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朝長蘆鹽區水患探析

何倩倩

摘 要：長蘆鹽區是清代四大食鹽產區之一，鹽場范圍北起秦皇島，南至山東境，引地橫跨直隸、河南，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在鹽業生產中，天氣對鹽業的影響至關重要，尤其是雨水天氣。通過梳理長蘆鹽區水患的基本情況和救災舉措，理清長蘆鹽區水患的基本面貌，以期為當今社會水災的應對提供借鑒。

關鍵詞：清代;長蘆鹽區;水患;災荒史

中圖分類號：K24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2）08 — 0113 — 04

鹽務上與國家財政稅收掛鉤，下與天下士民生計相關，歷來受到各朝統治者的重視。長蘆鹽區歷史悠久，是我國古老的大鹽區之一，最多的時候設置二十四個鹽場。[1]清代長蘆鹽區下轄鹽場二十個，鹽引地囊括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大部及山東西部小部地區，其產出的食鹽供給184個州縣百姓消費。[2]朝廷更是設有長蘆巡鹽御史、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運使等官員專門管理鹽務。

我國學界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對蘆鹽的研究①。目前，學界對清代蘆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蘆鹽歷史、管理制度、鹽業重心的北移、鹽商群體等課題，基本理清了蘆鹽發展的脈絡，但尚未有關于長蘆鹽區災荒和救助的專著出版，只有在與之相關的范圍內零星提及。本文從災荒史的角度入手探討長蘆水患的現象、影響、成因和救災措施，以期豐富蘆鹽的災荒史研究。

一、長蘆鹽區的演變

長蘆鹽區產鹽的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西漢時期正式設立鹽官管理鹽務，此后，渤海沿岸鹽場進入了曲折的發展時期。明清是長蘆鹽區發展的鼎盛時期，明朝確立了完備的鹽官管理體系，鹽場數目高達二十四場，超過了元朝和清朝;清承明制，但是鹽場的數量縮減到了二十場。

清初長蘆設有鹽場二十，康熙年間裁四場，雍正時裁六場，至乾嘉時期，長蘆南北場合計有鹽場十個，分別為豐財場、蘆臺場、海豐場、嚴鎮場、越支場、石碑場、濟民場、歸化場、富國場、興國場。

清代由巡鹽御史主管長蘆鹽政，監督巡視各地鹽務。此外，常駐機構有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及其下屬官員，具體包括“長蘆都轉鹽運使司管鹽法道運使一員，秩從三品，轄三分司、十場、兩所、三首領官，駐天津?！盵3]257長蘆運使下設有滄州分司、青州分司、薊永分司，三分司分別管理不同的鹽場，鹽場內則設有場大使負責管理鹽場的庶務，具體包括“掌其場之政令與場地之征，治其交易，”[3]250由此，構成長蘆鹽區鹽官體系，負責管理長蘆鹽務。

二、長蘆鹽區水患的影響

清初長蘆諸鹽場煮鹽法和曬鹽法兩者都有，到了乾隆朝，基本都采用曬鹽法，曬鹽法利用天氣，借助風和太陽，制作結晶食鹽。這種先進的制鹽工藝成本更低，產量和生產效率更高，但同時也意味著天氣因素對鹽場的產量起決定性作用。大風、暴雨、風暴潮、干旱等因素都可能嚴重干擾鹽場生產，尤其是水患，根據《長蘆鹽法志》以及《清代長蘆鹽務檔案史料選編》中的統計數據，乾隆在位六十年，有記錄的長蘆水患有26次。頻繁的水患對長蘆鹽區士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和鹽業的生產運輸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損失，輕則灶地秋禾被淹受害，重則房屋倒塌、人員傷亡、鹽包被水、運路堵塞。

首先，暴雨和瀝水淹沒灶地秋禾，給長蘆鹽區的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困難。灶地是灶丁所耕種之地，其賦稅按照灶課獨立征收。[4]灶地的耕種既能滿足灶丁家庭所需，同時又承擔國家賦稅。水患對灶地農作物的打擊是致命的。在有統計的乾嘉二朝32次水患中，記載“灶地秋禾被水”的記錄高達23次，占比72%。水患多發于夏秋“此時伏已將盡，即水勢漸消亦難補種，現在被水洼地秋成無望”[5]34一旦遭遇水患，意味著當年顆粒無收，嚴重影響灶戶的生存。

