策出臺于2012年，那么在隨機設定的政策窗口下，跨境電子商務對被解釋變量應該沒有顯著影響。本文進行了多次隨機政策窗口設定，結果顯示交叉項系數都不顯著，其中一個結果報告在表5列（1），結果不顯著，因此間接佐證了本文基本結論。

5.安慰劑檢驗：隨機處理組別設定

類似地，本文設置隨機處理組和控制組，并將其作為基準回歸的一個安慰劑檢驗，為保證可比性，將處理組與控制組的樣本比例設定為與基準回歸一致。本文進行了多次隨機置換檢驗，結果顯示交叉項系數都不顯著，其中一個結果報告在表5列（2），結果不顯著，因此間接佐證了本文基本結論。

（三）穩健性分析

1.使用跨境電商強度變量

基準回歸使用跨境電商虛擬變量識別跨境電商行業，不足之處是無法衡量某一行業受跨境電商政策影響的強度。這里使用跨境電商強度變量識別跨境電商的作用，見表6列（1）。結果顯示，CBEC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正向影響是穩健的。

2.更改跨境電商行業識別方法

基準回歸采用《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識別跨境電商行業，這里改用Lendle等（2016）列舉的eBay網站跨境電商交易產品類別識別跨境電商行業作為穩健性檢驗。結果報告在表6列（2），顯示基準結果是非常穩健的。

3.考慮海關監管改革

跨境電子商務政策制定于2012年，當時跨境電商B2B基本上已納入了海關監管統計，但直到2014年8月絕大多數跨境電商B2C交易才納入海關監管統計，因此如果使用2014年作為政策窗口，跨境電商的影響也應該保持顯著。相應結果匯報在表6列（3），與預期一致，交叉項系數也顯著為正。

4.考慮極端值的影響

本文使用1%和99%分位數的觀測值替換范圍外的觀測值，以檢驗可能的極端值對本文結果的干擾，結果報告在表6列（4），結果也是高度穩健的。

（四）機制分析

本文使用雙邊國家層面數據檢驗跨境電商對進口搜尋成本的影響?；ヂ摼W和搜索引擎的出現大幅提升了搜索效率，降低了搜尋成本（孫浦陽等，2017）。由于無法計算產品層面貿易成本，也難以利用產品差異化程度觀察搜尋成本的變化。鑒于此，本文參考張洪勝和潘鋼?。?021）使用如下兩個指標衡量搜尋成本：一個指標是各國ICT服務出口規模和各國ICT服務出口強度（ICT服務出口占服務總出口比重），背后的邏輯是：ICT作為數字基礎設施，ICT服務出口規模和出口強度越大，表示信息獲取能力越強，搜尋成本越低。ICT相關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另一個指標是參考施炳展和金祥義（2019）所使用的百度搜尋指數，背后的邏輯是：百度搜尋指數反映了中國對各個貿易伙伴的注意力配置程度和信息獲取能力（施炳展和金祥義，2019），百度搜尋指數越高表示搜尋成本和信息摩擦越低。為避免內生性，使用2011年對各個貿易伙伴的百度搜尋指數，數據來自百度搜索官方網站，經手動獲取整理得到。根據Lendle等（2016）的邏輯，如果跨境電商能夠降低搜尋成本，那么對搜尋成本更高的國家作用更大。我們預期，中國與ICT欠發達國家之間的搜尋成本更高，因此跨境電商對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效應更強;貿易伙伴的百度搜尋指數越低，表示對這個國家的信息獲取能力越弱，那么跨境電商對中國與這個國家貿易成本降低效應越強。實際實踐過程中，本文將雙重差分項分別與貿易伙伴ICT相關變量、百度搜尋指數變量進行交叉，以基于Tombe和Zhu（2019）非對稱貿易成本測算框架計算的我國雙邊進口貿易成本作為被解釋變量，通過三重交叉項的符號和顯著性判斷跨境電商對搜尋成本的影響。

表7報告了相關結果。列（1）、列（2）雙重交叉項Post×ln CTR 11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跨境電商顯著降低進口貿易成本，與ICT的三重交叉項系數符號顯著為正，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對中國與ICT發展較弱的貿易伙伴之間的進口貿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揭示了跨境電商對進口搜尋成本和信息摩擦的降低作用。列（3）雙重交叉項與百度搜尋指數三重交叉項的系數符號顯著為正，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對百度搜尋指數更小的國家出口貿易成本降低作用更大，這與預期一致，揭示了跨境電商對進口搜尋成本和信息摩擦的降低作用。

表7中的結果顯示，跨境電商政策可以降低進口搜尋成本和信息摩擦。事實上，在進口的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跨境電商平臺搜尋海外的中間投入品，這降低了進口中的搜尋成本。