其次，大水沖沒灘池、損毀鹽場生產設施，阻礙鹽場正常的生產活動。乾隆三十二年（1767）長蘆鹽政高誠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提到本年受災嚴重的豐財蘆臺二場“該二場鹽灘間被雨水淹浸，壩埝殊損，秋曬無望，亟請酌備工本及時修整，以資明春興曬?！盵5]114此外，由于生產的食鹽多存在附近低洼鹽坨中，一旦大水淹沒鹽坨，食鹽結晶消融，灶戶的辛苦勞作因水患瞬間華為烏有。在有記錄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及嘉慶六年（1801年）這五年中，被大水沖沒、漂沒的食鹽共計1 348 259包。由于長蘆鹽區的引地包括河北、河南兩省，食鹽又是生活必須品，大量的鹽包被沖沒同時也意味著居民食用鹽供應不足，鹽引地百姓有“淡食之虞”[5]80嚴重影響了兩地百姓的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

第三，河水漲發，暴雨沖毀道路，嚴重影響蘆鹽的運輸和銷售。嘉慶六年（1801）天津水患，風雨交加，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同時夾擊，當年“順天、河間、天津等府，均受水患，運到各州縣之引鹽多有淹沒?！盵5]208此時，引地食鹽被沖急需用鹽，而天津鹽坨地亦同樣被淹，本次“存坨鹽斤雨淋水浸蕩沒二萬六千余包，引地鹽斤既經被淹，自應趕緊筑運?！盵5]208但偏偏由于天津大水“坨地積水未消，不能筑包配運，抑且河流湍急，糧船貨載均皆停泊守候.鹽船亦難涉險挽運，”[5]208引地急需的鹽斤運不出去，而鹽坨的存鹽又在不斷流失，事關萬千百姓生計，干系眾大，以至于時任長蘆鹽政那蘇圖專門為此事向皇帝上奏懇請撫恤。[5]208

最后，大水威脅鹽區百姓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乾隆二年（1737）的水患使得：“軍民居住房屋，雖間有倒壞壓傷人口數名”[5]34而嘉慶六年（1801）的洪水造成的損失更大“行宮前挑筑堤埝汕刷滲漏，院內積水尺余，房屋墻垣間有坍塌……十八日自丑至午，大雨傾注，東南風緊，海河倒漾之水漫溢府城，南門、西門、關廂積水淹浸，居民奔避入城”，[5]208水災過后，窮苦百姓房屋被損、灶地被淹，缺乏生存必要的資料，同時，大災也會引起不易察覺的心理創傷，成為引起社會動蕩的因素。對于水患的預防和治理十分考驗朝廷的執政能力。

三、長蘆鹽區水患治理措施

通過借鑒歷史，結合當地實踐，清朝朝廷形成了災前預防、災時救災、災后善后等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救災流程。

由于氣候和地理等因素影響，長蘆鹽區是水患的高發區，為了預防水患，朝廷在此地修筑堤壩、加固灘池，加強防御，力求以多種手段有效抵御水患。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巡鹽御史莽鵠立上奏朝廷請求修筑堤壩以防水患。[3]402無獨有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夏長蘆鹽區多陰雨連綿，時任長蘆鹽政西寧為保護鹽坨內存鹽，使“民食根本”不至有“淋浸之虞。曾經預飭運司、運同及各大使轉飭商人、灶戶等加筑圈埝，設法防護，以期免致傷損?！盵5]121這類災前措施顯然是有效果的，據西寧奏報“六月十四、五、六等日連日大雨，河水漲發，溢出堤岸。天津鹽坨所有加筑圈埝，稍高之處均未被淹，其低處圈埝被水漫刷，鹽包間有淹損?！盵5]121在數日連續暴雨之下，雖然低洼處屯鹽有所損失，但正是由于提前做了諸多防災措施，保住了稍高處的存鹽，災前預防措施雖不能完全化解水災，但是可以減少經濟損失，降低水患帶來的危害。

在災害發生時，救災行動主要是在朝廷領導下，由朝廷官員發起和主導。主持長蘆鹽區救災工作的官員一般為長蘆鹽政，長蘆鹽政首要工作是核實災情，積極救災。一方面要及時撫恤災民，“設廠煮粥，以資口食”[5]208并將“無業貧灶與民一體撫恤，”[5]80此外，還需“于鹽政衙門備公款內動支，如房屋倒壞無處棲身乏食窮民，無親可倚，及壓斃大小人口無力殮埋者，酌量資助，”[5]34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使得受災災民得以妥善安置。同時，作為由皇帝任命的封疆大吏，長蘆鹽政還需要“逐一履勘被災情形”[5]250及時詳細地向皇帝稟告當地災情，使得皇帝可以對災情做出準確判斷，以便于發布緩征、蠲免等救災減災措施。

暴雨過后，長蘆鹽政一方面要積極設法消除積水，恢復生產。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水患中，長蘆鹽政西寧“一面委員會同各場員督令灶戶人等將灘池積水設法疏消修整完固，接續勘曬鹽斤”[5]122但是，灶戶多為窮苦人家，小民力量單薄，遇到天災無法自保。此時，朝廷一般會按照慣例采取多種措施設法幫助災民度過難關如：借給工本銀整修、應征錢糧蠲免、緩征等措施。

免除部分或者全部的賦稅是政府常用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救災手段之一。在乾隆朝，蠲免和緩征兩種手段均有使用，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嘉慶朝的救災措施中，朝廷均是將應征錢糧緩征，未再出現過蠲免，該現象也從側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國力的衰弱。

借給工本銀是長蘆鹽區災后幫助恢復生產的另一項基本措施，該措施在乾嘉朝共出現了9次。由于灶戶大多貧苦，水患后無力整修灘池等生產工具，而水患發生頻繁，由政府財政全額承擔顯然不可能，此時，由政府借給灶戶工本銀兩資助其整修工具，恢復生產，就成為一個折中措施，這筆借款，會分攤在以后的若干年份中，只需在政府規定的年限中還清。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借款對象僅為“貧乏灶戶無力自修者”，[5]250而對于有實力自行修整的灶戶，則是令其自行整修盡快恢復生產。借款對象按照貧困等級，分別給與不同的借款額度，如：嘉慶六年（1801）賑災“請照乾隆四十六年之例分為三等：稍有力之戶，每工借銀五兩;次無力之戶，每工借銀八兩;極無力之戶，每工借銀二十兩”[5]212所借銀兩分六年還清。

除了上述賑災措施外，修建神廟和對食鹽價格的短期上調也是應對災害的重要補充措施。

表2是根據《長蘆鹽法志》中記載的廟宇統計，從表2中可以看出，長蘆鹽區修建的神廟眾多，供奉的神仙多為海神、龍王，平浪侯等掌管海洋河道的水系神明，且廟宇的營建地點無一例外，都在河岸、河口處。除此之外，在各個鹽場中，還建有大量的神仙廟宇，如遭受水患沖擊最嚴重的豐財場除了上表中提起的海神廟和觀海臺，還建有“小圣廟、白衣閣、娘娘廟、三官廟、藥王廟、真武廟，比棟連甍”，[3]424僅豐財一場內興建了八座神廟。每當節日祭祀之時當地百姓都會舉行隆重的祭神活動以祈求風調雨順。當遭遇人力戰勝不了的大水患時，鹽政官員亦會前來上香祭祀，如在嘉慶六年（1801）的特大水患“水勢洶涌日增，橫溢漂沒”[3]410當時長蘆鹽政官員率領當地士民百姓祭祀天后宮“忽一晝夜，各處泛濫之水頓消落二尺許，以次順流而納軌。居民奠定，咸驚喜以為海之先期納水，實從來所未有，天后庇庥之力靈且速如此！”[3]410神廟作為勞動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種映射，反映了長蘆鹽區人民祈求水患消弭、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

此外，在損失過大的年份，朝廷還會適當調整食鹽價格，以減少水患造成的損失，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十六年（1772年）長蘆鹽區接連遭遇特大水患，在乾隆給內閣的諭旨中明確提及，由于上年長蘆鹽區災情嚴重、鹽坨被淹，“商等工本不無稍虧，既仍照常納課又不能與貧民一體沾恩，未免向隅?！盵5]130因此，將鹽價每斤加兩文錢，時限為一年，以表示皇帝體恤商戶，仁德之意。

綜上所述，水患具有突發性、不可抗性等特點，是對人類威脅最大、損失巨大的自然災害之一。清代長蘆鹽區采取多種手段積極防災抗災，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這些措施隨機性大，并未形成成熟的災害預報示警機制和上下聯動的成熟救災防災體系，且受限于生產力，救災手段和救災工具落后，救災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可以發揮的作用有限。

〔參 考 文 獻〕

[1]楊榮春.明清長蘆嚴鎮場考略[J].鹽業史研究，2014（02）：18-26.

[2]劉洪升.20世紀80年代以來長蘆鹽業史研究綜述[J].鹽業史研究，2012（03）：106-112.

[3]黃掌綸.長蘆鹽法志[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4]朱義明.清代山東耕地地畝種類辨析[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4）：51-63.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天津市長蘆鹽業總公司.清代長蘆鹽務檔案史料選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包 闊〕