表8列（1）報告了跨境電商對進口中間品質量的影響，列（2）檢驗了跨境電商是否通過降低搜尋成本提高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列（1）中的結果顯示，跨境電商顯著提高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列（2）中的結果顯示，跨境電商更有利于提高從百度搜尋指數更低（即搜尋成本更高）的國家進口的中間品質量，這說明跨境電商通過降低進口搜尋成本提高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前文已提及，進口中間品質量提高顯然有利于提高出口產品質量，這已經被大量既有文獻證實，本文不進行重復驗證。

六、主要結論與啟示

本文借助《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和eBay線上交易品類識別跨境電商行業，運用2009-2016年中國海關交易數據和雙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跨境電商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講，由于跨境電商相對于傳統貿易模式，可以降低搜尋成本，擴大中間品搜尋范圍和質量，進而進口原先無法進口的高質量中間投入品，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高會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從經驗上來講，利用2012年跨境電商政策出臺作為擬自然實驗提供了穩健性的證據支持，跨境電商確實帶來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和出口產品質量的同時提升。在平行趨勢檢驗、考慮隨時間變化的行業趨勢、考慮隨時間變化的省份特征、使用隨機政策時間設定和隨機處理組別設定等安慰劑檢驗檢查雙重差分結果的有效性，以及使用跨境電商強度變量、更改跨境電商行業識別方法、考慮海關監管改革、考慮極端值的影響檢查穩

健性后，結果是高度穩健的。

本文為自2012年始密集出臺的跨境電商支持政策提供了良好佐證，跨境電商作為貿易新模式通過降低搜尋成本，提高進口中間品質量，推動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促進外貿轉型升級。為順應國際貿易模式創新的要求，2015年國家成立了首個CBEC綜試區——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2016年1月另設12個綜試區。2018年7月，新設22個綜試區（兩批共計35個），持續推進對外開放促進外貿轉型升級。2019年12月，新增24個綜試區。2020年4月再新設46個綜試區。2022年2月，國務院新增27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截至目前，全國合計設立132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未來跨境電商將在推進外貿轉型升級方面大有可為，基于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四點政策建議：第一，進一步延長跨境電子商務進口商品的免稅期限并對關鍵中間品實施長期結構性減免稅?！肚鍐巍非昂笱悠诹巳?，以鼓勵CBEC發展?？梢钥吹?，跨境電商發展根基尚不完全穩固，應該考慮繼續對跨境電商進口商品實施稅收優惠。2021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中國將優化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說明國家充分認識到了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在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文發現，進口中間品質量提高是跨境電商推動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重要機制，因此對重要中間品進口實施長期結構性降稅是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政策選擇。與此同時，分層次、分重點推進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跨境電商交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CBEC發展程度、發展速度、發展條件上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對不同國家應該采取差異化CBEC發展策略，比如應該加大對發達國家的跨境電商中間品進口，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境電商原材料進口等，對跨境電商出口則對不同國家可以采用同步推進的策略。第二，增設跨境電商專業學院、本科和研究生專業，重點培養跨境電商專門人才，解決跨境電商高速發展背后巨大的專業人才缺口。一方面，在重點高校增設跨境電商專業，集聚重點高校的學科優勢、人才優勢、平臺優勢，培養跨境電商高級創新型、復合型、專業型人才。另一方面，在職業院校增設跨境電商學院，集聚職業院校的職業性、專業性、實踐性優勢，培養跨境電商職業型、專業型、實踐型人才。第三，通過組建跨境電商行業聯盟，增強跨境電商標準化研發強度，制定跨境電商行業標準，破除阻礙跨境電商發展的體制機制因素，促進跨境電商行業長期健康規范發展。第四，創新跨境電商服務模式，鼓勵傳統企業通過自建、共建海外倉方式構筑數字化營銷新體系，拓寬海外中間品采購渠道，擴大中間品進口種類和質量，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

當然，本文也存在未來可繼續完善的地方，表現為本文的沖擊可能不是很外生。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一是通過跨境電商平臺設計和進行田野實驗，二是等待更加外生的政策出臺。隨著跨境電商平臺的日益活躍以及跨境電商支持政策的規范完善，預期會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夠突破這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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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E-Ccommerce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earch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s

Wei Yueling1 and Zhang Hongshe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2. China Academy of Digital Trade，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 explores the empirical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th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by identifying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on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tail import commodity list' and the online product transacted on eBay， and utilizing the highly detailed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ustoms transaction data from 2009 to 2016， as well as using the 2012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based-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leads to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port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beneficial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import search cost， which helps to expand the search scope of intermediate goods，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mediate inputs imported，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an upgrade of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 series of validity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analysis confirm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f this article include th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require?? ample attention to be paid to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new model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upgrade of export products.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specialized talent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industry standard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promoting the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Key Words：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search cost;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DID model

責任編輯 郝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